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清華初期的學生生活

　　十九世紀末年與二十世紀最初幾年，留洋讀書、進專學洋話的學堂，乃至進一般的洋學堂，即在“洋務”最稱發(fā)達的上海與其周圍地區(qū)，還是不時髦的，在地主和市鎮(zhèn)小資產階級的眼光里，甚至是不光彩的。我是江蘇省寶山縣（今屬上海市）人，我的父親在縣里最初辦洋學堂的時候，為了湊成一班兩班，就得向親戚、朋友、本家“拉”學生。進方言館或廣方言館一類學堂，有所成就，而后來搞“洋務”或當上外交官員的，一般是市鎮(zhèn)上窮苦的小資產階級的子弟，否則，進去了也往往半途而廢。我的一個表姨丈就是例子，表面上是因病求退，實際上是保守退縮。

　　但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風氣似乎轉變得很快。一九一三年夏天，當時稱為“留美預備學�！钡那迦A學堂，委托江蘇省教育行政當局考收中等程度的學生，名額只十一個，而到南京應考的多到二百多人，無疑的是“留美”的金字招牌起了作用。就我個人來說，問題本來不大。父親從進士館轉京師大學堂，學了不少“東洋”知識，接著又到日本“考察”了幾個月�；貋砗�，上面說過，又在縣里開辦了好幾個男女洋學堂，設有英文課；
他的朋友中很有幾個是方言館出身的人，有的當著公使，他經(jīng)常和他們通信，信封上開著“羅馬府……”等字樣，通行無礙；
他每次從北京歸來，行李上總貼著中英文字對譯的紙條，如“潘大人”對“His Excellency Pan”之類，我從小看得很熟。這些都可以說是屬于內因方面。至于外緣：一是一九一二年冬我在“兩等小學”畢業(yè)后，父親從北京寄回家信，要我下一年應清華的入學試；
盡管他于一九一三年春天在北京去世，這個遺命還是遵行了。二是那時候我的舅父正在南京，主管著一部分省的行政，似乎還直接領導著教育的部分，“朝里有人”，報名固然方便，錄取也就不大成為問題。十一個額子中，我和舅父的大兒子，即我的表弟，就占了兩額，此中不可能沒有“關節(jié)”。有人好意地推測說，大概我當時的英文程度不壞，其實當時我連動詞中現(xiàn)在式和過去式的意義何居，即什么是“時”，都還搞不清楚。

　　但終于“取上”了。當時清華分高等、中等兩科，各四年，高等科的學生起初大部分是由學校直接考選的插班生，大都來自上海等通商口岸，英文一般不錯，其中有不少是南洋、約翰等大學的轉學生，來此加上一兩年工，就可以橫渡太平洋了。這部分姑且不多說。主要的是中等科學生，他們從進校到“出洋”，多者***年，少亦六七年，養(yǎng)成清華“學風”的是他們，沾染上清華習氣最深的也是他們。他們是由各省考送的，由于各省對美國庚子賠款所負擔的比額不同，所能遣送的學額也就不一樣；
而就一省而論，逐年也有些出入：大抵蘇、浙、川等省最多，從五六名到十余名不等；
邊遠省份少些，少到幾年中才輪到一名，例如新疆。各省遣送，大都經(jīng)過一些選考手續(xù)，表面上公開，實際上至少部分名額受到有權位的人把持，把自己和親友的子弟取上。我自己的例子上面已經(jīng)說到。其他，親兄弟、堂兄弟、中表、叔侄、舅甥等先后“考取”入學的例子很不少，有多至四五個的。在北洋政府年代，清華是由外交部主管的，外交部的官僚利用了職權來玩些花樣，也不一而足；
最掩飾不來的一例是曹汝霖把他的兒子，作為新疆省的名額，送了進來；
掩飾不來的是：（一）他冒了籍；
（二）未經(jīng)哪怕是形式上的考試。

　　民國初年，全國的學制還沒有太肯定，初高兩等小學之上，大抵中學四年，大學四年。清華一面要遵照這學制辦事，一面又必須考慮到學生留學深造，一般要在出國五年之內，讀完大學研究院，至少博得一個碩士的頭銜，然后回國。高中兩科的劃分，與每科各四年，表面上正符合了國內學制的要求；
實際卻不然，總計八年之中，前五年或六年所傳授的幾乎全部是中學程度的課目，后兩年或三年才安排上大學的一些基本課目。所以畢業(yè)生留美，幾乎全都做插班生，而一般插入大學三年級，讀兩年畢業(yè)后，再留三年讀研究院。我在清華***年，在最后一兩年里，高等科的最高兩班就索性改稱大一、大二。但清華成為正式的大學，是遲到一九二五年才開始的。一九二九年，才有第一班學生畢業(yè)，那時我已經(jīng)離開多年了。

　　中學拖長到六年，大學只有最初兩年，而在這幾年之中，為了準備留美，必須全副精神用在英語的訓練上，要求學生能閱讀外，還要能聽、能說、能寫；
因此，就知識傳授說，程度是不可能太高的。大學只前二年，又不分科系，當然比不上同時的歷史較久而規(guī)模更完備的大學，有如南洋、約翰；
中學也比不上上海某些私立的中學。

　　上述的情況多少決定了當時清華師資的兩個特點：一是通英文的教師要占到十之***，其余十之一二是用漢語教學的老先生了；
二是學問造詣大都不很高，反正也沒有很高的必要。用英語的教師有兩個來源。一自然是美國，其中很多的原先就是中學教師，有教過許多年的，有些教學經(jīng)驗；
其次是畢業(yè)不久或剛剛畢業(yè)的大學畢業(yè)生，曾經(jīng)教過大學而在教學研究上有些成績與地位的居少數(shù)，其中個別資歷特別老些的是借了休假的機會來逛逛中國的，只呆上一年半載就回去了。

　　中等科的課程主要是英語訓練，全都集中在上午。正課是讀本，每周時數(shù)最多，附課是文法、作文、默寫、拼音，各有各的教師，每周各占兩小時。每晚還有兩小時的集體而有教師值班輔導的所謂自修。合起來，一天總有五六個小時專搞英文。如今回想，如果一個學生能堅持愛國而不做洋奴的立場，有著“西為中用”的決心和要求，這四年的訓練是很好的，扎實、細致、準確、全面，同學們的感受雖各有不同，每一個人對英語的讀、聽、說、寫，基本上都掌握到了，再加上四年高等科的文學選讀和語法修辭等課，和其他課程中的英語的運用，又把所掌握到的鞏固了下來，并且更趨成熟。清華不設專門的會話課，因為沒有必要，反正一切用英語教學的課上，師生交談是不容許說漢話的，美國教師上課，固然只能如此，中國教師上課也必須如此。此外，在中等科的課程里，數(shù)學、世界地理、圖畫、音樂等，也是用英文書，說英語；
教圖畫、音樂的是兩個美國老小姐。最近有機會參加《辭�！返木帉懝ぷ鳎瑢υS多外國地名，還不陌生，還能拼寫不誤，說明當年世界地理一課程還是替我打下了些底子。

