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福惠：孫中山先生怎樣對待“黃禍”論？
發(fā)布時間:2020-06-10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孫中山先生因為曾遇到“黃禍”論的挑戰(zhàn)和困擾，對這樣一種西方輿論顯然有所考慮。無論是從他對于此類問題的正面回答中，還是從他在外交、內政方針的制訂上，都可以看出他對“黃禍”論的斗爭策略和嚴正立場。晚年他對國際局勢的科學分析、對中國在維護人類正義與世界和平方面作用的期許，更是對“黃禍”論的有力批駁。
一
“黃禍”論起源于歐洲，其發(fā)端可以追溯到當地人對亞洲韃靼人進攻歐洲的恐懼記憶。而從“啟蒙時期”開始，厭惡東方（主要是中國）“專制”、“野蠻”、“封閉”的文明優(yōu)越感，逐漸在西歐形成。18世紀末，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等學說的提出，客觀上起到了為“黃禍”論火上加油的作用。19世紀初，英國駐馬來西亞總督拉斐爾斯危言聳聽地叫嚷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建立第二個中國”，則意味著西方在東南亞的排華實際是“黃禍”論的延伸。
19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出現了排斥華工的輿論和行動，號稱社會主義者、主張“單一稅”的亨利•喬治亦從土地占有的問題出發(fā)，贊同趕走中國移民。70年代，德國人拉采爾在談到美國西海岸和澳大利亞的華人移民時，使用了“黃色恐怖”的說法。而80年代之初，中國徒有其表的洋務運動居然引起了某些歐洲人的憂慮，德國人施邁茨納提醒他的同類說：“中國正在異常熱心地學會和開辦歐洲人的工業(yè)、技術和交通事業(yè)。至于這個東亞大國的數不盡的人重又開始流動，使歐洲第二次為蒙古人所淹沒這種危險，那就更用不著說了�！盵1](p42)
甲午戰(zhàn)爭翌年，即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率先宣傳“黃禍”，并自稱是這個名詞的發(fā)明者。德國外交大臣比貝斯坦則對俄國外交官表示：“日本人和中國人同屬黃種人……如果他們（指日本人——筆者）能對中國人建立一種保護關系，那就有可能產生一種利害的融合，這種利益對全體黃種人來說都是共同的，而與歐洲列強的利益則背道而馳。”[1](p45)自此“黃禍”之說亦把日本包括在內。
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中和之后，幾乎所有的西方報刊都把“黃禍”當作熱門炒作的話題。在中國生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英國人赫德，撰文稱“未來人們需要對付黃種人問題——也許是‘黃禍’問題，這是一種確鑿不移的事，正如同明天太陽必定要升起一樣”。當然赫德指出了西方對義和團事件應負的責任，主張列強應“克制自己，尊重對方，跟中國進行和解”，甚至提出“必須切除”“國際帝國主義的癌腫”。他說：“這一四億人口的大國的精神決不是黷武好戰(zhàn)的”，但如果白種人堅持采取不明智的作法，“將來的義和團將擁有一切可以用錢買到的武器，到那時人們就不能對‘黃禍’再置之不理了……五十年以后將有幾百萬個義和團團員在中國政府一聲號令下立刻全副武裝地排成密集隊形，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盵1](p66-67)因此他主張“平等”地和中國打交道，建立“和平、友好”的關系，使中國人不再仇恨西方人。
1904年發(fā)生了日俄戰(zhàn)爭，戰(zhàn)爭之前英、法、德、美諸國雖然傾向于偏袒日本，但俄國戰(zhàn)敗之快之慘，卻難免使得西方國家驚愕不已。戰(zhàn)敗的俄國自然大叫“黃禍”，英、美的報刊書籍也再次對“黃禍”口誅筆伐。從20世紀初年起，日本移民在各地尤其是在美國受到排斥，美日矛盾加劇，美國報刊對日本的攻擊一直持續(xù)到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此期間，曾任美國總統(tǒng)的西奧多•羅斯福、海軍上將阿•瑪漢、在美國思想界政治界具有較大影響的亨利•亞當斯和布魯克斯•亞當斯兄弟、人類學家馬迪遜•格蘭特、外交官休•臘斯克、軍火工業(yè)商人哈德遜•馬克西姆、作家杰克•倫敦、布瑞特•哈爾特、瑪爾斯登•曼森等等眾多人物，都宣傳過“黃禍”論。如杰克•倫敦在1904年表示相信，未來一定會發(fā)生種族戰(zhàn)爭，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國且兩者結合，就會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產生嚴重威脅。
