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檸：中國媒體，你的名字叫血汗工廠——謹以此文悼念原曉娟女士

　　一

　　4月18日，北京媒體人原曉娟女士（娟子）因積勞成疾，罹患癌癥，以35歲華年告別人世，留下了年僅8歲的兒子。作為資深編輯，曉娟2003年加盟著名的《時尚》集團，曾先后任《時尚》系子刊《時尚先生》和《美食與美酒》的編輯主任，主持刊物的編務。同時，她還以“鼠尾草”的網(wǎng)名開設博客“花花世界”（http://blog.sina.com.cn/shuweicao），以女性特有的細膩、感性的筆觸記錄時尚中人眼里的浮華世界。該博客于2006年獲“德國之聲”舉辦的全球博客大賽“全球最佳博客”提名，被評為“中文最佳博客”，在網(wǎng)絡世界里鏈接如云，是不折不扣的時尚名博。

　　鼠尾草，是生在博主家鄉(xiāng)西北高原的一種野生植物。其花顏色各異，從大紅至絳紫，甚至有白色。根入藥，含丹參酮，對治療冠心病有奇效。娟子像一朵鮮艷的野花，還沒有來得及完全綻放，便訇然凋謝的慘痛事實，不僅折射出轉型期中國社會“國家資本主義化”的殘酷一面，而且把大眾傳媒，這個精英云集、光華四射、美輪美奐的巨大機器的暗部，以一種不無突兀的形式，暴露在世人的面前�！暗聡�之聲”如此評論道：“這絕不止是一位時尚才女的仙逝故事。鼠尾草，代表著中國社會透支生命的一代，在急速發(fā)展的上行社會，耗盡生命的火焰，在疾病的打擊下，粉碎了浮華的幻象……中國的網(wǎng)絡世界中，從此少了一株迎風搖曳的鼠尾草。”

　　生于陜西，長于青海，畢業(yè)于人大中文系，做過中學教師的娟子是如此珍愛媒體工作。做一名時尚媒體人，曾是她念茲在茲的榮光、驕傲。在她留下的唯一一部著作《普羅旺斯寫真集》中，她這樣寫道：“我在時間的盡頭做了一個快樂的盜賊，但是沒有偷走普羅旺斯的一米陽光，卻把我的心留在了普羅旺斯明亮、空曠、晴朗開闊的天空�！边@句后來被鐫刻在墓碑上的話，夢幻般地詮釋著曉娟為之燃燒的職業(yè)理想。作為編輯主任，工作量是普通編輯的三倍以上，一本厚厚的刊物，三分之一的稿子是她一人編就，還不包括輔導新編輯做稿。為新刊的出版，工作到深夜兩三點，甚至黑白顛倒是家常便飯，常常是老公睡了一覺醒來，她還在燈下改著稿子。娟子是完美主義者，每每為了一個細節(jié)不惜推倒重來，殫精竭慮。就在被查出癌癥以后，還在病房用電話指導編輯改稿。

　　世人眼中的時尚媒體人，是繞世界飛來飛去，用噴氣式飛機的酮體丈量城市與城市、國家與國家的距離，下榻超五星級酒店如去一趟街邊的方便店，以味蕾感受天下美食、美酒，用詩意演繹人生享樂哲學的一群“天人”，他們以向世人闡釋什么是美，什么是品味、格調，什么才是“人的生活”為天職，香車美女、濱海大道、葡萄美酒、紙醉金迷是他們通行的世界的符號。像所有曾進入《時尚》的封面報道和專題策劃，被大做特做的紳士名媛們一樣，曉娟也以短暫的生命，流星般地劃過時尚的天空，留下了一道雪亮的，雖嫌倉促，卻深刻有力的軌跡。法國、瑞士、意大利，普羅旺斯、托斯卡納、西西里，足跡遍布溫情之鄉(xiāng)，以細膩、溫婉的筆觸描繪了一個又一個的人間仙境。但是，在日復一日追星逐月的生活中，這位別人眼中優(yōu)雅的白領麗人、時尚才女，過分忽視了自己的健康，所承受的壓力顯然超過了極限。后來，她在《病床日記》中透露，不只一次，她與老公同時出差，把孩子留給保姆超過一周；
一次，從意大利歸來，甫抵首都機場，便打電話讓家人取走行李，而她不顧旅途勞頓和時差混亂，又匆匆登上了下一班飛往上海的飛機……在這里，活色生香的時尚生活似乎顯出了殘酷的一面。但更殘酷的，還在后面。

