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敏：道德理想主義的貧困與頹敗——評張煒的長篇新作《刺猬歌》

　　[論文摘要]本文認為，張煒的長篇新作《刺猬歌》雖然有一些新的變化，但總體上因為其創(chuàng)作中道德理想主義的文化立場，導致它存在這樣幾個問題：自我復制，寫作的不及物，甚至下意識中的蒙昧主義傾向。最后指出，張煒的創(chuàng)作要取得新的突破，必須告別寫作中存在的思維的懶惰狀態(tài)。

　　[關鍵詞]《刺猬歌》 道德理想主義 貧困 頹敗

　　道德理想主義的貧困之一：寫作的自我復制

　　在中國文壇，張煒一向以高蹈的道德理想主義馳名。的確，在沒有信仰的時代，人們往往僅憑欲望本能的引導面對世界，面對生存訴求。因而在今天，張煒對道德理想的高揚，自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與價值。這也是他從《古船》，《九月寓言》到《丑行或浪漫》等作品引起廣泛關注的原因，而長篇新作《刺猬歌》，又把他既有風格，進一步發(fā)揮，使之更加精致化。

　　這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比之以前的創(chuàng)作，張煒這部小說更具有故事性。整部小說將歷史與現(xiàn)實，生活與傳奇，真實與奇幻，各種形態(tài)的故事情節(jié)糅合在一起，情節(jié)豐富。其次，是這部小說的傳奇性，浪漫色彩。廖麥與美蒂的愛情被演繹得浪漫而悲壯，在此背景上，小說又講述了叢林里的精靈鬼怪的故事，這些精靈鬼怪與人類的交往、糾葛，還有關于大海的種種故事與傳說等等，這些使小說充滿傳奇性。

　　但從本質上說，《刺猬歌》不過是張煒對既有創(chuàng)作風格的進一步發(fā)揮，使之更加鋪張。正因為如此，他創(chuàng)作中固有的問題也充分暴露出來，使這部小說具有了另一層面的意義。

其意義就在于，他顯示了張煒文學創(chuàng)作的某種困境，某種停滯狀態(tài)，顯示了其固有創(chuàng)作風格的難以為繼。因為從根本上說，《刺猬歌》的故事雖然從量上講更加豐富，講述的方式更加鋪張，但我們很難看到更新的東西：故事講述的模式依然是家族間的矛盾與沖突，人物仍然是明顯的善惡對立，背景仍舊是村鎮(zhèn)生活的變遷，然后加上一些傳奇魔幻做情節(jié)背景。當然，這種傳奇魔幻在此前的創(chuàng)作中都是修辭性的，僅僅是故事的外在裝飾，而在《刺猬歌》中，則成了整部小說的主題之一，但這并沒有帶來根本的改觀�！洞题�歌》表明，張煒的創(chuàng)作已經日益模式化、僵化，而模式化、僵化的另一面，是重復，是創(chuàng)造的乏力。

　　某種意義上，《刺猬歌》不過是張煒稍顯精致和張揚的自我復制。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則在于其小說創(chuàng)作中始終不變的道德理想主義文化立場。

　　道德理想主義的貧困之二：寫作的不及物

　　鮮明的道德憂患與焦慮，貫穿了張煒至今的整個創(chuàng)作，形成了張煒創(chuàng)作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色。但所謂道德，是用來規(guī)范人際關系的人類超我的一部分，它表明在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時候，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通過道德的規(guī)范，人際關系不僅有序而且人的行為可以預期，這樣人類正常的社會秩序、生活秩序才能正常維持和延續(xù)。美好的人類生活必然是有序的，符合道德的，所以偉大的作家都有強烈的道德感，表現(xiàn)出對人類道德的深切關注和焦慮。問題是，道德只是規(guī)范人類關系的手段，它絕不是認識生活、分析生活的手段。尤其當把道德教條化、絕對化，即以所謂道德理想主義的態(tài)度對待一切、評判一切的時候，必然會給創(chuàng)作帶來很多問題，道德理想主義必然會顯示出它不可避免的貧困，暴露它在把握現(xiàn)實、揭示人類生存可能性上的無力。這種貧困與無力在《刺猬歌》中獲得了全面的表現(xiàn)。

