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當前中國思想爭論

　　柏生群（以下簡稱“柏”）：你很關心當代中國思潮的變化和爭嗚，請問最近有什么新的觀察和看法？

　　徐友漁（以下簡稱“徐”）：中國正處在向現(xiàn)代化轉型的時期，新舊矛盾交織，各種問題層出不窮。兩三年前就和朋友爭論這個問題：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主要問題是什么，是舊問題，還是新問題？我的回答是，新舊矛盾和問題并存，都不可忽視。我現(xiàn)在更確認這個判斷了。

　　所謂舊問題，指自改革、開放以來就存在，并延續(xù)至今的改革與保守的矛盾，也就是極左思潮還有多大影響和市場，中國退回到高度指令性經(jīng)濟、運動不斷的舊體制的可能性有多大的問題。所謂新問題，就是許多文化人從90年代初開始一下子痛切感受到的拜金主義盛行，平庸的大眾文化流行等所謂現(xiàn)代化的負面作用。有人認為市場經(jīng)濟帶來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也有人認為問題的性質屬于工業(yè)化和資本主義產生的異化。

　　有人對左傾流毒高度警惕，對“反右”、“文革”的悲劇記憶猶新，他們認為，思想解放運動只是開了個頭，就一波三折，遠未完成，改革開放充滿艱難險阻，倒退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他們不明白，為什么現(xiàn)代化才剛邁開步，就有一些年輕學人大談現(xiàn)代化的負面作用，這豈不是要分散反左、反守舊、反封建余毒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有人認為左傾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名存實亡，知識分子應該對社會轉型期的新動向、新問題有足夠的敏感，再把注意力放在反左防左，與舊的阻力作斗爭方面，就是落伍與失職。我認為，分歧在于對中國的現(xiàn)實、中國的國情的體悟與把握。我認為，舊思想、舊習慣、舊勢力還相當有力，阻力還很大。最近出的一批暢銷書也證明了這一點，比如《交鋒》一書記錄了上層的、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斗爭，而《大國寡民》、《千年沉重》則顯示了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前現(xiàn)代化的守舊力量是多么強大和頑固。

　　不過，我想指出，以一元化的反左標準和心態(tài)對待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和思想文化觀點，凡事只問一個‘革”與“保”，確實是落后于形勢。如是，對許多問題的觀察和解答就會不得要領。改革越發(fā)展和深入，價值論和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越來越淡化，實際利益的調整和分配問題就越來越突出。由于有權錢交易、化公為私的可能，以前最守舊的人現(xiàn)在可以變得最主張改革，關鍵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要什么樣的改革。改革和現(xiàn)代化，確實有一個方向問題，在這種意義上，我認為戰(zhàn)勝極左和守舊，并非萬事大吉，還有一個方向與目的的問題。說到底，現(xiàn)代化并不是目的本身，最根本的還是人，是人通過現(xiàn)代化過上什么樣的生活，不但包括物質生活，還有精神生活。如果說，以前單純?yōu)榱朔e累，為了經(jīng)濟計劃指標的完成，不惜人的犧牲，是不對的，那么，現(xiàn)在若主張可以不計一切代價只為了能夠建立市場經(jīng)濟，它也是不可取的。

　　柏：最近有本書《現(xiàn)代化的陷阱》很受歡迎，但也有不少人不明白書中談的問題屬于舊問題還是新問題，你怎么看？

　　徐：這本書受到廣泛注意和歡迎是自然的，因為它把人們痛切感受到的東西作了翔實、有條理的描述和理性的分析，它對改革過程中種種不公正的、丑惡腐朽的東西作了深人的、無情的揭露。這本書充分證明，轉型期的問題，新舊兩種類型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你看，書中談到的“圈地運動”、“尋租活動”、“黑白合流”等等，都是轉軌時期的特有現(xiàn)象，舊體制的弊病不直接表現(xiàn)在這些方面。但是，說到底，這類新型問題的根子還是在舊體制。權力至上，權力可以干涉和支配經(jīng)濟活動，正是舊體制的主要問題。書中揭露的種種丑惡和腐敗，固然發(fā)生在指令性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化期間，但它們與市場經(jīng)濟并無必然聯(lián)系。解決的辦法決不是不要市場經(jīng)濟，而是要徹底改造舊體制，打破權力的壟斷地位。

