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lián)：另類革命——讀王凡西《雙山回憶錄》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托派在中國的名稱是“托陳取消派”，“托”是托洛茨基，“陳”是中國托派名義上的領袖陳獨秀�！叭∠钡膩須v是這些“左派反對派”認為，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共產(chǎn)黨只能進行以“國民議會”為中心的合法運動，無產(chǎn)階級只有在將來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托派并不取消無產(chǎn)階級革命，他們只是認為需要一個過渡時期。托洛茨基明確警告：“黨必須牢記而且說明：與黨的主要目的即武裝奪取政權(quán)比較起來，民主口號只有一種補助的暫時的插話的性質(zhì)。民主口號的根本意義只在于能使我們走上革命的道路。”（鄭超麟，2004上：328） 1929年9月，陳獨秀與彭述之、尹寬等組成“中國共產(chǎn)黨左派反對派”的托派組織。與蘇聯(lián)的托派主要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黨不同，中國托派雖一再批評、反對中共，但其斗爭的矛頭，主要還是指向當政的國民黨，它既是左派反對黨，又是革命者，其歷史理所當然地是廣義革命史的一部分。
盡管周恩來等人注意到中國托派的特殊性，但在斯大林日益嚴厲的“肅托”影響下，中共沒有放棄過對托派的批判和打壓。1952年12月21日深夜，留在大陸的托派分子悉數(shù)被捕，結(jié)束了中國大陸的托派運動史。歷史在變化。1979年，在押的托派分子全部被釋放。托派領袖之一鄭超麟在聲明不改變自己觀點之后，被安排為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1991年，新版《毛澤東選集》在有關托派的注釋中，改變了舊版的提法。針對《論持久戰(zhàn)》一文中“鎮(zhèn)壓漢奸托派”一句，特別新增了一個注釋：“抗日戰(zhàn)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chǎn)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并論，是由于當時在共產(chǎn)國際內(nèi)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蓖信蓻]有獲得正式平反，但既不繼續(xù)關押，也不要求其改變立場。這不只是政治相對開放的表現(xiàn)，也是基于托派分子人數(shù)已極少，且不會有“春風吹又生”的可能。
托派分子大多能文，著譯甚豐。其中王凡西1957年寫作的《雙山回憶錄》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早期中國托派小史。自然，書中所說只是一家之言，不但與中共有別，也與托派的其他派別有異。
�。�、浪漫期
什么是革命？毛澤東說革命是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這當然沒錯，但革命有多種形式、而且是分階段的。
自從“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學生運動，仿佛始終不曾越出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范圍。雖然五四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斗爭，但五六年來北京學生的政治運動，卻遠落在上海和廣州之后，它在社會意義上未曾深化，在斗爭形式上也老守著天安門開會及向政府請愿的一套。因?qū)O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氣，雖然濃厚生動，卻并不嚴肅深刻。這個空氣里帶有節(jié)日的歡樂意味，有大團圓的升平景象。操軍權(quán)的馮玉祥系，操政權(quán)的安福系與政學系，以及主學政的國民黨、研究系和共產(chǎn)黨領袖之間，似乎彼此并不存著不可調(diào)和的斗爭。人事關系錯綜復雜，思想界限不很清楚。在少數(shù)上層領袖，多數(shù)的下層群眾中，流行著普遍印象，仿佛革命問題可以解決于私人聯(lián)絡，能取勝于文字爭辯，能贏得于示威請愿。這個“時代”，我們可以稱之為革命的浪漫的、文學的、蜜月式的階段。這個階段在歷史上經(jīng)常以熱的鉛和紅的血來結(jié)束。而三一·八慘案恰好就供給了這兩件必需的東西。（王凡西，1980：21）
浪漫期的革命也可以說是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的革命。廣場和旗幟是它的主要意象，集會演講、流行示威是它的主要內(nèi)容，混合著青春騷動的反抗現(xiàn)實是其主要特征。1930年，還是中學生的溫濟澤入團后，聽多了“我們要破壞一個舊世界的”宣傳，就聯(lián)系到自己：“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入團了，能做些什么呢？”“我們經(jīng)過商量，就在晚上到一些沒有人的教室里，砸電燈泡，抬了課桌從二樓向下扔。我們以為日積月累會為‘破壞舊世界’盡一份力量�！保貪鷿桑�1999：13）破壞性是青春期的本能之一，不滿是青年學生的普遍心理，革命似乎也因此成為人生必然的一個階段。1925─1926年間北京大學一千三百多名學生中雖只有二三十名共產(chǎn)黨員，但“由于時代的整個風尚所趨，有些青年人正愁得不得其門而入呢。組織方面并不廣開大門，爭取對象相當謹慎，怕的是讓投機分子大量地涌進來。”（王凡西，1980：22）浪漫期的沖動還不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思想運動的前哨戰(zhàn)和后衛(wèi)戰(zhàn)，常常采取了文學的形式，當這個運動達到政治斗爭或軍事斗爭的高潮時，文學的聲音便聽不見了�！保ㄍ醴参�，1980：20）溫濟澤在搞了那些破壞之后，團支書找他談話：“革命是要推翻舊社會的制度，是要靠黨，靠紅軍，靠整個無產(chǎn)階級和勞苦人民組織起來，把舊社會制度推翻。你這樣亂干，怎么能破壞舊世界呢？”（溫濟澤，1999：13）
1926年3月18日，段執(zhí)政府在北京槍殺請愿學生。魯迅說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統(tǒng)治者的暴行啟示著革命者也必須使用有組織的暴力。3月22日，中共中央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中說：“真正愛國的民眾尤應集中于廣州國民政府旗幟之下，助成他們的北伐使命。”北伐標志著包括國共兩黨在內(nèi)的革命方式的轉(zhuǎn)變：浪漫期轉(zhuǎn)為現(xiàn)實期，政治期轉(zhuǎn)為軍事期。此后的革命主要不是靠辯論和請愿，靠廣場集會和游行示威，而是靠武力和血腥。不是青年學生而是職業(yè)革命家和堅忍的戰(zhàn)士成為革命的主體。
放大一點說，1927年春達到高潮的農(nóng)民運動也屬浪漫的革命。農(nóng)民組織農(nóng)會壟斷農(nóng)村一切權(quán)力，甚至成立法庭，可以殺人，使一切行政和司法體系失靈，這在短期內(nèi)可以滿足農(nóng)民欲望、粉碎原有的權(quán)力系統(tǒng)，但不能完成農(nóng)村的社會革命。中國革命的成功仍然靠軍事較量，而且革命成功后，農(nóng)村的權(quán)力還得由各級政府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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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非常之事，但革命者亦有其飲食男女等日常生活。1926年王凡西從北京跑到當時的“革命圣地”廣州：
我發(fā)覺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干部，和我們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相同。憑我這雙帶點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這兒的革命者不夠革命。他們沒有那份嚴肅氣，無警覺心，更沒有悲憤情懷。享福和貪歡心情很普遍，生活相當隨便。對我有似至寶的革命書報，這兒認真閱讀的人卻仿佛很少。年青人聚在一起，女人問題談得比政治問題起勁得多。孫中山那兩句有名口號，這兒已被普遍改為“戀愛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革命及其理論問題永遠不會聽人提及。酒食征逐與方城作戰(zhàn)成了干部們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課。（王凡西，1980：26—27）
這首先是因為大環(huán)境的不同。革命者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當然不好，但革命在此時的廣州已經(jīng)成功，而全國革命的是否成功主要取決于北伐軍的戰(zhàn)場較量。革命者在廣州已經(jīng)進入一種體制化的生活狀態(tài)，上班下班，飲食兒女�！叭藗儗⒏锩ぷ骺闯蔀楣俾殻蛑畬⒏锩膮⒓诱呖闯珊唵沃\差使的人”。（王凡西，1980：27）廣東革命者與外地革命者生活狀況有明顯不同。鄭超麟比較過“廣東作風”與“上海作風”。上海是陳獨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廣東是蘇聯(lián)顧問控制的，不但在政治路線上有分歧，生活作風也不一：“外江的同志到廣東去開會或做別的事情的，都很驚訝這些廣東‘同志’，這些‘革命家’，他們是半當權(quán)者，做革命工作沒有危險，至少沒有從官廳方面來的危險，除了蔣介石的政變以外，試拿廣東總工會委員長蘇兆征和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何松林相比一下！惲代英的弟弟惲代賢在廣東結(jié)一次婚用了一千元�！保ㄠ嵆�，2004上：247—248）這確實是卑微庸碌，但人不能老是在革命，即使抱定終生革命的人，不也是為了下一代人能夠“享福和貪歡”嗎？
