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底層社會與抗爭性政治

　　（閻小駿 譯）

　　摘要：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對社會運動的研究開始在美國和歐洲變得非常流行。在這個社會運動興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數(shù)社會科學中關于社會抗議的理論都根植于一種經(jīng)濟學解釋——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還是從現(xiàn)代化理論的角度，都是強調經(jīng)濟上的不滿。但是，在20世紀60和70年代，學者們開始逐漸放棄馬克思主義和現(xiàn)代化理論的路徑，并開始發(fā)展關于社會抗議的新的解釋理論。

　　關鍵詞：底層社會；
政治抗爭；
集體行動；
理論解釋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對社會運動的研究開始在美國和歐洲變得非常流行。而之所以流行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在這個時期，特別是在美國，也包括歐洲，大量的社會運動正方興未艾。在美國，這一潮流首先就包括民權運動——即非裔美國人爭取投票權以及構成完整公民權的其他權利的運動。這一潮流也包括20世紀60年代早期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開始并隨后席卷美國大地的言論自由運動。這潮流還包括反對越南戰(zhàn)爭的反戰(zhàn)運動——該項運動后來成為一個更大規(guī)模的和平運動。這一潮流亦包括環(huán)境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和同性戀權利運動等。

　　在這個社會運動興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數(shù)社會科學中關于社會抗議的理論都根植于一種經(jīng)濟學解釋——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還是從現(xiàn)代化理論的角度，都是強調經(jīng)濟上的不滿�，F(xiàn)代化理論也是把沖突看作是經(jīng)濟變化和工業(yè)化的產(chǎn)物。同時，現(xiàn)代化理論預計沖突會因為教育的發(fā)展和一個有產(chǎn)的中間階層的成長而隨時間的流逝逐漸消失。

　　但是，在20世紀60和70年代，學者們開始逐漸放棄馬克思主義和現(xiàn)代化理論的路徑，并開始發(fā)展關于社會抗議的新的解釋理論。說到底，是受過教育的中產(chǎn)階級，也就是像我這樣的人在美國被深深卷入到社會運動中去。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現(xiàn)代化理論都很難解釋這樣的情形。因此，20世紀60年代第一代社會運動理論家拒絕了經(jīng)濟解釋，轉而對心理學的解釋產(chǎn)生興趣。例如，柯嵐•布林頓曾寫過一本非常有影響的著作《革命之剖析》。在書中，他主張說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均不是特別地因經(jīng)濟問題而引起，這些運動更多地源自人民不斷升高的期望，也就是說，人民向他們的政府要求更多的東西。

　　特德•羅伯特•戈的一本題為《為什么人們造反》的書則進一步發(fā)展了心理學的路徑。今天已經(jīng)沒有什么書可以使用這樣的標題了，因為這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男性沙文主義的題目 。但是倒回到20世紀60年代，即在20世紀70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之前，出版一本是用這種標題的書還是被允許的。在他的書中，戈強調他所說的“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這個概念。“相對剝奪”這個詞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它強調在人們希望它們的政府可以提供的東西——即他們所想要的東西——與他們實際預期獲得的東西之間存在的差異。因此，在欲望和預期之間的鴻溝就被戈稱為“相對剝奪”，也簡寫為“RD”。戈詳細闡釋，相對剝奪的程度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人們參與到抗議活動中去。另一本詹姆士•戴維斯寫的題為《為什么人們起義》的書則提出了另一個被稱為“起義或者革命的J形曲線”的心理學理論。戴維斯這里說的所謂J形曲線，指的就是在一個X軸表示時間、Y軸代表某種GDP的經(jīng)濟量度的坐標系里面點狀的倒J形曲線。他相信人們往往在情況發(fā)生改善一段時間之后卻出現(xiàn)突然的經(jīng)濟倒退之時會起義。在這個倒退之后（就象一個倒J形），人們參加到造反之中是因為他們的預期超出了經(jīng)濟現(xiàn)實。他們在仍然非常窮的時候不會參與到造反之中；
只是在一段時期的增長和改善之后、人們的預期繼續(xù)提高而實際經(jīng)濟情形已經(jīng)衰退之時，他們才參與到造反之中。