大體上從1904年日俄戰(zhàn)爭起，俄、美輿論界的“黃禍”論開始突出對日本的警懼，但整個西方世界的“黃禍”論仍然包括中國。而且由于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挑撥，東南亞地區(qū)也時有排華輿論和浪潮。如1910～1925年在位的暹邏國王羅摩六世，也曾用筆名在報紙上撰文攻擊中國，這些文章后來集結為一本名為《東方的猶太人》的小冊子。
總之，西方的“黃禍”論雖來源甚久，但高潮是在1895～1914這20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這種喧嚷有所減少，以后又被“赤禍”論取代，但類似或變相的種族主義觀點，在西方的思想界、輿論界中始終沒有完全消除。而“冷戰(zhàn)”結束之后，此類思想死灰復燃，1993年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的問世就是一個標志，而且他在巴爾干——近東劃下的東西文明斷裂帶，幾乎可以說是對阿•瑪漢的亞洲大陸北緯30～40度（即從土耳其亞洲部分經過伊朗、阿富汗、西藏、長江流域一直到朝鮮）所謂“潛伏危機地帶”的模仿。
那么，這段時間的“黃禍”論具體所指，尤其是涉及中國的有些什么內容呢？其一，中國人口眾多，四出移民會占據各處的土地，“苦力”和“廉價勞力”會搶去白種工人的“飯碗”。其二，當時日本工業(yè)生產的成就已使歐美感到恐慌，如果中國也實現“工業(yè)化”，將使歐美的工業(yè)產品失去市場。其三，如果“黃種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們在現代化武器的配備之下站了起來，他們由于人數數量上的優(yōu)勢，能夠把歐洲人和美國人趕出東亞，奪得亞洲甚至世界的霸權”[1](p18)。其四，中國人“排外”、“不開放”，西方人難以和中國人共處，西方的商品、資金也難進入中國市場。還有人稱中國人“不文明”，包括前述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就是以此為由支持排華。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的“衰弱”、“落后”不僅造成了內部混亂，更因此而引發(fā)了列強在中國的爭奪（例如日俄戰(zhàn)爭），“危害世界和平”�？傊袊鴱姶罅藭斐赏{，弱小了也會帶來“危害”，由此自然得出了只有對中國加以“分割”或“共管”的結論。
說孫中山曾遇到“黃禍”論的挑戰(zhàn)和困擾，并不是想象之詞。孫中山讀過亨利•喬治的書，而亨利•喬治的書中就有排斥華人移民的觀點。1924年冬孫中山在《對神戶商業(yè)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中，稱“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后，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為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是思患預防。他后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yè)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盵2](p404-405)孫中山這里所說的美國學者，應該是前述亞當斯兄弟、格蘭特、臘斯克等人中的某一個。
而且凡是研究孫中山或辛亥革命的人都知道，從辛亥革命發(fā)生前數年直到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與他的軍事顧問即美國人荷馬•李過從甚密。不過人們不大知道荷馬•李也是一個“黃禍”論者。當然他與前已提到的另一個“黃禍”論者、美國海軍上將阿•瑪漢不同，阿•瑪漢主張美國與日本結盟，徹底征服中國；
而荷馬•李主張美國和日本進行“生存斗爭”，為此他要幫助孫中山推翻清王朝，改造中國并使中美結盟。荷馬•李的《無知的勇氣》、《撒克遜的日子》和《不列顛帝國的命運時刻》等書，同樣充滿了征服欲和“黃禍”論的觀點，孫中山對此顯然不會一無所知。
此外，從《孫中山全集》可以發(fā)現，從1901年到1924年，總計有10位以上的西方和日本記者曾就“黃禍”論或類似的相關問題向孫中山發(fā)問。尤其是美國《展望》雜志記者林奇(G.Lynch)曾當面向孫中山表示：“實現他的抱負將會釀成真正的‘黃禍’”[3](p211)。而孫中山對這些動機各異的提問都作了解答。
毫無疑問，孫中山從一開始就對“黃禍”論的本質有清醒的認識。但由于他對西方列強的“希望”有一個由大變小、由多變少，最后完全失望的過程，反過來說也就是存在一個對帝國主義的本性認識逐漸深刻、反帝態(tài)度漸趨激烈的過程，因此他對“黃禍”論的回應在20余年間自然有所變化。這一變化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二