　　就故事所涉及的時空背景來說，《刺猬歌》顯然在時間跨度上比此前的小說大得多，它的故事從解放前的棘窩鎮(zhèn)霍家統(tǒng)治時代，到今天的唐家對雞窩鎮(zhèn)（唐童把原來的棘窩鎮(zhèn)改成了雞窩鎮(zhèn)）的稱王稱霸時期，時間跨度達半個多世紀。在空間上，雖然小說主要的故事場景放在了棘窩鎮(zhèn)，但借助于廖麥的出逃，小說又跟蹤他的步伐涉及到了棘窩鎮(zhèn)以外的廣大地域，甚至到了遙遠的南方；
同時又通過對霍家后人的追蹤，將故事的空間地理場景延伸到海上、海島。問題是，我們在讀完小說之后，依然感到小說的社會歷史內涵貧乏，現(xiàn)實生活含量與人生信息稀少，這與《刺猬歌》這種時空背景極不相稱。

　　之所以給我們這種感覺，在于這部小說時空背景的特有處理方式。小說的故事涉及了很多對中國農村生活和農民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但作者對這些歷史事件都采用了一種盡可能虛化的處理方式，只在具體情節(jié)無法繞過時候，稍事點染。這樣就使情節(jié)成了沒有歷史深度的情節(jié)，使它的作用變成了純粹功能性的，換句話說，是為了故事而故事。同樣，對空間場景的處理也是如此。廖麥出逃流浪過程中所經過的那些地理空間，其功能僅僅是給廖麥的活動提供一個背景而已，我們看不到更多的內涵。麥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中指出，文學中的地理并不是純粹客觀的空間，而是富有意義的人類活動場所，它可以提供各種文化信息，揭示人類關系的某些方面，比如權力關系等。但《刺猬歌》對棘窩鎮(zhèn)以外的地理空間的虛化，使與這些空間融為一體的意義被懸置，情節(jié)成了沒有內涵、為情節(jié)而情節(jié)的情節(jié)。這實質上最大限度地壓縮了小說的意義空間，放逐了小說的多層次內涵。整體上看，《刺猬歌》具有較完整的情節(jié)，但某些片斷卻常常給人碎片化的感覺，其主要原因即在此。從小說藝術的角度，這種時空處理方式毫無新意。這是民間故事與傳說中最基本、最常見的時空處理方式，但民間故事與傳說都情節(jié)簡單，情節(jié)指向即內涵單一，把這種寫作方式硬要移植到試圖表現(xiàn)豐富的人類生活，把握人類復雜微妙的當代生活的現(xiàn)代小說中，未免不合時宜，毋寧說是小說藝術的倒退。

　　我不知道張煒這么處理有沒有更多、更深層次的考慮，我的閱讀感覺是，張煒這樣做，是把重心放在小說情節(jié)上，最大限度地突出小說的情節(jié)。實際上，整部《刺猬歌》就是以情節(jié)為中心的。但作者顯然又不是要把《刺猬歌》寫成一部僅僅靠故事取勝的通俗小說，況且若從通俗小說的角度看，又未免太枝蔓、鋪張了。主要的問題在于，盡管小說為了突出情節(jié)而將時空背景虛化，犧牲了小說的歷史含量和現(xiàn)實生活信息，但這些情節(jié)的意義指向卻過于單一，那就是善與惡的截然對立，惡勢力對天人合一的人類自然生存狀態(tài)無可救藥的戕害，以及由此激發(fā)起的道德義憤。所有的情節(jié)，其意義指向都是沖著這道德義憤。這樣小說內涵過于單純，而且浮在生活表面，缺乏對豐富現(xiàn)實生活的深刻表達，和對嚴峻生存現(xiàn)實的深入開掘。這是這部小說最大的失敗之處。

　　與此相關的是小說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情節(jié)意義指向的過于明確，使《刺猬歌》里的人物形象都成了類型化的，人物身上都貼上了明顯的道德標簽。其實所謂類型也不過就兩種：善與惡。善的陣營是以廖麥為代表，他飽受惡勢力的欺壓，但始終堅持人類的道德理想。他沒有膨脹的欲望，他最終的理想不過是過一種晴耕雨讀的田園牧歌式生活，然后寫作一部“叢林秘史”。廖麥實際上是善、是天人合一的古典人類生存觀念的符號化身。惡的陣營則以唐童為代表。與廖麥根本對立的唐童既是現(xiàn)代性的符號化表達，又是道德上惡的代表。他粗俗、野蠻，咄咄逼人，從他的父親一代起，他們唐家就控制整個棘窩鎮(zhèn)，在鎮(zhèn)上欺壓良善無惡不作。到了唐童這一代，唐家勢力更加強大，不僅控制了棘窩鎮(zhèn)的一切，而且他們辦的各種實業(yè)更是從根本上威脅了人們原先的生存方式，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tài)，更是被徹底破壞。很明顯，小說人物都寄托了作者的道德理念，是作者道德理念的符號化表達。小說人物總體上是模式化的，內涵過于單一，缺少更豐富的人性內涵，也看不到復雜的現(xiàn)代生活對人的心靈多層次影響與塑造。

