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中國現(xiàn)代文學經(jīng)典的形成及世界性意義

　　在當今的中西方比較文學界、文學理論界以及文化研究界，討論文學經(jīng)典的構成及重鑄，已不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了。但在新世紀之初，重提這個話題也許有助于我們在實踐領域內(nèi)對已有的文學經(jīng)典提出質(zhì)疑，以便為一種基于跨文化視野的重構文學經(jīng)典鋪平道路。一般說來，討論經(jīng)典問題，總無法擺脫這四個方面：文學接受理論、比較文學研究、文學修正理論和文化研究。本文就從這四個方面入手來探討文學經(jīng)典的構成、隱于經(jīng)典構成之背后的權力關系以及如何對文學經(jīng)典質(zhì)疑乃至重構。

　　接受理論和文學史的挑戰(zhàn)

　　我們都知道, 所謂經(jīng)典必定是指那些載入史冊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因此它首先便涉及文學史的寫作問題。僅在20世紀的國際文學理論界和比較文學界, 關于文學史的寫作問題就曾經(jīng)歷了兩次重大的理論挑戰(zhàn), 其結(jié)果是文學史的寫作在定義、功能和內(nèi)涵上都發(fā)生了變化。文學史(literary history)已經(jīng)擺脫了早先的歷史客觀性話語之束縛,成為了一種具有能動闡釋特征的自滿自足的文學撰史學(literary historiography), 它在今天的文學學科(literaturwissenschaft)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繼續(xù)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有著鮮明的新批評形式主義色彩的韋勒克和沃倫著《文學理論》中, 兩位作者顯然仍給了文學史相當顯赫的地位: 它在文學研究的大范疇之下與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共同支撐了文學研究這一學科。而到了60年代后期的接受美學那里, 文學史則作為指向文學理論的一種“挑戰(zhàn)”之面目出現(xiàn),這尤其體現(xiàn)在漢斯·羅伯特·堯斯的那篇曾產(chǎn)生過震聾發(fā)聵效果的論文--《文學史對文學理論的挑戰(zhàn)》(“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1967; 英譯文刊載于《新文學史》第二卷[1970]，題為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中。該文從讀者接受的角度出發(fā), 提請人們注意一個長期被文學撰史學家所忽視的領域: 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在接受美學理論家看來, 只有考慮到讀者的接受因素在構成一部文學史的過程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 這部文學史才是可信的和完備的。毫無疑問, 接受美學理論家堯斯和伊瑟爾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向傳統(tǒng)的忽視讀者作用的文學史寫作提出了挑戰(zhàn),他們的發(fā)難為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建構一種新文學史奠定了基礎。正如堯斯針對把文學的進化與社會歷史的過程相聯(lián)系的作法所質(zhì)疑的，“如此看來，把‘文學系列’和‘非文學系列’置于包括文學于歷史之關系結(jié)合部，而又不使文學以犧牲藝術特征為代價……不也是可以辦到嗎？”（1）顯然,堯斯等人的接受美學理論并不是出于反歷史的目的,而是試圖把文學的歷史從與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密切聯(lián)系中剝離出來,加進文化和形式主義的因素,以強調(diào)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和審美功能。他們的努力嘗試雖然早已成為歷史，但對我們今天重新審視既定的文學經(jīng)典進而提出重鑄經(jīng)典的積極策略仍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