這正是革命的悖論：為了革命，必須終止日常行為狀態(tài)，拿出一切勁頭來斗爭歷險。但能要求人永遠不談女人嗎？也是1926年春，四川的革命黨人胡蘭畦來到廣州，一方面感到“中山艦事件”所暴露的國共兩黨分裂的嚴重危機，另一方面卻能欣賞南國的情調(diào)：“廣州馬路兩旁栽著洋槐，這時正開著粉紅色的鮮花，放出香氣，使行人沉醉，就像在夢境一樣。這里的男女，都喜歡穿那像漆過一樣的署良綢衣衫，拖著木屐，滿街都聽得‘啪噠啪噠’的聲音。街市不很寬敞，但很清潔，市容很整齊，馬路兩面的‘騎樓’下面，擺著做生意的小攤，賣各種咸甜食品。這里的人們臉上呈現(xiàn)出一種活潑愉快的表情。他們很喜歡音樂，一到晚上，到處都可聽到一種竹制鎖吶的聲音，吹的是廣東戲曲和民間小調(diào)。女的唱，男的吹鎖吶伴奏，他們一唱一和，悠然自樂�！保êm畦，1985：93）胡蘭畦是女性，此前一直在學校從事革命活動，結(jié)交許多上層人物，她沒有感到生活的愉悅就是“不太革命”。但從更艱苦的環(huán)境中來的王凡西卻難以把革命精神與生活愉悅貫通起來。這一方面可以解釋根據(jù)地與國統(tǒng)區(qū)革命者在思想行為上的分歧（這也是黨內(nèi)斗爭的進一步起源之一），另一方面也說明，革命的目的和革命的手段是很難統(tǒng)一的，這就是革命過后何以都有一個“熱月”的復辟期。當然，如果以談女人與方城之戰(zhàn)為樂，即使是和平時代，也是趣味不高的表現(xiàn)。
3、退潮
“白色恐怖”一般被用來形容大革命失敗后的革命者處境，但1928年，王凡西由蘇聯(lián)回國。其時盛傳國內(nèi)白色恐怖很嚴重，但當他放膽從海參葳到上海時，一路上卻非常安全。差不多同時，鄭超麟也發(fā)現(xiàn)：“在上海，很奇怪地，那時幾乎沒有什么白色恐怖。中央交通張寶全和宣傳部黃婉卿結(jié)婚時，在老半齋請了幾桌酒，除羅亦農(nóng)外，中央各部都有人到了，好像當初在武漢一般。彭述之夫婦剛從北京來，也赴這個筵席。他們頗驚訝。他們說：‘在北京是沒有這個自由的’；
他處也沒有這個自由。”（鄭超麟，2004上：308）
革命處于低潮，“安全”、“自由”云云從何而來？王的解釋是：
那一時期國民黨的鎮(zhèn)壓工作，還不是“科學化”的，不是職業(yè)探員與業(yè)余特務相結(jié)的“群眾組織”。它還不曾從斯大林的格·柏·烏學習過的；
蔣介石所賴以對付共產(chǎn)黨者，仍舊是橫行租界中的“包打聽”一流，腐敗顢頇，野蠻愚蠢，兇惡有余，效能卻是很低。這與數(shù)年后由ＣＣ主持，用共產(chǎn)黨叛徒為骨干的新特務相比，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王凡西，1980：114）
國民黨的歷史很久，但黨齡不長，1927才基本掌握政權(quán)，所以如何對付反對黨、如何鎮(zhèn)壓異端等等還沒有經(jīng)驗。王認為，1934年后，國民黨學習了斯大林的格·柏·烏和希特勒的蓋世太保，又得到受過嚴格組織訓練、習慣于地下工作的共產(chǎn)黨叛徒的幫助，鎮(zhèn)壓革命進入“科學化特務的時期”，對中共形成很大威脅。30年代初黨的主要領導人之所以撤離上海，就因為顧順章、向忠發(fā)這些重要領導人的背叛，對中央構(gòu)成極大威脅。1933年1月，博古等人到江西后，在上海留守的盛忠亮、李竹聲等組成上海中央局，經(jīng)常以中央的名義開展活動，不久中央機關悉被破壞，盛忠亮、李竹聲等盡行被捕，其中大部分“紛紛表示投降叛變”，盛忠亮積極勸降被捕的革命者。（黃藥眠，1987：261—280）李竹聲把幾十萬黨的活動經(jīng)費送給國民黨。后來成為汪偽“國民政府”特工頭目的丁默村、李士群，也是中共的叛徒。可見，沒有民主自由體制，無論什么黨，非法的監(jiān)控手段總是一樣的，在技術(shù)與手段上是可以相互摹仿和學習的。
鄭超麟提供了加一種解釋：大革命失敗初期，揚虎任上海警備司令，“他的恐怖如此之嚴酷，而且化為一種敲詐手段，連資產(chǎn)階級自身也厭惡他。此時國民黨在大城市的統(tǒng)治地位已經(jīng)穩(wěn)定，經(jīng)濟趨于復興，上海工人運動已退至無能為害的地步。楊虎時代被捕的判決了徒刑的共產(chǎn)黨員，向司法機關控訴，法院特為此設立一個法庭，重新審判，好多的人交保釋放了。國民黨政府在大城市放松恐怖，正如帝國主義撤退在華軍隊一般，都是出于革命退潮的�！保ㄠ嵆耄�2004：309—309）工、農(nóng)同屬受壓迫者，但相對而言工人階級是現(xiàn)代發(fā)展的受益者，城市工人無論是在經(jīng)濟收入還是在社會地位上，都是令農(nóng)民羨慕的（這一情形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沒有改變）。工人的革命要求既然下降，革命就只有轉(zhuǎn)向農(nóng)村。
4、制造革命
革命的重心雖已轉(zhuǎn)身農(nóng)村，但“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不能沒有城市工人的參與。如果城市革命已經(jīng)退潮，那么革命黨的任務之一便是不斷推動革命。時任上海工聯(lián)會組織部長的饒漱石想出一個辦法：“比如一個紗廠里的車間分幾個組，每個組里都有幾個赤色會員，一、二個黨員，到時候把機器一關，振臂一呼：‘罷工了，罷工了！’大家走出車間，其他車間聽到鬧聲，便跑出來看熱鬧。巡警和廠警來彈壓，就都回去了。”（楊尚昆，2001: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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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央所在地上海被分為五個區(qū)，中央組織部除部長外副部長和四個干事每人負責一個區(qū)。王負責滬中，這里是商業(yè)區(qū)，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發(fā)動店員。他們瞪大眼睛，不放過一星半點的火種：
有時候，為了某一鋪子里老板和伙計的些小爭執(zhí)，我們，從中央到區(qū)委，甚至還加上江蘇省委，開上通宵的會議，策劃進行斗爭的步驟哩。總之，我們那時往往以數(shù)只獅子的力量，去圍搏一頭小兔。我們從清早到深夜，始終睜大著警覺的眼，向四周圍察看一星星火點，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勢。急躁間雜了幻覺，使我們保持了人為的緊張。（王凡西，1980：124）
革命者付出了勞動，但革命高潮未起。以王負責的滬中區(qū)為例，這里估衣鋪的職工斗爭運動曾極有聲色。這里的斗爭有自己的特點，一是中小商店的勞資關系與大工廠在企業(yè)不同，老板與伙計之間有著親屬的、鄉(xiāng)誼的、甚至家庭的紐帶，一旦發(fā)生斗爭，仇恨就特別深刻而復雜，并且夾著許私恩私怨，“因之斗爭所采取的形式，有時看起來分外的尖銳殘酷�！保ㄍ醴参�，1980：122）他沒有說究竟怎樣的“尖銳殘酷”，但把它與50年代初的“五反”運動聯(lián)系起來：“近年來中共所執(zhí)行的‘五反斗爭’及‘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所造成的無數(shù)血淚故事，在我那時碰到的估衣業(yè)斗爭中，已經(jīng)能看到不少預演了�！保ㄍ醴参�，1980：122─123）他從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是：
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小工商者，本身就是一個悲慘的落后事實；
他們可憐的處境勢必造成最難容忍的階級對立；
可是它們那脆弱地位又最受不起階級斗爭的打擊。站在共產(chǎn)主義者立場上，為了喚起一切勞動者的覺悟，我們自然要盡量發(fā)展他們中間的斗爭；
但從經(jīng)濟發(fā)展的角度看，此類階級斗爭往往是悲劇的兩敗俱傷。（王凡西，1980：123）
革命如果不能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提高人的生活，那又有什么目的可言呢？當時還經(jīng)常舉行所謂“飛行集會”：
約定了時間，動員了大量黨員（人數(shù)常常不超過數(shù)百），暗中集合于南京路兩旁。信號一發(fā)，少數(shù)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幾聲口號，拋擲幾把傳單。如果此時巡捕房的紅車子還不曾出現(xiàn)，就簇擁成一大堆人，在馬路上“示威起來”，冷冷清清地喊幾聲口號，向前移動數(shù)十碼。如此直到警車來到，人們便立即四散 到人行路上，裝作路人。巡捕開始捕人，有幾個不幸者給拉到紅車，開走。示威完畢，“高潮”一度就算過去了。這樣的示威在組織者心里引起了極大惶惑，給了被動員去參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們的口頭上，“做紀念”變成了無聊的同義詞。（王凡西，1980：128—129）
這種行動除了表示革命力量的存在以外，對革命毫無實際推動，而且給參加者莫大的痛苦。革命作家蔣光慈“總是在約定時間快到時才來，穿著西裝，還帶一個漂亮姑娘，拿著手提包。馬隊一來，他和那個姑娘就雙雙溜進咖啡店里去就座了。這樣，當然巡捕也就抓不到他�！保S藥眠，1987：91）蔣光慈后來因為不愿參加“飛行集會”而被開除出黨。
