袁偉時：保障公民權利是大國崛起的基礎

　　央視播出的電視片《大國崛起》引起廣泛反響，贊者如云，貶者也甚眾。如何看待這部片子的價值，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受訪時談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張學軍：袁先生好�？催^《大國崛起》嗎？

　　袁偉時：我沒有看電視，翻了一遍解說詞。

　　張學軍：我一直也沒有看電視，后來看到許多贊譽有加的評論，仍然沒有產生關注的興趣。直到看到一篇激烈批判《大國崛起》的文章，反而引發(fā)了去了解它的興趣。這篇批判文章是黎陽寫的，題目是《豈有此理大國崛起》，措辭激烈。但我看了這個片子后，總的感覺還是不錯的。

　　袁偉時：我的感覺也是這樣。對這部片子整體應予肯定，它是一個好的電視片。片子采訪了中外100多位研究有關歷史的學者，是學術與媒體合作的產物，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大體說清了世界上那些大國的興衰過程。

　　張學軍：感覺這部片子對歷史事實是比較尊重的，區(qū)別于那種肆意歪曲歷史的做法。

　　袁偉時：它對歷史事實進行了比較客觀的敘述，對歷史材料進行了還算恰當的取舍。通過對這些史實的敘述，把這些國家為什么興盛、為什么衰敗基本上講清楚了。這對中國人了解世界現代化的歷程是有幫助的。

　　這部片子的總策劃麥天樞說他們的創(chuàng)作意圖是希望建立歷史理性，一是讓中國人懂得“現代社會從哪里來，現代社會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
二是懂得妥協；
三是了解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的重要性。我想片子大體上達到了要求。

　　張學軍：任何一部作品肯定都不會是完美無缺的，從您學者的眼光來看，《大國崛起》這部片子有些什么不足之處呢？

　　袁偉時：我對它不滿意的地方，是有些問題談得比較片面。

　　第一，片子講到國家的統(tǒng)一、民族國家的形成，強調在這個過程中全國性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發(fā)揮了重要作用�，F代化必須伴隨著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的建立，這樣就要建立統(tǒng)一的國家，要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光講這一面是不夠甚至是危險的。還有不可或缺的一面是地方民主自治。忽略了地方民主自治的重要性，必然走向專制，危害國家發(fā)展。連清末到英國考察憲政的大臣都知道：“至其一國精神所在，雖在海軍之強盛，商業(yè)之經營，而其特色實在地方自治之完密”。（《清末籌備立憲史料》第11頁，中華書局）清末新政把推行地方自治列為預備立憲的基礎工作之一。地方能夠充分自治，正是一些國家能夠興盛起來非常重要的原因。西方一些國家從中世紀起，地方民主自治就是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重要制度；
公民自由權利得到保護，他們創(chuàng)業(yè)的積極性才會高漲起來；
這一點，對于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至關重要。實現地方民主自治，民主憲政才有基礎；
單純強調集中，權力沒有制衡，無法形成真正的現代國家。

　　第二，關于大國領袖的作用。領袖，我不太喜歡這個詞，嚴格或準確說來應該用政治家這個概念。政治家是重要的，在同等的歷史條件下，政治家的決策正確與否影響深遠。在美國歷史上，華盛頓本可以選擇做國王，他有充分的民意支持，但是他沒有那樣選擇，他選擇了維護民主憲政，而且及時隱退。在制度選擇上，政治家會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問題是需要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政治家做出這樣一種而不是那樣一種選擇？華盛頓之所以做出那樣的選擇，是和五月花號以降的西歐移民帶往美洲的憲政文明、自治文明分不開的。當時十三州是層層實行民主自治的。

　　張學軍：就是說，看似個人選擇的背后，實際上有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的、歷史的、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

　　袁偉時：對，政治家的選擇往往體現了某種制度和文化的積淀。不能再有意無意為領袖崇拜開路。中國或外國，有關的教訓太多了。領袖以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俯視眾生，渴望人們仰視；
政治家是公仆，不但與公民平等，而且必須謙卑，必須接受公民定期選擇和隨時隨地的嚴格監(jiān)督。

