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良：“釘子戶”把什么釘上了中國歷史？

　　前幾日，重慶歌樂山下一面迎風招展的巨大五星紅旗吸引了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目光，在屋基周圍已經被挖成20多米深巨坑的一座岌岌可危的破舊房屋屋頂上，房屋男主人鐵塔般高擎一面能夠遮蔽天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女主人手捧一部中華民族共和國憲法，他們在用國旗和憲法捍衛(wèi)那已被挖掉屋基隨時都會倒塌的祖?zhèn)鞣课�，他們就是被稱為“最牛釘子戶”的楊武、吳蘋夫婦。未來的歷史或許會忘記當今所有的風流人物，卻絕不會忘記“釘子戶”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名詞，這個名詞代表著人類編年史上最野蠻的一段“房吃人”的歷史。

　　幾天來和許多人一樣在關注著對這件事情的報道，卻發(fā)現有關“最牛釘子戶”的報道突然銷聲匿跡、從所有媒體上消失了。相信在實行胡溫新政的今天，事情最終肯定不再會是悲劇結局，禁止報道恐怕也是旨在防止人們對“釘子戶現象”的探究、思考和聯想，因為“釘子戶”釘在歷史上的鐵與火、血與淚真是太多太多了，“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在中國老百姓的全部悲劇中，恐怕再也沒有比房屋拆遷的悲劇更加讓人悲憤難平了，“釘子戶”把有可能讓未來歷史學家百思難解的一系列問題的答案，都牢牢地釘在了歷史上。

　　一，把財富暴增和貧困加劇的根源釘在了歷史上

　　財富暴增和貧困加劇，是當今中國社會一個獨特的矛盾現象。

　　一方面是讓整個世界目瞪口呆的財富暴增。中國經濟增長世界第一，豪華大廈的崛起世界第一，豪華轎車的消費世界第一，政府大樓的豪華程度超越所有西方發(fā)達國家世界第一，財富暴增更是世界第一，各種浮出市面的財富粗略一算就超過一百萬億：全國160多億平米的房屋，按最低市價也超過50萬億，全國金融資產60萬億，國有企業(yè)資產20萬億，股市10多萬億，再加上政府和事業(yè)單位的非經營性資產至少10萬億，還有遠遠超過國有企業(yè)的民營企業(yè)的資產等，中國暴增出來的財富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所以中國官員才能周游世界，中國富豪才能縱橫天下。

　　可是另一方面，中國工資占GDP比重卻是世界倒數第一，教育投入比重世界倒數第二，醫(yī)療排名世界倒數第四，工資收入不僅相對下降，甚至絕對下降，世界銀行統計中國有10%的最窮人口就是收入絕對下降，老百姓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如果按照收入對學費、醫(yī)藥費、房價和撫養(yǎng)后代的承受能力來計算，無論共和國歷史上縱向比還是世界橫向比，現在的中國老百姓都是最窮的，一則媒體報道中說，有的地方婦女賣淫價格低到了5元錢，可見百姓已經窮到了何等程度。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社會急劇暴增的億萬財富是哪里來的？在財富暴增過程中億萬百姓又是為什么貧窮？為什么所有經濟崛起國家的老百姓都越來越富裕，唯獨中國老百姓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卻越來越貧困？

　　“釘子戶”回答了這個問題：城市拆遷和農村圈地把老百姓的巨額財富轉移到了國家和開發(fā)商手中。

　　什么叫“釘子戶”？“釘子戶”是多年來暴力拆遷形成的概念，把那些拒絕搬遷的老百姓稱為“釘子戶”，然后動用武警、公安、法院，有的地方甚至使用黑社會等暴力手段加以解決。為什么拒絕搬遷？因為不按照市場價補償，為什么不按照市場價補償？因為這樣才能實現地方政府和開發(fā)商的利益最大化，這是主流經濟學家宣傳的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于是形成了暴力定價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運用國家機器的暴力工具，低價拆遷百姓房屋和圈占土地，然后變成高價商品房出售，其間懸殊差價形成的巨額財富，便轉移到地方政府和開發(fā)商手中。當然，如果僅僅是轉移到地方政府和開發(fā)商手中，我們的地方官員是不可能動用暴力為開發(fā)商服務的，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入了地方官員個人手中，卻還堂而皇之地打著什么“公共利益”的旗號。這就是我們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特別熱衷于城市改造的原因。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城市改造都是政府花錢，政府、開發(fā)商和拆遷戶的關系，是完全的市場買賣關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強買強賣，所以其它國家的城市改造都比較緩慢，唯獨中國的城市改造不僅政府不花錢，反倒成為有史以來聞所未聞的最大暴利產業(yè)。