第一階段是1912年4月以前。這個時期孫中山一直在從事推翻清王朝及保衛(wèi)新生的革命政權的斗爭，無論是由于對列強的本性認識不足所產生的幻想，還是基于斗爭策略的需要，使得他對“黃禍”論基本只能作被動的解釋，反復說明不應該把中國和中國可能發(fā)生的變化看作禍害。盡管被動當中也有若干主動，但卻始終沒有點破不是中國給西方造成了威脅，而是西方給中國帶來了災禍這個歷史的本質問題。綜觀這一時期孫中山的文章和言論，他對“黃禍”論的回應有如下幾點。
第一，指出喧嚷“黃禍”是為瓜分中國制造輿論。他曾說，“西洋之倡分割者曰：支那人口繁盛……今其國衰弱至此，而其人民于生存競爭之場，猶非白種之所能及；
若行新法、革舊蔽，發(fā)奮為雄，勢必至凌白種而臣歐洲，則鐵木真、漢拿比之禍，必復見于異日也。維持文明之福，防塞黃毒之禍，宜分割支那隸之為列強殖民地。”[3](p218-219)他在同時間的另一篇文章中亦說，西方人認為，“支那地大物博，大有可為之資格，若一旦醒其渴睡，則世界必為之震驚；
倘輸進新文明于國內，將且釀法蘭坎斯坦事故；
現時最巧之政策，皆以共亡支那為目的，如倡‘黃禍’論者是也”。
針對上述論點，孫中山辯解說：“支那人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強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從事于戰(zhàn)爭，亦止自衛(wèi)。使外人果能始終去其機械之心，則吾敢謂世界民族未有能及支那人之平和者也�！盵3](p246-247)當然他也嚴正地向列強提出警告：中國人民決不會讓瓜分論得逞，“支那國土統(tǒng)一已數千年矣”，“若要合列國分割此風俗齊一，性質相同之種族，是無異毀壞人之家室，離散人之母子，不獨有傷天和，實大拂乎支那之人性；
吾知支那人雖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分割之日，非將支那人屠戮過半，則恐列強無安枕之時矣”[3](p223)。表達了中國人民不惜犧牲生命以反抗列強瓜分的無畏精神。
第二，對日俄戰(zhàn)爭作探本之論，并指出維護東亞和平的根本途徑。1904年日俄兩國為爭奪朝鮮和滿洲，在中國東北及日本海發(fā)生戰(zhàn)爭，西方竟有輿論聲稱，“這個根源乃在滿清政府的衰弱與腐敗，它正是由于自身的衰弱，而有擾亂世界現存政治均衡局面之勢”。孫中山一方面指出這種說法“膚淺”、“表面”，“好象是說笑話”，一方面也承認，“如果不是由于滿清政府完全無力保持其在滿洲的勢力與主權，那么這次戰(zhàn)爭是可以避免的”。這是部分贊同西方輿論的觀點。
但孫中山接下來著重強調，“中國終究要成為那些爭奪亞洲霸權的國家之間的主要斗爭場所”，“這次戰(zhàn)爭只不過是在中國問題上利害有關各國間勢將發(fā)生的一系列沖突的開端而已”。因此戰(zhàn)爭無論誰勝誰負，都無法使問題得到徹底解決。他指出，維護和平的根本途徑，只能是在中國“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以“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3](p248-249.254)。孫中山把日俄戰(zhàn)爭的起因歸咎于列強在亞洲爭奪霸權，并由此得出必須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結論，體現了他的革命立場。但這篇文章的突出缺陷是對日本、俄國乃至所有列強都沒有加以譴責。因為道理很明顯，維護亞洲和平既要靠中國等喪失了主權和獨立的國家振興、強大起來，使列強不再有爭奪的目標；
同時還要趕走列強，讓亞洲各民族完全自主。這本來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但孫中山只強調了前者而回避了后者。
第三，用歷史證明中國的傳統(tǒng)并非“封閉”，指出“排外”只是清政府的主張，表示革命成功之后中國會對各國“開放”。孫中山說，“西方人中有一種普遍的誤會，以為中國人本性上是閉關自守的民族，不愿意與外界的人有所往來”，而“歷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從遠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國人一直與鄰國保有密切的關系，對于外國商人與教士從沒有絲毫厭惡歧視”。他列舉了漢代傳人佛教，隋唐時傳入景教，歷代均有外國商人來華貿易，以及明代徐光啟等人皈依天主教、利馬竇等來華傳教士得到當時中國朝野的尊崇等等事例，證明中國人并非“不樂交通”。而清代之所以形成“排外精神”，清政府采取“閉關自守政策，乃是滿洲人自私自利的結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意志”[3](p250-251)。(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了消除外國人對中國是否開放的疑慮，尤其是為了中國得到更快的發(fā)展，孫中山反復表示：未來的新中國“可使全國與外人通商，可使鐵路推廣敷設，可使天然物產日益發(fā)達，可使民族高尚其資生之程度，可使外來物品消售愈多，而萬國商業(yè)必百倍于疇昔”[3](p247)。因此，他認為有理由讓人們相信：“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的復興，將是全人類的福音�！盵3](p319)武昌起義勝利之后，孫中山在歐洲的演說及對外國記者的談話都一再宣布，“共和成立之后，當將中國內地全行開放，對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國興辦實業(yè)”[3](p560)；