參加“飛行集會”的主要是黨員和靠近黨的工人，遠遠談不上工人運動，上海工人運動也沒有因此就被動員起來。據(jù)王凡西分析，上海工人自1925年“五卅”運動首次登上階級斗爭的舞臺，到1927年的三次武裝起義中達到高潮，而在“四 · 一二”政變后便一直轉(zhuǎn)落低潮，1928交通郵電工人的反擊只是剛剛逝去的那場革命的余波。1929年后上海工運開始處于癱瘓狀態(tài)，以至于1938年抗戰(zhàn)軍興，工人也只能跟在小資產(chǎn)階級的后面推波助瀾，這種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抗戰(zhàn)結(jié)束�？傊�，中國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并沒有得到上海這個最大的城市的產(chǎn)業(yè)工人的有力參與
5、吃飯問題
列寧認為，無產(chǎn)階級政黨要成功，一個先決條件是培養(yǎng)“革命職業(yè)家”，即有一部分以其全部精力、全部時間來從事革命的理論和實際斗爭。列寧最看不起流行于社會民主黨的那種業(yè)余革命作風，這些人只把黃昏或周末貢獻給“革命女神”，因而也只有在歡樂的宴會上或談笑的沙龍中，他們才用“社會主義者”、“激進分子”的資格去嚇唬嚇唬高貴的太太們。
一個以全部時間為黨工作的人，當然要由黨供給生活費。但在上海，革命職業(yè)家的人數(shù)要超過沒有職業(yè)化的普通黨員。按照組織辦法，普通黨員要繳納黨費以維持那些革命職業(yè)家的生活，但有限的黨費不足以養(yǎng)活一大批革命職業(yè)家。差額部分只有靠蘇聯(lián)的幫助和各根據(jù)地“打土豪”解來的款子，“當我在黨內(nèi)工作時，黨的主要支出，據(jù)說是靠列寧格勒黨員的全部黨費�！保ㄍ醴参鳎�1980：136）中央工作人員的生活費為每月25元，區(qū)委會的同志為19元。王凡西所說只是印象，真實的情況是如陳獨秀在“三大”上所說：“黨的經(jīng)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chǎn)國際領來的�！北热�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中央得到國際協(xié)款16655元，此后逐年增加，到1927年，僅用于特別事件的“特別費”就達幾十萬元。（楊奎松，：2001：195）
1929年冬，中國托派分子的身份開始暴露，是聲明放棄托派意見以留在黨內(nèi)還是堅持托派主張被開除出黨，是托派分子面臨的選擇。在這個過程中，“生活費”是一個制約因素：
在革命與不革命之間，生活問題不會使任何一個革命者作片刻的考慮；
但若問題只關于兩條革命路線之間的抉擇時，生活是否安定就會起相當作用�！龇磳ε傻淖涛秴s不是好嘗的。它沒有一個錢，沒有一個團體會給它以任何捐獻。每個反對派分子，非但要自謀生活而且要從米飯錢中節(jié)省出可憐的余款來，維持組織，進行工作。
后來脫離了中共的張國燾，當時曾對彭述之說：“你還能翻譯，如果我出來，靠甚么生活好？”（王凡西，1980：137）
革命也要錢，革命者也要吃飯。已有一定社會基礎和國際支持的共產(chǎn)黨還有一些錢，托派組織卻沒有任何經(jīng)費支持，所以王認為就業(yè)的異常困難在某種程度內(nèi)限制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發(fā)展。其時經(jīng)�？梢月犚娺@樣的感慨：能從革命職業(yè)家變成職業(yè)革命家（意指另有一份職業(yè)來維持生活）就好了，這樣，行動可以自立得多。其實，一些共產(chǎn)黨人也是靠稿費吃飯的。比如李一氓就“借助于這些翻譯工作，取得必要的生活費用，因而能夠在上海這個陣地上堅持下來�！保ɡ钜幻�，2000：100）
王被開除黨籍后，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從唯心論到唯物論》，賣了120元（約等于五個月的黨內(nèi)生活費），渡過了被逐出黨后的第一個難關。托派分子都受過較好的教育，大多從莫斯科回來，著譯相當勤奮，這固然有革命事業(yè)的需要，也是生活所逼�！安粌H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對派分子只要是能夠提得起筆的，均以譯著社會科學來解決生活問題�！瓱o怪乎中國反對派要以窮出名了。”（王凡西，1980：178）窮且益堅，中國托派有它的精神支持。
6、誰是失敗者
二、三十年代之交，上海的小型書店像雨后春筍地開出來，它們都以出版社會科學書籍為主。書店的背后大多是受蔣介石排斥的軍閥官僚，他們無事可為，就略斥宦囊，交托人來搞“文化事業(yè)”以為日后再起的資本。這些受托之人多為舊文人，他們又到上海出版界來找內(nèi)行編輯或撰稿，而這些內(nèi)行，多是革命的知識分子，當時的“社會科學”差不多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代名詞。三十年代初的上海灘就這樣演出了軍閥官僚出資讓革命者出書的舞臺劇。比如當時最大的神州國光社：
這是陳銘樞投資的，而實際負責者為王禮錫。王禮錫的出身我不大清楚，會吟點舊詩，以詩人自命，但對出版事業(yè)，尤其對社會科學則是十足的外行。人相當老實，于政治少所知，因而也沒成見。只要是“左方人物”，甚至只要你能賣弄幾個社會科學的名詞，他都延攬之惟恐不及。他每嘗以蔡元培自況，故作家中自陶希圣等起，中經(jīng)斯大林派，一直到我們托派，他都一視同仁。在1930年初期，他跟反對派特別接近些。（王凡西，1980：177─178）
軍閥官僚們自掘墳墓，為傳播馬克思主義作了不自覺的配合。郭沫若翻譯的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就是由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不過王禮錫不純粹是外行，除詩作和詩評外，他對社會科學確有研究：他主編的《讀書雜志》在二十年代末的社會史論戰(zhàn)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本人也是黨的朋友，寫過介紹唯物辯證法的文章，以至于1932年5月瞿秋白也愿意著文《唯物辯證法的合法主義化》來和他討論。
革命失敗了，革命理論卻風行起來。這首先是革命自身的補課。二十年代的革命運動是沒有思想而行動起來的，陳獨秀、《新青年》反映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向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意識的轉(zhuǎn)向，但革命行動非常迅速，遠遠超過了革命者頭腦中的思想，革命者對于如飛開展的階級斗爭非但不能胸有成竹地領導，甚至不能有精辟透徹的了解。社會主義理論之于他們只是一個外來的抽象的思想，與中國實際聯(lián)系不起來，因此只能盲目地執(zhí)行莫斯科的指令，終至1927年失敗。失敗不全是壞事�！笆Y介石反革命的沉重鐵錘，敲掉了無數(shù)中國革命者的頭顱，同時也敲醒了許多幸而未掉的腦袋�！保ㄍ醴参�，1980：176）“痛定思痛”，這就有了1929年后以上海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左翼的社會科學、文學藝術(shù)極一時之盛。仿佛相互之間有一個分工，托派的主要精力是翻譯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共產(chǎn)黨領導的“左聯(lián)”則把重點放在“普羅文學”上。這也許是王凡西的自我表揚，但無論如何，共產(chǎn)黨雖然在政治上失敗了，在組織上又經(jīng)過托派的分裂，但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卻獲得了勝利。
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不滿現(xiàn)實、探索未來的青年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都愿意或可能直接參與革命行動。而當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變成一種具有冒險性、刺激性的時髦的時候，宣傳革命文化便是一種既可滿足幻想、又較少危險性的政治參與。托派的另一個人物鄭超麟就從讀者需要來理解這一奇特現(xiàn)象：“我認為中國太過于地廣人眾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運動以及湖南的農(nóng)民運動，驟然發(fā)揮威力，雖能將共產(chǎn)黨推上去，與國民黨平分政權(quán)，但不及時喚醒全國農(nóng)民和小資產(chǎn)階級群眾，就驟然被反革命所壓倒了。前鋒隊失敗之后，后備軍才慢慢動員起來，已來不及挽回革命的命運�！舱沁@一特殊狀況，1929年后四、五年間中出版界才能風行馬克思主義書報的，──因為一部分小資產(chǎn)階級群眾，主要是學生群眾，被1927年無產(chǎn)階級革命喚醒了，雖然來不及參加這個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這個革命及其理論前提�！保ㄠ嵆耄�2004上：311—312）
還有一個社會/文化的環(huán)境問題。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文學藝術(shù)，都少不了傳播媒介。國民黨新聞監(jiān)控的無能和低效，此時的上海文化出版具有一定的產(chǎn)業(yè)化性質(zhì)，都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條件。只有成為一個產(chǎn)業(yè)，出版物的政治檢查才會有一定的放松，也只有成為一個產(chǎn)業(yè)，寫書才能賺錢。