　　只是中國房地產的暴利并非是來自壟斷，而是運用國家力量剝奪的老百姓財產，如果沒有這種暴力掠奪，中國老百姓也會像其它任何經濟崛起國家一樣富裕起來的。無論是西方發(fā)達國家還是新興工業(yè)國家，世界所有國家在經濟崛起過程中，老百姓的財富都是來自于三個方面：一是工資增長帶來的財富，二是住房和土地增殖帶來的財富，三是預期收益對未來財富的透支。其中后兩項的數額遠遠大于工資增長帶來的財富。這些年我國城市拆遷建造的房屋面積超過百億平米，按照每平米差價轉移財產2千元計算，就高達20萬億，相當于全國工資的10倍，還有圈占土地至少超過1．5億畝，在胡溫新政之前，每畝補償費只有3萬元，按照最低20萬元市價計算，也有30萬億，如果這幾十萬億分攤到房屋和土地搬遷戶頭上，至少這部分人已經實現了共同富裕。

　　房屋拆遷和圈地不僅把老百姓增殖的財富轉移到地方政府和開發(fā)商手中，然后還要把拆遷的房屋加層翻新后，再以數倍的高價賣給老百姓，老百姓買不起就只能高息貸款，不死不休地一輩子還款做“房奴”。按照這種模式發(fā)展下去，別說老百姓享受不到經濟發(fā)展的成果，甚至經濟越發(fā)展老百姓就越倒霉。這就是當胡錦濤主席提出“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發(fā)展成果”，溫家寶總理提出“要讓城鄉(xiāng)百姓特別是困難群眾都能享受到公共財政的陽光”時，中外輿論反響那么熱烈，老百姓那么擁護的實際原因。

　　二，把國有企業(yè)和官辦公司的不同性質釘在了歷史上

　　“釘子戶”最石破天驚的，就是釘出了國有企業(yè)和官辦公司的不同性質。

　　人們觀察釘子戶的對立面就會發(fā)現，拼命拔釘子戶的大都是國有企業(yè)和地方政府官員，這就讓人產生了一個疑問，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說法，國有企業(yè)的領導人是風險偏好和利益動力最低的一個群體，正是以此為理由開始了私有化改革，最終把全國30多萬中小國有企業(yè)和上百萬個集體企業(yè)全部瓜分干凈，可是現在他們?yōu)槭裁磿�不惜冒險拔釘子戶，要知道，對于國有企業(yè)和地方政府官員來講，恐怕再沒有任何事情比拔釘子戶風險更大了，既要冒可能鬧出事端丟官位的風險，又要冒釘子戶被逼拼命的風險，他們?yōu)槭裁磿�為國有企業(yè)而甘冒如此巨大的個人風險？

　　不僅國有企業(yè)管理者的行為越來越讓人百思難解，再看國有企業(yè)本身的行為更加讓人難以理解，國有企業(yè)本來是為全國人民服務的企業(yè)，可現實卻是恰恰相反：扒老百姓房子，圈占農民土地，強迫工人下崗，經理上千萬年薪，公路設卡收費，超過發(fā)達國家?guī)资�倍甚至上百倍的通訊收費，把老百姓逼上絕路的高價學費高價醫(yī)藥費、還有不斷漲價的水電煤氣等等，所有這些如同洪水猛獸般的利益掃蕩，幾乎把老百姓每一分錢都搜刮而去，將中國老百姓牢牢釘死在貧困的絕境中。這哪還有一丁點兒國有企業(yè)的影子？可它的的確確注冊的是國有企業(yè)！這也是中國右派瓜分國有企業(yè)能夠獲得一部分人支持，中國左派捍衛(wèi)國有企業(yè)一部分人不理解的原因所在。