“新政府于各國通商一層，更為注意，當棄除與外人種種不便之障礙物”[3](p561)。而且此后孫中山的對外開放思想還有發(fā)展。
第四，不論列強會采取何種態(tài)度，中國一定要振興工商業(yè)。還在20世紀之初，孫中山就認識到列強只樂于使中國長期充當外國商品的傾銷市場和廉價的原材料供應地。他說：“他們不至于笨到這般地步：實行商業(yè)的自殺，來幫助中國擁有自己的工業(yè)威力而成為獨立的國家。我堅決相信，如果我們稍微表現出要走這條道路的傾向時，那么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就會高嚷所謂工業(yè)的‘黃禍’了。因此，他們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國永遠成為工業(yè)落后的犧牲品。”[3](p322)對此，孫中山一面向外國人解釋說：“中國人本質上是一個愛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戰(zhàn)的民族”，因此“產生‘黃禍’的唯一可能會是在工業(yè)競爭的形式之中；
但在變動了的情況下，生活舒適的程度和工資的比率會很快上升，因此無需再把中國勞工廉價輸出到世界其他各地地方去�！盵3](p211)意思是說，工業(yè)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隨著中國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競爭不再是以中國廉價勞力與他國工人搶飯碗的形式出現；
只要不是這樣，外國也就無權干涉。孫中山堅定地主張中國必須振興實業(yè)，南京臨時政府甫成立，他就把發(fā)展實業(yè)、改善民生作為工作重點之一。
第五，在有關對外宣言中反復表示堅持“和平主義”的立國方針。無論是1906年發(fā)布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對外宣言》，還是1911年冬的《通告各國書》，1912年初的《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對外宣言書》以及這段時間的各種演說，孫中山均一再強調“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于“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
與我友邦益增睦誼，持和平主義”[4](p2)。具體地說，上述文件和談話都表示承認武昌起義之前清政府與各國所訂條約為有效，承諾償還清政府所欠所借債款，答允保全外人在華租界，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和各種“既得權利”。還曾特別提到，“雖日俄強逼清政府所訂各種不公平之和約，新政府亦依然遵守�！盵3](p561)
當然，在有關談話中孫中山提到過“于海關則須有自行管理之權柄，蓋此乃所以保其本國實業(yè)之發(fā)達，當視中國之利益為本位”；
并表示中國“各種改革完成時，政府當立即取消領事裁判權”。關于前者，孫中山稱“須與西人和衷商議，決不使中國使債主有煩言”，“設法不與以前各國在中國所已得之利益相沖突”；
關于后者，由于設下了“各種改革完成時”的先決條件，故實施顯然是以后很久的事。不僅如此，孫中山還反復強調，“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衛(wèi)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zhàn)爭”；
“共和政府之精神，決無帝國派之野心，決不擴張軍備，但欲保其獨立及領土完全而已。倘此二者被侵，彼并無須軍備，但以最近拒用外貨辦法”，就足以使列強“望風而靡”�？梢哉f，孫中山的上述種種表示，已經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他“惟利于與列強相親，決不利于與列強相仇”[3](p560-561.582.561)的立場和態(tài)度。
總之，在上述第一階段，孫中山已經比較全面地對“黃禍”論作了揭露和批駁。但他為了取得列強對他的革命事業(yè)的支持，在涉及到如何處置列強既得利益的問題上，他是非常溫和的。這使他在美、日及歐洲各國的非當權者中得到了一批朋友，在外交場合造成了他“開明”、“文明”的形象，美國甚至有輿論稱其為“西化的東方人”，但實際收效顯然是很有限的。
三