7、人情
組織的功能之一是營救下獄的革命者，特別是那些重要的負責干部。30年代初，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對捕獲的共產(chǎn)黨人有三種處置辦法�！笆滓朔浮本偷貥寷Q，如彭湃、向忠發(fā)；
重要人物要轉(zhuǎn)解南京；
較不重要的人物留歸司令部軍法處偵查辦理。這第三類人實際上就是肉票身份，“偵查”即講價，“辦理”即放人或撕票。一些革命者甚至是重要人物被捕后并未被認出真面目（比如關向應），也被留在龍華待價而沽。
龍華軍法處的這種做法也是違背國民黨法律的，以政治犯來做買賣，它也冒了很大風險，因此肉票的標價就很高。而“革命者的家庭畢竟寒素居多；
縱有富貴父兄，而關系多半在事先已搞得很壞了�！边@就要依靠組織：
我所看見的贖買成功的人，無一例外是黨內(nèi)在朝派的密友，因而由黨出了大錢的。其中有關向應、陳為人、向忠發(fā)的秘書等。而最特出的則是王明的好友陳微明（即沙可夫），他進來三兩天就談妥贖出了。有些人，身份雖屬于“最重要一類”，但因與在朝派不睦，也不會成為贖買對象。（王凡西，1980：183—184）
要想在關鍵時刻有組織可以依靠，平時就要和組織搞好關系；
組織是由一個個領導人代表的，官越大就越能代表組織。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革命靠領導。有一個叫李震瀛的中央委員，因為贊成何孟雄等人，就被陳紹禹視為異端，不但不來贖他，連“紅色救濟會”送來的接濟品都沒有。
國民黨的監(jiān)獄當局以政治犯為謀財之道，見利忘義，政治覺悟極低，只能導致國民黨的失敗。但政治氣氛濃厚的革命陣營中，也有以人情換人命的。1943年3月，康生傳出蔣介石可能進攻延安的消息，借機以“整頓后方，清理陣營”之名抓捕一批人。“他手里拿著個名單，一邊說，一邊在人名上打著記號，有的劃‘0’，有的點‘·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嘴里念叨著：‘這個是復興社，這個是‘C·C’，這個是‘漢奸’，這是‘叛徒’、這個‘日特’……”。劃完了吩咐我們把劃了‘0’的都抓起來，打了‘· ’的都送進邊區(qū)行政學院進行審查。我接過名單逐一看下去，看到了打‘0’的有個‘師樹德’，我脫口而出，說‘這是我四弟’�？瞪话褤屵^名單，說‘你弟弟？’接著把‘0’劃去。我說：‘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就……’。康生嘴一咧，頭一擺，嘴里‘嗯嗯’兩聲，也不作解釋，把‘0’換言之成‘· ’交給了我們�！保◣熣埽�2001：161）如此，則康生就與國民黨差不多了嗎？又不盡然，國民黨交出的是真正的政治犯，這些出獄后為革命做了許多工作；
而康生手里的“特務”名單，基本上是他“揪出來”的同志，放出來以后仍然是干革命。對于康生這樣的殺人魔王，倒希望他多一點人情少一點原則。
8、政治家與革命家
革命家與政治家是兩種不完全相同的品格：
有革命的政治家，有不革命的政治家。有兼具政治家品格的革命家，也有完全不能充任常態(tài)政治家的革命家。一般地說，在艱苦創(chuàng)業(yè)時期，需要的因而“時興的”是革命家；
革命完成后，當令而爬到前列去的是政治家。真正偉大的政治家必然是革命家，但偉大的革命家中有很多并非政治家。反之，片面具有政治家條件有人，即使因為時勢所趨，被卷入了革命隊伍，但在事件的發(fā)展中，這種人多半在失敗中最先變節(jié)，在勝利中最先官僚腐化。（王凡西，1980：274─275）
革命家與政治家所追求的都是成功，理想與原則都不是指導其行動的唯一標準。相對而言，革命家的對手是敵人，能夠克敵制勝就是稱職的革命家；
政治家處理的是關系，能夠平衡力量各方才是合格的政治家。革命家需要的是勇敢和獻身的精神，政治家需要的是組織與協(xié)調(diào)的藝術(shù)。經(jīng)歷過淮南新四軍軍部整風的潘漢年曾說過：“大丈夫不能投機，更不能取巧，自以為是更為下賤。我熟思一切，我發(fā)現(xiàn)了我確有特性，決非常人所能了解。我的長處不在做什么大事，而在發(fā)掘人們所不注意的東西。換言之，我有靈敏的感覺，而無潑辣之手腕；
我有高人一等的辨別知識，而乏駕馭他人之野心。因此，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運用手腕�！保ㄒU，1996：259）“手腕”與“野心”就是政治家的必具素質(zhì)，沒有這一素質(zhì)，再有“靈敏”的“智慧”也沒有用。
對于政治家來說，為了達到目的，事實不是惟一需要尊重的。1937年2月到3月，劉少奇接連四次上書總書記張聞天，全盤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的白區(qū)工作路線。但在5月17日中央召開的白區(qū)工作會議上，這一觀點受到多數(shù)白區(qū)同志的批評。曾親手把自己半歲的孩子賣掉換取五十塊光洋用作地下交通費用的河北省委書記高文華即說：“對于過去的工作，K V（劉少奇的化名）沒有詳細研究，只是說過去錯了，是‘左’傾盲動。對于過去有沒有對的，沒有談過，所以省委幾個同志都很難過�！薄昂芏鄦栴}我們不同意，所以我們這次無論如何要求中央，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崩栌�、張霖之等人亦上書中央，列舉大量事實否定“白區(qū)損失百分之百”的結(jié)論。就事論事，白區(qū)同志所認有理有據(jù)，“他們滿懷期望來到延安，除了接受下一階段的工作任務以外，也很想聽到黨中央對自己常年艱苦斗爭的評價和意見。他們想不到，迎面澆來的，是一盆冷水。他們提著腦袋干革命，前仆后繼，到頭來是‘關門主義、宗派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惡劣傳統(tǒng)’！”但當時的形勢是毛澤東意欲從此打開清算四中全會以來的“王明路線”缺口，所以白區(qū)同志基于事實的觀點在政治上是不合時宜的。據(jù)黎玉說，劉少奇根本不看白區(qū)工作的報告，說“這些報告不如擦屁股紙”。建國后，劉曾對參與這次會議、同樣不贊同劉少奇觀點的吳德說：你那時還年輕，不懂得什么是路線斗爭。（俞虎，2003：41—45）路線斗爭經(jīng)常是在事實之上運行的。類似的是1945年的白區(qū)工作會議上，康生再次全盤否定30年代的白區(qū)工作，劉少奇的老部下王世英即以1932年以后中央軍委、中央特科在情報、統(tǒng)戰(zhàn)工作中的成就來證明黨的白區(qū)工作并沒有失敗。（段建國、賈岷岫，1992：200）這同樣是事實，但當時的政治形勢卻是：要徹底否定“王明路線”及其指導下的白區(qū)工作來突出劉少奇是白區(qū)正確路線的代表，論證劉作為黨內(nèi)二號人物的合理性。此時劉少奇需要的不是白區(qū)工作的成績，而是“王明路線”對白區(qū)工作的危害，以及自己率先批評“王明路線”的勇敢記錄。王世英是優(yōu)秀的革命者，但同樣不懂得“路線斗爭”。“路線斗爭”既不一定要有事實基礎，則其對事實的陳述就可以與時俱進。1964年，毛澤東已有意要劉少奇下臺，在他發(fā)現(xiàn)李雪峰不贊同劉的夫人王光美的《桃園報告》后，就說：白區(qū)工作的正確代表是李雪峰。（王力，2001：574）當年給予劉少奇的榮譽現(xiàn)在贈給了李雪峰，李亦因此在彭真下臺后出任北京市委書記。無法判斷的是，當1970年毛澤東認定李是林彪的一員“大將”時，他打算把這一榮譽的贈送給誰。
如何陳述事實其實是一種說話的藝術(shù)。1964年，空軍司令劉亞樓上將在與被打成右派的陳沂談話時說過：“自己的自由主義過去吃過虧，被人抓住話柄，也是由于這個嘴。有時理在自己這一邊，無理在人家那邊，結(jié)果自己還吃了虧�！薄拔覀冞@些人都有一個通病，看到不滿就講，又不懂得黨內(nèi)斗爭的復雜性。”（黃萬機，1998：354）誰懂得這“復雜性”呢？當然只有善于處理各種關系的政治家。革命的結(jié)果常常是政治家來收獲、享受革命家的成果。
革命是以戰(zhàn)爭的方式來進行的，從理論上講，無論是政治家還是革命家首先關心的是戰(zhàn)斗的勝負，但政治家更關心的是與上級保持一致，即使導致失敗也在所不計。紅軍長征前，中央派尋淮洲率紅七軍團作為先譴隊挺進閩、浙、贛、皖以吸引敵人。這支6000多人小部隊要在敵人的層層包圍中千里作戰(zhàn)，形勢極為險惡，尋淮洲不得不相機行事，改正原先確定的計劃，但隨軍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和政委樂少華卻總是恪守中央命令，不許越雷池半步，使紅七軍團遭受很大損失。然而結(jié)果卻是，樂少華因為執(zhí)行了中央命令而進一步受到重用，尋淮洲卻由軍團長降為師長。
革命家與政治家本不一定對立，一兼二任者有的是。革命既需要革命家也需要政治家，不過總有人在性格和能力方面有所偏至，兩種人就不容易協(xié)調(diào)，前者鄙稱后者是“玩弄權(quán)術(shù)的政客”、“黨棍”；
后者看不起前者“不懂政治”。北伐時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有言：“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們的氣難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戰(zhàn)死�！保ü簦�1992：103）這就是典型的革命家的語言。
9、托派圣徒
王凡西描繪了一個他理想中的革命者，這就是陳其昌，即陳清晨，河南洛陽人，1925年在北大參加共產(chǎn)黨，1929年轉(zhuǎn)向托派。在王看來，這是一個具有最優(yōu)秀的革命家的一切性格的人：吃苦安貧，從不懂得生活的享受；
疾惡如仇；
對一切被踐踏與被欺侮者懷有無上悲憫；
最不喜歡擺架子；
他不但沒有領導分子的裝腔作勢，而且永遠把自己安放在最危險的最前列；
他身上混合著新式的同志愛和舊式的義氣；
