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龔：黑磚窯和中西部崛起——政治正當性和法制合法性的悖謬

　　凡涉及到公共治理，一般來說憲法學人都不應該置之不理。面對黑磚窯這樣一起被稱之為沖破道德底線的重大事件，就算不能口誅筆伐，也當在BBS上扔兩個磚頭，為那無數(shù)的父母出口怨氣。反過來講，這又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大好時機，大家可以爭相出來表態(tài)，表明自己的道德良心，斥責無良的窯主與黑工頭�？上�，科學從來不應該成為單純的衛(wèi)道士，以為用漂亮的修辭加上兩三句道德口號，就算盡了自己的義務，或者再多加一點現(xiàn)代法律知識的術語，流于大眾化的批評底層政府官員的懈怠，都不能算是負責任或至少未盡到應盡的義務。

　　科學之所以同理論和學者聯(lián)系起來，就在于學者們自愿擔當起除了簡單的價值判斷，或者說表態(tài)之外更為艱巨的任務，即發(fā)現(xiàn)事物發(fā)生的機理，梳理出荒謬現(xiàn)象背后的一些具有必然性的關聯(lián)。黑磚窯事件因此不應簡單地成為網民們百無聊賴中期待的熱點，不應成為左派攻擊右派的過云雨，雨過天晴大家都還在藍天下，而在窯里礦底生活的人依舊也無風雨也無情。

　　黑磚窯事件的定性，其實并非那么簡單，既不能完全說它是市場經濟規(guī)律使然，其背后隱隱然人禍的痕跡明顯；
也不能說公共治理完全失靈，畢竟黑奴中看不見山西本地人，恰恰是其他省政府的部門缺乏主動性，沒有幫助本地父母尋找失蹤的孩子；
還不能簡單認為農民工過剩。黑磚窯事件，如果可以這么定性的話，根本上是中西部這個同整個國家以及外來資本分享市場經濟這個大蛋糕時的棄兒的無奈之舉。以下簡單羅列幾點，聊為對此一觀點的支持：

　　首先要澄清的誤解是，習慣上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農民工工資長期沒有提高。無疑這個判斷在整體上沒有太大問題。但是假使仔細觀察一下現(xiàn)在的勞動力市場，就會發(fā)現(xiàn)，勞動力的成本高低看視誰而言。相對于外資市場和南方市場的勞動力報酬而言，中西部任何一個小型民營企業(yè)都會說，它們的勞動力報酬太高了。春節(jié)前傳出的廣東勞動力市場局部出現(xiàn)用人荒的情況，進一步為勞動力價格的提高提供了證據(jù)。那么，勞動力價格提高對于中西部意味著什么呢。這不僅意味著以前不能用善意推測的臺灣以及外資在南方辦廠，經常打人奴役勞工的事件，已經成為小兒科，因為畢竟他們付出的高于內地農村平均水平的工資，足以掩蓋那些殘忍的行為，慰藉那些受到傷害的勞工，而絕不僅僅因為當時還沒有互聯(lián)網。更為重要的是，中西部想要從作坊起步的民營企業(yè)，以較低工資很難甚至根本雇不到勞動力。開磚窯有利可圖，但相對于那些外資以及大型企業(yè)來說，這實在是蠅頭小利，這么小的利如何能夠讓一個窯主舍得拿出一部分錢來緩和勞資矛盾呢，而這么大的勞動量，用這么低的工資又如何能夠吸引勞動力，顯然它不僅無法同南方市場競爭，甚至同本地城市用工單位都沒法競爭。于是，在沒有合法競爭途徑的時候，而還想謀利，那么采取什么手段，就不難想象了，雖然有些殘忍程度超出了書齋里學者的想象和分析能力。

