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月枝：選擇性新自由主義的困境

　　自二十世紀70年代末始，中國開始了市場化轉型。改革開放不僅將市場關系植入了媒體傳播產業(yè)和文化領域，而且使之成為與跨國資本及其相伴的消費文化接軌的載體。然而，這一過程不但孕育了新的政治經濟矛盾以及社會文化與生態(tài)危機，而且使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許諾產生了新的政治功效與道義感召力；
由此催生的精英和大眾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文化各個層面的融合、妥協(xié)和爭執(zhí)，形成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獨特的傳播與文化政治圖景。

　　很多學者都曾經論及中國政府對大眾媒體、互聯(lián)網甚至短信服務中的言論實行審查和監(jiān)控，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家強權和市場理性的奇特熔合。然而，正如王愛華（Aihwa Ong）通過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案例研究所警示，不要讓政治壓迫的議題遮蔽對國家權力作更細致入微的分析[1]。這種分析不僅承認國家在中國經濟和全球化進程中扮演宏觀管理的積極角色，而且促使我們關注「國家統(tǒng)治方式的重構和意識形態(tài)實踐的整體變遷」[2]。

　　借鑒當代社會理論有關新自由主義的研究，本文考察中國國家如何通過選擇性地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來重新構建它在媒體傳播和文化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統(tǒng)治規(guī)則[3]。這涉及分析中國在嘗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如何操作「作為例外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和「新自由主義的例外」（exceptions to neoliberalism）這一對共生策略[4]。在此，新自由主義不僅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即市場化、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等，而且是在一個更寬廣和更深刻的層面上依靠市場知識和算計來馴化主體，從而將國家的行為重塑成非政治和非意識形態(tài)的一種「政治理性」或「治理術」[5]。

　　「作為例外的新自由主義」使得國家可以有彈性地行使主權，使特定的人群和地區(qū)受制于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從而達到與全球市場互動的目的；
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的例外」在政治決策中的運用又可以將特定人群、地區(qū)或部門排除于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和選擇之外，以保護某些群體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或者拒絕向另一些群體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護（例如流動人口在都市沒有基本的公民權益保障，媒體雇用大量不能享受正式職員待遇的一線編采人員等）。在分析中國傳播政策和政治運轉的過程中，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國家內部會因公民權分配、市場機會不均等以及全民平等與正義的社會主義傳統(tǒng)理念的影響等因素，而被選擇性地采納和排除，不僅避免了任何線性的、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而且可以使分析更具有多面性和包容性，從而認識到這是一個充滿變數和激烈紛爭的動態(tài)過程。

　　本文從廣義的傳播與文化意識形態(tài)角度回顧改革時期中國國家轉型的動態(tài)過程，并將特別關注1989年以后，中國國家如何一面接納新自由主義發(fā)展的新政治；
一面處理階級分化、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論爭，同時傳承它的社會主義歷史遺產。

　　一、傳播業(yè)與國家的新自由主義轉型：國內視角

　　1989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政治經濟張力和社會矛盾總爆發(fā)，加上精英政治與大眾政治相匯集而帶來的深重政治危機，使中國共產黨的政權體驗了一次瀕臨絕境的經歷。然而，與蘇聯(lián)不同，中共政權不僅在危機后得以幸存，而且通過進一步擁抱市場原則并擴展其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聯(lián)系而鞏固了權力。

　　中國傳播領域的發(fā)展是這一轉變的關鍵部分。在制度層面，這些發(fā)展包括大眾媒體、電訊和互聯(lián)網等領域的政治經濟轉型。這些轉型在強化政治控制和國家管理的同時，逐漸加深了商品化程度。在媒體領域，伴隨80年代初廣東珠江經濟廣播電臺對商業(yè)廣播模式的引進、90年代初商業(yè)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在上海浦東的建立，以及1994年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的成立，市場理性開始被普遍采納。這些市場策略進而漸漸地向其他媒體領域蔓延，促進了中國媒體業(yè)對創(chuàng)新意識、企業(yè)家精神和生產領域相對自主性的提倡，同時使媒體更多地顧及大眾品味、民生熱點和感性話題[6]。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公開提出，在全球競爭的背景下，推進整個媒體和文化產業(yè)的體制改革，不僅將媒體和文化產業(yè)作為國家整體發(fā)展的新領域，而且將其提升到增強「綜合國力」（包括經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即「軟實力」）的戰(zhàn)略高度。依照以上的概念框架，媒體市場化和文化產業(yè)重組可以被看作是「作為例外的新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例外」的雙重策略的逐步運用與推進。