　　有些讀者未能把握作者的思路，認為既然人欲橫流，貪污腐敗盛行，那還不如像以前一樣，采用計劃經(jīng)濟的手段斷了某些人發(fā)不義之財?shù)穆纷�。有的人更偏激地主張，既然有那么多人巧取豪奪，那么下一步總會來一個“打土豪、分田地”。我知道，作者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而是主張既要堅持改革，又要堅持社會公正，解決的辦法只能是政治體制改革與經(jīng)濟體制改革并舉，因此作者在書的導論中就主張要有一門“轉軌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學”。當然，從現(xiàn)在的反應看，也許作者還應該把這層意思說得更明確、更充分一些。

　　柏：現(xiàn)在學術界有人談論社群主義，這好像是一種西方的最新學理，它的大致內容是什么，與中國的實際問題有什么關系？

　　徐：社群主義是西方自80年代以來較為引人注目的政治哲學思潮，它代表了在多元文化主義背景下向西方自由主義主流的挑戰(zhàn)。粗略地說，它把價值的基點和標準放在具有共同特征的群體上，比如一個民族、一個市鎮(zhèn)的人，或具有同一宗教信仰，講同一種語言，具有相同的傳統(tǒng)和習慣的人，甚至同一性別的人。它強調的是范圍有限的整體，反對把價值最終歸屬于個體，同時又反對價值準則的普遍性。它特別重視傳統(tǒng)和某個群體的文化獨特性，否認某些價值準則，比如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的跨民族、跨文化、超越歷史階段的普遍有效性。

　　了解和研究這種政治哲學當然是必要的、有益的。中國人也喜歡結合中國的現(xiàn)實運用和傳播西方的最新學理，比如有臺灣學者參考和援引查爾斯·泰勒的社群主義觀點，思考對他們來說極其重要的關于國家認同、民族主義和憲政民主問題。我所關注的是，中國內地的學者中，有人談社群主義是獨獨看中了它的反自由主義特征，在引介時暗含的潛臺詞是：自由主義的原理被社群主義否定了，現(xiàn)在在西方都不靈了，在中國更不靈。

　　我認為，在中國的經(jīng)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中，西方自由主義學說中的某些積極成分對我們有參考和借鑒價值，比如重視市場調節(jié)和價值規(guī)律，反對人治、提倡法治，反對一元化的、高度集中和不受限制的權力，而提倡權力之間適當?shù)闹萍s與平衡，針對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抹殺個人權利的嚴重弊端，提倡個人的價值、尊嚴、權利，等等。有人不過是借社群主義者之口說，上述原理和價值并沒有普遍意義。

　　我認為，社群主義的核心是文化相對主義。我比較認可自啟蒙運動以來一直得到公認的觀念：從個人權利出發(fā)，以理性態(tài)度建構的價值，大致是不會錯的。如果個人權利無足輕重，如果理性標準不算數(shù)，那么一個邪教團體的宗旨就和別的社團沒有區(qū)別，其內部成員受欺騙和凌辱，法律也不能干涉。文化相對主義是目前美國一些大學中校園政治文化的表現(xiàn)，不同膚色、國別，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以及大批激進女性涌入校園，他們中有人抗拒歷來公認的經(jīng)典，大聲嚷嚷“我們的聲音在哪里？”這種文化相對主義思潮很活躍，但并未在西方社會占主流，我國的引介者應力求避免以偏概全和追趕時髦的毛病，切勿被杯水風波弄暈了頭。最近出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叫《偉大的書》，對美國校園的政治文化和心態(tài)有很好的說明，作者在經(jīng)歷了文化相對主義辯論之后得到的結論是：誠然，不存在絕對的標準，但這決不等于沒有任何標準。