對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
所以他是以“大哥”這個綽號聞名的。（王凡西，1980：275）托派作為中國革命黨的反對者，共產(chǎn)黨反對它，國民黨逮捕它，日本人殘殺它，1931一1937年，托派組織屢屢為白色恐怖所破壞，每次總是陳其昌獨木支撐，慘淡重建，使組織一線存續(xù)。1942年，陳其昌被日本憲兵殺害。
80年代，與托派毫無關系的《光明日報》記者戴睛也這樣描繪陳其昌：“1926年，陳清晨的妻子從家鄉(xiāng)到北大探省。聽說老大哥的‘小腳夫人’來了，李芬、劉瑩一幫女孩都跑去看，她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陳清晨待她十分溫存。事后他向她們解釋：‘她哭了，因為她以為我會拋下她另娶。你想我能做這種事么？我要革命，自己反倒去損害舊制度的受害人！’陳清晨留在王實味夫婦記憶中的，總是那個揣上兩個窩頭，風塵仆仆跑進跑出的樣子。1930年劉瑩小產(chǎn)，家中一文不名，陳清晨曾把30塊錢硬塞給他們。劉瑩至今不知道這是他將家里可當?shù)臇|西全部送當所得�！币灾劣谠谘影裁鎸β暽銋柕呐泻蛯徲崟r，“王實味也不肯否認那溫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戴睛，1989：91；
溫濟澤，1990：210）
陳其昌個人的品格應當是無可挑剔的。不過他之廣為人知，卻是因為他的一封信引來了魯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事情的起因于“兩個口號”的論爭，簡單地說，周揚等人的“國防文學”反映了當時共產(chǎn)黨正在推行的階級合作的路線，魯迅堅持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則更多承繼了此前左翼文學的斗爭傳統(tǒng)。而托派認為，斯大林、毛澤東推行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一種取消主義，是向反動政府的投降，從而，魯迅這一取向“多少表示了真誠的革命者對于階級斗爭的堅定，對于無條件投降于國家主義的厭惡�！岢硕嗄辍樟_文學’，與國民黨御用文學及所謂‘第三種人’等作了長期尖銳斗爭之后，忽而要掉轉(zhuǎn)槍頭，化敵為友，從事什么‘國防文學’了，在他心里當然不會舒適安靜的�！保ㄍ醴参�，1980：206）既然一貫景仰的魯迅與托派有一點相似，陳其昌就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來陳述托派的基本主張，反對大革命失敗后的共產(chǎn)黨的盲動政策（瞿秋白、李立三）和軍事投機（毛澤東），反對抗戰(zhàn)后與國民黨組成聯(lián)合戰(zhàn)線。然而，魯迅對斯大林從來沒有托派那樣的認識和批評，對黨的新政策也由于馮雪峰的介紹而認同，因此他不但高度評價斯大林與毛澤東，并指出托派“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容易使人生出“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的印象。陳收到回信后很痛苦，倒不是因為自己受了污蔑，“而是發(fā)覺到牽連進黨派政治之后，甚至一個最有骨氣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而且不得不應用他本人從來痛恨的‘流言’與‘盧布’（這兒應指‘日圓’）冷箭�！保ㄍ醴参鳎�1980：207）而陳獨秀則認為魯迅受黨之捧，感恩圖報，不可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之心了，根本不應對魯迅有什么幻想。
在多重壓力下，中國托派從來沒有像樣的發(fā)展，但作為革命者，它有自己圣徒。陳其昌外，外號“美麗的小麻雀”梁彩蓮（即黎白曼）也是一個。她15歲參加工人運動，拒絕了貴介公子的追求，不但選擇了當時幾乎沒有希望的革命，而且選擇了比共產(chǎn)黨更無希望的托派，其艱苦卓絕幾令人難以置信。她在醫(yī)院生產(chǎn)時聞知丈夫投向政府，忍痛棄子逃出醫(yī)院，與叛變的丈夫決裂。
彩蓮身體單薄，生活卻過得非常之壞�！D苦的生活畢竟毀壞了她的健康，她發(fā)現(xiàn)了嚴重的肺結(jié)核癥。因為窮（同志們是無一不窮），她得不到任何營養(yǎng)，病勢便益見其沉重。我在１９３５年年初再度見到她時，她已經(jīng)失了音，經(jīng)常得躺在床上了。不過我驚奇于她精神的昂揚，對事業(yè)滿有信心。（王凡西，1980：278）
在現(xiàn)代革命史上，托派地位不高、影響也不很大，未來似乎也不會有托派的發(fā)展空間，但如果王凡西所述屬實，則像陳其昌、梁彩蓮這樣的“托派”還是能引起后人敬意的。任何一個反抗現(xiàn)實秩序的運動和組織，只要不是胡鬧，都會有它的“圣徒”。只是這圣徒的清潔和光芒，不是由這個運動和組織賦予的，而是超越政治教義的理想主義。
10、陳獨秀的地位
陳獨秀與托派的關系比較復雜。大革命失敗后，斯大林要陳獨秀承擔全部責任以抵擋來自托洛茨基的批評，但陳不是軟骨頭，不愿配合斯大林來演這出悲喜劇，最后被開除黨籍。在這期間，陳接觸到一些中國托派，從他們那里看到了俄國反對派即托派的文件，“在托著中，他驚奇地看到，大革命時期，他曾多次提出的反對共產(chǎn)黨員加入國民黨及后來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竟遠與在莫斯科素不相識的托洛茨基主張不謀而合。則正是因為這些主張一再遭到共產(chǎn)國際的否定，才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他在大革命失敗后所受到的壓抑和委屈終于有人作了最深切的理解，發(fā)別人之未敢發(fā)。原來大革命失敗后歸在他名下的一大堆錯誤，卻是斯大林自己一貫堅持，而事前卻均已由俄國的反對派指摘出來的。”（張寶明、劉云飛，2000：13—14）陳因此部分認同托派的觀點，并終于在1931年成為中國托派名義上的領袖。
但從一開始，陳就沒有放棄中國革命的性質(zhì)仍然是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觀點，在接受托派思想時，他抵抗了許久：“他每次同尹寬談話，都提出不同意見，經(jīng)過尹寬的解答后，還是不同意，但下次談話，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見了，反而以尹寬的意見（即托落茨基的意見）為基礎，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見。一層又一層地討論下去，到了我們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個人還有不同意見。最后一次，他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只能實行工農(nóng)專政，而不能行無產(chǎn)階級專政�！保ㄠ嵆耄�2004上：322）此后他在民主問題上他與托派的分歧日益嚴重。
1936年莫斯科大審判后，陳開始對蘇聯(lián)國家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疑問：這樣不民主，還算什么工人國家？他覺得當時的蘇聯(lián)既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像托洛茨基所說的是什么墮落的工人國家，因為工人階級一旦被逐出于統(tǒng)治機構(gòu)──即國家機關之外，這個國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所以他認為斯大林的蘇聯(lián)只能稱之為官僚國家，決不能被描寫為任何形式的工人國家。
1939年德蘇協(xié)定后，陳公開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場，以為沒有高于資產(chǎn)階級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國家。當中國托派根據(jù)第四國際的綱領聲明不管蘇聯(lián)為何卷入戰(zhàn)爭，我們?nèi)耘f要保衛(wèi)蘇聯(lián)的說法，陳根本反對。1940年7月，他在給王凡西的信中說中國托派“不但在思想上與死狗（指斯大林）無二，即詞句亦多相同，近讀《破曉》一小冊，……竟放過法西斯，專向英美攻擊，且為蘇聯(lián)征伐芬蘭辯護……‘反對民主國英美’，‘不攻擊法西斯’，‘擁護蘇聯(lián)’，這三個政綱合起來，第三第四國際在理應該合并了……除了史大林手中掌握的軍警法庭等國家統(tǒng)治機關，誰能尋著一個懸在空中的蘇聯(lián)來擁護呢？”（陳獨秀，1993：
548—549）
1941年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不久，陳在《我的根本意見》中公布了他的十大政治主張，其中第八條是：“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fā)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組織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shù)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shù)特權(quán)之旗幟�！疅o產(chǎn)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nèi)容也和資產(chǎn)階級民主同樣要求都有集會、結(jié)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保惇毿悖�1993：560）
