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志：投石的訴說

　　擲出石塊的是一個少年。他站在熊熊的烈火中央，迎著隆隆駛來的怪獸。他的耳際轟響著的，是凄厲的風(fēng)吼和烈火焚燒石頭的聲音。環(huán)繞的一切都尖銳、鈍悶、灼燙而恐怖。怪獸掛著金屬板的裝甲，傲慢又野蠻，沿著街巷橫沖直撞而來。石塊在迸濺中粉碎，一切傾聽都被擋在了背后。在這野獸軋碾之下，一切都變成了瓦礫，一切都化成了廢墟，包括新世紀的精神，包括生存的希望。

　　少年從瓦礫里抓起一塊石頭，套上投石索，奮力朝那鋼鐵的野獸擲去。一聲砰的聲音迸響在金屬板上，紅色的火焰映照著他舞著投索的弱小身影。

　　大衛(wèi)這個名字用阿拉伯語讀，恰好就是他的名字達烏德。戰(zhàn)爭怪獸里跳出兇惡的軍隊，抓住了他。達烏德的手被一根窄細的白色硬塑料帶子反綁，士兵們毆打著他，活活地折斷了他的一條胳膊。

　　瓦礫堆里同時跳出十個少年，他們憤怒地用投石索、用彈弓、用赤手把石塊投向毒焰和怪獸般的坦克。嘿嘿紛飛的石塊撞在坦克的裝甲板上，響起一片悲憤的聲音。

　　————這不是文學(xué)的描寫，這是完全的現(xiàn)實。硬塑料的窄帶是最新的綁人工具，它比手銬更使人疼痛，比繩子綁得結(jié)實。揭露以色列軍隊折斷投石少年手臂的行徑及其法西斯心理的，是葡萄牙的著名作家薩拉馬戈。《大侵人的前夜》一文介紹了他引起軒然大波的發(fā)言：

　　他的發(fā)言要旨是這樣的：“折斷參加Indifada的投石少年的手臂，就其精神而言，在犯罪一點上，可以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相比較。（日本，巖波書店，《世界》，二00二年六月號）

　　他冒險發(fā)言的原因，是因為他聽見了石塊傳達的語言。他聽懂了，并因良心的驅(qū)使不能回避。

　　使用石塊難道能進行戰(zhàn)爭么？不，這不是戰(zhàn)爭手段，而是心情的傳達。巴勒斯坦人用這樣的語言，呼喊著公正，呼喊著最古典和最低限的良心。投石的語言超越了障壁喚起了良知和同情，也為非武裝的民眾反抗，做了痛苦而警醒的定義。

　　自從一九八七年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起義（Indifada）以來，這種達烏德一大衛(wèi)式的象征行為，以及這種石塊迎擊坦克的聲音就沒有停止。孩子的石塊不可能打敗坦克，所以這是象征、這是一種語言表達而不是戰(zhàn)爭手段。孩子們的石塊說出了巴勒斯坦民眾抵抗的正當性。孩子們用石塊說：我們沒有武器。我們用石塊呼喊。人們，你們聽見了嗎？

　　我的耳朵聽見了他們的聲音。有很多耳朵聽見了這石頭的訴說。這聲音和這形式太富于象征意味了，我甚至覺得巴勒斯坦的少年們是在寫作著一部詩篇。這詩篇因為使用了超越一切語言的語言，所以使一切詩人的作品都黯然失色。

　　象征和語言遇到的，是瘋狂的野蠻主義。從二000年九月起，因沙龍對阿克薩清真寺的冒讀掀起了第二次Indifada。石塊同樣竭力傳達著這種弱者的語言，但是希望被坦克的履帶一天天碾得粉碎。與肆虐的坦克唱和著，世界在骯臟地“看殺”。于是，絕望的石塊，在悲憤的盡頭變成了赴死。