　　除了制度層面的變遷之外，中國的國家轉型還包括了顯著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和行為規(guī)范的變革。中國在改革伊始就毅然地拋棄了文革時代的階級話語，但是仍然維持一種狹隘卻十分有效的身份政治，那就是民族主義。中國官方媒體曾經扮演過培養(yǎng)大眾階級意識的歷史性角色，但這一角色在改革年代被徹底放棄，取而代之的是竭力提升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努力。這種努力不僅意在統(tǒng)合階級分化日益加深的民眾，同時也體現(xiàn)了在民族國家建設的名義下，吸引海外華人資金和人力資源的訴求。在這種民族主義話語中，國家的職責是實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愿。

　　與其他后殖民時代的民族國家一樣，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致力于為本國在「全球資本秩序中謀得一席之地的同時，竭力延緩資本和民眾之間的緊張沖突」[7]。作為這種努力的一部分，中國在將文化商業(yè)化和世俗化的同時，倡導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其最明顯的表現(xiàn)是由國家領導的復興儒學及其他「中華文明」傳統(tǒng)文化符號、活動、機構和話語的運動。更為明顯的是，社會主義中國及其官方媒體曾經將階級認同置于親族紐帶之上，甚至曾以公社取代家庭作為經濟生產和消費單位；
而現(xiàn)在卻積極地提倡將家庭作為關愛、互助和可依靠的溫室， 意在藉其緩解市場轉型的困苦、壓力和社會錯位。從提倡家庭成員互愛互助的小品，到催促忙于工作賺錢的人們「�；丶铱纯础沟氖闱楦枨�，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央電視臺春節(jié)晚會是傳達這一主題的最重要途徑[8]。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轉型中，最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維度是對其文化霸權（hegemony）的不斷重新表述。盡管當今中國政府被諷刺為將合法性「全部建立在施政績效上」，「全然放棄鼓吹任何價值標準」[9]，但我們不能忘記這一政黨通過領導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社會革命而取得政權的歷史事實。雖然它以發(fā)展的名義推行改革，但并沒有放棄對社會主義的宣稱。正如劉康所言：「中國式現(xiàn)代性的精髓就在于其革命理想霸權的樹立，或者說為確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和一個新型社會主義國家的必備要素而將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放在首要地位的過程」[10]。

　　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有選擇的新自由主義發(fā)展策略帶來了愈發(fā)激烈的社會矛盾，這逐漸迫使中共刻意重新描述其意識形態(tài)，以便與公眾有所共鳴并得到接納。從「四項基本原則」到「三個代表」，再到「科學發(fā)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些政治口號構成了中共意識形態(tài)霸權的基本框架，并設定了精英和大眾論爭的參照。不管商業(yè)化程度如何，中國的媒體仍然是這些新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工具。雖然我們不能僅僅依據表面價值來判斷這些新概念，但也不能將它們簡單地視為空洞的符號。

　　更加奇特的是，中國國家在引入市場力量的同時，也通過將自己定位為混亂和具破壞性的市場的監(jiān)管者和善意的「調度者」而鞏固了統(tǒng)治根基[11]。這其中包括國家在傳播和文化領域的規(guī)范性權力。新世紀以來互聯(lián)網管理的發(fā)展最能印證這個過程。例如，黑網吧的安全性問題以及對色情和網絡賭博的道德恐慌， 為國家強化其權力的規(guī)范性基礎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因此，盡管市場化使媒體機構獲得了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機會，從而使其具備宣稱相對于國家的一定自主性的能力，但是，正如博蘭尼（Karl Polanyi）所論，市場化對社會有破壞性和兩極分化的效應[12]。這為國家擴大其監(jiān)管市場的功能以及重整其規(guī)范性權力基礎提供了根基。在回應日益高漲的要求國家（重新）承擔其在市場化擴張中所放棄的社會再分配、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功能的民眾呼聲中，國家逐步把自己定位于「公益政權」，從而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從對黨政官員領導全國抗擊「沙士」（SARS）的動情報導，到溫家寶總理幫一名村婦討要拖欠其丈夫的工資的戲劇化呈現(xiàn)，媒體對國家作為「公益政權」這一積極角色的重新強調，在民眾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鳴。因此，在1989年后形成的高壓政治環(huán)境中悖論式地「解放」了市場力量之后，中國政府不得不回應一個被激活了的社會自我保護的政治要求，從而強化自身的社會與道義合法性。而這正是博蘭尼所說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在當代中國的演繹[13]。