　　2006年7月，曉娟病倒，被確診為胃癌三期。因發(fā)現(xiàn)太晚，醫(yī)生說臨床治愈率很低（只有不到30%）。對自己的病因，娟子有清醒的認識，在《病床日記》的《自己種下的病因》中，她歸納為三點：睡眠嚴重不足、沒有善待自己的胃和工作的緊張與壓力。但娟子畢竟是樂觀的，希望自己能成為上天眷顧的那30%。驚魂甫定，娟子很快便投入到與病魔的拉鋸戰(zhàn)之中。住院，實施全胃切除手術，她把筆記本電腦帶進病房，在博客上寫《病床日記》，回應關心她的粉絲和網(wǎng)友。時尚圈的熱鬧與繁華像霧一樣散去，代之以漫長、孤寂、不時伴隨著恐懼的住院生活。

　　在40余篇《病床日記》中，娟子一面拼死抵抗著死神的緊逼，同時也反思自己的生活，包括《時尚》所賦予她的種種浮華：“面對可能相遇的死神，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被人羨慕的生活有太多虛妄的假象，讓我不能去面對自己心靈的真實……我要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在我的康復之旅上重新完全自我地自由生活。這樣的思考如果不是這樣的疾病，可能我一輩子都無法想通�！薄霸谖议_始寫病床日記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寫完它，上帝用這樣的方式讓我反省我那被人羨慕的生活，那就讓我的反省給大家一些啟發(fā)吧！”病中的人常常是敏感的，何況病人是一個美麗的時尚女性。娟子病中的文字，更加清麗、剔透，有種感官被清水洗滌、過濾后的純凈之美：“清晨的腳步終于可以不用匆忙，人變得自由而輕靈，在水邊呼吸清涼的空氣，陽光灑落在草坪上，讓生命中的一切憂傷都離我而去吧！”至此，娟子依然是樂觀的，期待相信生命的奇跡，博客上充滿了美食、美酒與鮮花的圖片，在日記中決心“將化療進行到底”。

　　擊垮娟子的，除了病魔，還有病魔以外的東東。前者來勢洶洶，惡煞兇神；
后者不期而至，披著溫柔的面紗。2007年1月，在被確診為癌癥半年之后，病榻上的原曉娟接到單位通知，稱鑒于其身體原因，《時尚》集團不再與她續(xù)簽勞動合同。此前，她與《時尚》一年一簽的合同已于2006年11月到期，合同期滿后，《時尚》給了她3個月的治療期，并通知將相關手術（保險關系）轉走。無法估量此事給曉娟內心造成的傷害。誰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國，重病加失業(yè)意味著什么。娟子好強，對勸她跟集團老總求情的同事說：“我不去求他”。雖然她知道《時尚》的做法有問題，但還是默默接受了事實，并開始自謀打算�！澳汩_始跟我商量賣房子，我們也不知道你的保險能遷到什么地方。這時你把簡介改成了‘現(xiàn)為自由撰稿人，專欄待價而沽’。就是這樣，你的博客里，對于《時尚》沒有一句怨言……”；
“她一直渴望能重返心愛的工作單位，作為單位的一名中層，《時尚》對她這樣絕情的做法，讓她非常傷心�！本曜铀篮�，丈夫項立剛披露說。

　　接著是春節(jié)。屋漏偏遭連夜雨，春節(jié)一過，娟子就查出轉移。她哭了，哭得很無助，精神被擊垮。這一次，她委屈了自己：“……在去住院的前一晚，邊流淚邊給吳總寫郵件，希望能延長一段保險。”對此，《時尚》似乎網(wǎng)開一面：“在娟子第二次手術時，我們得到通知，是可以延長的。這點《時尚》做的并不絕情�！薄熬曜游措x職前，領導是來過約兩次，并且一共給了5.5萬元現(xiàn)金，從沒有說明這是什么錢，我們最早認為是慰問金，是很高興的，對《時尚》是很感謝的，后來我算出如果娟子合同不再續(xù)簽，《時尚》應該支付的補償就是大約5.5萬元，心中再也高興不起來。如果說些錢是醫(yī)療補助，那么對于娟子離職補償一分未給，也未見人提。”就這樣，以表面上“溫情脈脈”的形式，曉娟的勞動合同被資方單方面解除。