1942年5月30日，即逝世前半個月左右，陳在《被壓迫民族的前途》一文中認為斯大林的蘇聯(lián)“放棄了以世界革命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以俄國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若要更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便未免糟蹋社會主義了�！保惇毿悖�1993：607）
陳獨秀晚年的主要貢獻，是從對斯大林主義的反省，接受了英美式的民主思想，把社會主義與民主自由聯(lián)系起來，最終與托派分道揚鑣。陳獨秀最后的政治意見是：
第一，人類的歷史是一部民主的發(fā)展史：
人類的歷史主要是一部民主的發(fā)展史。據(jù)他的看法，自從奴隸社會破壞了原始共產(chǎn)主義社會的民主之后，繼起的各種社會形態(tài)的更迭，不變地代表著民主的提高與擴大。雖然歷史發(fā)展所循的途徑是彎曲的，但在較長的時距內(nèi)看，代表民主的那條線總大向在延伸。因此，他又獲得了又一個結(jié)論：民主是社會進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的指標，它本身并不含有階級性，更不是資產(chǎn)階級的專利品，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加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拒絕，則是反動而進步。他認為一個真正的工人國家絕對應該比任何資產(chǎn)階級更加民主。（王凡西，1980：211）
觀察歷史可以有很多視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個標準，如果不是民主擴大，歷史還有什么意義？政治革命還有什么必要？如果工人階級國家不比資產(chǎn)階級國家更加民主，工人階級奮死斗爭又為了什么？民主自古而今是每個時代革命力量的旗幟，永不過時。
第二，民主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拋棄民主就是拋棄社會主義�！段业母疽庖姟分姓f：“無產(chǎn)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本主義及資產(chǎn)階級，遂并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chǎn)階級革命’出現(xiàn)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xiàn)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quán)，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chuàng)造甚么社會主義，所謂‘無產(chǎn)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jié)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是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彼�特別指出，斯大林的罪惡不是因為他這個人特別壞，而是“無（產(chǎn)階）級獨裁制邏輯的發(fā)達”。（陳獨秀，1993：560）“‘無產(chǎn)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nèi)容也和資產(chǎn)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jié)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和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薄拔覀�?nèi)舨粡闹贫壬险以�，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shù)史大林從俄國及別國產(chǎn)生出來。在十月后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chǎn)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chǎn)生獨裁制�！比舨换謴兔裰髦�，繼斯大林而起的，難免不是一個“專制魔王”。（陳獨秀，1993：554—555）
第三，英美民主制與俄德意法西斯絕非“小小的不同”，而是在根本上有進步與反動之分。陳具體比較英美與俄德意：
�。祝┯ⅰ⒚兰皯�(zhàn)敗前法國的民主制
�。ㄒ唬┳h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nèi)）壟斷其選舉區(qū)，而各黨仍須發(fā)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要求，……開會時有相當?shù)挠懻摖庌q。
（二）無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殺人。
（三）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chǎn)黨公開存在。
�。ㄋ模┧枷搿⒀哉�、出版相當自由。
�。ㄎ澹┝T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ㄒ遥┒怼⒌�、意的法西斯（蘇聯(lián)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為一類）
�。ㄒ唬┨K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ǘ┟孛苷尉炜梢圆度藲⑷�。
（三）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ㄋ模┧枷搿⒀哉�、出版絕對不自由。
�。ㄎ澹┙^對不允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陳獨秀，1993：557—558）
重要的不是什么階級的民主，而是有沒有民主。陳的結(jié)論是：“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和格柏烏政治�！保惇毿�，1993：541）二次大戰(zhàn)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于英法美，保持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法西斯的德國滅亡了，但格柏烏的蘇聯(lián)卻屬于勝利的一方，民主和獨裁的斗爭并未德國戰(zhàn)敗而結(jié)束。
第四，仿佛預見到民主和獨裁斗爭的繼續(xù)，陳強調(diào)中國既然參加了民主國家反法西斯的斗爭，就應該以民主自由為國人的中心思想，絕不能以任何理由（如中國特殊論、民族主義等等）反對這民主自由，即使因為經(jīng)濟落后、歷史傳統(tǒng)、戰(zhàn)時狀態(tài)等原因一時不易達到自由民主制度，“起碼也必須表示趨向民主自由這條道路的決心”。（陳獨秀，1993：603）他還預見到戰(zhàn)后由民族轉(zhuǎn)化為國際集團化（實即全球化）的趨勢，“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實際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沒有前途，就是蘇俄也不能例外”──1990年，蘇聯(lián)土崩瓦解。陳獨秀在此表現(xiàn)出的高度的預見性，有論者以為，“許多國人在九十年代說的話，包括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也沒有超出這個范圍。”（王思睿，2000）
第五，不要害怕資本主義。陳強調(diào)，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的必經(jīng)階段�！皼]有它，小有產(chǎn)者的社會便沒有發(fā)展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無產(chǎn)者，而不會有工業(yè)無產(chǎn)階級，資本主義絕不會因為人們厭惡它而不來，社會主義也不能因為人們愛好它而來。這是由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條件而決定的，人們的努力，只能使可來者快點而已。”因此一方面，不應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抱先驗的價值判斷，重要的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只有工業(yè)發(fā)展，才能開辟新社會的發(fā)展道路；
另一方面，也不應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仍要走歐美循序進化的舊路，發(fā)展到盡頭，再來談社會主義，重要的是不要害怕資本主義。陳進而還對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性質(zhì)提出自己的看汪：“即使國營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資本主義的范疇，就人們歆羨的蘇俄國家工業(yè)來說罷，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經(jīng)濟的成熟。如果列寧有理由說蘇俄是沒有資產(chǎn)階級的資產(chǎn)階級國家，我們也可以說，蘇俄的國家工業(yè)是沒有資產(chǎn)階級的資本主義。蘇俄雖然經(jīng)過了社會革命，變更了財產(chǎn)關系，變更了國家的階級性，剩余勞動在名義上歸了工人自己的國家，而實際上遠遠優(yōu)裕過一般工人工資和生活的高級職員及寄生官僚這一階層，還存著，如此便不能夠說已經(jīng)走出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 （陳獨秀，1993：517—519）