　　我對此片第三個不滿意的方面，是片子有較強烈的“富國強兵”的味道。富國強兵是許多國家長期的追求，要實現國強民富，后面需要正確的制度積累。沒有正確的制度做保障，光從發(fā)展經濟、發(fā)展科學技術上努力，可能走上危險的岔路，或是國富民窮，或是侵略、掠奪別國，屢見不鮮。片子對這個問題強調得很不夠。其實所謂九個大國中，三分之二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1．日本。片子強調它通過明治維新強盛起來了，卻對于其制度當中的嚴重缺陷缺乏深刻的揭露——有憲法沒有憲政；
軍隊不屬內閣管理，元老干政，國家的大政方針，由天皇御前會議決定；
推行忠君愛國的儒家道德；
專制制度和專制思想成了通向軍國主義、發(fā)動戰(zhàn)爭的基礎。不少亞洲和太平洋國家特別是中國受害很深。

　　2.德國。片子集中展示了德國統(tǒng)一的過程，但是它在統(tǒng)一之后沒有建立起民主憲政制度，這是希特勒、納粹能夠崛起的深層原因，片子對此缺乏深入分析。

　　3.俄國。從彼得大帝改革到蘇聯時期建立起來的體制，都存在嚴重的制度缺陷。彼得大帝及其繼承人把東正教變?yōu)樽约汗ы樀呐�仆，建立起一個專制的大帝國，始終不能成為領導歷史潮流的一流強國。片子歌頌斯大林時期經濟、軍事力量的飛速發(fā)展，沒有指出這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蘇聯只有74年的壽命不是偶然的。那里沒有民主憲政，公民的自由是寫在紙上的東西，最終給國家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一夜之間就垮掉了。這個最重要的因素片子卻回避了。

　　4． 法國花了70多年才鞏固了民主、共和制度。

　　5．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才民主化的。

　　最后一集《大道行思》，應該是分析大國崛起因素的點睛之筆，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憲政和保護公民的財產權、保護自由的重要性，這些是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最關鍵的因素，恰恰在這個地方回避掉了。這是這部片子最嚴重的弱點。

　　張學軍：您對《大國崛起》上述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但是我想，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如果制作者試圖向民眾傳達某種思想，他們能夠做到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了。

　　袁偉時：他們確實不容易，應該理解和體諒。所以我一開頭就說，這個片子應該總體肯定。挑毛病旨在打補丁。

　　張學軍：據介紹，此片創(chuàng)作的背景是2003年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體學習，那次的主題是15世紀以來世界上主要大國的發(fā)展經驗；
大致也是在那個時候，鄭必堅正宣傳其“和平崛起”理論，此片顯然是受此啟發(fā)而作。在這個意義上，這個片子可謂一件主旋律產品。

　　袁偉時：應該確立一個觀念：除了黨委和政府自己制作的宣傳品，都不代表官方。這個界限不劃清，創(chuàng)作自由就會落空。因此這部片子不能說是代表官方立場。不過，能夠在央視播出來，表明它與主旋律不是背道而馳的。

　　張學軍：但是“和平崛起”理論后來在國際上反響不好，比如李光耀就認為：你崛起了，就意味著別人比你矮一頭了，那么人家就面臨威脅了。所以這一理論無意中助長了早已存在的“中國威脅論”。因此，后來很長時間，“和平崛起”論銷聲匿跡了。而此片歷經三年制作之后播出，表明中國繼續(xù)懷抱不滅的大國夢。

　　很多人把《大國崛起》與《河殤》類比，無論是贊揚它的或者批判它的。您如何比較這兩個片子？

　　袁偉時：《大國崛起》比《河殤》差了一大截�！逗託憽诽岢隽嗽S多重要的思想，追尋歷史和文化根源很深。盡管如此，《大國崛起》還是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和素材。在這個片子里出鏡的，大都是對歷史真正有研究的學者。順便說說，崛起或發(fā)展純屬字面之爭，沒有多大意思，重要的是你選擇什么道路。