　　以上三種理論均基于當時在美國心理學界頗為流行的所謂“挫折—攻擊理論”（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的研究路徑。這個理論主張說，當人們因某種原因感覺到挫折的時候，他們就會變得具有攻擊性。當然，這個理論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時常會有挫折感，但并不是每個人在受到挫折的時候都會變得有攻擊性。同時，這個理論只是關于個人攻擊性層面上的理論。為了解釋起義或者革命以及社會運動，我們需要某種形式的集體行動理論。我們需要一個理論來解釋人們是怎樣得以合作的。舉例來說，一個“挫折—攻擊理論”也許可以幫助解釋為什么如果我對我兄弟生氣我就會打他，但是它卻無法解釋為什么我會參加到一場“文化大革命中”去。因此，被稱為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第二代理論被發(fā)展出來，以克服心理學路徑的缺陷。

　　資源動員理論最具影響的發(fā)展者是查爾斯•蒂利。他曾是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當時我跟隨他學習），現(xiàn)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政治學。關于集體行動，蒂利強調幾件事情。首先，他強調關系網(wǎng)絡的重要性，即人們擁有的與其他人的關系和聯(lián)系。他把關系網(wǎng)絡看作是促成動員的東西。以往大多數(shù)的學者強調人的類別而非關系網(wǎng)絡，并將之視為動員的基礎。例如，馬克思強調經(jīng)濟階級——它植根于人與生產(chǎn)資料的關系中。另一些理論家強調教育作為分類標準，他們主張說未受到教育的人更容易參加到抗議活動中去。還有一些理論家強調年齡、收入、種族、性別或者其他對人的分類，但蒂利強調類別并不如關系網(wǎng)絡重要，發(fā)揮至關重要作用的并非你的背景特征，而是你與其他人的聯(lián)系。我們可以把種類想象成為一些包括了同質人群的箱子：比如，所有來自于同一所學校的人，所有屬于同一個種族的人，所有擁有某種共同經(jīng)驗或者特征的人，等等。相反，關系網(wǎng)絡是在兩個或者多個人之間的互動或紐帶——這些人可能來自也可能不來自同一個類別。蒂利提出某種他稱之為“種類關系（CAT-net）”的東西——在這里種類和關系網(wǎng)絡互相重疊，而它對于理解社會行為非常重要。蒂利相信具有同樣背景、同時彼此之間存在各種形式的互動的人群是集體行動的一個主要來源。所以，這構成資源動員理論的一個方面，即人們因為與其他人的聯(lián)系而動員起來。蒂利理論的第二個方面強調國家的作用。當他還是密歇根大學的一名社會學家時，蒂利寫下了對于政治學家很重要的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政治學家們關注心理學也關注社會學，但他們卻忘了關注政治——尤其是國家的作用。同時他提醒政治學家們，國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國家擁有大量的權力，即使一個人想要參加到社會抗議中去，那也是極端困難的。因此，對于蒂利來說，國家的壓制能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同樣關注在面對一個挑戰(zhàn)國家的社會運動或者抗議運動時，國家會發(fā)生什么。國家的反應究竟是什么呢？國家當然可以使用壓力，但是有時國家政權中的某些成員們甚至可能加入到社會運動中去，變得與社會運動合作起來。因此，當我們關注國家時，我們不僅需要關注它的壓制能力，或者警察、軍隊等等，我們更需要關注國家是否統(tǒng)一，或者國家自身是否分裂。