托派需要陳獨秀這面大旗，至于他和托派的思想距離，王凡西解釋為“進了南京監(jiān)獄，離開了實際斗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fā)生了一種后退的醞釀�！保ㄍ醴参鳎�1980：219）這就是從布爾什維克主義向考茨基主義的倒退。“獨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的‘最后的論文書信’中所表示的，離托洛茨基主義已很遠了�？墒遣还馐俏�，還有不少同志們，都認為獨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并不能算是‘最后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后的歷史事件膽識上，他多半仍將是托派的同志——因為他那絕不勢利的徹底革命者的性格，以及那個所謂天才式觀察者的思想方式，不可能符合于‘他的朋友’胡適之的愿望：由無條件歌頌民主制進而擁護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保ㄍ醴参鳎�1980：270）
其實，真的“天假以年”，陳獨秀會更令中國的托派失望，因為他已經(jīng)認定：“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當然沒有發(fā)展的希望；
假使能夠發(fā)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保惇毿悖�1993：531）
王凡西用“一身兼具西洋史上從盧梭直至馬克思的‘配合發(fā)展’的代表資格”的評語還不夠。陳獨秀不是某一思想在中國的代表，而是西方近代諸多思想發(fā)展縮影：盧梭的民主─馬克思的階級斗爭─英美自由主義。如果“天假以年”，也許他會更明確地從盧梭與馬克思走向英美民主。歷史證明，陳獨秀基于民主立場開展的斯大林主義的反思比托洛茨基的批判更為根本、更透徹。但陳獨秀的民主立場不可能為當時任何黨派所理解，尤其是他在1942年3月寫的《戰(zhàn)后世界大勢之輪廓》、《再論世界大勢》兩文，“在中共看來，其中不乏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污蔑；
在國民黨政府看來，其中不乏偏狹揶揄之詞；
在托派看來，其中對戰(zhàn)爭與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依然頑固不變；
在各民主黨派看來，其中的民主思想是對民主的無限提升，直至遙不可及。這些異端的演說，讓各種政治勢力又重新檢起了曾加給他的罪名：‘漢奸’、‘托匪’、‘反革命’、‘老機會主義’……”（張寶明、劉云飛，2000：346）陳獨秀悲情濃郁：“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游。何處漁歌驚夢醒？一江涼月照孤舟。”（《游江津江面》）
抗戰(zhàn)勝利前后，正是中國自由主義抬頭并對現(xiàn)實政治稍有影響的時期，但陳獨秀的手中已沒有《新青年》，他從痛苦中得到的教訓無法及時整合到當代思想主流中，更不用說影響現(xiàn)實政治了。所以陳留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形象，仍然是《新青年》時代批判資產(chǎn)階級民主、提倡無產(chǎn)階級民主的左翼斗士，他個人的思想是發(fā)展了，但早年反對一般民主的影響已非他的晚年徹悟所能挽回了。所以后人除對陳個人表示敬意外，又不能過高估計其晚年思想的貢獻。
英美自由主義在現(xiàn)代中國的正宗是“胡適派”，這一傳統(tǒng)在世紀末受到認真對待。事后看來，是否可以說20世紀中國還有另一個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這就是以陳獨秀—顧準—李慎之的從斯大林主義到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這是被“無產(chǎn)階級專政”長期壓抑的“隱秘傳統(tǒng)”，就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遭遇來說，此一傳統(tǒng)更明確地昭示了政治改革的出路。
11、 二王
托派的觀點一直受到嚴厲批判，但在一些歷史問題上，他們的說法有時又受到高度重視。溫濟澤回憶：1982年，“我得知中宣部的決定后，不清楚王實味的問題為什么沒能解決。就到中組部審干局詢問，他們告訴我，他們看到境外的托派分子王凡西1980年11月出版的《雙山回憶錄》，其中這樣說：‘在中共統(tǒng)治區(qū)內(nèi)，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斗爭，并最后被殺害了。’這就是‘五人反黨集團’中四個人得到平反，而王實味問題未能解決的原因。”（溫濟澤，1999：152）
王凡西的這句話印在《雙山回憶錄》的第279頁，就因為他在括號內(nèi)加的這個“例如”，給王實味的平反造成很大障礙。不知是巧合還是得知此事，1985年王在香港《九十年代》上發(fā)表《談王實味和“王實味問題”》一文，明確指出王雖然思想上受過托派影響，但始終沒有參加托派組織。此后，王實味的平反工作得以加快。這是托派成員做的一件好事。不過，又不能過高估計王凡西后一篇文章的作用。他的證詞究竟有多大作用取決于黨是否想為王實味平反。如果是1942年或平反冤假錯案之前，任王凡西寫多少文章，也沒人聽得進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證據(jù)是一回事，用不用證據(jù)是另一回事。潘漢年案發(fā)后，李在農(nóng)在給中央的一份材料中，“明確提出了五條反證材料，對案件加以質(zhì)疑，請中央予以考慮，慎重考慮�！钡翢o效果，潘照樣被判刑。20年后，中央準備為潘平反，“正是從他所提供的反證材料入手，從而最終糾正了這一錯案�！保ㄒU，1996：361）同樣，“文革”中，有人要王的托派同志鄭超麟揭發(fā)劉少奇在1927年“七一五”之前就被逮捕而叛變，鄭回答說：“據(jù)我所知，七一五分共以前武漢并未捕人。”要打倒劉少奇時，此一證詞沒人當回事，但為劉平反時，鄭的話就成為劉不是叛徒的證據(jù)之一。（鄭超麟，2004下：385）另一個相反的例證是，軍統(tǒng)特務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說綠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翻譯，還誹謗白楊、童芷苓等人，盡管不是事實，但還是對這些人的命運都發(fā)生了影響。
12、黨內(nèi)民主
一般認為，托派是反民主的極左分子，對現(xiàn)代民主政治沒什么可取。但作為黨內(nèi)的反對派，它卻一直要求黨內(nèi)民主。應當說，黨內(nèi)民主問題，一開始就沒有處理好。從考茨基、盧森堡到蔡和森、陳獨秀，都曾尖銳提出過。一個處于地下狀態(tài)的革命黨，當然應當有“鐵的團結(jié)”、“鋼的意志”。
可是事實上，將成百上千百、或數(shù)萬、數(shù)十萬乃至數(shù)百萬的人組織在一個團體之內(nèi)，要想沒有不同意見發(fā)生是不可能的；
有了不同意見，要想沒有相互對立的派別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同意見的派系發(fā)生為不可避免，而任何一個團體的力量卻在于其行動上的一致；
那么其間的矛盾將如何解決？早在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政治中就為此樹立了一個榜樣，那便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多數(shù)則容許少數(shù)的合法存在。此原則應用于一黨之內(nèi)為多少數(shù)派；
應用于各黨之間就是在朝黨和反對黨。資產(chǎn)階級與主的此一方式，并非某一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學者發(fā)明出來欺騙民眾，而是１８世紀以來各個革命階級用鮮血斗爭換得的。（王凡西，1980：266）
托派認為，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是容許少數(shù)派的合法存在的，托派就是要堅持這一點。作為蘇共黨內(nèi)斯大林主義的反對派，它一開始并沒有從共產(chǎn)黨內(nèi)分裂出去、另行組黨的計劃。中國的托派曾在莫斯科約定：“回國后必須留在黨內(nèi)，要做成最好的共產(chǎn)主義的革命家。因為我們相信只有在實際革命的忠誠勇敢上獲得了同志們的信仰，才有資格來堅持正確的革命主張�！薄拔覀儽仨氁灾袊伯a(chǎn)黨中的一派自居，我們的目的是改正黨的斯大林主義的錯誤�！保ㄍ醴参�，1980：102─103）當中共發(fā)現(xiàn)王凡西是托派，周恩來找他談話時，王表示，過去一年的工作已經(jīng)證明：“我并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在工作中違反多數(shù)的決定；
我要保留自己的異見，愿意繼續(xù)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