　　張學軍：雖然《大國崛起》所論都是中國之外的國家，而且似乎刻意避免涉及中國，但是正如中央電視臺臺長趙化勇所說，此片的意圖就在于為中國崛起提供借鑒。那么，現在撇開這部片子，單論中國有無必要崛起？如有必要，那么有無可能崛起？如有可能，那么將會以什么方式崛起？

　　袁偉時：中國經過許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fā)展迅速，國力今非昔比。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自由是一條重要經驗。中國經濟開始騰飛，就是因為擴大了經濟自由；
如果沒有這一條，經濟發(fā)展就會落空。擴大經濟自由的改革是從農村搞起的，然后轉向城市。中國要進一步崛起，根本的問題在于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人類在前進，現在已經不是殖民時代，世界各國實現共贏是可能的。但是，從世界范圍看，存在各國發(fā)展快慢不同的對比態(tài)勢，世界格局將隨之逐步調整，彼此互相適應要有一個過程。各國發(fā)展的快慢，決定于誰的制度更具先進性——誰能更好保障公民的自由。比如印度常被用來作為民主國家發(fā)展不好的例子，印度執(zhí)政的國大黨推行他們所謂的社會主義，剝奪公民的經濟自由，壟斷之下，貪腐盛行，市場經濟和權力相結合的結果是國家發(fā)展受損，直到90年代初才驚醒，改革推動發(fā)展，令人刮目相看。當今世界范圍的競爭，對各國來說是有好處的，競爭的效果暴露了不同國家內部制度的弊端大小和改革的進程快慢。

　　對于中國而言，經濟改革進行到今天，政治改革變得十分迫切。在制度改革和建設上，無需陳義過高，只要能夠切實履行我國政府對于國際社會的那些承諾就好：經濟上遵守WTO的規(guī)則，政治上遵守我們簽了字的一系列國際公約，比如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些規(guī)則和公約是現代文明的結晶，是用難以數計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按照這些標準來改革，就是和平發(fā)展或和平崛起的康莊大道。

　　張學軍：電視是重要的傳播媒體，學術與電視合作會有利于思想的廣泛傳播。《河殤》曾經影響了一代大學生，至今常常被人提起�！洞髧�崛起》這個片子應該也能起到一些思想啟蒙的作用。

　　袁偉時：知識分子是生產思想的，而思想的影響往往是長遠的。過去梁啟超、魯迅力主改造國民性，后來有些人似乎沒有全面理解他們的主張的內涵，從而反對他們的主張。其實，所謂國民性不過是當時的主流思想文化狀態(tài)；
所謂改造國民性無非是推動思想文化變革，不是洪水猛獸。如果改造國民性是強迫進行的，那當然是錯誤的；
但是先驅們提出的是改變民眾的思想觀念，去除那種深入骨髓的奴隸意識，這是知識分子應當自覺擔當的歷史責任。現在沒有必要再提改造國民性的口號，可是應該理解先驅們的苦心和歷史功勛。

　　我贊成努力推動思想文化變革，堅持啟蒙，開民智，特別是開官智。官員是國民的一部分，“開官智”與“開民智”有著密切的關系。過去毛澤東講“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其實更重要和最困難的是教育官員。傳統(tǒng)的和新興的傳媒，大學和其他教育、研究機構，有責任有義務推動思想的更新和傳播。《大國崛起》所以值得稱許，就在于體現了傳媒和學者牽手，致力于觀念更新。

　　張學軍：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現在有一種現象，一些人熱衷做“帝王師”，大概還在沿襲過去康有為的思路。您如何看待他們？

　　袁偉時：向政府官員直至向國家最高領導人提出建議或批評，這是公民權利，無可厚非。關鍵在于，他是以獨立知識分子的姿態(tài)去提呢，還是以恭順的姿態(tài)去討好權力。這兩種姿態(tài)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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