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只有真理是我們的北斗星——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

　　中國正處在一個經濟制度和社會形態(tài)急劇變遷的時代。生活在這個時代的經濟學家無疑是幸運的，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的制度變遷為他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靈感源泉，而這個時代所一致崇尚和認同的開放姿態(tài)和多元觀念，則為經濟學家營造了一種空前自由和寬松的思想空間。

　　不是所有時代的經濟學家都有這樣的際遇。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學家既躬逢盛世，就不能辜負這個時代所賜予的一切。事實上，經濟學家作為社會科學中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群體，正以其創(chuàng)造性的學術成果、廣泛的社會滲透性和經濟學家所秉持的獨特的價值觀，而印證著自己的智慧力量，并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與社會制度變遷產生著清晰可見的影響。

　　但整個社會也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一些為利益集團代言、視上級意志為圭皋的“經濟學家”使經濟學家群體喪失了社會公信。經濟學家首先應該是崇尚理性的社會科學家，經濟學應該始終洋溢著理性的力量。經濟學家應始終用理性的思考和冷靜的判斷，審視這個世界所發(fā)生的經濟社會事實，而不是以自己的情感或各種利益集團的標準施加判斷；
經濟學家崇尚事實與真理，而不應被世俗觀念所左右。叔本華說：“只有真理是我的北斗星”（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經濟學家也始終是真理的信徒。

　　在張揚理性精神的同時，經濟學家同樣應該始終堅守經濟學的人文立場和人文關懷�，F(xiàn)代經濟學的一個根本缺陷，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這使得經濟盡管在分析技巧上獲得重大進展，但由于對“人的意義”這一重大問題的忽視和解釋乏力，最終仍不能使自身超越古典作家所提出的經濟學根本問題（阿瑪?shù)賮啞ど�《經濟學和倫理學》）。我們應努力使經濟學避免陷入笛卡兒所說的“工具理性”。經濟學應該始終關注人，關注人的生存和自身困境，關注人的全面發(fā)展。經濟學要走向現(xiàn)代化，就必須使經濟學的人文關懷與理性精神并駕齊驅，相得益彰。

　　經濟學家應該為思想界和整個社會提供有價值的思想成果。而經濟學家要保持自身的思想優(yōu)勢，就應對經濟學中日益泛濫的形式主義傾向時刻保持足夠的警惕。美國思想家愛默生說：“時代仿佛傳染了哈姆雷特的憂郁，‘思想上的黯淡使她憔悴’”，而時下的經濟學界，似乎也正面臨著這樣的醉心于形式主義而思想上黯淡的時光，面對愛默生所說的“學者應該是思想著的人”（愛默生《論美國學者》）的境界，面對經濟學的“貧困化”，經濟學家仍有集體反思的必要。

　　事實上，經濟學在其整個發(fā)展進程中都得益于這種深刻的自我反思，而每一次重大的反思，都引起了經濟學研究范式與經濟學理論的重大革命。反思是批判性的，但反思更是建設性的。對經濟學的反思不是要摧毀經濟學的根基，恰恰相反，任何建設性的反思的著眼點都是經濟學更為健康、更為長遠的發(fā)展。而經濟學的全部活力和魅力，也在于經濟學家自身對經濟學的清醒的批判性和建設性的反思。

　　很多人在批評經濟學教條對真實世界的漠視，確實，經濟學家不能脫離我們所處的時代，而應該對我們這個時代具有敏銳的學術感覺。經濟學家應該關注現(xiàn)實世界，經濟學始終是時代發(fā)展的產物，對現(xiàn)實世界的敏感性是經濟學發(fā)展的最基本前提。正如薩繆爾森所說的：“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發(fā)展的科學，它的變化反映了社會經濟趨勢的變化”（薩繆爾森《經濟學》）。經濟學應該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而不是書齋中閉門造車的產物。

　　因而經濟學家應該始終珍視與公眾的溝通與交流。經濟學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正是通過與公眾的溝通和滲透而影響到“公共觀點”，從而對公共決策和集體行為施加深刻的影響（弗里德曼《經濟學和政治學中的看不見的手》）。經濟學不應該成為經濟學家們自言自語孤芳自賞的貴族學問，而應該進入大眾的視野之中，架起經濟學家與公眾的溝通的橋梁。經濟學中繁復的數(shù)學修辭和孤僻的術語，阻礙了經濟學家與公眾的交流，正使經濟學有逐漸淡出公眾視野的危險。我們應該警惕經濟學成為“黑板經濟學”和“書齋經濟學”，經濟學的大眾化不但不是經濟學的庸俗化，而恰恰是經濟學實現(xiàn)其社會啟蒙功能的最佳道路。

　　經濟學的未來發(fā)展還有賴于經濟學的開放性。經濟學以其特有的分析方法，正在逐漸進入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領域，這對經濟學自身學術疆域的拓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但是經濟學也正因為這種開疆拓土而使得社會科學領域內眾多學者發(fā)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譏評。經濟學的未來發(fā)展，有賴于經濟學以一種恢弘的開放的姿態(tài)，以一種平等的謙遜的對話的方式，從社會學、政治學、法學、史學等學科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資源，展開真正的有價值的科際互動。這種科際互動，不但開拓了經濟學家的視野，而且極有可能為經濟學范式的變革孕育寶貴的機會。面對其他社會科學，我們需要開放的經濟學，而不是封閉的經濟學；
我們需要謙遜的經濟學家，而不是傲慢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理性精神與人文關懷的結合、對思想性的重新關注、理論建構與現(xiàn)實敏感性的統(tǒng)一、批判性和建設性的反思精神、與公眾的有益溝通與社會啟蒙、開放性的科際對話，這些理念構成筆者對中國經濟學發(fā)展的基本觀點。除此之外，在經濟學研究和經濟學的學術批評中，我覺得應特別強調學術研究中學者的學術人格的獨立和心靈的自由�！蔼毩⒅�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健全的學術人格，是每一位真正的學人在學術研究中必然崇尚和向往的精神境界；
同時，應強調學術探討中的寬容開放的胸襟和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和而不同”（《論語》）的學術氣度。對于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學術理念、不同的研究范式，我們應秉承著海納百川的精神，在寬容中相互批評，在爭議中相互汲取。不同學派、不同學科、不同立場間客觀、冷靜、理性的學術批評，是學術健康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也是建立學術規(guī)范、凈化學術環(huán)境的最好途徑。

　　該文是王曙光著《經濟轉型中的金融制度演進》的后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王曙光，2005年3月改畢于北大中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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