因此我希望黨也應遵照列寧的組織原則，容許我依舊工作�！保ㄍ醴参�，1980：142─143）但斯大林不是列寧，他強化了黨內(nèi)獨裁：
從此黨內(nèi)分派有罪，更進而保持不同意見者（即不同意總書記意見者）有罪。處罪之法，始則假手黨紀，繼則借助司法，終至以總書記直轄的特務部隊來做"黨內(nèi)無派，黨外無黨"的維護人，一切犯此"天條"者殺無赦�！@樣的原則在已取得政權(quán)的國家內(nèi)，會造成冤獄、流血和反動。在未得勢的政黨內(nèi)，會造成無窮盡的糾紛與分裂。（王凡西，1980：267）
不要說黨內(nèi)民主，連黨代會也多年未開，“從1939年起，中央委員會作為制定決策的機構(gòu)已經(jīng)好幾年沒開會了。斯大林是繞過中央委員會自己決定一切的�！保▌�，1986：2）
從延安的“搶救”到“文革”時的“整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黨內(nèi)民主發(fā)揚不夠。斯大林13年沒有開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從“八大”到“九大”也是13年；
而在繞過中央委員會自己決定一切方面，毛澤東更是爐火純清：“文革”期間他干脆讓自己的妻子和秘書組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徑直取代政治局。需要指出的是，托派其實也沒有解決好內(nèi)部民主問題，不但派中有派，而且矛盾激烈，一部中國托派史，差不多就是小集團的內(nèi)部爭吵史。
13、“官僚集產(chǎn)”
基于大革命后中共退向農(nóng)村、黨員主要來自農(nóng)民以及1937年后放棄階級斗爭政策的事實，托派基本認為中共是代表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的。而托洛茨基認為，在目前這個時代，在落后國家中，不要說為了走向社會主義，就是為要解決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任務，也必須在無產(chǎn)階級及其革命黨的領導之下，實行徹底革命，才有可能。如此則中國革命就不能成功。
但不代表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確實取得了政權(quán)，托派對此作何解釋？答案很多。王凡西回答如下：第一，中共不是小資產(chǎn)階級農(nóng)民政黨。事實很清清楚楚，無論就斗爭規(guī)模、就它所發(fā)揮的力量，就它帶來的成果以及它所暴露出來的動搖舊制度的那種決心來說，中國革命都決非小資產(chǎn)階級政黨所能領導的；
第二，中共不是無產(chǎn)階級政黨。從革命路線的一貫性，從領導者對工人階級以及全體勞動者所采取的態(tài)度來看，中共都決非像布爾什維克一樣的政黨。第三，中共代表的是一個全新的階級。王稱之為是集產(chǎn)主義的官僚階級，這個階級之所以出現(xiàn)，乃是世界革命的連串失敗與資本主義制度過度成熟的結(jié)果�！耙虼怂鼈兪欠磩拥模菑姶蟮�。它們與小資產(chǎn)階級不同，不僅具有推翻資產(chǎn)階級的力量，并且還有實行社會變革的力量，同時它們又與無產(chǎn)階級不同，這個新階級不能使這些變革遵循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充其量只能建立起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或官僚集產(chǎn)主義的政制�！保ㄍ醴参�，1980：298）
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不是產(chǎn)業(yè)工人階級是公認的事實，但王凡西認為中共代表的是“集產(chǎn)主義的官僚階級”卻不正確。一般的理解，中共以無產(chǎn)階級的思想改造武裝了農(nóng)民大軍，由此獲得的成功仍然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這就需要區(qū)分共產(chǎn)革命與傳統(tǒng)農(nóng)民起義，比如組織農(nóng)民的是什么人？首先被動員起來的又是什么樣的農(nóng)民？由此，城市邊緣知識分子和農(nóng)村中的“游民”在革命中的位置就突顯出來了。
但“官僚集產(chǎn)”這個概念也不是全無用處。鄭超麟晚年在評說斯大林主義時，認為：“俄國革命不是失敗于地主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復辟，也不是失敗于帝國主義的侵入，而是失敗于革命政權(quán)內(nèi)部的變質(zhì)。”“革命的干部逐漸變質(zhì)，于是越出無產(chǎn)階級‘官僚’的范圍，而成為一個同無產(chǎn)階級相敵對的階級，我稱之為‘干部階級’，但按其在社會生產(chǎn)上的地位來看，我們應當說，它是資產(chǎn)階級中的一個‘階層’。（靳樹鵬：1999）這與毛澤東“資產(chǎn)階級就在共產(chǎn)黨內(nèi)”有點相似，后來被認為是極左。
14、斯大林主義
托派與斯大林為敵，中國托派最反對的也是斯大林在中國的代理人王明等人。在反對王明等人上，托派與毛澤東并無二致。但王凡西認為，毛雖然不屬于斯大林的嫡系，卻仍是一個頑強的斯大林主義者。歷史與社會的因素是：比俄國更加落后的中國經(jīng)濟，長期所處的農(nóng)業(yè)環(huán)境，以及它始終從事的軍事斗爭，世界革命的退潮和蘇聯(lián)不斷加深的墮落。他認為，斯大林主義的特征是：
以民族主義代替了國際主義；
以策略性的階級調(diào)和代替了戰(zhàn)略性的階級斗爭；
以官僚獨裁代替了勞動群眾的民主。至于在具體的表現(xiàn)上，則為在黨和政府組織中，一切自下而上的創(chuàng)意被取消和壓制，實行自上而下的專斷性的命令，瘋狂的個人崇拜厲行等級特權(quán)，以特務管制思想，用冤獄清除異已，黨內(nèi)不許有派，黨外不許有黨。（王凡西，1980：314）
托派以為這也是毛的特征。盡管中共的勝利是由于它擺脫了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和控制，但是從中共對聯(lián)共反斯大林運動的反響，從它對匈牙利革命的態(tài)度來看，中共領導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執(zhí)著，比我們想象的要頑固得多。它非但不是促成斯大林主義崩潰的一個積極因素，倒反而是這個丑惡主義的一個堅強堡壘。（王凡西，1980：315）
斯大林問題揭開之后，確實是毛澤東以“三七開”的方式保護過關的。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披露了斯大林的部分罪惡，由于此舉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巨大反響，1956年年底蘇共開始緩和對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畢竟不得人心，且蘇聯(lián)的改革必須搬倒這塊攔腳石，所以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加大了批斯力度，并將其靈柩遷出列寧墓。在此幾年間，毛澤東正加大個人崇拜的力度，當然反對蘇共對斯大林的批判，并把波匈事件等歸之于“丟了斯大林這把刀子”，出任斯大林的繼承者和保護者。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后，中共對蘇共新領導人抱有希望。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聯(lián)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向蘇共提出兩條建議，其中之一是：“蘇共二十大以來的政治路線是赫魯曉夫一手制定的，我黨建議現(xiàn)在是否對此作出適當?shù)男薷摹�，但“勃列日涅夫堅持二十大以來的路線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制定的，是蘇共中央集體共同制定的正確路線，中國黨提出要蘇共修改它二十大以來的路線，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劉曉，1986：142）可見，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蘇共領導也不愿以斯大林自居。毛澤東認為蘇聯(lián)改革是修正主義，隨著中蘇日益加劇的分歧，他越來越維護斯大林、越來越以中國的斯大林自居，因此沒有對斯大林的獨裁專制進行認真反省，蘇聯(lián)體制、斯大林主義在中國造成惡劣影響。不但延緩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也使80年代以后的社會主義改革舉步維艱。毛澤東與斯大林主義的關系，是一個迄今仍未得到充分評估和研究的重要問題。托派理論總體上極左，但一些議論可備一說。
王凡西簡歷
1907年生于浙江。
1925年在北京大學參加共產(chǎn)黨，此后在北京、廣州、武漢從事革命工作。
1927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期間參加托派組織；
1929年回國，在周恩來任部長的中組部任干事；
1930年被開除出黨，此后全力從事中國的托洛茨基派運動，屬“十月社”。1931─1934年、1937年5─12月兩次被捕。
1949年春到香港，同年11月到澳門，以教書和寫劇本為生；
1975年到歐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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