　　漢文課程的光景卻慘淡了。第一，課目根本不多，只國文、中國歷史、中國地理、博物等三四門，有一個時期還添上練字一課。第二，時間都排在下午一至四時，四時起是體育活動時間，午休根本談不到，因此，學生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第三，上面提到過，教學方法與設備一般很差，引不起同學的興趣。例如，在地理課上，因為沒有掛圖，教師講到鎮(zhèn)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時，就用自己臉上的耳、鼻、口做比劃。又如，在歷史課上，教師所講的和教本或講義上所印的根本沒有差別，只是把文言翻成白話，又穿插上一系列的“于是乎”。歷史事件一件接著一件，總有些因果或連續(xù)關系，“于是乎”當然是不錯的，但總象太多了些。記得在有一堂課上，短短四十五分鐘之內，他插上了四十六個“于是乎”，平均一分鐘一個有零，于是乎，從那一天起，我就下決心不再聽講，而是閱讀我自己想看的線裝書了。由于這些原因，午后的課堂生活和午前的完全成個對比，午前是整齊、嚴肅、緊張而不礙活潑。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個課室，卻是凌亂、浮動、松懈而死氣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說的，寫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點過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有一次，一個同班同學，外號劉大漢，忘記了這次是在二樓上課，也跳窗，幸而一樓窗戶的傘形布幕半中間擋了一下，掛彩了事，未釀成事故。同學大都是十四五歲的孩子，其中頑皮和愛搗亂的不在少數(shù)，老師的學究氣、口頭禪、特殊的方音、個別的癖好，對他們來說，都是絕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應。于是有把課室門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讓教師進門時來個晴天霹靂的；
有的在講臺抽屜里放上幾只小青蛙，讓教師取粉筆時吃上一驚的；
有一個老師喜歡看梅蘭芳的戲（那時這位一代藝人已開始出名），班上同學就要求他先談談昨夜看演出的觀感，可以糾纏上一二十分鐘，才得開始講課。奇怪的是，老先生們對此種不一而足的難堪的現(xiàn)象，至多只是哼上幾聲，惱而不能成怒，個別的同學可能為此受到過“齋務處”的申斥，被記上一個小過；
此外也就無所謂了，富有喜劇性的漢文課目照常進行。

　　是這些老先生的封建修養(yǎng)特別到家么？是考進清華的中學年齡的孩子們特別調皮么？我看都不是。有些“特別”，是可以肯定的。我雖沒有進過別的中學，無法作具體的比較，據(jù)一般觀察，在別的中學里，漢文課目不景氣的情況似乎要好些。乃至教會辦的中學在這方面也要比清華“規(guī)矩”些。盡管那是偽裝，有它的作用，清華倒是老實的，老實得突出。但無論偽裝或老實，都是現(xiàn)象。問題的實質是：社會的風氣在轉變，急劇地轉變。上面不說過，距此不過十多年以前，上海附近地區(qū)一般讀得起書的人家還不很愿意把子弟送進洋學堂，更不必說出洋留學了么？到此，這種態(tài)度似乎已經(jīng)起了根本變化，從“不屑”一變而為“追求”。這種變化的所由發(fā)生，遠之可以追溯到鴉片戰(zhàn)爭以及一系列反帝戰(zhàn)爭的失敗，近之可以歸結到辛亥革命前后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七十年間，量變達成了質變。這其間的過程當然用不著我在這里說，用得著我說的是這番質變的某一些集中表現(xiàn)。清華這一學校的開設和發(fā)展本身就是一個集中表現(xiàn)的典型事例。老先生們，無論感情上愿意不愿意，思想上贊成不贊成，當然不可能不覺察到這一轉變，認識到，除了本國的文學和一些歷史地理的基礎知識，不能不姑備一格似的加以傳授外，他們縱有滿腹經(jīng)綸，也是不合時宜的了。因此，他們不約而同地采取了敷衍塞責與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同學們，一般地說，當然更自然地隨著風氣走，正好用漢文課堂上的“逸”來補償英語課堂上的“勞”了。簡單地說，在對待中國固有文化的態(tài)度上，老師們成了失敗主義者，而學生們則成為取消主義者，兩種人合作，就形成了當年清華漢語課堂上的怪異場面。

　　但少數(shù)同學對這種情況是很不滿意的，說他們愛國也罷，封建保守也罷，看來都有一些。他們總想多學習些漢文和中國固有的文化，而他們一進清華就看到，依靠課堂教育，這是沒有希望的，必須自己想些辦法。清華的漢書藏書似乎一開始就不太少；
老先生們，平時在課堂上受氣，在課余時間，有學生肯到“古月堂”質疑問難，當然特別歡迎。就時間說，可利用的也還不少。漢文和用漢語上課的鐘點都可以利用，你不聽講就是了。晚上自修時間也很好，這主要是為了準備第二天的英文課而設的，但英文課既多，一門拆成了許多門，課堂上已經(jīng)搞得夠細致熟練的了，往往在晚飯前大致復習一遍，加上做些數(shù)學習題，也就可以了事。因此，有少數(shù)同學就把自修時間全部移作讀線裝書，臨大小楷之用。這兩種時間我是一貫地利用的，因此也曾和教課與輔導的老師發(fā)生過一兩次小沖突，但只要各課目的大小考試成績都不受影響，他們也就讓我自由處理，終于不再干涉了。其次是漫長達將近三整個月的暑假和一個月的寒假，決不輕易放過。我的計劃是每個暑假學習一種經(jīng)書或史書，也曾搞過一整暑假的“說文”。這樣，除了生病以外，搞過七八個暑假，算是對漢文和舊文獻獲得了一些認識，打上了些底子。這一段回憶可能沒有太多的代表性，但清華畢業(yè)生中，凡是漢文程度較好的人，一定是在努力學習英文的同時，不肯隨波逐流而獨自下過功夫的人，初不問這功夫如何下法，是可以斷言的。其中有些同學在最后出國的時候，還帶上一些經(jīng)常要翻翻的老書。我至少帶過一部縮印的“十三經(jīng)注疏”。

高等科的課程說來就比較簡單了。所謂國文，或漢學課，還是每年有些，有固定必修的，也有部分選修的。但主要的是若干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所謂人文科學的大學基礎課程，后者包括英文文學、西洋史和第二外國語在內。不用說，全部用西語上課，采西文課本，也開始習用指定的西文參考書。在我讀書的幾年里，高等科最后兩年雖已有“大一”、“大二”之稱，還不分科系；
教師在最后兩年幫助學生選課時，參酌學生的意向、興趣與過去的成績，至多把學生分為兩類，一類文法，一類理工，從而在專業(yè)方向上稍稍加以指引而已。至于選定科系，則是出洋前夕的事。這時候年老些的美國教師就有更多的事可做了，要約學生談話，決定要進的科系和美國大學，也通過他們，和美國大學事先取得聯(lián)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談話自不止一次，其中必有一兩次取家庭便飯的方式，好讓學生懂得如何使用刀叉和一般社會交際的規(guī)矩。入國問禁，未入國門之先，就有機會在“美國地”演習一番。