　　為了二次手術和接下來的治療，曉娟夫婦不得不賣了一套房子。病倒之后，接二連三的遭遇，讓娟子深切地意識到“窮人和富人間的差距不過就是一場病”。

　　3月5日，娟子寫下了最后一篇《病床日記》（《腫瘤呼叫轉移》），這成了她留給這個世界的絕筆：

　　“我的憂傷也罷、疼痛也罷、緊張也罷、恐懼也罷，在結束化療后的一個月呼叫而來，當一切疑慮確診為癌細胞已經在我身上轉移的時候，我反而變得冷靜沒有眼淚了。就像是明明已經看到了河邊的柳樹發(fā)出了春天的新芽，突然間大雪又要把我們帶回比這個冬天任何時候都要寒冷的日子，但是天是那么湛藍，冰冷的陽光只有隔著玻璃才有暖意。”

　　“我的命運還在風雨中飄搖，上天不知道要給我怎樣的痛才肯給我一線生機，此刻我的美食、美酒、花花世界都變得輕得要飄起來，我寧可這些東西都不曾屬于過我。路邊的殘雪還未化盡，這個冬天最冷的兩天的寒風吹得我有些木然，看著樓下草地上兒子昨天堆的小丑雪人，我對自己說：這一次堅強是我唯一的選擇！”

　　如此感性、痛徹心腑的文字，讓人不忍卒讀。短短半年的時間，在這個年輕女人的身上發(fā)生多少事，每一樁都強化著她與過去時尚生活的反差：胃癌、手術、失業(yè)、癌轉移、二次手術……一個女人，不，一個人要多強大才能扛過這一切？

　　曉娟終于沒能扛過。4月18日，她走了，永遠離開了她摯愛的時尚生活。

　　二

　　曉娟之死，是一個媒體事件，揭開了經濟高增長期光鮮靚麗的都市時尚生活中鮮為人知的殘酷一面。這不僅是作為媒體的《時尚》的問題，也不是作為都市商業(yè)文化的時尚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它暴露了轉型期中國傳媒事業(yè)的腐爛。

　　山西學者謝泳在《中國現(xiàn)代新聞傳統(tǒng)——文人論政》中說：“九十年代以來，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報人的社會地位在下降，雖然我們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民間報紙，但就是在官方的報業(yè)機構里，報人在社會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這是中國輿論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來的官方報業(yè)中，極少出現(xiàn)有較高社會聲望的名記者和名報人，這一點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情況很不相同。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還沒有出現(xiàn)大批產生名記者和名報人的社會條件，現(xiàn)在甚至連‘報人’這個詞也消失了……”

　　照筆者的觀察，比謝泳還不濟：不要說什么報人，整個的本土新聞業(yè)，已經不復是維系新聞人“光榮與夢想”的母體，新聞記者，早已不是什么榮光的職業(yè)。曾幾何時，憑一張記者證便能免費搭乘長途臥鋪的“無冕之王”時代，一去不返了。不僅不榮光，而且意味著貧困、無保障，甚至危險。文字獄、坐牢不在話下，弄不好會丟性命。所謂“三防”（防火、防盜、防記者），怕不只是某個地區(qū)的潛規(guī)則，而是當下中國頗有代表性的官場思維。應該說，落到這步田地，其背后既有社會進步的一面，也能看到新聞業(yè)集體自甘墮落的軌跡。