　　當然，公平地說，作者也在努力避免人物性格的單一。所以，他雖然對廖麥給予了頗多的同情（我們甚至可以從廖麥身上讀出作者的某種自我認同），但卻把他設計成一個失敗者，在唐童的步步進逼面前一籌莫展，不斷后退。他的自我堅守，不過是退卻的另一種形式；
他的田園牧歌式古典理想，成了他在現(xiàn)實面前無力、無用、退讓的借口，是他對自己生存和精神困境的阿Q式表達。這樣，作者無意中讓廖麥展示了道德理想主義的無力與脆弱。但這無助于改變整部小說人物設置的總體格局。作者太急于宣泄自己的道德激情了，根本無暇思考那些更深層次的人性內容，和更豐富的人類心靈狀態(tài)，匆匆掠過一切不符合他道德理念的生活內容，急忙堆積起那些能直接表達他道德理念的材料，好多快好省地直奔主題。有時，作者干脆越過情節(jié)和人物，直接抒起情來。這就使小說過于感性，缺少理性的過濾與控制，因而，盡管整部小說道德激情到處泛濫，卻毫無力量。泛濫的道德激情背后，是理性的匱乏，是小說表達的無力。

　　與許多批評家的看法相反，我的看法則是，《刺猬歌》是不及物的。整部小說除了泛濫無度的道德激情，我們看不到更多的東西。

　　道德理想主義的貧困之三：寫作的走火入魔

　　作為知識分子的廖麥所堅持的晴耕雨讀的生活理想，實際上是屬于農耕文明的一種生存方式；
他念念不忘為正逐漸毀滅的叢林寫史，實際上是追懷他心目中那注定要消失不見的田園牧歌，是為他心目中那種人與自然相和諧的人類存在方式唱挽歌。因而，《刺猬歌》現(xiàn)代性批評的立足點實際上是農耕文明。比如小說對“紫煙大壘”的態(tài)度。所謂“紫煙大壘”是唐童與外國人合建的工廠，在《刺猬歌》里，它象征的是棘窩鎮(zhèn)人與自然親密無間的生存狀態(tài)的終結。有意思的是，張煒在表現(xiàn)那些外來的（不光是指外國的，也是指所有棘窩鎮(zhèn)以外的） 事物——工商業(yè)文化、科學技術、現(xiàn)代的生活方式的時候，采取的敘述視角，都是本地人的視角，是以本地為本位的。這再充分不過的暴露了農耕文明立場的偏狹，以及隨之而來的盲目排外情緒。有必要指出的是，從《刺猬歌》的整個情節(jié)設計上，棘窩鎮(zhèn)給人的感覺是，這是一個與外界隔絕、封閉的化外之地。最明顯的證明就是，我們看不到任何能夠制約唐童的惡的外在力量，在整個棘窩鎮(zhèn)他就像一個具有無限權利的君王，可隨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不可否認，小說也寫到了“他者”的存在，諸如流浪的癡士，闖入的響馬，前來洽談投資的外國人等，但這些在小說中，主要是作為破壞棘窩鎮(zhèn)天人合一生存方式的異己力量才獲得表現(xiàn)的。指出這一點的目的主要不是說《刺猬歌》存在的寫作漏洞，而是提醒人們注意這篇小說在下意識中流露的一種封閉保守的文化心態(tài)。