　　與此相關，中國的許多民眾并沒有將自己當作是「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理論通常假定的基于合同關系的、法定的和抽象的勞動主體」，或是一個自由市民社會中的權利主體，而是按照傳統(tǒng)毛澤東式的定義，即「互相之間沒有厲害沖突，并與國家利益相一致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大眾，來界定自己的政治身份[14]。因此，他們要求國家保護的道義呼聲導致國家加強了它的領導能力和統(tǒng)治責任。因而，盡管自由主義話語把社會抗爭理解為自由主義政治中的「維權」，但這些運動的目標不是建立市場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而是促使中共履行其革命許諾，以抗衡外國資本、私人利益和地方權力[15]。

　　二、傳播業(yè)與國家的新自由主義轉型：全球視角

　　中國的國家重構，傳播產業(yè)的轉型和國家意識形態(tài)、文化與道德規(guī)范的重塑，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全球政治經濟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在界定新的全球秩序的爭論中，很多論述都強調資本跨國流動和傳播通訊網絡在瓦解民族國家權力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分析國家權力如何重構和轉型應該比分析國家權力的純粹增加和減少更有意義。

　　中國國家對傳播產業(yè)進行的改造和重新管制，在很多方面都很明顯地表現(xiàn)出為適應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秩序而進行調整的努力。例如，國家通過將媒體產業(yè)變?yōu)槿�球消費文化和消費符號的載體，并通過先沿海、后全國的方式優(yōu)先發(fā)展電訊網絡，使跨國資本不僅能夠在中國培育中產階級消費市場，更重要的是使之與巨大的勞動力市場結合。從1980年與美國國際數據集團（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DG）建立首次中美合資項目，發(fā)行信息技術出版物以服務中國日漸崛起的數字精英，到1997年收復香港主權之前，允許有默多克（Rupert Murdoch）投資的香港鳳凰視覆蓋中國大陸的「三高」（高薪、高教育水平和高官銜）觀眾，「作為例外的新自由主義」為國內外的媒體生產和消費創(chuàng)造出一種獨特的包容和排斥的政策模式，并藉此促進了跨國精英階層的形成[16]。

　　就中國國家如何通過傳播和文化產業(yè)融入全球體系的許多問題，本文僅把分析重點放在這一背景下的審查制度之上。例如，對中國大眾反美和反日民族主義情緒的抑制策略，是中國適應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題中之意。為了創(chuàng)造良好的吸引外資的氛圍，同時為自身經濟發(fā)展贏得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中國在外交上長期遵循鄧小平的「韜光養(yǎng)晦」原則。但這一政策也引發(fā)了一些知識界人士和大眾的民族主義者對中共的不滿，他們認為這是在「出賣」中國的國家利益，甚至是對美國主導的不平等全球秩序的支持。90年代中期開始流行的《中國可以說不》等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書籍和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后爆發(fā)的網絡民族主義，都是這種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大眾情緒的明顯表露。

　　因此，盡管將中國民族主義看作中共權力精英有目的的宣傳手段這種被中國自由知識界普遍認同的主流西方觀點并沒有錯，但是「它并不全面」，而且有「輕視中國人民及其民族感情在民族主義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嫌[17]。雖然絕大部分大眾民族主義的聲音迎合了威權政治的需要，而且忽視了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但是在知識界和大眾的各種民族主義聲音中，對全球資本和階級統(tǒng)治的批判仍然存在。

　　在處理這些民族主義聲音的過程中，中國的媒體審查制度不僅控制了國內的異見，而且過濾了媒體報導的過激評論和大眾的反美和反日言論，包括禁止媒體刊播一些重要的新聞事實，以避免引發(fā)民眾對中日、中美外交政策進行抗議。例如，中國禁止媒體報導1999年民眾到美國大使館抗議造成的損害而向美國賠款287萬美元的新聞事件[18]，而2002年1月在美國波音飛機公司準備交付江澤民使用的波音767專機上發(fā)現(xiàn)竊聽器的「飛機竊聽事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在新聞報導和互聯(lián)網討論中被過濾掉[19]。事實上，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官方就要求在媒體報導中對中日沖突進行低調處理[20]。