　　高等科的功課一般也是很認真的。西語教學的課不用說，國文、漢學的課也還差強人意。同學的年齡大些了，懂事些了，體會到自己畢竟是個中國人，將來要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事，讀洋書，到國外，只是為此目的而進行的一個手段；
即使專為個人打算，如果對本國東西一竅不通，一張“八行箋”也寫得疙里疙瘩，將來在社會上不免到處碰壁，寸步難行。因此，一般認為至少夠一塊敲門磚的漢文準備是必要的。當時外界和學生家屬的責難也是有的；
在“抵制美貨”的運動過去了不多幾年以后，就如此其推崇美國，凡事要模仿美國，也確乎是難以理解的事。我認為，后來在高等科，漢文課目的所以獲得較多的注意，而在我們出國前后的一兩年里，學校的所以特邀梁啟超一類的有名人物開些臨時選修課，如“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鳥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來的所以搞起一個“國學研究所”來——都是和這些因素分不開的；
而就學校當局來說，主要的動機是想通過這些做法來杜塞外界的批評責難。

　　清華高等科的教育雖沒有標榜什么，事實上已經(jīng)走上英美所謂“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1iberal education）的道路。（一）課程與上課鐘點不多。在美國，每學期一般是五門或六門，每周上課十五至十八小時；
在清華，當時也不過六七門，二十幾個小時；
學生有著很多的自由活動時間。（二）自然科學如數(shù)、理、化、生物，社會科學如政治、經(jīng)濟、社會學，又所謂人文科學如文、史、哲等三大類的一些入門課、基礎課，雖不是每門必修，總是鼓勵學生盡量地多讀，每一類選上幾門。（三）選修課很多，學生可以隨意挑，考不及格也無關宏旨，下學期另選一二門，來湊滿畢業(yè)時所要求的學分總數(shù)就行了。這種選修課在某些美國大學里有的已流為“煙斗課”，師生都可以叼著煙斗上課，清華的選修課當時還差一點，沒有到此境界。（四）鼓勵學生跑圖書館，闖書庫，亂翻書，說是跌跌撞撞大有好處，學生自己，在準備成為一個“通才”的同時，會撞出個比較專門的名堂來。清華的藏書一直不太少，當時推為國內最現(xiàn)代化的館屋建成以后，庫藏更充實了，環(huán)境更引人了，借閱更方便了，于是這種美其名曰涉獵的讀書風氣更趨于泛濫。（五）無目的地與缺乏指導地提倡所謂科學研究和論文寫作。一到高年級，很多課上就要求學生多看參考書，搞些小題目，從事寫作，長短雖不拘，卻要別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以我個人為例，在出國前的一二年，我就曾經(jīng)亂抓一陣所謂“精神分析派”的書刊，配合上《虞初新志》里支如增所寫的《小青傳》，在梁任公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班上，寫繳了一篇《小青的分析》，也算是“歷史”，也算是做了“研究”，也算是提供了一個“研究的方法”。當時任公先生大為稱贊，在獎飾的評語中勉勵我“成就其一”，不要學他自己那樣的“泛濫無歸”，即只要泛濫而有歸縮，一個人就是“專家”，而此種專家又不礙其為一個“通才”。同時，一個教德文的美國教授認為我在小青這人身上找到了上好的資料，比西洋用來證明這派學說中的同一論點的資料好得多，又向我灌上大量的米湯。任公先生所欣賞的是“方法”，而這個美國教師所贊許的是“資料”，“方法”與“資料”都對了頭，豈不是前途無量！所謂“自由教育”的內容與終極，大概言之，就是這一套了。我自己就是這種教育的相當?shù)湫偷漠a物，就自己當年的感受多說了幾句，我想是可以容許的。

　　談到這里，似乎有必要說一說清華當時“創(chuàng)用”的一種課業(yè)成績計分制，稱為“Weighted Credit System”，可譯為“權衡計分制”。說“創(chuàng)用”，因為，據(jù)我所知道，在國內只是清華用這方法；
但我又加上引號，因為這方法一定來自美國的某些大學。這計分法主要的內容是把學生成績分成五等，超、上、中、下、劣（英文符號是E、Ｓ、N、I、F）。劣就是不及格，不得補考。在此法實行以前是容許大、小考不及格的學生補考的。更主要的是這五等的評給有著一定的比例，一班一百個學生罷，“中”的當然最多，“上”“下”次之，“超”“劣”最少，各占百分之五；
即一次考試，或年終考績，一班之中，總得有幾個幸運的“超”，幾個倒霉的“劣”，初不問成績好的學生真好到甚么程度，和壞的學生真壞到甚么程度。換言之，這種評分法認定成績只是一個相對的東西，而并無絕對的標準；
因此，無論他對一般學生有多大激勵的作用，對根柢差而學習能力一時還難以趕上的學生是個打擊，無論他如何用功，總歸是個“劣”，終于要被淘汰！

　　當年清華的課業(yè)與教師的評分，一般是緊的，中等科的漢文課盡管拖沓，學生也總得在大考時努一把力，免得陷于“劣”等。五等的計算背后當然還得寫個分數(shù)，在別的學校，一般以六十分為及格，即夠得上一個“下”，而清華卻要求一個七十分的總平均，才算及格，才夠得上升級與畢業(yè)出洋。

　　下面該說說當年清華學生們的課外或課余活動。但在這以前，有一種活動應須先談一下，因為在我讀書的年月里，它的地位是介乎課與非課之間的，而過了不多幾年，它就正式成為課程的一部分，同時負責教導的人員也從職員改成了教師——那就是體育活動。清華一開始就以注重體育，高自標榜，大力號召，特設了一個部門，重金聘請了教練專家，這種專家更必然地是來自美國了。當我在校的幾年里，前后兩任主任都是有博士頭銜的美國人，馬約翰先生擔任部主任，是又過了幾年的事。起初只有戶外的田徑和各式球類運動，應有盡有。后來又添上所謂“國術”，就是我國固有而我們現(xiàn)在更認真提倡與推廣的各種武藝，主要是拳類，但在當時只有很少的學生選習，像漢文的學習一樣，姑備一格而已。不久以后，體育館，包括戶內的游泳池建成了，在規(guī)模與設備上在當時國內也算是首屈一指的，不用說，除磚瓦以外，它的全部建筑物料都來自美國。從此，又添了許多戶內運動與鍛煉的方法，可以風雨無阻地進行活動了。

　　學生的體育活動，幾乎從開辦之日起就用強迫的方式進行的。學校規(guī)定下午四至五時為強迫運動時間，到時，圖書館與全部課堂、自修室、寢室都給鎖上，只有體育場與體育館敞開著。平時最不愛活動的小老頭子似的學生到此起碼要在馬路上或荷池邊溜得上一個鐘頭；
只要在這時間內照章活動活動，其余倒也不作硬性規(guī)定。更硬性的規(guī)定是在后頭。不是人人想出洋么？出洋是末日，末日要有一番審判，審判取測驗的方式，稱為“矯捷測驗”（這是我在這里擬的一個譯名，當時我們都用慣英文，稱為(Agility Test），包括五項，每項要夠個標準，即跑得夠快、跳得夠高、游得夠遠……你才能取得出洋的資格。每年畢業(yè)生中，被搭救一兩把而過關的例子也是有的，但一般說來，這一條章程是執(zhí)行得十分嚴格的。因此，它的強迫性實際上是大于每天下午的那個鐘頭，就是中等科生在七八年之內，高等科插班生在兩三年之內，平時總得強勉自己，鍛煉鍛煉，免得臨時上轎發(fā)生問題，有礙出洋大事。這種例子還不太少，如現(xiàn)在還在重慶任大學教授的西洋文學專家吳宓先生。也因此，平時，就個別學生說是最后的一年半年，急來抱佛腳而鍛煉得極為艱苦的“老先生”們也還不少，往往為平靜的校園生活點綴上一些喜劇性的場面；
到時總有跑場的人奔走相告：某人某人又在苦練什么啦，趕快去瞧呀！后來，不知在我走后的哪一年，體育終于成為必修課目的一種，和其他課程同樣地排進了課程表。成為必修之后，平時要評分，周期有考試，其為帶有強制性，是不消說的了。