　　柏：文化相對主義除了導致文化欣賞上的對立，對于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有無實際關系？

　　徐：有很大的關系。鴉片戰(zhàn)爭以來歷朝歷代的守舊派都認為，中國有固有的文化傳統(tǒng)與國情，西方物質進步標準、科學、民主等等，都不適合于中國。當前引起爭議的話題之一，是一些法律文化的研究者以類似于后現(xiàn)代主義、社群主義的新式話語，批判現(xiàn)代法治理念中的普適主義和本質主義。他們強調，現(xiàn)代法律沒有資格自稱為“大寫的真理”，就其調節(jié)鄉(xiāng)土中國普通群眾的人際關系和利益而言，它往往是笨拙的、不盡情理的、脆弱和無效的。

　　最常舉的例子是《秋菊打官司》這部電影。秋菊的男人被村長踢傷了，她認為村長可以打自己的男人，但不能打得那么厲害，太過分了，就應該賠禮道歉，為了這一點公正和做人的尊嚴，秋菊堅持不懈地逐級上告，要討一個“說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村長救了秋菊母子的命，秋菊的怨恨變?yōu)楦屑�時，遲鈍不靈的法律機器不合時宜地發(fā)動了，民警抓走了村長。有的論者據(jù)此認為，秋菊本來只想讓村長道歉，而結果是村長被抓，這既不合她的本意，又使她在鄉(xiāng)親中顯得輸了理，這說明法律的干預使簡單的事情變復雜了，而且很不近情理。有人以尊重本土文化資源為理由認為：“國家法律的現(xiàn)代化過分強調了與國際‘接軌’，而在運作中壓制了民間法及其他傳統(tǒng)規(guī)范（道德、習俗、宗教和行業(yè)倫理等）的成長，忽視了這些非正式法律和規(guī)范曾長期有效地調整著的那些社會關系。結果正如《秋菊打官司》描繪的，正式法律的干預破壞了社區(qū)中人們傳統(tǒng)上形成的默契和預期。”

　　我認為，對那些在落后閉塞的鄉(xiāng)土“長期有效地調整人際關系”的鄉(xiāng)規(guī)民約，應當有一種合理的價值判斷。秋菊如果不打官司，村長決不會認錯，對村民想罵便罵、想打便打；
在大邱莊，禹作敏的話就是王法，抓人、打人，甚至打死人，都不犯法；
在烽火村，可以用硫酸澆面毀容。如果沒有個別人的反抗，如果沒有國家法律的干預，這些大大小小的土圍子倒是可以一統(tǒng)天下，上下各得其所，但這種“長期有效”不符合現(xiàn)代文明的標準，那里的秩序決不能被說成是伊甸園。法律和陋習的沖突，固然是理想與現(xiàn)實的沖突，提醒我們要有耐性與技巧，不可在一夜之間破舊立新，但這種沖突也是理性、進步與愚昧、落后的沖突，法學家不能認為現(xiàn)實的就是合理的，在新舊矛盾激蕩之際站在舊事物一邊。

　　另外應當指出，蔑視現(xiàn)代法律的人實際上有一個隱藏著的“盡善盡美”預設：現(xiàn)代法律在某些情況下總會暴露出繁瑣、機械、不太盡情理的缺陷，而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習俗會顯得簡捷和有人情味，于是張揚后者而貶斥前者。其實，采納和推行現(xiàn)代法治理念決不是因為它毫無缺點，而是就總體而言，相對于其他可代替的辦法，它是缺陷最少的。邱吉爾曾說過，現(xiàn)代民主制并不是最好的，而是比較而言是不壞的。對于民主、科學、市場經(jīng)濟、理性思維方式，都可以這么看。文化相對主義者要么是否認在觀念、制度上有高下優(yōu)劣之分，要么是抓住自己的、傳統(tǒng)的東西的某一“長處”否認異己的、人類文明中得到普遍承認的東西，這只能導致固步自封，不思學習和進取。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 爭論 思想 徐友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