　　但是，一心一意地追求資本主義一體化將會使中共政權面臨失去統(tǒng)治合法性的危險。因此，它一方面通過增強國防，包括在2007年1月試射反星導彈和強調「超限戰(zhàn)」理念，以顯示其反對臺獨，挑戰(zhàn)美國軍事霸權的決心；
另一方面，最近幾年又致力加強中國在全球舞臺上的「軟實力」。這些策略都顯示了中國在現(xiàn)存美國主導的跨國資本主義體系中擴展自己地盤、甚而改變游戲規(guī)則的意圖。

　　中國官方對「軟實力」概念的運用及在一段時間對「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的討論都體現(xiàn)了這種新的意圖[21]。例如，2004年，中央領導號召理論家們「學習和批判」新自由主義，并反思「華盛頓共識」在俄羅斯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失敗的經驗。此后，媒體開始支持和倡導「北京共識」。2006年11月，中國在北京召開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與冷戰(zhàn)時期為社會主義中國加入聯(lián)合國起到關鍵作用的「非洲兄弟」重建團結關系。有媒體在報導這一會議時用〈非洲展望東方：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這樣的標題，迫切地表達了中國對全球發(fā)揮影響力的期待，并試圖展現(xiàn)「中國模式」的優(yōu)勢[22]。當然，如后文所論及，媒體的討論往往忽視了「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所包含的深刻矛盾。

　　三、新自由主義轉型的局限：媒體私有權的底線

　　經過了三十年由國家主導的市場化發(fā)展，中國的傳播和文化產業(yè)站在了一個新的門檻上。中國現(xiàn)代化的特殊形式，包括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遺產，以及正在延續(xù)的國際緊張局勢（其中相當重要的是美國和日本在亞太地區(qū)的霸權）和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威脅，使得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整合過程充滿爭議和不確定性。在這，我們先討論這些矛盾和張力在傳播體制、尤其是媒體所有權領域的表現(xiàn)。

　　公有制是定義中國社會主義的關鍵特征，而改革的關鍵部分恰恰是中國經濟中私有產權的顯著擴張和國有企業(yè)的大規(guī)模私有化。與這一基礎性變革相伴的是中國憲法對私有產權的逐步確認。然而，在核心的媒體和文化領域，國家對私營資本的開放非常謹慎，更遑論國有媒體和文化機構產權的私有化。

　　一旦現(xiàn)有的國家體系結構遭受質疑，媒體尤其是現(xiàn)有報業(yè)集團的所有權到底屬于國家還是中共這一最敏感的問題就會立刻浮出水面。放下這一問題不論，中國對官方喉舌機構的改革，對媒體的重新集中化管理，以及其構建國內媒體集團的努力體現(xiàn)了哈維（David Harvey）所稱的「領土邏輯」（the logic of territory）和「資本邏輯」（the logic of capital）之間的深刻矛盾。領土邏輯強調的是一個國家在全球體系中表達自身利益和實現(xiàn)自身目標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戰(zhàn)略；
而資本邏輯則是指「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的微觀資本積累過程」，強調的是經濟力量通過日常的生產、交易、商業(yè)和其他市場活動穿越連續(xù)的空間，到達或離開以領土劃分的實體的過程。雖然這兩種邏輯不時重疊，但它們卻是互相區(qū)別，并「復雜地，有時是矛盾地互相纏繞」，甚至「徹底地互相對立」[23]。

　　在中國獨特的發(fā)展路徑中，國有媒體既是官方的政治機構，也是資本積累的單位。因此，在這兩種邏輯共存之下，矛盾就尤顯激烈。中國涵蓋幅員遼闊且發(fā)展不平衡的廣大領土，是一個整合了縱橫交錯的管理單位的復雜「條條」和「塊塊」網絡，而中國媒體則是黨和國家的機構，這些特點必然導致中國媒體市場因地域和管理區(qū)劃而支離破碎。因此，雖然國家能夠通過將附屬于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媒體機構轉變?yōu)橐揽繌V告生存、以市場為導向的經營主體，但是媒體作為官方喉舌的性質和行政管理邊界，還是阻礙了跨區(qū)域、跨媒介的市場整合。媒體系統(tǒng)從領土邏輯到資本邏輯的重組，將意味黨領導的國家從一個將媒體的政治屬性擺在首位的國家，徹底轉型為一個將媒體的資本邏輯放在首位的國家。這顯然是一步還沒有準備好要走的棋。