從1912年4月到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是第二階段。這期間有幾個因素和變化是應該作為有關背景來看待的。其一是孫中山已于1912年3月底離開了臨時大總統(tǒng)的位置，他講話時可以更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其二是列強并未因中國成了“民國”而改變其對華侵略行徑，孫中山的革命政府始終沒有得到列強的承認和支持；
而且，先是有俄國趁中國政局混亂之機在外蒙古地區(qū)制造分裂，大有侵吞中國北部之勢；
繼有日本以對德國作戰(zhàn)為名，出兵山東，還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幾乎要使整個中國成為其殖民地。其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進行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發(fā)生，使孫中山對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外交方針產生了若干新的思考。上述因素使得孫中山有關直接或間接涉及“黃禍”論的談話，既有第一階段思想內容的延續(xù)，但也有一些新的變化。
首先是既要維護主權，又要“行開放主義”。1912年4月中旬，孫中山在一次演說中就提出，“仆之意最好行開放主義，將條約修正，將治外法權收回，中國有主權，則無論何國之債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資亦所不禁。”[4](p340)又說“通商口岸必定裁去”，因為住在口岸城市的中國人“不愿在中國而歸洋人統(tǒng)轄”[4](p389-390)。同時“開放中國本部全土，以供外人營業(yè)”，但條件是所有在華外人“應服從中國治權”[4](p453)。簡單地說就是用開放全國來換取撤除通商口岸和收回治外法權，以實現“保障主權”。
其次是再次解釋中國不會成為“黃禍”。主要內容有兩點，一是說“中國地方甚廣……將來一經開拓，則吾國工人無庸出外。其實余意中國若興農、礦、制造，則十年之間，可以自養(yǎng)其民”[4](p389-390)。對于西方“外人投資中國之后，華人商業(yè)大興，必將禍及全世界之商業(yè)”的說法，孫中山指出情況恰恰相反，“中國果能日臻發(fā)達，則全世界之境況均可借以進步”[4](p453)。二是強調中國不會侵犯他國，但也不容許他國侵犯自己。他說“歐人多恐中國他日之侵犯……吾意中國無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陸大軍者，只為自保，而非攻人。若果歐人勢逼吾人，則吾人將以武力強國。果爾，將來事勢所趨，則難預言�！盵4](p389-390)話很含蓄，但綿里藏針，警告列強不要逼迫太甚。
最后是提出中國要加強軍備，而且對眼下最兇狠的敵人應不惜一戰(zhàn)。1912年4月下旬，孫中山就曾說過：“欲中國成為強固之民國，非有精強陸軍不可”，“今日要務在乎擴張軍備，以成完全鞏固之國”[4](p345)。稍后又曾強調，“今日中國欲富強，非厲行擴張新軍備建設不可”，“現在強鄰如虎，各欲吞食我國，若我國不有相當武械自衛(wèi)，則我國必為虎所食也”[4](p390)。1912年冬，由于俄國對蒙古野心畢露，不愿同中國談判，而列強對俄國均“不以為難”，孫中山十分焦慮，他說，俄國和列強的這種態(tài)度，“此非故為瓜分之余地乎？與其俯首而聽人之瓜分，何如發(fā)奮一戰(zhàn)以勝強俄”？“縱以常理論之，今日戰(zhàn)亦亡，不戰(zhàn)亦亡，與其屈于霸道強權而亡，不如一殉人道而亡”[4](p549)。孫中山這段時間關于加強軍備和武力抗俄的呼吁，明顯地呈現出對前段所持“與列強相親”的“和平主義”政策的修正。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進行之際，孫中山正忙于“二次革命”、“護國”及“護法”斗爭，但他仍然在關注和思考中國與列強的關系問題。這段時間尤其是在醞釀著對日方針的改變。眾所周知，孫中山在從事反清革命和反袁斗爭的過程中，曾長期居留日本，也曾多方設法爭取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故在1913年春，他還說日本“與我國利害相關，絕無侵略東亞之野心”，又稱“親日政策，外交上之最妙著”[5](p26-27)，主張對日本等友邦“不必限制太過，以傷感情”[5](p52)。但他此時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野心已有洞察，所以同時又發(fā)過驚心動魄之論：“關于中國的將來，能夠制中國于死命者必為日本，對此余確信無疑”[5](p50)。但是一方面由于日本此時尚未有大動作，另一方面孫中山出于斗爭策略的需要，所以直到中日發(fā)生“二十一條”交涉和日本借口對德國作戰(zhàn)出兵山東時，孫中山都沒有公開發(fā)表批評日本的言論。直到“五四”運動期間的1919年6月，他才譴責“日本武人，逞其帝國主義之野心”，“發(fā)展其侵略政策”[2](p72)，并從此開始把聲討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作為他外交工作的重點。