　　體育比賽活動是頻繁的。春秋兩季的校內運動會、平時班級之間的各種比賽、校外地區(qū)性和全國性的運動大會、校際的球賽，在日歷上是排得相當緊湊的。由于當時大中學校的一般風氣，也由于清華的條件較好，提倡得更著力，清華在這方面也曾頭角崢嶸過一段時期;不但在華北，并且在全國，儼然以盟主的姿態(tài)出現(xiàn)，比起南方的南洋、約翰，大有后來居上之勢。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八日（我記得這日子，因為它恰好是我由于醉心體育運動而不得其道，終于失落一條腿的第一個周年），南洋大學的足球隊，于擊敗南方各大學的校隊之后，遠征來到清華，一場會戰(zhàn)，即鎩羽而歸。還記得當天中午食堂上空氣緊張與推測紛紛的光景，一般出乎主觀的愿望，都認為清華必勝，至少主客與勞逸的形勢對清華有利；
與我同桌吃飯的一個新從南洋轉來的插班生卻不以為然，大概由于舊有的感情聯(lián)系罷，認為清華必敗。我們在桌上爭得面紅耳赤——結果是南洋輸了，這同學也輸了，好幾天在桌上沒有開腔。為此，當年的清華也曾吸收過一批擅長運動的高等科插班生，但由于插班考試與平時功課比較嚴格，專靠運動在學校里混混的“武學生”，或職業(yè)運動員學生，或向別的學校挖取已顯過身手的此種學生——這一類的例子或現(xiàn)象似乎不存在。不過這種學生構成校園內一個特殊階層的情況還是有的。凡屬在體育運動上已表顯有成績而足夠某種標準的學生就有資格在特設的小食堂吃飯，這種食堂稱為“訓練桌”，這又是我在這里臨時使用的譯名了，當時都用英語呼為Training Table，在沒有希望參加而又不免艷羨的其他同學則稱之為“雅座”。當時清華學生的一般伙食，八人一桌，八菜一湯，半葷半素，用舊時的任何標準來衡量，本是夠特殊的了；
但“雅座”則有牛奶，有更多的雞蛋和肉類，據(jù)說非此就“訓練”不出來，不能為學校在疆場上爭光奪彩。這在許多同學看來是極不舒服的，其中有的固然是出于“酸葡萄的哲學”，但一般認為這里面確有問題：一則一般伙食的營養(yǎng)已經(jīng)夠好，沒有這種必要，不必要而為之，是浪費，是制造特權；
再則提倡體育固然必要，但提倡體育與豢養(yǎng)打手畢竟是兩回事。大家當時也看到，美國大學生活方式的又一部分搬到中國來了，美國大學各有其大學運動隊（Vargity Team），受到學校的特權待遇，甚至有特殊的衣服，平時一樣地穿，在特制的毛線衫的胸前還縫上大學名稱的第一個字母，至于這種衣服一定要用規(guī)定的所謂“校色”，是不消說的了。清華當時還沒有效顰到這樣一個程度，但特制的服裝已經(jīng)有，是白地紫字，因為“校色”是“紫與白”。這種服裝，比賽時固然要穿，平時也一樣地有人穿，甚至有把舊的多余的送給非運動員的同學作為內衣穿的。在本世紀的最初二三十年，美國大學的體育活動便已發(fā)展到一個尾大不掉的地步，連美國自己的電影都不得不加以諷刺。例如有一部片子描繪一個規(guī)模很小的大學的種種怪狀，第一個鏡頭就揭示“一座龐大的體育場旁邊附帶著一個小小的學院”。這種歪風不可能不很快地吹過了太平洋，來到中國，當時的清華以及其他大中學校，尤其是教會學堂，在不同程度上，無疑地已受到這股歪風的襲擊。　　　　

　　但話得拉回來說。清華的體育，即在當年，積極的一面終究是更大的一面。上面說到它的強迫性，強迫就意味著普遍，積極的一面就在這里。對付當年�？袝�本、足不出戶、手無縛雞之力的一班“小老頭子”①，就得這樣辦，才有希望把千百年的積習與墮性加以初步的扭轉。因此，當時得益的倒未必全是“雅座”上的座客，而是一般的同學。有了體育館的設備和形成正式課程以后，這種好處更取得了物質與制度的保證。缺點也是有的，特別是在最初美國人擔任指導的若干年里，一般的鼓勵有余，個別的指導很不足。我入校不久，就選擇了“跳高”作為經(jīng)常鍛煉的方式。不到一年，就出了毛病。我自己總想做個“文武雙全”的人，想在體育方面，也出人頭地，好高騖遠，一意孤行，當然要負主要的責任。但若當時，作為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能夠得到一些指導，這毛病與后來的不可挽回的損失，我想是可以不發(fā)生的。

　　此外，又曾推行過一段時期的課間操，每日上午十分鐘，也還有意義。像其他中學一樣，也曾搞過英帝國主義者貝登鮑威爾所“創(chuàng)立”的所謂童子軍，設備很齊全，解放前的末任校長梅貽琦早年還擔任過清華童子軍的一員教官；
這就不值得多說了。

　　下面可以一敘完全不屬于課程范圍的各種活動了。

首先是各級級會和后來的全校學生會。兩科八級一開始就各有級會，當時每級的學生不多，最多的不過七十多人，遇事開級會決定。平時有個小小的執(zhí)行機構，有間小屋子，可以洽辦事務，也供同級看些書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照說，級會的組織該在學校與同學之間起橋梁的作用，把學校的意圖與同學的要求溝通起來。事實不是。說它提供了練習組織與辦事的機會罷，有一些，不多，只少數(shù)幾個同學有此機會。大抵會說話的當會長，寫字寫得好些快些的當書記……每年總是這幾個人，變動很少。練習組織也只是個形式，主要是在開會時練習，開會的次數(shù)不少。章程的擬訂、通過、修正，人員的選舉，提案的處理，包括提議、附義、修正、擱置或最后表決，等等，一切模擬議會政治那一套，倒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一九一九年起的學生運動向學校爭取到全校學生會的組織后，有了明確的全校代議機構，稱為“評議會”，由各級會推選一定名額的“評議員”組成。從此，一般對這一套開會的清規(guī)戒律更熟悉了，少數(shù)被選進領導機構的同學當然是尤其熟練。熟練也正是被推薦的重要條件之一，其中不止一個現(xiàn)在是我們全國政協(xié)的委員，有時談到這一段歷史的時候，還不免以此自豪。