　　自從國有企業(yè)產生以來，全世界的國有企業(yè)都不是這樣，不僅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yè)不是這樣，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yè)也不是這樣，為什么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有企業(yè)就是這樣？

　　重慶“最牛釘子戶”飄揚的五星紅旗告訴了我們：那個率領武警、開著推土機、拿著法院判決書前來浩浩蕩蕩扒房子的，已經不再是國有企業(yè)，而是官辦公司。

　　雖然國有企業(yè)和官辦公司表面上看完全一樣，都是注冊為國家所有，但是兩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經濟形式。

　　就經濟性質來說，國有企業(yè)是全民所有制企業(yè)，屬于公有制性質；
官辦公司是官僚集團占有制企業(yè)，屬于私有制性質。官辦公司和私營公司不過是私有制經濟的兩種基本形式：前者是集團占有，屬于官僚資本；
后者是私人占有，屬于私人資本；
兩者私人占有的經濟性質完全相同。只是和私人占有制相比，集團占有制的最大特點，就是窮奢極欲的大肆揮霍，所以才會出現最近法國機場那一幕：一個中國游客十分隨意的就打開了一瓶價值20多萬、據說連拿破侖都沒有喝到的紅酒，把周圍見多識廣的法國人驚的目瞪口呆。中國強勢集團之所以能夠天天高唱“今天是個好日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通過所謂國企改革，把國有企業(yè)變成了官辦公司。

　　就歷史作用來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yè)是為國家服務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yè)是為老百姓服務的，惟獨官辦公司是官僚集團服務的。為國家為百姓服務，決定了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國有企業(yè)，都是采取“瘦”自己“肥”天下的虧損經營方法。對比我國以前的國有企業(yè)和現在的官辦公司最為明顯。以往我們的國有企業(yè)是企業(yè)辦社會，承擔了住房、醫(yī)療、養(yǎng)老和教育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并且實行終身工作制，通過工作、福利和保障的一體化，讓全體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yè)�，F在的官辦公司則完全顛倒過來，用企業(yè)吃社會取代了以前的企業(yè)辦社會，打著經營城市的幌子吃老百姓的房屋，打著開發(fā)區(qū)的幌子吃老百姓的土地，打著市場經濟的幌子吃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產業(yè)，甚至連名山大川等自然資源也變成了吃老百姓的招牌，以至與干脆拾起了以往的黑道勾當，“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边@種攔路收費的黑道勾當已經成為今天官辦公司的第二銀行，公路收費站錢多到了需要鋪設地下輸錢管道的程度。說是花錢修路就要收費，試問，古往今來，哪朝哪代的路不是人修的？又有哪朝哪代有過攔路收費的？中學生都知道秦始皇搞了“書同文，車同軌”，修通了天下道路，可就是這個被知識精英天天罵作暴君的秦始皇，都沒有在全國設置收費站。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把人民的愛國主義、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都綁架為榨取錢財的手段，去年親戚家?guī)讉�孩子來北京參觀革命軍事博物館，每人20元的門票剝奪了孩子一頓豐盛的晚餐，撰著20元的門票你又怎樣給孩子們解釋那無數革命先烈是為什么而犧牲。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都沒有市場化到國家先烈頭上，難道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把革命先烈也納入市場經營對象？

　　對比國有企業(yè)和官辦公司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都采用價格手段實現財富的再分配，只是方向完全相反。國有企業(yè)采用價格倒掛的辦法維護了全體人民特別是底層人民的利益，官辦公司則是通過低價進高價出的價格大網，把整個社會的財富集中起來，然后集中噴射到極少數精英和權貴手中，成為典型的財富噴槍。隨著官辦公司壟斷了民生行業(yè)以后，漲價幾乎已成為官辦公司唯一的經營方法，并且所有的漲價都大言不慚地聲稱“沒有超出群眾可承受的范圍”，可見，只要不超過老百姓承受能力，價格就會永無休止的漲下去，用主流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打到美國的電話費比美國打到中國要高出數百倍的原因。大家可以想一想，以老百姓“可承受，不造反”為底線的漲價原則，莫說GDP增長10%，即便是增長100%甚至1000%，老百姓也是永遠不可能富裕起來的。況且這種漲價原則雖然沒有突破老百姓造反的底線，卻已經突破了現代政治倫理的底線，試想一下，如果強盜流氓也遵循這個邏輯，只要不超出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圍就可以隨意搶劫強奸，社會將變成何種狀況？