　　有教養(yǎng)的知識分子說——這就不對了！這么一來不就是以暴易暴了嗎？這種造成平民傷亡的行為，同樣必須譴責(zé)！

　　這種批評是面對屠殺表演公允。其實天平早已傾斜坍倒，其實人們早已使用極限上的語言呼救。知識分子公允病的癥狀后面，藏著他們接受既成事實的妥協(xié)心理。說到底還是與強權(quán)為伍劃算，所以他們佯做沒聽見石塊的呼救。他們把一個絕望民族的利益，換了卑怯的自慰感覺；
他們不肯說一句——占領(lǐng)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恐怖主義是最大的犯罪！

　　哀兵如同坐以待斃，投石的語言，被人們充耳不聞。那么只剩下投降或者殉死，再無他途可供選擇。

　　石塊在絕望的盡頭，含著眼淚爆炸了。它一頭撞上那戰(zhàn)爭的野獸，發(fā)出孤獨的一響，然后被黑煙烈火吞沒。

　　另一種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媒體在卑鄙地誘導(dǎo)。滿足于自私的小康，人們習(xí)慣了白日的謊言。確實炸彈造成了傷亡。但是，以死為語言的人所實踐的，同樣不是戰(zhàn)爭行為而是語言的傳達。他們企圖用悲憤的一聲轟響喚醒世界：我們只剩下了生命。人們，你們聽見了嗎？

　　聽見了石頭的訴說的，是如薩拉馬戈一樣懷有正義感的人。即使生逢如此時代，他們也決心回答。

　　在納粹屠殺猶太人最烈的時期，曾有一個日本外交官抗拒正與德國結(jié)盟的政府命令，為逃命的猶太人發(fā)放了離開歐洲的簽證。他的遺嫣最近發(fā)表給沙龍的公開信，要求以色列從巴勒斯坦撤軍。

　　應(yīng)該讓更多的人聽見這位九十歲老婦的聲音。她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平成十四年（二OO二年）四月十一日

　　沙龍總理：

　　對以色列從巴勒斯坦撤退的要求

　　沙龍總理，切望無論如何，從巴勒斯坦做有勇氣的撤退。并實施基于人道主義的政策，向中東和平作出努力。亡夫曾于一九四O年就任立陶宛代理領(lǐng)事。當時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正激化得超絕想像。北歐小國立陶宛也曾有大量猶太人逃來，我至今難忘領(lǐng)事館門前擁擠著的、為獲取簽證的人們那必死的表情。亡夫曾向本國外務(wù)省提出了發(fā)給簽證的請求，卻因日本正與德國結(jié)于同盟條約、并有諸端理由而被駁回。

　　但膨脹增多的難民的悲痛聲音只見逐日高漲。亡夫于苦惱之極，在征得家庭全員贊同后，作出了“吾寧負日本政府，不能負神”、并發(fā)出簽證的決斷。他連日徹夜書寫簽證。我們不清楚發(fā)出的簽證數(shù)量，只記著他在有限的些少時間里，不眠不休書寫簽證的情形。后來才聽說有六千人獲救。依出版社的強烈要求，《六千個生命簽證》一書也在后日出版了。一九四五年五月，與德國的敗戰(zhàn)同時，我們一家被軟禁于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郊外的俄國收容所，至一九四七年歸國一直流離于各地的集中營。歸國后外務(wù)省逼迫亡夫辭職，并不顧及他早在戰(zhàn)前便為國效力，而追究其發(fā)給猶太人簽證的責(zé)任。亡失依外務(wù)省乏意退職。那以后原本寡言的他更加沉默，他覺得因良心判斷而致使家庭連累，因此蒙著很大的心理負擔(dān)。后來仰仗多方好意他才再獲職業(yè)，總之生存下來。

　　他于一九八五年被以色列政府以援救猶太人生命的功績授予“Yado Basiem”獎（諸國之正義者之獎），次年七月三日靜靜降下了人生的激動之幕，享年八十六歲。到亡夫的行為，是我一家的巨大榮耀。一生中能救出那樣眾多的生命，且被救助者后日又多肩負以、美政治乃至世界經(jīng)濟之重任，聽聞這一切亦使我一家無比喜悅。