　　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講所謂三權鼎立，明月三分，同學們勉力效顰，到此算是已得其二，就是立法與行政，司法則一直歸學校掌握，直接的主管部門是“齋務處”。但一九二○年后，同學通過學生會提出要求，一度成立了所謂“學生法庭”，選出了審判官與檢察官。學校還居然撥了一筆錢，為法官們縫制了“法服”。我就曾當過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檢察官之一，峨冠博袖、大搖大擺地在同學們面前炫耀過一番。但似乎連一樁民事案子都沒有處理結束，就收場大吉了。當時因何收場，如何收場，我已經(jīng)記不清了，可能是因為碰上又一度的學生運動的浪潮，大家無暇于這一類粉飾太平的把戲了。當時盛傳美國有幾個大中學校搞“學生共和國”的試驗，十分新鮮，清華師生中頗有人想如法炮制，也曾鼓吹過一番，當然更是空口說白話了。如今回想，即使這一整套都學會了，學像了，又將怎樣？如果一個人認為猴戲值得一看，那就要看真的，要看大的，美國的政治舞臺就一直在開臺上演，并且愈演愈烈，也愈空虛。當年的清華也曾極小規(guī)模地“沐猴而冠”過一番，但實際上始終受著北洋政府外交部所指派的包括美國使館的一個參事的三人董事會和這會所任命的校長——的統(tǒng)治，師生們何嘗真正有過提供改進意見的機會？學校行政對待學生的官僚主義和同時的其他學校沒有絲毫分別，所不同的是，更多了些從太平洋彼岸直接輸送而來的花招而已。從一九一九年起，由于全國政治浪潮的沖擊，同學的覺悟有所提高，逐步發(fā)展了全校性的學生組織，一面盡管繼續(xù)玩弄議會政治的戲法，一面由于群眾的力量加大，在愛國主義與反官僚主義方面，才終于起了些極初步的作用，下面還有機會敘到。

　　學術與文藝的活動也很頻繁。聽所謂演講的機會，雖不經(jīng)常，是不少的，大都是臨時性的。在北京的或到北京的中外名流來校訪問，學校，或學生團體在取得學校的同意下，拉他講一次或幾次�，F(xiàn)在印象較深而可供追憶的例子不多了。記得美國有名的人類學家埃德里�？ǎˋ1ee Hrdlicka）很早就來清華講過一次，聽眾不多，因此我有機會向他提出這樣一個天真的問題：“白種人一般身體上的毛多于黃種人，這是不是說明他們比黃種人進化得慢？”相去六七年后，杜威也來講過，當然是講所謂實驗主義的哲學，他說話聲音很低，又單調，不但聽不清，還起了“搖籃曲”的作用，一起講五次，我在座入睡過四次。一個姓蘇的，據(jù)說是個天文與地理學家，“老店新開”，來講日繞地球的“學說”，想推翻久經(jīng)肯定了的哥白尼的理論，真是匪夷所思，不知是怎樣會被約來的。名畫家陳衡恪，陳寅恪先生的哥哥，講中國畫學，酒后開講，在黑板上寫個“黃”字，下面光脫脫的，掉了兩點，弄得大家忍俊不禁。

　　刊物很多。全校性的有《清華學報》，似乎分中、英文兩種，算是學術性的，代表師生的學術水平�！肚迦A周刊》，則以議論與報導為主，起過論壇的作用，例如在白話文的問題上，同學們作過較長時期的熱烈的爭論。各級和不少學生社團，有時候也分別出些自己的刊物。全校性刊物的經(jīng)費，由學校負擔，其他則同學拼湊些印刷費，也要求學校津貼一部分。最浪費而無聊的，是每一級于畢業(yè)離校前所編印的一種留念性刊物，通稱為Tsinghuapur，附加上畢業(yè)的公歷年別。例如，我是一九二二年畢業(yè)的，前三分之二當然是清華的英文校名，尾巴上的三個字母就莫名其妙了。刊物主要是用英文寫的，其中包括在校若干年的全級的大事記，一切屬于本級的重要事件的特寫，當然都是榮譽的事件了。例如得過什么冠軍亞軍、受過甚么獎旗獎章之類；
也包括個人的傳記，刻畫著每一個人的才具、興趣、志愿、癖習，加上編者的“月旦”，照片與插畫多得出奇，有現(xiàn)拍的，也有歷年保留下來，專供這一朝之用的；
印刷用銅版紙，十二開，硬封面，燙上金字，厚厚的一大本，從搜集到出版，歷時大半年以上。后來到了美國，輪到又在那里畢業(yè)一次，才明白原來這又是美國的玩意兒。在那兒，大學畢業(yè)班的留念冊更要偉大，是八開本，重十多斤。不過在清華，我所屬的一級在這一點上，倒是一個例外，只匆匆地出了一本小冊子，而我個人又被擯不在其列，幸免了這一分災梨禍棗的罪過，這卻是有原因的，我在下面另有地方說到。

　　上面說組織演講和編寫刊物的負責者也有一些是學生自動結合的小團體，這種團體也是不少的，多的有四五十個成員，少的七八個人，大都是班級相近、年齡相仿而所謂志同道合的分子；
它們都有章程，章程必有“宗旨”一條，這一條一定會寫上“磨礪道德，交換知識、聯(lián)絡感情”十二個大字，一般搞得很認真，吸收新成員很嚴格，在團體以內做些所謂“律己律人”的工夫。專業(yè)性的很少，因為學校當時還不分科系，至多只有理實兩途的些微分化而已。其中少數(shù)也搞些團體以外的活動，管些校園生活中的“閑事”，推動些改良主義性質的措施，但這種事例是不多的，也是要從一九一九年起才有一些。

　　演說、辯論的練習會與比賽會也經(jīng)常有，有學校主持的全校性的、有班級性的，也有專搞這種活動的學生社團所舉辦的，進行時分漢語英語兩類。為了提倡英語的演說辯論，學校的英語課中還特設了一門，和這方面的課外活動相配合。教這門課的教員當時也成為同學笑談的對象，因為他在班上現(xiàn)身說法，指手劃腳，往往十分機械，有如看木偶戲或皮影劇，使人起雞皮疙瘩。例如，他做示范演說，講“在歷史上有那么一個轉折點……時”，一到“轉折”兩字，右手臂就配合著舉起來，著重那么“轉折”一下！演說、演說，大抵“說”的內容本來不關宏旨，主要的是“演”，說的道理未必能折服人，而演的姿態(tài)動作一定要富有煽惑力。美國政治界和宗教界里所謂成功的人物大都具備這一套本領。我們，作為留美的一部分預備工夫，依樣葫蘆，又安得放過不畫呢？因此，演說比賽場合上也就充滿著這一類的表現(xiàn)，能選擇恰當?shù)念}目，乃至借用一些課題，從而用警辟的語句，說出些較大的道理來的，是極難得的例外。如今還記得的一例是很多人都熟識的洪深同志，曾于一九一六年以《敬惜字紙》的題目獲得了漢文演說比賽的亞軍①。至于辯論，目的性就更差了，總是為辯論而辯論，或找些模棱兩可的與實際全不相干的題目，或雖相干而是非曲直已很明顯的題目，反復辯駁一番。只須三寸不爛，掉得靈活，不怕理屈，但要詞強，評判員就可以宣告你方勝利。我一直沒有過機會去旁聽西方議會里的所謂辯論，方式容有不同，精神實質必然是一樣的。當時，演說與辯論還曾發(fā)展成為一門校際比賽的活動。