　　在《南方都市報》的一次訪談中，張煒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其實全書居于核心的，是非常復雜的、隱蔽不察的什么，可能作者也沒有清晰地認識。西方的規(guī)則、強勢的壓迫，至少已經進行了150年。走到今天，算是跌到了一個可怕的邊緣。國在山河破，笑貧不笑娼。這個世界正在走向毀滅的危境，其責任主要在于帝國主義和西方列強，在于他們伴隨物質掠奪的文化擴張。東西方相互學習的文化平衡，已經全部打破�！边@段思維混亂、充滿冷戰(zhàn)邏輯的言論，正好與我們剛做的分析形成有趣的對照。自然，現(xiàn)代性對自然的濫用，對生態(tài)的破壞，的確應該深刻反思，但是這種反思只能是站在現(xiàn)代的立場上，以一個現(xiàn)代人的身份尤其是現(xiàn)代人的意識反思，而不應倒過頭來把歷史拉回到農耕時代。

　　最危險的還不是這種極端保守的傾向，而是作為他道德理想主義之必然結果的反智主義的歷史態(tài)度與社會觀念，甚至下意識中的蒙昧主義傾向。這一方面表現(xiàn)在小說在描寫作為異己存在的外來事物時采取的特有視角，這種視角的極端偏狹前文已經作了分析，這兒有必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此種視角的采用，無形中也是對蒙昧主義的認同。因為將自身所處的文化價值觀念絕對化，拒絕不同文化間的交流，盲目排外，其本身就是蒙昧主義的一種表現(xiàn)。另外，我們從小說對科學的態(tài)度中，也可以看到一種蒙昧主義的傾向。這從《刺猬歌》對專業(yè)知識分子的描述中充分地顯示出來。在小說里，這些人人格萎縮，為了一點的私利，把人格與尊嚴都拋棄，他們是唐童作惡的走狗和幫兇。其代表人物一個是女工程師，一個是獸醫(yī)黃毛。女工程師認識了唐童后，很快就把原先的傲慢與矜持拋開，迅速把靈魂與肉體毫無保留地交給了他；
而黃毛則以一種對待禽獸的態(tài)度對待人，公然號召把禮儀廉恥徹底拋棄。這是一種很耐人尋味的情節(jié)設計，可看出作者對科學的不滿甚至仇視態(tài)度。

　　反對科學，走向蒙昧主義，至此完全可以說，張煒已經徹底走火入魔。

　　道德理想主義的后果：不可避免的頹敗

　　不能否認張煒在寫作上的嚴肅與真誠，但他道德理想主義的文化態(tài)度妨礙了他寫作使命的完成。尼采曾說，道德妨礙生活，我們不妨把這句話改一下：過于強烈的道德立場妨礙寫作。當把原本屬于社會歷史范疇的人類道德推向極端，把它變成某種絕對理念的時候，必然會帶來思維的偏執(zhí)與狹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充滿偏執(zhí)與狹隘的心靈寫作，不管作多么真誠，多么嚴肅，都會給寫作帶來致命的傷害。甚至越是真誠越是嚴肅，帶來的傷害就越大，寫作的頹敗也越是無法避免。

　　實際上，張煒對他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局限是有反省的。在一次訪談中，張煒曾說，他的這部作品是反理想主義的。這主要表現(xiàn)在廖麥這個人物身上。廖麥始終堅守道德理想，不放棄節(jié)操，這是張煒賦予他的理想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生存的壓力面前，他毫無作為，一事無成，始終都在旁觀，既無力又無用，是個徹底的失敗者。在唐童面前，他根本不堪一擊，只是靠了妻子的努力才得以回到棘窩鎮(zhèn)安居，但代價是慘重的：他的妻子做了唐童的情婦。同時，他默認女兒在唐童的公司里做高級職員，并做了唐童的干女兒——在中國目前的文化語境中，干女兒的符號意義是人人都知道的。張煒對廖麥的這種靈魂透視是這部小說最為精彩的地方。在這部小說中的大多數(shù)地方，張煒原本極有靈性的文筆往往被他絕對化的道德教條所束縛，但對廖麥的這種靈魂拷問，使他的創(chuàng)作才華獲得了一次釋放�？上н@樣的地方太少。