　　大體說來，改革開放以降，除了諸如“三報一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和《求是》雜志）等靠國家財政養(yǎng)活的機關報，絕大多數(shù)商業(yè)運作的媒體，都面臨三種尷尬：其一，無論你有再高遠、純粹的新聞理想，面對黨要打造、強化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從馬列主義、毛思想，到鄧理論、三個代表，從GDP主義到中國崛起），你就是“喉舌”；
其二，通過傳媒的發(fā)行、廣告活動，在經濟上立足之后，當你要向政府依法納稅的時候，你就是“企業(yè)”；
其三，作為媒體，即使做純企業(yè)活動，至少一部分分子總難完全蛻掉所謂的“新聞理想”，面對底層國民，總試圖端起“啟蒙”的架子，強努著做“社會公器”狀。這本來沒什么，而且是題中應有之義，但無奈經過經濟轉型，在“黨管媒體”的屋檐下，其作為“公器”的功能已極其有限，且無往不受制于上述之一、二。

　　在這種情況下，“生存主義”不僅成為合法的借口，而且?guī)缀跏俏ㄒ坏倪x擇：安全第一，先活下來，“公器”再說，能做多少做多少�；蛘�，對有的媒體來說，“公器”云云基本上是類似“摟草打兔子”似的行為：主觀上辦企業(yè)，客觀上向國民傳布真理，啟蒙教化。如果歪打正著，獲得幾聲所謂“社會公器”的喝彩，那是額外收益，何樂不為。在殘酷的現(xiàn)實下，這確實是無可指摘的道路。否則，都像《21世紀環(huán)球報道》那樣燦然綻放、訇然墜落的話，豈不更糟糕，于國于民更窩心？

　　理論上是不錯的，但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選擇最終會帶來媒體企業(yè)化，而選擇的動力，不是別的，恰恰來自媒體人、知識分子心性中的怠惰和犬儒情結（畢竟在“自由經濟”的沃土，做企業(yè)要比做“公器”容易得多）。企業(yè)化本身并不是問題，恰恰相反，跟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本土的媒體規(guī)模過小，體質過弱，難以成為現(xiàn)代意義上真正的傳媒，極大妨礙了公民社會的形成、坐大。但是，媒體畢竟是媒體，從組織結構上可以企業(yè)化，但“公器”如果不能成其不變的本質內核的話，一個完全企業(yè)化的媒體比一個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法人企業(yè)還要可怕。

　　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次“原曉娟事件”中的《時尚》傳媒集團，就是這種高風險“媒體”�！稌r尚先生》、《時尚伊人》、《時尚旅游》、《時尚健康》、《男人裝》、《座駕》、《美食與美酒》……只需看一下這些《時尚》系媒體艦隊的刊名，便知道其所張揚、傳播的是怎樣的時尚生活和生活理念了。

　　在一個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發(fā)展即是硬道理”的社會，時尚是一部分人的時尚，一部分人需要并高度依存包括《時尚》在內的商業(yè)包裝，本無可厚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謂“讓一部分人先時尚起來”。但是，作為傳播、弘揚這種“中產”價值的媒體理念本身，如果在本質上不是“時尚”精神的代名詞的話，至少不應該相去太遠。否則，“時尚”便過于慘白、虛脫，難以沉淀成當下流行文化的精粹來支撐一代都市商業(yè)精英的精神品質。

　　國際接軌的高品質印刷、如假包換的巨星偶像封面、數(shù)以十萬計的定制發(fā)行、源源不斷的廣告收入，這些現(xiàn)代傳媒工業(yè)生產方式下的商業(yè)運作，如果其結果只是養(yǎng)肥了幾個年薪數(shù)十萬、上百萬的老總、董事，而其內容生產者的編輯、記者卻連維護一紙勞動合同、抵御一場疾病的經濟能力都不具備的話，筆者只能說：這是不是大眾傳媒，是大眾傳媒的羞恥；
這不是媒體，而是內容產業(yè)生產線，是內容產業(yè)勞動者的“血汗工廠”。

　　三

　　“血汗工廠”，作為所謂“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原罪”，在奉行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早已絕跡，卻在“初級階段”的中國得以返祖、滋生，且越做越大，連被稱為“社會公器”的公共媒體都成了其效顰者。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筆者曾在他文中指出：“在所有我們從意識形態(tài)上詬病資本主義的領域，當今的世界已沒有比中國更加‘資本主義’化的國度。”