四
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是第三階段。從這時起到孫中山逝世，國內外形勢和中外關系又有若干變化，如國內政局持續(xù)動蕩，使得1922～1923年間列強又有對中國實行“共管”之說；
1922年華盛頓會議之后，美日矛盾逐漸加劇；
1917年俄國發(fā)生的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在“五四”之后越來越明顯；
還有中國民族工業(y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得到初步發(fā)展，國內各階層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熱情的不斷高漲等等，有助于孫中山徹底擺脫“黃禍”論的壓力，科學地分析復雜的現實情況，更深刻全面地表達自己的相關看法。其中最直接而明顯者有如下幾點。
第一，認為中國的實業(yè)一定能更快發(fā)展，迫使外國改變對華經濟政策；
列強再度掀起的“共管”說也決不會得逞，中國一定要實現完全的獨立自主。1920年4月孫中山在美國《獨立周報》撰文，表示“中國不能永久購買那些本國易于制造的物品，那樣做是極其不合理的。中國遲早是要自己制造自己需要的東西，你們的產品將不再能夠在中國與中國的國貨競爭。因之，你們只有開始在中國與中國合作設廠，否則遲早都要被驅出中國市場”[6](p249)�？梢妼O中山對我國的工業(yè)化具有極大的信心。
對于“共管”之說，孫中山更不屑一顧，他說，“現在共管之說，同三十年前瓜分之說一樣利害”，“怕他什么？……其實歐洲戰(zhàn)爭之后，各國百孔千瘡，只有美國同日本還保持戰(zhàn)前的地位，別的國差不多是病夫了。病夫能管我們么？”[7](p118)他又稱，“共管一說之所以發(fā)生，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做夢”，“我們的民氣已經發(fā)達到了收回那些管理權的極點，他們所做的夢，不僅便要失敗，便要化為烏有”[2](p370)。這期間孫中山主持制訂的國民黨“一大”宣言已經明確表示：“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盵8](p122)可以說此時孫中山的反帝態(tài)度已很鮮明、堅定。
第二，深刻揭露帝國主義的本質，指出它們對中國的侵略正是中國內亂不已，而且將危及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的根源，并由此高度評價中國革命的意義。孫中山說，中國“十三年來之戰(zhàn)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可疑者�！盵2](p76)“夫以積弱而分裂之中國，而自然之富甲于天下，實為亞洲之巴爾干，十年之內，或以此故而肇啟世界之紛爭；
故為保障亞洲及世界和平計，其最善及惟一之方，惟有速圖中國之統(tǒng)一及解放。”[8](p130)所以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革命“實為歐洲帝國主義宣布死刑之先聲也�！盵7](p404)而當時革命軍北伐的直接目標，正如孫中山對美國記者所說，就是推翻“為日本外府之北庭”，“推翻日本在中國之勢力范圍”，使日本不能“遂其窮兵黷武之帝國主義”。他并且肯定地說，“能維持太平洋和平之國家，非英國，實中國也�！盵9](p101)十年以后的形勢變化，證實了孫中山分析的完全正確。
第三，對未來可能產生的世界大戰(zhàn)和中國所擔責任的分析，把按人種劃線的“黃禍”論徹底揭穿。1923～1924年間，孫中山對這一問題多次發(fā)表談話，他說，“夫再來之世界戰(zhàn)爭，論者多謂必黃白之戰(zhàn)爭，或為歐亞之戰(zhàn)爭，吾敢斷言其非也”。他預計，“那種戰(zhàn)爭，不是起于不同種之間，是起于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zhàn)，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zhàn)。那種戰(zhàn)爭是階級戰(zhàn)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者的戰(zhàn)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zhàn)爭�！彼�說，“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和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zhàn)。”他并且具體指出，“在歐洲露（俄）、獨（德）為受屈者之中堅，英、佛（法）為橫暴者之主干；