　　蒂利深受新社會運動理論和在法國研究法國大革命歷史的學者寫的新文化歷史的影響。在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紀念到來之前，一代全新的學術群體開始強調法國革命的象征性和文化性的側面。蒂利在他的題為《抗爭性的法國人》這本書里開始發(fā)展出他的關于“抗議臺本”（protest repertoire）的概念。所謂臺本這個概念來自于戲院。演出某一特定戲劇有很多不同的辦法，而且在不同時代，不同的導演，不同的演員，也用不同的方式演出同一戲劇。然而，這戲劇本身卻仍然保持某種熟悉的特定的劇本形態(tài)。

　　在他的早期著作里，蒂利指出了在西歐現(xiàn)代歷史上三種不同種類的集體行動，即“競爭性”、“反應性”、“主動性”。他主張說，這三種不同形式的抗議行動在幾個世紀的時間里得以發(fā)展。如在16世紀，競爭性抗議是常態(tài)；
在17和18世紀，反應性抗議是常態(tài)；
在19和20世紀，主動性抗議是常態(tài)。

　　所謂競爭性的抗議，蒂利指的是在占有差不多同等資源的群體間為了爭奪同一樣資源而發(fā)生的沖突。比如，在不同的村莊或敵對的家族團體之間基于土地占有而形成的世仇。在這些沖突中爭斗者們或多或少的在資源占有方面較為平等；
他們互相爭斗是為了奪取對稀缺和需要彼此爭奪的資源的控制權。中國的械斗是競爭性抗議的一個例子。但是，這些活動并非僅僅是經(jīng)濟斗爭；
他們也同樣發(fā)展出一種文化來延續(xù)這種沖突。他們的抗議臺本由特定的口號和服裝等組成。

　　第二種類型，“反應性抗議”，包括像抗稅、暴亂、或者糧食暴亂這樣一類事物。反應性抗議與競爭性抗議不同之處在于卷入沖突的各方在資源上并不平等。在反應性的抗議中，我們發(fā)現(xiàn)普通群眾與遠比自己強大的國家或市場交手。這些抗爭在17和18世紀黨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市場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時候變得普遍起來。反應性的抗議是農(nóng)民和城市貧民為了保衛(wèi)國家稅收或市場價格正從他們手中拿走的資源的努力。這些戰(zhàn)役的訴求及組織形式都與更早年代的競爭性世仇截然不同。

　　第三個種類的抗議，“主動性抗議”，是在19和20世紀工業(yè)化完成不久后發(fā)展起來的。這里主要的抗議者不再是農(nóng)民而變成了工廠的工人。工人們并不是簡單地試圖保護他們的傳統(tǒng)資源不受國家和市場的新的要求的侵害。相反，他們積極地舉行罷工來要求新的權利——包括每日8小時工作制、福利、普選權等等。他們的這種抗議形式被我們認為是一種現(xiàn)代的抗議臺本。

　　關于抗議臺本的問題允許我們進行一些有趣的跨國家、跨文化的比較。我早先的學生杰弗里•瓦瑟斯特姆，現(xiàn)在是印第安納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曾寫過一本非常有趣的書，名叫《20世紀中國的學生抗議：從上海觀察》。在這本書里，我們看到學生唱“國際歌”——這后來成為中國學生抗議活動的重要標志。在“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這兩次悲劇后，展示在抗議中被殺害的烈士們血染的衣物成為了在中國抗議活動的另一個重要象征。這些都是與美國學生的抗議臺本非常不同的。

　　在蒂利發(fā)展它的抗議臺本的觀點的同時，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道格•麥克亞當開始分析美國的民權運動。麥克亞當同樣強調文化因素。非裔美國人利用宗教歌曲和標志進行動員。當然，民權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本人就是一位基督教牧師。在他的布道中，他運用宗教象征主義以動員和黑色美國人群體站起來要求他們作為完全公民的權利。當麥克亞當考察民權運動的動員結構時，他發(fā)現(xiàn)最重要的關系網(wǎng)絡乃是教堂。所以，無論是從組織還是文化象征主義上講，宗教都是居于美國民權運動的核心地位。