　　其次，很少為人提及的是，黑磚窯應了那句兔子不吃窩邊草的老話。整個黑奴事件中，在公開的報道中幾乎沒有看到什么山西人也淪為黑奴的情形。這一方面印證了，勞動力市場對于中西部荒是確確實實的，如此大的勞動強度，如此低的報酬，如何能夠吸引勞動力，與其當勞工，不如當打手；
另一方面，公共治理的有效性，至少保證了山西地方政府對于本地人的權威還在。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至少對于省一級建制來說，還是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而令人驚訝的是，帶領河南父母們尋找失蹤子女的竟是一個記者，而非當?shù)卣�府部門。如果說，這可能會因為作者信息不完而有些主觀性的話，那么更為重要的卻是，這完全是國家和山西省政府一直以來視為目標的，中西部崛起必然經由的道路�？纯瓷轿鲊�有企業(yè)的待遇，城市收入水平，農民工的價格水平，一個保姆也就月收入幾百塊錢不等，就不會懷疑，黑磚窯事件不過是由于勞動強度過大導致人力資源荒在農村上演的激進事件而已。而事件發(fā)生后，山西省政府的動作一直看中央的眼色，以及最初定性為違反勞動法的事件，都表明，磚窯的背后，是一個以中西部發(fā)展作為自己政績的政府無論如何都難以遽下決心，可輕易定性的事件。

　　因此，黑磚窯事件在本質上是具有國家政治正當性的。在發(fā)展經濟和中西部崛起為地方政府之政績評價標準的背景下，大力發(fā)展磚窯，使當?shù)孛癖姅[脫貧困，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如何能說它是錯誤的。但是，盲目追求著一目標，其結果卻是，雇用、奴役黑工違背了憲法規(guī)定，超越了國家刑法的限度，甚至超出了人性的界限。這種政治正當性與法制合法性之間的悖謬，無疑使黑磚窯背后所致力于追求的中西部崛起的發(fā)展目標陷入了尷尬的處境。而這種尷尬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困境，是資本決不會由高處自動流向低處的困境，是本土原始性產業(yè)如何同外來的以及其他地區(qū)發(fā)達產業(yè)競爭的困境，是國家在這一發(fā)展中，究竟扮演一個繼續(xù)致力于經濟發(fā)展的強者形象，對經濟發(fā)展的惡性事件非不得以視而不見，還是扮演一個公正的法律形象，而將中西部崛起置于公平公正的原則之下，通過法律治理，而放任其經濟效率。倘使明了了這一困境，就會明白，任何簡單的斥責基層官員人浮于事，官商勾結，簡單地要求加強公共權力的建設都是在用西方人的尺寸給中國人做西服，好不好看且不說，但肯定不合適。

　　那么，面對這一處境，分析了半天，如果沒有一個對應的策略，似乎很難滿足很多學者那種凡做事必求完美的心態(tài)。然而，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之難，就如同回答，如何能夠保證每個——而非一個——商人都能白手起家，既掙了錢，還人品受到贊譽一樣。這并不是推脫責任，而是在表明困境。知道困境的意義并不意味著困境就此解決，而是有助于我們調整看待問題的方向，如由黑磚窯事件可以引發(fā)我們提問：中西部崛起如何保證公平正義，這一問題對于基層治理尤為重要，因為沒有經濟成果，基層官員無法交差，出了亂子，又會被認為玩忽職守；
南方發(fā)達省份是否對中西部崛起在法律上負有幫扶的義務，這種義務如何在現(xiàn)有的單一制國家結構以及一些學者設想的聯(lián)邦主義中找到法律依據(jù)；
勞動力市場如何應對已經發(fā)生并且可能會越來越惡化的兩級分化，以前那種中西部人才向發(fā)達省區(qū)流動已經轉變?yōu)槠胀▌趧恿σ蚕虬l(fā)達省區(qū)流動；
以及更為專業(yè)的問題，憲法如何在經濟發(fā)展和公平正義之間作出選擇，如果兼顧，那么是否有必要專門建立一個國家機構對此矛盾引發(fā)的具體事件進行權衡；
由此出發(fā)，我想至少可以為很多學術新人增加就業(yè)機會，因為有了新的具體的問題。而那些所謂的加強法制建設，道德教化，政治體制改革，似乎都是必要的，但又都是空洞的，實際上連為理論界創(chuàng)造個新的就業(yè)機會的能力都沒有。

　　7月4日基爾無風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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