　　西方政治學者對中國社會形態(tài)的描述是“后極權社會”，北京學者余世存稱“次法西斯主義”，無論定義如何，今天的中共政權已徹頭徹尾地轉型為如假包換的右翼政府。具體表現(xiàn)在壓制工會活動，為工會、業(yè)主委員會等群眾自治組織的成立設定過高的法律門檻，從立法上加以阻撓；
在勞動方與資方發(fā)生矛盾時，它站在資方立場上；
在外商投資企業(yè)中，當中國職員與外方發(fā)生矛盾時，它則與外方同穿一條褲子：2005年9月，大連佳能公司因勞資糾紛發(fā)動罷工，談判的結果，在日方都已經妥協(xié)，同意改善待遇的情況下，大連市政府副市長出面，宣布大連佳能的罷工為“非法”，“工資保持不變”，并威脅罷工組織者立即復工，否則逮捕。如此動輒對勞動方張開血盆大口，對資方則搖頭擺尾的政府，你還拿傳統(tǒng)的“工農聯(lián)盟”說事，就太不靠譜了。事實上，它已經完全走上了自身的反動。罷工的解決，連日本資方都被驚得目瞪口呆，雖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輕獲全勝，但低調處理，連很多業(yè)內同行都被蒙在鼓里。

　　意識形態(tài)上的食左不化和社會政策上的極右暴走，其間乖離過大，張力太強，成了生產、強化形形色色社會矛盾的大磁場。在這種高強度張力的持續(xù)作用下，機體的疾病自我診斷系統(tǒng)和自愈（自我糾錯）系統(tǒng)難以正常工作，哪怕再小的毛病，也會朝大的方向發(fā)展，最終癌變、惡化，導致不治，即所謂社會的“剛性”結構。

　　血汗工廠現(xiàn)象，在中國絕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普遍、越演越烈的社會毒瘤。之所以得不到制約，是因為其背后權力勾結、利益粘連的日益嚴重化和日趨合法化。中國并非沒有相關勞動保護的法律、法規(guī)，我相信，至少從表面上，中國無疑應有盡有，甚至反過來以此炫耀國際社會，成為政府頭上的金飾。但是，一方面由于這些法律、法規(guī)的內容本身，從立法上就根本缺失保護弱勢群體的理念，結果就變成了保護資方，甚至是資方賴以榨取勞動方的法律依據(jù)；
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各級政府自身的“企業(yè)化”、利益集團化問題，使這些法律、法規(guī)往往徒成為政客、官員口中的蓮花，缺乏可操作性，也沒有法律強制力。譬如，在一些政府背景的企業(yè)中，老板自有政府撐腰（甚至老板本身就是官員），誰拿勞動法規(guī)來說事？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就相當可憐的勞動者權益保護性條款，在執(zhí)行過程中，被各級企業(yè)隨意闡釋，從操作層面上做“下方調整”，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便可想而知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眾多的民企、私企中，有誰拿國家三令五申，明令強制繳付的“三險一金”（養(yǎng)老保險、基本醫(yī)療保險、失業(yè)保險及住房公積金）真當回事？相對來說，倒是外商投資企業(yè)比較規(guī)范，因為他們在中國本土沒有任何行政資源，害怕風險，寧愿花錢了事，圖個方便。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在中國遍地開花的被稱為“血汗工廠”的企業(yè)經營理念，近年來又多了新的踐行者——中國本土傳媒。從理論上說，近現(xiàn)代的傳媒工業(yè)，作為向公民社會、民間傳播文化新知、先進思想、價值理性的機構，與高等教育制度一樣，本來是與上述“理念”格格不入的，甚至視其為公敵。但曾幾何時，連大學都已集體轉向，成了公開打出“教育產業(yè)化”口號的高等教育托拉斯，遑論媒體！中國之大，已放不下一份寂寞的報刊雜志。于是乎，昔日的“無冕之王”成了身份卑微“新聞民工”。中國第一電視傳媒CCTV，可以投資500億美金，在寸土寸金的CBD建設超豪華后現(xiàn)代風格的央視大廈，但卻不能對其為千夫所指的、把職員分為三六九等的人事用工制度加以改革。所以，2005年，當北京新銳主流的代表性媒體《新京報》發(fā)表社評，呼吁《重視新聞從業(yè)者的社會保障問題》的時候，在新聞界業(yè)內曾引起強烈反響，應者如云。但諷刺的是，正是這家報紙，卻是首都媒體圈公認的“新聞民工”第一大戶。