　　麥克亞當和蒂利一起開始發(fā)展某種被他們成為社會運動和革命的政治過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的東西。根據(jù)這個模型，在任何一個成功的抗議活動中都包含有幾個要素。首先是一個動員網(wǎng)絡。我們剛才已經(jīng)談過了。第二個就是他們稱之為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的東西。這包括一些我們剛才已經(jīng)談過的東西，如蒂利強調的國家的壓制能力，或國家政權是分裂還是統(tǒng)一等。第三個要素就是抗議臺本。而第四個要素就是他們稱之為集體行動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的東西。這與抗議臺本的概念有所重疊，乃是指如馬丁•路德•金之類的領袖借以展示他們的理念以動員人民的方式。所謂框架即包括用可以與潛在的跟隨者的文化認同產(chǎn)生共鳴的方式來規(guī)劃抗議的標志和旋律。

　　政治過程模型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占有統(tǒng)治地位。希德尼•塔羅寫的一本有影響的著作《運動中的權力》，為政治過程模型提供了一個教科書式的簡述。塔羅也加入了他自己的一個稱之為“抗議循環(huán)周期”（protest cycle）的觀點。借此他試圖揭示為什么在某些特定的時期，比如20世紀60年代期間，如此多的不同類型的抗議都同時發(fā)生。某些抗議是怎樣推動其他類型的抗議發(fā)生的？究竟什么可以揭示這些循環(huán)周期的潮起潮落？塔羅利用政治過程模型的諸基本要素來解釋一個抗議循環(huán)周期。

　　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塔羅、蒂利和麥克亞當都開始逐漸對政治過程模型感到厭倦，而此時這個模型已經(jīng)在美國關于社會運動的學術圈里占有統(tǒng)治地位。大量的關于社會運動的學術作品的質量是機械的、無甚新意、令人厭倦。整本的新雜志，比如《動員》（Mobilization）發(fā)表一些非常狹隘的文章。這個領域變得高度職業(yè)化和相當?shù)姆钦�治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三位學者在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所組織了一個他們稱之為“抗爭性政治的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的新項目。這個項目在4年間每年開會2-3次，并且他們邀請了另外四名學者加入到他們中來，包括我本人作為唯一一個研究歐洲或美國之外的地區(qū)的成員。我們一起試圖思考研究社會運動的新的途徑。我們采用了“抗爭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這個詞來突出國家的重要性，并強調抗爭是政治性的，而國家是卷入其中的關鍵行為體之一。

　　這個項目的成果是一系列的新著作，包括有研究生完成的新作品。因為在我們七位教授之外，我們還有相當數(shù)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與我們一起開會，討論觀察“抗爭性政治”的新途徑。我想這個項目的成果之一就是關于對西方和非西方社會的抗議活動研究的更大程度的融合。我以前的學生特麗薩•懷特認為，在中國所使用的關系網(wǎng)絡與社會運動理論家們在美國和歐洲所認知的那種關系網(wǎng)絡是非常不同的。在一個威權體制下，即國家政權強大而市民社會弱小，有效的抗議網(wǎng)絡往往得益于同國家政權的密切關系。并且，互信這個問題，即你可以依賴于你的抗議同伴，在這種情形下變得尤為重要。

　　在斯坦福項目的最后，塔羅、蒂利和麥克亞當寫了一本題為《抗爭的動力》的新書。其中他們考察了許多不同的地點和事件，包括菲律賓的“民主黃色革命”（the Philippine Democratic Yellow Revolution）,肯尼亞的“毛毛起義”（the Mau Mau Rebellion in Kenya），美國的民權運動，法國大革命以及意大利的勞工運動（the Italian Labour Movement）。他們提出，盡管存在著基本的情景差別，但所有這些抗爭的例子都證明存在著某些特定的可供比較和對比的共同過程和機制。