　　隨著改革繼續(xù)深入，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中占核心地位的媒體私有產權問題有了新的發(fā)展。嚴厲的政治控制和日益加深的社會分化，壓制與消解了互聯(lián)網時代自由知識份子要求「私人辦報」的政治呼聲。與此同時，具有充分動力和足夠資本支持的私人企業(yè)家，而非政治評論家，成為以獲取利潤為目的并操作媒體運行的社會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媒體私有制獲得了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它既可以是對媒體的私有產權的單純控制，也可以是一種「公私合營」的形式，即私人公司掌握國有媒體的營運權，或者在國家控制的媒體商業(yè)營運中獲得股權。

　　伴隨著對媒體娛樂功能的開發(fā)，國家在媒體和文化產業(yè)中發(fā)展了一套復雜的、區(qū)別性的私營資本準入政策。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國內的私人資本要求在中國經濟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官方的媒體政策在明確地將國內私人資本作為合作伙伴的同時，重新強調禁止私人資本進入一些關鍵的領域。新聞媒體和廣播電視機構，以及新聞信息內容的生產和傳播仍然被國家壟斷，國家在這些領域的完整所有權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與此同時，媒體和文化產業(yè)中的一些邊緣領域的所有權或部分所有權，開始對國內外私人資本開放。這些領域包括電影和電視娛樂節(jié)目的內容生產、廣告和一些視聽產品的發(fā)行等。國家仍然在戰(zhàn)略層面控制媒體系統(tǒng)，但是在相當程度上退出了媒體生產的實際運作。

　　然而，國家仍然對私人資本保持警惕。對外國資本的畏懼既有經濟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在經濟上，對外國資本的限制被認為是盤活和培育國內媒體產業(yè)的基礎；
在政治上，執(zhí)政者也作出最壞的打算。這種恐懼可以按照以下的邏輯來解釋：雖然私有媒體在常態(tài)下并不會發(fā)動政治挑戰(zhàn)，但這不能保證國內的私有媒體，更不用說國外的私有媒體不會在類似于「顏色革命」的政治危機時期支持對抗性政治力量。1989年，中共領導層因為內部權力斗爭而分化和癱瘓，媒體失控，被認為落入了「資產階級自由化」者的手中。有了這樣的先例，中共的擔憂并不令人吃驚。

　　同時，媒體私有制威脅中國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它意味接受一種獨立于黨國之外的，將創(chuàng)造私人利潤放在首位的媒體，而中共曾將「新聞自由」界定為首先是免于私人牟利的自由，這兩種理念顯然背道而馳。因此，除了出于繼續(xù)控制媒體的實際動機，接受獨立的私人媒體所有權意味進一步走向「資本主義復辟」。對于當代中共領導人來說，這絕不是可以輕易邁出的一步。從這可以看到，「作為例外的新自由主義」在一個不僅有社會主義遺產，而且繼續(xù)頌揚、運用社會主義理念的國家中所面臨的局限性。這使得中國在全球性的新自由主義轉型中成為一個不同于東南亞右翼政體的案例。在某種程度上，王愛華就是因為沒有認真看待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所以在討論新自由主義在亞洲的表現(xiàn)時忽視了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與中國的不同。

　　四、新自由主義反政治的政治局限性：社會公平議程的傳播

　　盡管在整個90年代，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一部分民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中國城鄉(xiāng)在階級、社會階層、社會性別、地區(qū)、民族等方面的隔閡及不平等也在加深且顯得愈益突出。隨在經濟、社會、文化、民族認同和生態(tài)等問題上出現(xiàn)重大危機，1989年后中國改革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已經將整個國家再次推向了社會劇變的邊緣。2004年，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已經公開承認，社會不安定已經觸及「紅色警戒線」[24]。在此背景下，各種形式的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所帶來的消極后果的抵抗運動此起彼伏，「成為了改革議程的重要組成部分」[25]。

　　新自由主義產生的消極后果，包括對國外市場日益增長的經濟依賴在內的「中國模式」的謬誤和不可持續(xù)性，以及「北京共識」的牽強性都昭然若揭。例如，「北京共識」的表述將「創(chuàng)新」與「自主決定」這兩個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的發(fā)展法則，與胡錦濤時代的「可持續(xù)性和平等」原則相提并論。然而，正是由于鄧小平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使不平等發(fā)展制度化，而正是這種長期存在的現(xiàn)實而非近來重申的可持續(xù)性及社會公平，構成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征。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基石的社會公平問題，如今又一次成為中國政府縈繞于心的難題。2003年「沙士」危機過后，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失卻迫使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共領導層在鞏固自身執(zhí)政地位的過程中，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并強化國家實現(xiàn)社會再分配的能力。雖然鄧小平「不爭論」的政治原則為推行哈維所說的「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26]政策鋪平了道路，但是，隱蔽的甚至公開的圍繞改革的政治及意識形態(tài)性質的爭論一直存在，而「老左派」堅持認為，改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復辟」。