　　原曉娟女士生前曾奉職，并為之鞠躬盡瘁的《時尚》集團，旗下?lián)碛惺當?shù)家時尚媒體，在CBD擁有高層智能大廈，僅《時尚先生》一家刊物的年廣告收入就上億，整個集團的年利潤何止千萬！但媒體的經營者，企業(yè)的高管，這些所謂的“紅色資本家”們，卻冷血到對一名為其拼死拼活、熬盡最后一滴油的“過勞�！迸�編輯，在罹患不治之癥的情況下，終止勞動合同，斷絕其工資收入的地步！

　　很長時間以來，筆者對中國本土的大眾傳媒，特別是那些面向所謂“主流人之”的時尚媒體，動輒教人如何品嘗葡萄酒、如何用刀叉吃半生的牛扒、如何賞玩老爺車、如何挑選高爾夫球具、如何品巴拿馬雪茄等內容充滿了本能的厭惡，我覺得天底下再沒比這更偽貴族、假主流、沐猴而冠、自我感覺良好和裝逼犯的事了。我們的媒體，在作為“社會公器”傳布公民社會價值理性的天賦功能被去勢之后，開始大膽訴諸感官，利用表面上的經濟繁榮，刻意營造一種全民娛樂、娛樂至上的“和諧”氛圍，其深層動機無非是商業(yè)選擇，即上文所述的“生存主義”而已。但經過重重的商業(yè)包裝，浮華“時尚”的魅力是如此巨大，不僅“世界是平的”一代新人類樂于為其蠱惑，不懈地為其大掏腰包，從某種意義上說，連原曉娟這樣娛樂內容的始作俑者也被這種異彩紛呈、令人致幻的“時尚生活”給洗了腦。就在她剛做完胃切除手術不久，被集團通知終止勞動合同的時候，她還在自己的博客中如此寫道：“時尚給了我今天的氣質，是美食和葡萄酒給了我現(xiàn)在的世界，我所積累的一切卻不能再回報集團�！敝链�，“時尚”已然超越了單純的生活方式，成了擁有某種霸權的意識形態(tài)化符號。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這種浮華迷幻的“時尚”表象，還是千百萬其被它洗腦，在它所昭示的被稱為“時尚”的生活方式下長大成人、自主“去政治化”的一代商業(yè)精英，就其精神實質而言，恰恰是反時尚的。反時尚的“時尚”一代，正成為包括《時尚》在內的病態(tài)的中國時尚的最大消費群。

　　四

　　原曉娟死后，其夫項立剛痛定思痛，感到娟子“不過是《時尚》的一個工具”，決心拿起法律的武器，向《時尚》討一個說法。對此，《時尚》方面發(fā)表了《時尚傳媒集團針對“原曉娟事件”致媒體的公開信》，澄清情況，以正視聽（不知什么原因，這封信在網(wǎng)絡上短暫出現(xiàn)之后，神秘消失，只能查到部分摘抄）。但字里行間，卻玩弄外交辭令，在推卸責任的同時，明顯誘導輿論，影射訴訟的背后有所謂“除了悲痛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繼續(xù)向亡者及其家屬潑穢水。如此作為，不僅不“時尚”，簡直是有失厚道、體面了。

　　公平地看，《時尚》對原曉娟的處理，過于寡情，但卻未必“違法”。所以，對訴訟的前途，筆者基本不抱樂觀希望。但是，法有良法與惡法之分，良法的出臺以惡法的被唾棄為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筆者深知在中國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此案勝算渺茫，但仍然要舉雙手贊成原的丈夫項先生對《時尚》的訴訟。也許，訴訟的意義就在于讓財大氣粗的《時尚》說出其“合法性”來，從而讓這種吃人的“合法性”徹底地暴露在陽光下。

　　非如此，轉型期中國媒體“血汗工廠”的黑暗現(xiàn)實之冰山一角，便無法浮出水面，原曉娟式的悲劇便沒有終結的一天。

　　2007年5月30日

　　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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