　　實際上，我本人對這本書是頗持批評態(tài)度的。因為，這本書并沒有成功地處理那些我們試圖在我們的聯(lián)合項目中解決的問題。在這本書中，作者們試圖去發(fā)展一個更具動感的，或曰更積極的，對這個項目的理解。他們指出，他們以前的政治過程模型是靜止的；
它并不能解釋隨時間而來的變化。他分析了所有社會運動的四個成分，但卻并沒有解釋這些運動本身是如何“運動”的。所以在這本書中，他們嘗試發(fā)展一個關于過程、運動和機制的理論。我認為，這本新書的一個基本問題在于他們在各個事件都剝離出了他們特定的歷史情景。我相信一個人只有通過歷史，通過研究事件如何展開，才能理解運動和過程。蒂利的早期著作是高度歷史性的，但他最近的工作卻沒有那么歷史化了。我們很難比較美國民權運動、非洲“毛毛運動”、法國大革命等等。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極端不同的事件，各自有著迥然不同的歷史背景和差別巨大的政治含義。我也感覺到這本書缺乏關于社會運動和革命的早期著作里的那些情感和政治權力的成分。倒回到20世紀60和70年代，那些撰寫社會運動理論的人一般都親身參與其中并與這些經(jīng)歷保持某種特定的政治和情感聯(lián)系。這使得他們的著作生動和富有投入感。相反，很多近期的著作是抽象的、職業(yè)化的，缺乏顯著的政治意味和影響。

　　除了蒂利、塔羅和麥克亞當?shù)倪@本書之外，這個斯坦福項目所產(chǎn)生的另一本書是由參加項目的所有七名學者共同完成的，題為《抗爭性政治研究中的無聲與有聲》。這本書嘗試突出那些在我們目前研究社會運動和正義性政治的路徑中還沒有被給以足夠重視的課題。它包括諸如宗教、情感、時間、空間、領袖以及其他一些在晚近的抗爭性政治研究中還沒有收到足夠考慮的課題。它旨在為這個領域的未來研究提出新的問題，而非簡單地回答問題。

　　在許多年里，我一直主張中國是世界上研究抗爭性政治最好的實驗室。我也主張我們在研究中國的抗爭性政治時，需要采取一個長遠的歷史眼光。中國的抗爭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紀—直到陳勝和吳廣那里，并一直延續(xù)到今天。歲月變遷，抗爭性政治在中國也在不同的地點找到了許多不同的表達方式。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曾嘗試發(fā)掘這些存在于中國民眾抗爭中的區(qū)別。在我的第一本書《華北的叛亂者和革命者》中，我探討了幾種不同形式的傳統(tǒng)起義，并且試著解釋引發(fā)這些起義的原因，以及這些起義與后來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之間基礎性的差異。在我的另一本書《上海罷工》中，我意在強調不同的工人之間存在的差別：他們中的一些追隨共產(chǎn)黨，另一些與國民黨結盟，而還有一些則保持著不屬任何黨派的相當獨立的地位。我還試圖探究其間形成這些政治模式之間差別的原因，或基于出生地，或基于技術水平，或基于性別，或基于大眾文化，等等。

　　我關于當代社會運動理論的批判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個理論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jīng)變得逐漸職業(yè)化、專業(yè)化、抽象化并脫離了政治。我相信研究社會運動理論的學者無論在情感上還是政治上都逐漸脫離了他們的研究客體。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對于這個題目有著強烈的個人和政治興趣的人能在學術上也加入到研究中來。對于研究中國的社會運動而言，沒有誰比中國學者更有資格參加到這樣的研究活動中去。中國學生和學者加入到這個研究領域中、并對社會科學理論的這個領域做出貢獻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

　�。ㄔ�刊《東南學術》2008年第三期）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

　　閻小駿，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研究生。

　　譯注：裴宜理教授提到的這本書的原名Why Men Rebel中的Men在英語詞法中一般專指男性的人（復數(shù)），故有此語。漢語中則無此區(q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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