　　對中等科的學生，音樂起初采用過上課的方式，由一個美國女教師主持，專教唱洋歌，從“三只瞎老鼠”、“蘇格蘭大火”一類的兒歌，基督教的“頌圣詩歌”，到見于《一○一個名歌選集》中的許多歌曲，由淺入深，教了不少。同時又挑選部分同學，組織了初級和高級的兩個唱歌隊，當時一般用英文呼為Glee Club。盡管那位女教師很嚴格，其中南郭先生還是不少，我自己就是一個。但一般說來，從中等科讀起的清華畢業(yè)生都會哼上幾聲洋歌，大都是在這幾年里學來的，后來機會就少了。其中部分對音樂特別愛好并且愛玩樂器的同學，在學校的倡導、組織與財力支持下，發(fā)展為管弦樂隊，并且逐年有所擴大；
學校當局當然也樂于為此，因為像體育一樣，樂隊也曾“光大過清華的門楣”。但個別的同學也曾因此而踏上音樂的專業(yè)道路，例如不幸早逝的黃自先生和最近在教學之余，還時或出場一顯歌喉的應尚能先生。也有個別的同學僅以音樂為表現(xiàn)自己的一種業(yè)余手段，一到美國，就不惜花上可觀的一注美金，專門吊他的洋嗓子。

　　演劇與觀劇的機會也不算少。有完全屬于娛樂性的，時間總是在除夕，各班級都湊些節(jié)目，以獨幕的小喜劇或滑稽劇為多；
劇本有現(xiàn)成的，也有臨時編湊的。有屬于英語實習性的，則一般用現(xiàn)成的古典劇本，間或用過教師自編的劇本，都有教師提導，在有一段時間里少數(shù)同學還成立過一個“戲劇俱樂部”。記得其中有一個我的同班同學——聽說幾年前當過臺灣偽政權的外交次長，后來病死了——在我面前把西洋話劇的所謂三段法吹噓得如同金科玉律一般。最熱鬧的一次是一九二一年，為了救濟河北旱災，募集些款項，在北京第一舞臺演出的所謂義務戲，劇名“鴛鴦讎”，是由同學自己集體編寫的；
學校在“義舉”兩字的壓力下，還掏了不少的一筆錢，其中一部分就消耗在各編寫人于漫長的冬夜里吃火鍋的上面。記得演出的那晚上，梅蘭芳先生是包廂中的一員觀眾，后來事隔多年，我還聽到當時參加編寫的一個同學說，他從沒有看過梅老板演的戲，而梅老板卻看過他編的戲。當年同學們搞的幾乎全都是話劇，京劇是不屑于搞的。進城看京戲的師生盡管大有人在，但作有系統(tǒng)的學習而登臺演唱，總像有失讀書人的身份，是搞不得的。只有家住北京的職工們在這方面還有些修養(yǎng)，間或登場清唱一番。

　　舞蹈是唯一沒有地位的文娛活動。交際舞只行于“美國地”和部分留洋歸來的中國教師中間；
逢年過節(jié)，或某些周末，間或舉行一次。當晚一定有同學在場外偷著瞧，第二天一定成為同學們笑談的資料，大家把它稱為“合作大會”，說某兩人合作得好，某兩人合作得差。這種反應是容易理解的。表面上只是好奇，是少見多怪，實際上是當時還屬十分普遍的封建意識的反映。當時清華根本不收女學生，幾個美籍女教師、中國教師的部分眷屬，成為校園內最稀罕而引人注目的人物。女教師每月到一定的時候，一定要請幾天假，期前必有人加以推測，替她算日子，渴盼著這日子的來臨，除了可以少上一兩堂課之外，這其間還包含著一個有趣的問題懸而不決的引逗心情，是顯然的。某教師的宅眷新生孩子，某家專生女孩，教師夫人成了“瓦窯”，也是課余飯后的一個談柄。封建社會由于日常生活中把兩性隔離開來而發(fā)生的所謂同性戀愛的現(xiàn)象，在清華也有所流行，在某些角落里也曾造成過很惡濁的氣氛。既談到當時對交際舞的態(tài)度，也就走筆提一提這一方面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點滴。

電影在師生娛樂活動中也沒有很大的地位。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當時電影還一般的不發(fā)達，城里雖已有電影院，由于交通關系，進城觀看的例子很少聽見。學校與學生團體在這方面從未作過任何安排。但當我在校的最后兩三年內，即一九二○年起，突然有了些“發(fā)展”。①幾個河南同學，是一家的兄弟叔侄，不知通過什么方式和條件，一面從城里搞到了片子，一面取得了學校的同意，借用當時的禮堂，即后來稱為“同方部”的那座建筑，作為演出場所，居然一周一次地開業(yè)放映起來�？晒值氖�，學校并沒有招商承辦，而平白地多了這一行私營企業(yè)。這家弟兄叔侄無疑地掌握著這企業(yè)的全部權利，接洽片子，張貼廣告，賣票收票，真是經(jīng)營奔走，不遺余力。放映的又是什么片子呢？美國片子是不消說得的了。美國的哪一類片子呢？如今雖事隔四十年，大家還留著極深刻的印象的一例是一系列稱為《黑衣盜》（The Hooded Terror）的片子，一續(xù)、再續(xù)……十幾續(xù)，前后不知演了多少場，每場總是滿座。這片子的內容，顧名思義，便知非奸即盜，充滿著極不健康的刺激與誘惑。但學校始終不管，教師們，即在一個教數(shù)學的美國教師的兒子按照這張影片所傳授的手法開始盜竊行為之后，也還不管。最后，我們一個愛管些閑事的小團體，其中包括聞一多先生，終于忍不住地出頭管了一下。我們利用《清華周刊》和其他方法，一面主張非帶有教育意義的片子不得上演，一面發(fā)動同學對誨淫誨盜的今天所稱的黃色片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共同抵制，來逼使這一家學生商人不得不改換另一路質量的片子。小小的運動算是成功了，但在改換片子后的最初幾場里，觀眾畢竟少了許多，學生商人的利潤顯著有了下降。記得我第一次恢復觀看而買票入場的時候，收票的那個同學狠狠地擠了我一下。但有趣的是，事隔六七年，我已回國而在上海工作，這個收票的老板同學從美國回來，在趕回河南老家之前，卻選擇了我的家作為寄放行李的場所，件數(shù)很少，書籍衣服而外，似乎沒有其他東西。我當然表示同意，相信在他的觀感里，我畢竟還是夠朋友的。