　　國有企業(yè)和官辦公司財富再分配的不同作用，使國有企業(yè)成為改革犧牲的對象，并且在國有企業(yè)的尸骨上成長起了官辦公司。重慶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九十年代曾經有兩個以賣光國有企業(yè)而名震天下的英雄人物，山東的“陳賣光”和重慶的“簫賣光”，其實準確的說不是“賣光”而是“送光”，因為賣是要收錢的，而當時的國有企業(yè)（包括集體企業(yè)）完全是白送，重慶不僅是白送，還有豐厚的稅收、金融等陪嫁。按說國有企業(yè)賣光以后，重慶就只有依靠民營經濟了，事實正相反，舊的國有企業(yè)賣光后，新的國有企業(yè)官辦公司迅速崛起，按照《第一財經日報》采訪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的數據，重慶國有企業(yè)資產3年暴增2倍半，年均增長速度超過83%，創(chuàng)造了世界經濟發(fā)展史上的奇跡！其間，恰恰是重慶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拆遷時期。

　　如果說國有企業(yè)是為民造福的生產性集團，那么官辦公司則是與民爭利的寄生性集團�，F在人們才明白，被精英集團批判了數十年妖魔化數十年并由此判處了國有企業(yè)死刑的價格倒掛現象，恰恰是世界各國國有企業(yè)為民造福的成功經驗，如新加坡的住房就是采取價格倒掛，先根據人們收入確定住房價格，然后再扣除建筑成本和開發(fā)商利潤，剩下的就是土地價格，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住房便宜的原因。讓中國人無比悲哀的是，資本主義國家這種讓利與民的價格倒掛現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恰恰是中國改革的對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波就是從改革價格倒掛開始的，由此把中國國有企業(yè)送上了不歸路，同時也把體現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和現代人類文明成果的所有社會福利保障制度送上了不歸路。

　　三，把兩條精英走狗釘在了歷史上

　　中國權貴資本養(yǎng)了兩條走狗，一條是主流經濟學家，另一條是法學精英。這兩條走狗各為其主子縫制了一面搶劫的旗幟，主流經濟學家的搶劫旗幟上寫的是市場經濟，法學精英的搶劫旗幟上寫的是法制社會。這兩面旗幟都漂亮的無懈可擊，可是卻被“釘子戶”給撕破了，破碎成一縷縷散發(fā)著惡臭的尿布。讓所有世人都看到了，他們所謂的市場經濟就是強買強賣，他們所謂的法制社會就是暴力拆遷。雖然釘子戶最終難以釘住自己的房屋和財產，但是他們卻把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這兩條人類歷史最無恥最卑賤最骯臟最邪惡的權貴走狗死死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

　　按理說，《物權法》剛剛通過，即便是裝樣子，那些法學精英們也應該對釘子戶表示些許同情，可是令人吃驚的是包括《物權法》起草小組組長在內的鼓吹此法的全體法學家，都異口同聲地一致擁護對釘子戶進行強制拆遷，全然不加任何掩飾的露出了猙獰面目。在此之前，他們天天高喊《物權法》的作用就是保護老百姓財產，聲稱有了《物權法》，老百姓的房屋就能實現“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可現在別說什么國王了，連小小的開發(fā)商都可以隨便進隨便扒。這件事情最典型不過的說明了精英立法的本質，就是對上約束中央政府，對下約束普通百姓，擺脫來自中央政府和社會民眾的雙重約束，實現精英集團的獨裁統治，所以才會出現“國王不能進，開發(fā)商卻能進”的法制狀況，其實也不是國王都不能進，開發(fā)商都能進，而是看進誰的房屋，他們自己的房屋是國王都不能進，老百姓的房屋則隨便什么人都能進。