　　談到文學經(jīng)典的構成和對文學史的重寫，我們必然想到，當今歐美文學理論界的權威刊物《新文學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所做出的貢獻也是不容懷疑的。1969年由著名文學理論家、當時的國際權威美學刊物《美學與藝術批評》(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副主編、弗吉尼亞大學坎南英文講座教授拉爾夫·科恩(Ralph Cohen)親自創(chuàng)辦的這個學術刊物對于推動當時的后現(xiàn)代主義爭鳴、接受美學對傳統(tǒng)文學史寫作的挑戰(zhàn)、以及其后新歷史主義批評的崛起、文化研究在東西方的比較研究、文化身份研究、修正主義思潮以及文學的生態(tài)批評等, 都起到了歐美其它刊物無法相比擬的作用。作為一份致力于對文學史進行重新書寫的理論刊物，該刊在文學經(jīng)典的重鑄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推出一批大師級的學者和理論家方面，該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它率先將馳騁于20世紀后半葉的歐洲文化和文學理論大師，如米歇爾·�？隆⒀趴恕さ吕镞_、沃夫爾崗·伊瑟爾、漢斯·羅伯特·堯斯、朱麗婭·克里斯蒂娃、茨威坦·托多洛夫、翁貝托·艾科、愛萊娜·西蘇等人的新著引入英語學術界，從而推進了文學理論在英語世界的拓展和多學科發(fā)展。而在北美，曾經(jīng)聲名大振或當今仍活躍在英語文論界的諾思洛普·弗萊、雷內(nèi)·韋勒克、哈里·萊文、特理·伊格爾頓、弗雷德里克·詹姆遜、E.D.赫施、愛德華·賽義德、希利斯·米勒、吉奧弗雷·哈特曼、哈羅德·布魯姆、伊哈布·哈桑、諾曼·霍蘭、林達·哈琴、海登·懷特、佳亞特里·斯皮瓦克、勞倫斯·布伊爾等前沿批評理論家也都在刊物上亮過相。甚至連理查德·羅蒂和托馬斯·庫恩這樣一些文學領域以外的大師級學者也不吝頻頻賜稿,為刊物增添了跨學科的理論思辯色彩。因此，人們一致公認，從事當代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和文學史研究，不讀《新文學史》就跟不上時代的潮流，不讀《新文學史》,就無法了解當今的學術理論前沿的進展。與之相比,另一個與《新文學史》齊名的理論批評界權威刊物《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則越來越傾向于文化批評, 并帶有鮮明的解構色彩,因而該刊在北美的影響大大超過在歐洲及其它地方的影響,而且主要是對文學研究圈以外的學者發(fā)生影響。這一點恐怕在于: 在當今文化研究越來越遠離文學研究的不利情況下,《新文學史》采取了一種比較靈活的策略, 即一方面強調(diào)文學研究的學術理論性,注重對文學史上的老問題以新的解釋甚至建構,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將文學研究的領地擴大,使之得以與文化研究呈一種對話和互補的關系。這正是這本刊物至今仍有著強大的生命力的一個原因。

　　對于文學史的重新建構，必然涉及對以往的文學經(jīng)典作品的重新審視甚至質(zhì)疑。正如科恩在《新文學史》創(chuàng)刊號上所稱, “迄今尚無一家刊物致力與文學史上的問題進行理論性的闡釋”,因而該刊的創(chuàng)辦就是為了滿足讀者的這一需要,以便通過承認“文學史”必須重新書寫而實現(xiàn)這一目的。另一個目的就是通過探討“歷史”為何物以及“新”(new)這個字眼在多大程度上又依賴于“舊”(old)的概念進行理論闡釋。（2）應該承認,該刊創(chuàng)刊三十多年來,科恩的這一目標已基本實現(xiàn)。特別是80年代初新歷史主義的崛起, 文學史更是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文學史寫作的方法和策略也得到了相當?shù)母�新。按照新歷史主義者的看法,歷史的敘述并不等同于歷史的事件本身,任何一種歷史的描述都只能是一種歷史的敘述(historical narrative)或撰史, 或元歷史(metahistory),其科學性和客觀性是大可值得懷疑的。因為在撰史的背后起到主宰作用的是一種強勢話語的霸權和權力的運作機制。歷史既然如此,更不用說有著更為豐富的審美藝術特征的文學史了。毫無疑問,經(jīng)過這兩次大的沖擊和挑戰(zhàn),文學史的神話被消解了,文學史的撰寫又被限定在一個特定的學科領域之內(nèi),發(fā)揮它應該發(fā)揮的功能: 它既不應當被夸大到一個等同于思想史的不恰當?shù)牡匚?同時又不應當被排除出文學研究的領地。但這個文學研究領域已經(jīng)不是以往那個有著濃厚的精英氣息的封閉的、狹窄的領域，而成了一個開放的、廣闊的跨學科和跨文化的領域，在這個廣闊的天地里，文學研究并沒有消亡，而倒是被置于一個更加廣闊的文化語境之中來考察。這也許就是新的文學撰史學對文學理論產(chǎn)生的挑戰(zhàn)。作為這一挑戰(zhàn)的一個直接后果，文學經(jīng)典的重構問題便被提到了研究者的議事日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歐美學術界，討論文學經(jīng)典建構和重構的問題甚至成為一種十分時髦的話題，它占據(jù)了研究生的博士論文的很大篇幅，同時也主導了不少學術研討會的講壇。