　　也曾搞些所謂社會服務的活動：一部分同學，老成些的，有些相信當時流行的“教育救國論”，有些是認真的基督教的信徒，這兩種人就是這方面的課外活動家了。他們主要是在校內或校園附近做些普及識字的工作。當時的學生，除了為觀瞻關系，用學校所配買的床單，早起把自己的床鋪蓋上而外，是完全不勞動的。因此，各式各樣的“聽差”，或后來改稱的“工友”就多了，加上廚丁、廚役、木匠、銅匠、水電工、園丁、火夫、清道夫、理發(fā)匠、“美國地”各家的“西崽”，以及住在校外的洗衣工、成衣匠……數(shù)目更加龐大。清華全部師生職員，起初不過四五百人，而直接為他們服務的勞動人口，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內，是這個數(shù)目的好幾倍，他們幾乎全都沒有文化，很少幾個認得字。于是，校內，就搞起了夜校；
校外，如城府、三旗、西柳村、大石橋等村落，辦起了些露天的識字班，每當夕陽西下，就有同學輪班出動。為了夜校，學校也出些錢，供給些現(xiàn)成的設備上的便利，至于校外，則物力人力幾乎全都是同學自愿提供的了�；貞浽谛�***年，部分同學有機緣和窮苦的勞動群眾直接打些交道，似乎只有這一個方面，而勞動群眾，在當時的覺悟程度之下，也還歡迎這種零星的努力。記得在高等科的理發(fā)室里，好幾年掛著今天全國政協(xié)委員陳鶴琴先生的一張照相，而陳先生便是這方面最出力的同學之一。因此，盡管離校已經(jīng)多年，還有人惦記著他。

　　此外，部分師生也曾參加過一些“救災”的工作，多數(shù)捐些錢，少數(shù)到了災區(qū)前線。一九二一年我隨同兩個美國教師，其中一個就是上面所說搞“圓明園研究”的人，兩次到過河北省的唐縣，前后跨四十天。第一次用同學捐款辦了個粥廠，計口發(fā)小米粥，一天兩回；
第二次幫農民挖洋井，沒有搞出成績來�，F(xiàn)在回頭看，這一類“貼膏藥”的企圖是可恥的。一方面，我們每天要和受旱災的農民們，在小米粥的分量上，論斤較兩，大費唇舌，而第一天到縣里，縣老太爺歡迎我們，卻來了一桌海參席。另一方面，我每天忙著，而作為我的領導的美國教員，除了難得向我發(fā)些“指示”而外，我簡直不知道他們忙些甚么。當時只知道他們有老師的身份，只聯(lián)系上層，管些大事，小事服勞，當然是我的份。如今回想，他們一定是借了救濟之名，搞著些別的勾當。當?shù)赜械氖敲绹�教會和為它奔走的中國教徒，美國教師就專和他們來往，至于“救災”之外，又搞些什么別的勾當，那只能恨我自己當時還根本不認識什么叫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因而在這方面絲毫沒有政治嗅覺，就說不上了。

　　同學來自各省，幾乎都有他們的同鄉(xiāng)會，但省與省之間的畛域之見不深，似乎一直沒有發(fā)生過問題。廣東同鄉(xiāng)會的活動最多一些，通告板上常有他們開會的消息，平時廣東同學也喜歡聚在一起，說廣東話，別省的同學是對他們有閑話的。有的說，地方主義的氣味太濃厚了；
有的說，這還是因為方言的關系；
有人反問，同樣有語言上的困難，何以福建同學的表現(xiàn)便不大一樣？更有人問，同學中十之七八是講吳語的江蘇同學，何以他們根本沒有搞過同鄉(xiāng)會？當年清華沒有江蘇同鄉(xiāng)會倒是個事實。但這也不能用來說明江蘇同學就沒有地方主義。解放初的土地改革運動證明江南的封建勢力很嚴重，而距此三四十年前，江蘇人便沒有濃厚的地方主義，是很難設想的。當時清華師生中，既以江蘇籍的為最多，人多勢大，到處要占些上風，也許根本用不著同鄉(xiāng)會的一類的組織，來加以保證。在別省同學的心目中，江蘇同學可能更不受歡迎。只是因為我自己是江蘇人，未能理會罷了。

　　部分同學也搞些基督教的宗教活動，以青年會為中心。清華師生中的基督徒不算太少；
住“美國地”的教師，其中一部分還是北美青年會代為招聘來的，當然全部是，不消說了；
許多通英語的中國教師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和教會學校，至少對基督教有過多年的接觸；
學生中也有些是虔誠的信徒。有些還是牧師的兒子，吃飯睡覺之前，例須禱告一次。全國青年會的組織看到了這是塊好園地，很早就在這里成立了支會，歸北京青年會學生部直接聯(lián)系，學生部的“干事”中有美國人，也有中國人（現(xiàn)在主持“三自革新運動”的吳耀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時常來校指導工作。當時的經(jīng)�；顒邮峭ㄟ^所謂“主日禮拜”、“查經(jīng)班”以及每年暑假在西山舉行的“夏令會”等活動，來傳播基督教教義，鞏固原有的信徒，吸收新信徒。前兩種活動的主領人員，亦即宣揚教義最有力的人員，當然以來自“美國地”的教師為最多，也有圣約翰等大學畢業(yè)的中國教員，如林語堂之流。參加“查經(jīng)班”的同學還不少，其中有的怕人批評，說是借此多個練習英語的機會；
但也確有為了練習英語，參加進去的；
至于領班的人往往以英語為“餌”，來釣取學生，是不消多說的了。夏令會則由北京青年會主辦，報名參加的不限于清華學生。

　　每年，或隔一兩年，看情況，青年會又必舉辦一次所謂“決志大會”或“奮興大會”，請北美青年會派來中國的有名的“布道家”主講，連講兩三天；
大會終結前，必敦勸聽眾填寫所謂“決志書”，表示皈依的志愿。這些開講人物的講法各有巧妙不同，但至少有兩點是共同的：第一是“辯才無礙”，聲容并茂，富有上面所說的“演說家”的煽動力；
第二是從整個的“中國問題”講起，把確乎是漆黑一團與危險萬狀的中國局勢說得更加漆黑，更加危險，然后逐步轉進到絕無僅有的一線曙光與一顆救星，那就是基督教了。他們從山窮水盡一直說到柳暗花明，卻真有一套本領。一次大會之后，總有不少的同學在“決志書”上簽了名，接著受“洗禮”、“吃圣餐”，成為基督徒，少數(shù)還在附近海淀的教堂里當上了“執(zhí)事”。但據(jù)我觀察，這種靠一時的“興奮”而“決志”皈依的同學絕大部分沒有堅持他們的信仰，一旦誕登太平洋彼岸，接觸到美國社會生活中與教義大相刺謬的種種實際，多數(shù)無形地放棄了；
個別的為了求一個心安理得，還寫過文章，婉轉說明所以不得不放棄的理由，更有進一步勸說畢業(yè)后準備到中國來傳教的美國同學大可不必負起這樣一個“使命”。當然，這班同學當初的所以進教，思想上也是很復雜的。他們的宏愿是出洋，信了教，有了個信徒的名義，對這宏愿的完成，無疑地是個便利。有這種出發(fā)點的人對信仰當然也不可能太認真，更不說堅持了。