　　問題還不在于他們一致擁護強行拆遷釘子戶的房屋，更讓人憤怒的是他們那種惡狠狠的態(tài)度，當那位“最牛釘子戶”說明拆遷并不涉及公共利益時，那些起草《物權法》的法學精英們居然厲聲怒斥：“他說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公共利益了？”既然釘子戶說了不算，那就只能是開發(fā)商說了算，于是開發(fā)商便成為公共利益的唯一認定者和唯一代表。一個人做什么是由利益決定的，怎么做則是由品質決定的。相對于受過西方文化訓練、喜歡模仿西洋紳士的主流經濟學家，當下這些法學精英則完全是一幫渾身充滿匪氣的赤裸裸的流氓，完全拋棄了最起碼的理論偽裝。就拿所謂的公共利益來說，今天的拆遷是不是公共利益決定的，借用那句著名的小品語言來說：“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3月27日媒體剛剛披露了國家審計署的公告，其中就揭露出重慶一段投資2813萬元的高速公路，居然有70%的資金被各個環(huán)節(jié)抽進了私人腰包，最終用于公路建設的資金不到30%，遠遠超過社會流傳的建設項目15%的回扣�？梢哉f，關于強行拆遷的動機問題，恐怕只有初來乍到地球的外星人，才會認為強行拆遷是公共利益決定的，作為生活在地球上的法學精英，居然會不知道地球上發(fā)生的事情，是真的無知還是太過無恥？

　　法學精英在釘子戶問題上的卑劣表演，讓人又想起了2003年震驚天下的黑道霸主劉涌案。殘害百姓為禍一方的黑道霸主劉涌被當地法院判處死刑，中國法學界眾多精英聞風而動，聯袂出庭，龐大的律師團幾乎囊裹了法學界頂尖學者，結果硬是推翻了擁有億萬財富、血案如山的主犯劉涌的死刑判決，而把家里沒錢的幾個從犯押赴刑場執(zhí)行了槍決。事后，中國法學精英歡呼雀躍，聲稱這是“捍衛(wèi)人權”的偉大勝利，是“司法獨立”的偉大勝利，如果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及時干預，否決了這一所謂“司法獨立”的判決，這一饒恕主犯槍斃從犯的司法鬧劇肯定會列入世界吉尼斯大全，成為人類司法史上永恒的恥辱。司法獨立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成果，它有兩個根本前提，就是公眾立法、公眾判決，法律條文由公眾來確立，有罪無罪由陪審團來判決。沒有這兩個前提，司法獨立將變成法學家和司法人員隨意殘害百姓的作惡工具。大家可以想一下，現在包括法學精英在內的司法系統有黨委、政府、人大和政協等那么多力量管著，一些人尚且能夠胡作非為，劉涌那樣的死刑案都能隨意推翻，一旦解除約束實行司法獨立。老百姓還能有絲毫活路？

　　在以往的改革中，主流經濟學家打著市場經濟的招牌，把老百姓的福利和財產剝奪的干干凈凈，不僅把現在剝奪的干干凈凈，并且通過住房分期付款把老百姓未來的財產也透支的干干凈凈�，F在主流經濟學家完成了歷史人物，縮回到了其主子賞賜的豪華狗窩，去盡情享受恐怕三代都享受不完的巨額財富，就在上個星期，一位主流經濟學家的個人股票上市，當天就賺取了六個多億，和劉涌案發(fā)時的財富大體相當，其他許許多多主流經濟學家也都獲得了畢生都揮霍不盡的相應份額，可以功德圓滿的閉關清修了。現在該輪到法學精英上場了，他們揮舞的招牌叫“民主政治”，只是他們民主政治的范圍十分清楚，只包括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是精英內部的三角制衡，這種三角制衡是為劉涌等擁有億萬資產的黑道霸主服務的，至于老百姓，不僅不包括在所謂民主政治范圍之內，相反是這種鐵三角聯合專政的對象，看看現在釘子戶的境遇就知道了，連地方政府都容忍釘子戶存在了兩年，可是法學精英一出場就強烈要求對釘子戶采取強制措施，實行專政。套用當年蔣介石針對桂系軍閥說的那句話現在十分準確：“共產黨只是想要我的錢，而李宗仁他們是既要我的錢，又要我的命”，主流經濟學家就是只要老百姓的錢，而法學精英則是既要老百姓的錢又要老百姓的命。

　　中國老百姓要想保住自己的錢和保住自己的命，只有走大眾政治的道路，用大眾民主取代集團民主，并通過大眾政治制度恢復國有企業(yè)的全民性質，除此絕沒有第二條和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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