　　比較文學、文化研究與經(jīng)典的構成

　　盡管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誕生與全球化的進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比較文學研究一直是在歐洲中心主義的范圍內(nèi)進行的。而在80年代后期，經(jīng)過國際性的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爭鳴和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的沖擊，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股包容性的且更為強勁的思潮，有力沖擊著傳統(tǒng)的精英文學研究。經(jīng)典文學研究的領地逐漸呈萎縮狀態(tài)。在文化研究大潮的沖擊下，比較文學學科本身也發(fā)生了變化，它逐步引入一些文化研究的性別研究、身份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課題，并有意識地對經(jīng)典文學持一種質(zhì)疑的態(tài)度，以便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對經(jīng)典進行重構。比較文學學者首先關注的問題是究竟什么是經(jīng)典(canon)?經(jīng)典應包括哪些作品？經(jīng)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經(jīng)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樣一種權力關系？當經(jīng)典遇到挑戰(zhàn)后由應當做何種調(diào)整？等等。這些均是比較文學學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學者們必須面臨的問題。在這方面，兩位堅持傳統(tǒng)立場的歐美學者的觀點值得一提。

　　首先是美國耶魯大學的哈羅德·布魯姆。作為英語文學界的泰斗，他的西方文學知識十分廣博，并對中國文學也饒有興趣。作為當代人文主義的堅強捍衛(wèi)者和經(jīng)典文學的最后一位辯護士，面對文化研究大潮的沖擊，布魯姆大有“逆歷史潮流”而動之氣勢。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經(jīng)典：各個時代的書籍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站在傳統(tǒng)派的立場，表達了對當前頗為風行的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識的極大不滿，對經(jīng)典的內(nèi)涵及內(nèi)容做了新的“修正式”調(diào)整，對其固有的美學價值和文學價值做了辯護。他認為，“我們一旦把經(jīng)典看作為單個讀者和作者與所寫下的作品中留存下來的那部分的關系，并忘記了它只是應該研究的一些書目，那么經(jīng)典就會被看作與作為記憶的文學藝術相等同，而非與經(jīng)典的宗教意義相等同�！保�3）也就是說，文學經(jīng)典是由歷代作家寫下的作品中的最優(yōu)秀部分所組成的，因而毫無疑問有著廣泛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正因為如此，經(jīng)典也就“成了那些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競爭的作品中所做的一個選擇，不管你把這種選擇解釋為是由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團體、教育機構、批評傳統(tǒng)作出的，還是像我認為的那樣，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輩作家選擇的后來者作出的”，（4）因而寫下這些經(jīng)典作品的作家也就得以作為“經(jīng)典作家”而載入史冊了。誠然，對經(jīng)典構成的這種歷史性和人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長期以來在西方的比較文學界和文學理論界所爭論的一個問題恰恰是，經(jīng)典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它的內(nèi)容應當由哪些人根據(jù)哪些標準來確定？毫無疑問，確定一部文學作品是不是經(jīng)典，并不取決于廣大的普通讀者，而是取決于下面三種人的選擇：文學機構的學術權威，有著很大影響力的批評家和受制于市場機制的廣大讀者大眾。首先，一部作品寫出并要想成為經(jīng)典，就必須得到出版和發(fā)行，并要引起批評家的注意，然后在得到批評家的認可之后才能逐步引起文學研究者的關注，最后它的成為經(jīng)典之重要標志便是進入大學的文學教科書和載入文學史�？梢娺@三方面的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決定作品的文學史地位和學術價值，后者則能決定作品的流傳價值，當然我們也不可忽視，有時這后一種因素也能對前一種因素做出的價值判斷產(chǎn)生某些影響。例如就布魯姆本人而言，一部在廣大讀者中極為流行的文學作品不能不促使他考慮其可能存在的經(jīng)典價值，而他對某些確有價值的經(jīng)典作品的忽視也可能導致這部作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被排斥在經(jīng)典的大門之外。這樣的例子在中外文學史上不勝枚舉。

　　另一位十分關注經(jīng)典構成和重構的理論家當推荷蘭的比較文學學者杜威·佛克馬。他精通幾乎所有的歐洲主要語言，并能用中文和俄文閱讀，用英、法、德、荷四種文字寫作，近年來尤其對中國文學頗為關注，并發(fā)表了不少這方面的著述。他對文學經(jīng)典的構成的論述首先體現(xiàn)在他對西方文化思想史上襲來已久的“文化相對主義”的重新闡釋，這無疑為他的經(jīng)典重構實踐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

　　眾所周知，文化相對主義最初被提出來是為了標榜歐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種文化的優(yōu)越之處，后來，由于美國的綜合國力之不斷強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與日俱增，有著“歐洲中心主義”特征的文化相對主義自然也就演變?yōu)椤拔鞣街行闹髁x”，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包括中國文化在內(nèi)的整個東方文化的價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認識。（5）在比較文學領域，佛克馬是最早將文化相對主義進行改造后引入研究者視野的西方學者之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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