　　通過青年會的關系，一九二一年，清華園還一度被提供作為“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的會場。平時一般同學對青年會的活動不大置可否。這次，在一九一九年愛國運動之后，卻有了鮮明的分化。基督教徒與一般青年會會員對這事當然是支持的；
一般同學則在一邊看熱鬧，其中有些要把宿舍讓出來的，大概也不會太滿意；
另有少數(shù)同學是反對的，他們得風氣之先，已經(jīng)認識到這一類的活動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一個方面，他們似乎還張貼過一些標語，把這種認識率直地表達出來；
而在支持的一面則曾在口頭上為之辯護，我自己當時便是辯護人之一。實際上，青年會本身的存在也—直有同學反對，不過從沒有具體化；
只是在有一段時期里，少數(shù)同學成立過“孔教會”，像是對青年會唱對臺戲。“孔教會”所由組織的原因當然不止一個，但“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當時“孔教會”的成員中，尚有不少能背誦孟子的這兩句話的人，是可以無疑的。①

　　日常生活中的飲食、游息，上面已經(jīng)觸處提到過一些，這里再補充一些�；锸呈菈蚝玫模瑹o論膳費是全免、半免，或每月付足六元錢的全膳費，基本上都是吃公家的，吃退回的部分庚子賠款。② 平時的八菜一湯或四盤五碗，一到十一月一日，即全校開始生爐子的那一天，五碗就合成一只大火鍋；
大米飯、上白面饅頭、小米稀飯、拌上香油的各種醬咸菜，除早餐無大米飯外，一概聽吃。浪費是很可觀的，飯量大的同學彼此比賽、賭東道，最高的紀錄是兩把重的饅頭二十五個；
至于糧食的糟蹋狼藉，是不消說了。很有些人嫌飯菜不好，經(jīng)常添菜，如香腸、木須肉、白菜炒肉絲之類，飯菜中發(fā)現(xiàn)了蒼蠅、頭發(fā)，起初是照章可以更換的，于是老實些的一發(fā)現(xiàn)就換，其次發(fā)現(xiàn)了不作聲，等待將近吃完時再換，等于多吃一盤；
最不成話的是，索性自備蒼蠅、頭發(fā)，于必要時掏出衣兜，放進盤碟；
廚房在這方面所受到的損失當然取償于其他學生的添菜中了。

　　衣，學校管一個頭尾。頭，指入校之初學校配買兩張床單，一個洗衣袋，無論臥具多么骯臟破舊，加上平時不整理或不及整理的衣服什物，只要有大幅白床單加以掩蓋，形成所謂“一包蔥”，就不礙觀瞻了。尾，指出洋前夕學校發(fā)折合美金二百五十元的一筆治裝費，每人一份，在上海出發(fā)前自己張羅。

　　一所千把畝的王爺園子里住上起初只二百幾十個學生。最多的時候也不過五六百人，居住與游息的條件是足夠寬敞的。鐵床、鋼皮繃、厚草墊，四個人一大間，另有自修室，各有固定的書桌，后來學生多了，自修桌才并到臥室里；
圖書館里的座位一直有富余，池邊、林下、土山坡上的石磴，到處是讀書游息的好去處。滿園是花木，九秋的菊花，除園藝工人廣泛地培植外，又有一位姓楊的搞齋務工作的職員出色當行地加以指導，尤為量多質美，據(jù)說極盛的一年曾培育到兩百個品種。記得每年暑假回家，一到開學期近，就一心指望著返校，說明校園的吸引力實在很大。每年也有不少邊遠省區(qū)的同學留京度假，則學校把他們安排在西山的臥佛寺、大覺寺等處，也是十分幽勝的地方。京西郊區(qū)活動范圍之大與游覽地方之多，是盡人而知的。出西直門，從萬牲園（一稱“三貝子花園”，即今日的西郊公園），迤邐西行，直到西山八大處，一路的各大名勝，當時都已開放，盡管交通不便，只步行、騎驢兩途，每逢周末，去的人已就不少。較遠的如十三陵、八達嶺、潭柘寺、妙峰山，乃至房山縣的清陵，也往往有人集體去游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校園的西鄰圓明園，當時雖已成為狐兔的窟穴，而破碎的琉璃磚瓦，片斷的白玉雕欄，紛紜狼藉，遍地都是，“壽山”還相當高，“福�！边�相當深，乃至“大紅門”還像個門，“西洋樓”還像座樓……成為課余假日閑步的一個最好的區(qū)處。至于閑步者的感情反應如何，是作為“漢家陵闕”憑吊一番了事呢，還是對帝國主義強盜感到憤慨而想有朝一日報仇雪恥呢？那就因人而有所不同了。但說也奇怪，對清華附近這樣一個引人入勝而又富有刺激的游覽地區(qū)，卻也還有無動于衷的少數(shù)同學。例如，有人告訴我，一九二一級同學，解放前去世的一位有名的物理學家薩本棟，在校***年，就從沒有進過頤和園。有人說他是書呆，也有人說他真是“不窺園”的苦學之人，也許后一說法是更近事實。

　　學校行政對學生食、宿、游息和課外團體活動的主要管理部門是所謂“齋務處”。中等科的齋務管理特別嚴。齋務管理人員吃飯和同學一堂吃，夜間熄燈后要到宿舍巡視一周；
學生每兩周必須繳閱零用帳和寫家信一次，信即由處中代為付郵，學生所收信件也先經(jīng)齋務處，然后由處分別納入特制的多格信箱，一人一格，格有小玻璃門，有鎖，信件由后納入，同學由前開鎖取信。犯規(guī)記過，三小過合一大過，滿三大過開除學籍，這筆帳也歸齋務處。學年終了，成績報告書后必附有一些獎懲的記錄，獎用評語，有時也用實物，如墨盒之類，無論懲或獎，實際的教育意義都不大，獎尤其是官樣文章。我在中等科前后五年，被記過一次小過，也曾得到過獎語，獎語是“言動安詳，殊堪嘉尚”八個大字，一條腿的人也自不得不“安詳”些了；
但這除了算是把以前所記的小過抵消過去，讓家長看了舒服些之外，別無作用�？偲饋碚f，當時的“齋務處”已經(jīng)頗有后來“訓導”的臭味；
而當時的一個“齋務主任”，外號叫做“陳胖子”的，十多年后，聽說終于投到蔣介石的門下，成為所謂“勵志社”的一員頭目，通過辦一系列的所謂鏈鎖食堂搞些勾當。據(jù)許多同學反映，直到解放以前不久，他一碰到凡在中等科耽過的同學，不但都叫得上姓名，并且還指得出學號，也正好說明他沒有投錯人。

　　清華的學生運動，像許多別的北京學校一樣，開始于一九一九年。運動有內因，有外因。外因是當時北洋政府的腐敗與賣國行為，是大家都知道的，這里無須多說。只說北京學生，在北京大學同學的倡導下，圍打趙家樓的消息傳到城外以后，清華學生就立即響應，一面參加進去，從此對北京一地以及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就我最后留校的兩三年間的情況來說，是無役不與，至少曾進行過同情性的罷課罷考；
一面，對內，終于爭取到了全校學生會的成立。而在此以前，上面說過，學校所準許的一般性的學生組織只限于各級的級會而已。一九二○年全國學生會的籌組與成立，清華也自有它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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