　　但是，今日之侵攻巴勒斯坦，無論其理由如何，都給我們帶來了莫大的悲哀。不僅如此，每當想到慘死戰(zhàn)禍者的遺族又蒙罩于難忍的悲痛之下，我們便無法不為——究竟亡夫那樣寫下簽證好嗎？抑或若沒有寫才好？——諸如這些而苦惱不已。

　　我今年已九十歲了。四個兒子中，三子晴生和長子弘樹已經(jīng)辭世。長年來，我和成為家長的次子千曉一起生活在鄉(xiāng)下。我已經(jīng)不可能再活很久了。惟一惦念的事情，只是培養(yǎng)能繼承亡夫的“植根于人道主義的活動”的人。這是繼承亡夫意志的我們的最后愿望。

　　去年末因不況，我們失去了長年住慣的家屋�；蛟S人會覺得我們窮，但我們卻永遠抱著衫原千畝遺留的行為，懷著清高端正的自豪生存著。我們是幸福的，切勿對我們施與同情。

　　用不著為一個人，我們請人們關(guān)心的是“基十人道主義的活動”。請想想究竟還要讓多少貴重生命在戰(zhàn)爭和自然破壞中死去，并切請在此刻，再次審度以色列的侵略帶來的悲哀和損失的巨大。無疑，我相信武力之外還有解決之道。

　　致親愛的沙龍總理

　　敬具

　　生命的簽證財團會長 衫原幸子

　　日本衫原事務(wù)所代表 衫原千曉

　　聯(lián)絡(luò)：0466－48－8344（Fax）URL：http：／www．hoops．livedoor／－sempol

　�。ā妒澜纭罚�，二00二年六月號）

　　人道已經(jīng)是個愈來愈曖昧的命題。但是，外交官衫原千畝和九十高齡的衫原夫人提出了自己的標準。他們是崇高的人道大義的實踐者。在猶太人受到非人道的追殺時，他們勇敢地反抗自己的國家，向弱者猶太人伸手救援。而當以色列對今日的弱者——巴勒斯坦人欺凌殺戮的時候，他們凜然地“基于人道”，再次打破了世界的可恥沉默。

　　薩拉馬戈的發(fā)言，立即遭到了以色列的威脅。而面對著衫原千畝的遺耀和兒子的批判，面對著民族的救命恩人和他們的行為，那些指揮坦克去碾碎生命的人會怎樣呢？

　　在世上一切高尚行為的面前，在奧斯維辛的死者與生者的面前，他們不能躲避——被孤立的劊子手的恐懼。

　　《東方主義》的作者E·賽義德曾經(jīng)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彎下病弱的身體，拾起一塊石頭，朝以色列方向投了出去。他用這塊石頭，表達了對這象征語言的理解。他表示自己也要加人被侵占與被侮辱一方的行列，也要使用這種語言。

　　各自使用自己“石塊的語言”的并不是少數(shù)。

　　在侵略的步伐加劇以后，一批批救援者出現(xiàn)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企圖沖破卑鄙政客設(shè)置的“進程”，直接向被侵害的人們伸出救援之手。他們沖進一個個被蹂躪的地點，沖進伯利恒圣誕教堂，給蠻橫的現(xiàn)場注入正義。

　　雜志上刊登著一張照片，是在被毀滅了的杰寧。一個剛剛抵達的歐洲婦女踩著瓦礫，背著背包，在一片慘景前，她終于失去了控制，不由銳聲地尖叫起來。她只顧尖叫，說不出話來。

　　那尖聲哭號的形象烙刻一樣留在我的心里。她也沒有語言。她的哭叫，用的是和投石少年一樣的語言。

　　并不因為足夠的誹謗和丑化，就能改變?nèi)说牧夹母惺�。九十歲老人的語言，嚎叫女人的語言，可能是最溫和的、也是最深刻的語言。它們直擊人心，敲響本質(zhì)，它們和少年擲出的石塊一樣，都是絕望盡頭的呼吁。