在亞洲則印度、支那為受屈者之中堅，而橫暴者之主干亦同為英、佛；
而米（美）國或為橫暴者之同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為中立，而必不為受屈者之友朋，斷可斷言也。惟日本尚在不可知之數�！�
孫中山在同時的講話中稱贊十月革命“不但是打破俄國的帝國主義，并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視蘇俄為“歐洲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強權者之大敵”[7](p402-404)[8](p191-193)。并堅定地表示：中國不僅要“與世界帝國主義公開斗爭”，而且“要濟弱扶傾，才是盡到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于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8](p253)。以上孫中山對“受屈者”和“橫暴者”兩個陣營的劃分，大體上是正確的。他對美國和日本還留有余地，在盡力爭取他們改變對待中國及其他被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的態(tài)度。孫中山也希望加強和鞏固黃種人、亞洲人之間的團結，因為“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受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8](p193)。孫中山不以人種劃線、而以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區(qū)別敵友，同時又運用策略，分化敵人，擴大聯合戰(zhàn)線的思想認識和斗爭藝術，均值得肯定。
第四，從文化的角度批駁“黃禍”論。正如許多研究者已經指出的那樣，孫中山生前最后幾年思想上呈現出一種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回歸”，不足的是這些研究者沒有把孫中山的文化“回歸”與他批判“黃禍”論的背景聯系起來。實際上這個因素也是客觀存在的。前面已經提到，孫中山1924年冬在日本演說時，仍然記得那個寫過兩本關于“黃禍”論的書的美國學者，所以他在演說中反駁西方人“以歐洲的文化，是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
以亞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的觀點，批評“歐洲人自視為傳授文化的正統(tǒng)，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的西方文化中心觀和白種優(yōu)越論。
孫中山認為，歐洲近幾百年的文化“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武力的文化”、“霸道的文化”，“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他認為亞洲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他主張亞洲人對待這兩種文化的正確態(tài)度應該是以“我們固有的文化”即“仁義道德”“作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yè)，改良武器”。但他強調學習歐洲人“并不是學歐洲來消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我們是學來自衛(wèi)的。”[2](p404-405,407)文化是一個內涵相當寬泛的概念，孫中山用“王道”與“霸道”、“仁義道德”與“功利強權”來分別概括東西文化的特點，也許不夠準確全面，而且?guī)в兄袊鴤鹘y(tǒng)的古老色彩，但將其置于20世紀20年代受壓迫的東方民族與壓迫人的西方列強的激烈對抗之中，置于“黃禍”論蔑視和丑化東方文化的背景之下，就不難理解孫中山這種說法的緣由及其所包含的合理性。
總之在最后這一階段，孫中山的思想認識出現了升華，他不再只是被動地辯解中國不會對西方和世界構成禍害，而是以堅定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zhàn)斗精神，以科學的分析眼光和多方面的斗爭藝術，對“黃禍”論作了有力批駁。
孫中山的一生可以說始終處于困境之中，但他一直未停止思索和奮斗。他以其特有的襟懷、識見和深邃，為時人和后來者作出了如何對待“黃禍”論之類的虛構理論的成功榜樣。這無疑也是對維護正義和爭取世界和平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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