　　傳播業(yè)不僅是中國政府于1989年后向新自由主義轉變的關鍵，也是社會論爭及反對新自由主義話語霸權聯(lián)盟悄然形成的關鍵場域。黨內領導核心與被邊緣化的「老左派」之間的對峙，以及害怕左傾思潮對改革的批評會激發(fā)工人階級的憤慨，導致了江澤民于2001年夏天迫使《真理的追求》與《中流》這兩份「老左派」期刊停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國家試圖通過政治審查、官方民族主義、互聯(lián)網，以及與國際思想與文化潮流接軌推動中國向前發(fā)展時，這些力量如今卻復興與刺激了各類左傾話語的產生，使中國在邁向未來時不得不面對過去。例如，官方審查，加上部分新自由主義知識精英努力推動市場化和對左傾知識份子在媒體表達方面的打壓，左傾人士的聲音無法在主流媒體上得以呈現(xiàn)。然而，這迫使黨內一些年近九十高齡的「老左派」發(fā)現(xiàn)被認為是「年輕人的媒體」——互聯(lián)網的功用。2003年，當《真理的追求》的編輯們意識到該雜志復刊的希望十分渺茫時，他們聯(lián)絡一些退休老革命創(chuàng)建了一個名為「毛澤東旗幟」的網站，該網站不僅成為了網絡左派話語的重要平臺，而且迅速促進了論壇「根據地」之間的聯(lián)盟，從而使左翼聲音成為中國互聯(lián)網聊天室的主導話語，并呈「燎原」之勢[27]。

　　中國的外部傳播也隱含了類似的辯證發(fā)展邏輯。鄧小平認為，當中國將國門向西方敞開時，不受歡迎的文化意識必然像「蒼蠅」一般進入中國。然而，資本、文化、人口的跨國流動不僅促進了中國新自由主義形態(tài)的形成，而且也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流動提供了契機。在2004年下半年及2005年初，郎咸平——一位在臺灣出生、在美國接受教育、在香港立足的經濟學家——針對中國腐敗的私有化過程的本質及后果提出了質疑。郎咸平打破了由鄧小平定下、江澤民維護的「不爭論」改革政治實質的禁忌，為國內左傾經濟學家和草根社會力量挑戰(zhàn)主導中國經濟改革方向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霸權開拓了話語空間[28]。市場化媒體和互聯(lián)網在此過程中的作用證明了全球化的多面性和矛盾性。雖然一些被邊緣化了的中國左傾經濟學家將郎咸平的成功看作是美國知識霸權和中國媒體盲目崇拜海外權威的表現(xiàn)，但是，除了抓住郎咸平這個全球性知識份子所開拓的網絡討論空間外，他們別無選擇。

　　五、結論

　　紀杰克（Slavoj Zˇ izˇek）的一段論述展示了西方左傾知識份子對當代中國的嘲諷。他認為，改革時代的中國是世界歷史上「一個理想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賦予資本自由的同時，國家承擔那些控制工人的『骯臟工作』」，而且「所有的一切都服從于發(fā)展的無情動力和成為一個新的霸權的目標」[29]。然而，本文的首要目的就是質疑這種嘲諷，并挑戰(zhàn)關于中國國家本質和未來發(fā)展方向的任何草率的結論。

　　雖然犬儒主義和技術主義在中國知識界盛行，但是，伴隨民眾的社會抗爭運動，部分知識份子表達了用民主社會主義來代替新自由主義的呼聲。他們在為重構民主的中國社會主義尋找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樣板的新的靈感源泉，并從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本身借鑒經驗，其中包括「人民民主」的含義[30]。例如，劇作家黃紀蘇就在引起爭論的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的獻辭中，表達了建立更平等的另類現(xiàn)代化的「自信心」：「早已將『天道』『大同』銘心刻骨、早已有仁人烈士道成肉身的中華民族志存高遠，一定會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美的規(guī)律』為人類另辟蹊徑，為歷史別開生面。」[31]總之，雖然中國在二十世紀90年代對新自由主義的逐步采納使其在很多方面已經成為「一個理想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它的社會主義遺產及其對社會主義原則的不斷重申，使我們無法把這一觀點當作蓋棺定論。

　　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特別是中下層社會團體的成員已經開始對平等、正義等社會主義價值進行重新評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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