　　這個被媒體和文人炒作的“千禧”新世紀，它居然使那么多人“被迫著發(fā)出最后的吼聲”，并且使用了這樣的語言！ 二OO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巴勒斯坦詩人馬赫穆特·達爾維什在”接待薩拉馬戈一行的致詞中說：

　　語言的名匠在血的雄辯面前不能修辭。所以，我們的語言和我們的權(quán)利一樣單純。我們在這塊土地上出生，我們屬于這塊土地。我們除了母親的語言，沒有其他的母語。而每當我們理解了這母親之地擁有太多的歷史和太多的先知的時候，我們也就理解了這里是復(fù)數(shù)主義的共享空間而不是地獄；
理解了誰也不能獨占土地、神和記憶。我們還知道了歷史既不美麗也不優(yōu)雅，但我們的任務(wù)，就是作為人，使歷史更加人性化。因為我們自己就是這歷史的、同時也是犧牲者的產(chǎn)物。

　　（《大侵的前夜》，刊《世界》二OO二年六月號）

　　自我想他在用阿拉伯語娓娓道來的時候，這篇講話一定非常動人。我感到它也許超出了詩人的水平，簡直就是石頭語言的原文。讀著它，我仿佛看見一個巴勒斯坦的孩子，是達烏德或者達爾維什，他挺身站在黑煙滾滾的瓦礫上，迎著怪獸一般碾壓而來的坦克。他迎著火光，全力投出了石塊。野獸噴出火焰，他倒在燃燒的瓦礫里。從火中飛出了一只鴿子，銜著一塊沾血的石塊。

　　受難的石頭的語言，淹沒在瘋狂的轟炸聲和大規(guī)模殺傷性宣傳媒體的哈噪中，微弱而無力。但畢竟，它喚起的良知，它種下的希望，會在下一個時代從廢墟中發(fā)芽生長。畢竟，從未成年的孩子到九十歲的老人，我們也同時目擊了最高尚的形象。

　　這是一個投石時代。薩拉馬戈也好，衫原幸子也好，E·賽義德也好，那些沖進伯利恒圣誕教堂為難民送去幾瓶水的救援者也好，那個踏上被夷為瓦礫的杰寧忍不住失聲嚎哭的女人也好——他們都和投石的少年一樣，只是在使用最后的語言。

　　在冷漠的沉默中，我傾聽著，心里充滿恐怖的感覺。我不愿聰明地避開更不愿表演公允， 我不能加人看殺的一翼。我清晰地聽見了那聲音，我要把它們翻譯成漢語。我想竭盡微力回答對我的呼叫。我想讓自己的文章也變成石塊，擲向這無義的世界，并拯救自己的良心。

　　這是一個投石的時代，思想、文學(xué)、言論都被霸權(quán)恐怖主義的火力壓制得抬不起頭，悄無聲息。一切有意味的語言都被迫變形了，就像戰(zhàn)斗只能投石。今天是戰(zhàn)士給人以啟發(fā)的時代，因為他們的戰(zhàn)斗并不為取勝；
他們只為在火獄的烈焰中，用一己的生命，向人類發(fā)出最后的一聲呼喊。

　　如果一場對決的目的并非為了取勝，如果一方的手段變形成了徹底的藝術(shù)；
那么沉睡的良知就可能醒來。這樣的啟發(fā)驚心動魄，有了它，聾替的視聽可能被療救。真正的語言最終是不會混滅的，它超出了種族和宗教，訴說著人對公正和大同的夢想。會有一天，人們會為這投石的語言感動，他們會奮起譴責(zé)霸道，并悼念那些——留下了石頭的遺言一去不返的死者。

　　等到毒人如洪水退去的時候，鴿子會再一次銜著橄欖枝飛來，像古老的圣經(jīng)故事一樣。烈火中涅渠的鳳凰會在和平中再生，以摧人肺腑的聲音，喚醒死去了的希望。

　　枝飛來，像古老的圣經(jīng)故事一樣。烈火中涅渠的鳳凰會在和平中再生，以摧人肺腑的聲音，喚醒死去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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