　　而且，作者幾乎同時又否定了這種拷問。對廖麥的無力無用無所作為加以表現(xiàn)的同時，張煒似乎有些不忍，急急忙忙再給他某些補償。他讓廖麥有健美的身軀，憑這身軀所到之處頻頻俘獲當?shù)刈蠲烂采倥�的芳心。不僅棘窩鎮(zhèn)最美的女人美蒂為他癡迷，就連大城市長大的美女修都對這個土包子同學一往情深，甚至要為他生下一個孩子。這樣，廖麥在一處失敗的地方，作者又讓他在另一處獲得補償。不過，這樣卻使這個人物顯得更為吊詭：一番方面是他的肉身的強悍和性的強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卻是他精神的徹底頹敗。另外，小說給廖麥安排了兩個大學同學修和戚金，他們是同樣的精神堅守者。這顯然是作者下意識中對廖麥的又一補償，使他在精神上獲得認同感和歸宿感，他不忍看到廖麥走上呼告無門的精神絕境�；蛟S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看到小說情節(jié)上的一個極為有趣的現(xiàn)象，廖麥和唐童這兩個生活上的仇敵和精神理念上的對手，竟沒有出現(xiàn)過一次正面交鋒。這太不可思議了！

　　我們固然可以說這種情節(jié)設計顯示了作者的悲憫和同情，并對這種悲憫和同情表示敬意。但又必須看到，這同情和悲憫還有一個隱含的指向，那就是作者本人，這悲憫和同情又是對作者本人——確切地說是對他的道德理想主義——的一種精神撫慰。顯然，作者對廖麥有一種隱含的認同，這種認同使他不能與人物拉離開足夠的敘事距離，對人物作一番徹底的精神分析，而做不到這一點，也就走不出道德理理想主義的陰影。走不出道德理想主義的陰影，寫作的頹敗就不可避免。的確，從整體上看，盡管《刺猬歌》通過廖麥表現(xiàn)出了對道德理想主義的反思，但這部小說整體的文化視點，依然是道德理想主義的，張煒的創(chuàng)作依然是在原有的軌道上滑行。因此小說整體上的失敗也就成了必然。

　　突破的可能：告別寫作的懶惰

　　薩特曾說：“真正的小說應該像愛因斯坦的世界一樣，沒有給高于一切的觀察家留有位置”，[①]小說家“無權作出絕對的審判”，[②]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米蘭·昆德拉認為：“小說的精神是復雜性。每部小說都在告訴讀者：‘事情比你想象的復雜�！�”[③]換句話說，小說應該以呈現(xiàn)人類生活和精神的復雜性為職責，它與任何話語的霸權格格不入，他拒絕任何對世界的獨斷性的裁判，拒絕對世界作簡單化的非此即彼定性。這也正是小說創(chuàng)造性的根源所在——人類生存現(xiàn)實的無限復雜性、人類生存可能的不可窮盡性，使小說必須不斷地豐富、發(fā)展表達的藝術，從而為小說的創(chuàng)造性提供了切實的保證。

　　道德理想主義總是把世界按善惡的兩端分成判然有序、截然對立的兩極，它以一種獨斷的聲音評判一切，裁決一切，它肆意刪削小說世界里的各種可能性，各種差異，各種不協(xié)調。這恰恰違背了小說的精神，這正是道德理想主義貧困的原因所在。道德理想主義的寫作實質上是偷懶的寫作。這里說的懶惰，指的是精神的懶惰，是思維的偷懶。因為既然世界始終都是一成不變的善惡分明、一望而知的是非對立，那么寫作就成了模式化、甚至機械化的工作，作家就成了匠人。匠人是無需動腦的，他的工作只是往既有的固定模子里機械式地填充材料。這樣，寫作的模式化、自我復制、不及物狀態(tài)，下意識中的偏執(zhí)也就不可避免。在《刺猬歌》中，我們對這些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要真正實現(xiàn)寫作的突破，必須告別這種精神和思維的偷懶，只有這樣才能突破道德理想主義的束縛。做到這一點其實并不太難，需要的只是這幾樣東西：現(xiàn)代的意識，開放的視野，世界的眼光。中國當下依然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狀態(tài)之下，在此狀態(tài)下， 中國人的生存信息前所未有的密集，從來沒有一個時代能像今天這樣，有那么豐富的題材等待作家將它們藝術地加以表達，因而也從未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為小說藝術的繁榮提供這么大的可能。但首要的是，作家必須擺脫僅僅憑激情、才情寫作的懶惰狀態(tài)，要沉淀更豐厚、更深沉的思想，這樣的寫作，才能不辜負這大時代的饋贈。

　　這不僅對張煒，對所有的當代作家都很重要。

　　注釋：

　　[①] 轉引自茨維坦·托多洛夫：《批評的批評》，第8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

　　[②] 同上，第87頁。

　　[③] 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第24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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