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繼武：情緒、理性以及國際政治世界

　　[內(nèi)容提要]在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理性選擇分析框架中，情緒作為一種心理變量與因素的作用往往受到忽視的。由此，本文試圖回答情緒在國際政治世界中具有什么樣的作用，亦即情緒分析的路徑，以及情緒與理性之間的關(guān)系。與傳統(tǒng)觀點不同的是，本文認為情緒與理性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情緒理性研究既有認知神經(jīng)科學的微觀實驗基礎支持，又得到了國際政治世界以及跨文化群體研究的經(jīng)驗證實。探討情緒理性及戰(zhàn)略功能，已成為未來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的前沿問題之一。情緒理性研究路徑的展開與深入，有助于重構(gòu)國際政治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諸如認同、信任、威懾以及聲譽等。

　　[關(guān)鍵詞]情緒 理性 國際政治 群體政治

　　冷戰(zhàn)結(jié)束伊始，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舉世聞名的“文明沖突論”，他認為隨著冷戰(zhàn)的結(jié)束，意識形態(tài)的對抗已讓位于全球?qū)用娌煌�文明之間的沖突，文明成為一種重要的國際政治行為體。[1]冷戰(zhàn)后不斷凸顯的民族主義國際沖突似乎印證了亨廷頓的假說；
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似乎又為“文明沖突論”增加了一個有力的注腳，盡管亨廷頓本人對此予以堅決的否認。[2]事實上，冷戰(zhàn)結(jié)束后，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其表現(xiàn)之一為伊斯蘭世界針對西方世界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彰顯了仇恨、恐懼等消極情緒的國際政治消極效應。正是這些仇恨、恐懼以及復仇等情緒構(gòu)成“9·11”恐怖襲擊事件的微觀心理根源�；�于此，法國國際關(guān)系學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si)提出當今世界已進入“情緒沖突”的世界：

　　……西方世界表現(xiàn)出一種恐懼(fear)的文化，阿拉伯與穆斯林世界已深陷一種羞辱(humiliation)的文化，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qū)展現(xiàn)了一種希望(hope)的文化。

　　美歐西方世界并不是因為恐懼而更加團結(jié)，更多的是，他們因之更為分裂——換言之，在如何面對和超越恐懼問題上，他們更為分裂了。相反，羞辱的文化使穆斯林世界更加緊密地團結(jié)于激進勢力的周圍，并且產(chǎn)生了一種仇恨的文化。恐懼力量與羞辱力量的致命對抗，其主要受益者是那些處于希望文化之中的旁觀者——他們能夠集中精力為自己創(chuàng)造一種更為精彩的未來。[3]

　　“情緒沖突論”具有多方面的學術(shù)涵義。首先，在國際體系層次，情緒是國際沖突的重要來源之一。西方世界與穆斯林世界之間恐懼與羞辱情緒之間的對抗，成為兩個世界直接沖突的導火線。由此觀之，情緒具有不可忽視的消極國際政治意義，它成為群際競爭、沖突的根源之一。其次，情緒又是群體維持內(nèi)群體認同、凝聚力以及團結(jié)的根本動力，就如羞辱情緒使得穆斯林世界更為團結(jié)一樣。如此，情緒又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如維系群體內(nèi)的認同與團結(jié)，即使消極情緒也具有這種戰(zhàn)略作用。第三，對于亞洲地區(qū)而言，一種希望的激情又是亞洲及其地區(qū)大國崛起的動力來源。作為一種積極情緒，希望是亞洲發(fā)展的推動力，這是一種理性作用。

　　以上分析清晰地展現(xiàn)了情緒分析的兩種基本路徑，即作為一種消極因素的情緒以及作為一種積極因素的情緒。[4]在個體、群體等不同分析層次，情緒的作用都是非常明顯的。本文的研究正是遵循這一分析路徑，系統(tǒng)整理情緒分析的不同路徑，之后再具體分析情緒與理性的關(guān)系，以及這一探討對于國際政治世界的意義。

　　一 情緒分析的可能與路徑

　　情緒分析具有不同的“學科印記”。具體而言，在不同的學科發(fā)展史或?qū)W科分析議程內(nèi)，情緒分析的具體內(nèi)容與地位大相徑庭。在心理學理論史中，情緒在哲學心理學家的思考議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認為愛的本能（一種情緒）是世界發(fā)展的動力之一。到行為主義以及認知心理學初期，情緒又受到相對的忽視，直至1980年代以來，情緒重新成為實驗心理學的熱點討論話題之一。同時，社會科學研究中對情緒的關(guān)注，具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學科路徑，如經(jīng)濟學家研究理性行為，而社會學家研究習俗、規(guī)范以及情緒等其他非理性行為。在傳統(tǒng)觀點看來，情緒與理性行為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過程，但新近的研究表明，二者具有共同的行為過程。具體來說，關(guān)于情緒與理性行為的整合模型能夠在以下三種路徑建構(gòu)而成：理性行為能夠產(chǎn)生情緒；
理性來源于情緒；
以及情緒與理性能夠相系于一種更為基本的過程。[5]

　　情緒分析的框架中，首要的兩項工作為分析層次問題、情緒與理性關(guān)系的問題。首先，就層次分析而言，傳統(tǒng)政治學或國際政治理論一致認為情緒分析是政治學第一意象路徑的一部分。[6]換言之，作為一種心理因素，情緒分析主要集中于個體層次而展開。如果在單位國家、國際體系層次探討情緒因素的作用，我們會陷入一種方法論的困境，最為直接的就是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批評，以及還原論的批評（對于個體主義、還原論的理解存在分歧[7]）。所以，新現(xiàn)實主義學者華爾茲極力反對在建構(gòu)國際體系理論時分析心理因素的作用。[8]其次，情緒與理性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這是探討情緒在政治世界與國際政治世界中的作用的重要內(nèi)容。受心理學基本理論路徑的影響，以往的政治科學與國際政治理論往往把情緒作為非理性行為的一種來源，但現(xiàn)有的神經(jīng)科學研究進展表明，情緒其實是理性的必要條件，盡管情緒往往會干擾人的理性決策。

　�。ㄒ唬┣榫w分析的層次問題

　　在政治科學與國際政治研究領域，情緒分析首要的一個方法論問題就是度量(measurement)問題。這也是情緒心理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正如一位美國心理學家所言：“情緒的度量問題仍然是一個喧鬧的研究領域。情緒中的社會、認知與生物過程的相互影響，現(xiàn)在越來越容易控制和處理了。情緒現(xiàn)象在一些理論與方法的指導下，得到大量的研究。這些理論與方法需要社會、認知、發(fā)展、臨床以及神經(jīng)科學家的相互合作。”[9]情緒心理學關(guān)于情緒度量技術(shù)的發(fā)展，為政治科學領域的情緒分析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但是，政治世界中情緒度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公眾情緒可以通過研究技術(shù)獲得，但歷史事件當中的情緒度量則無法直接進行。正是基于此，美國政治心理學家馬庫斯(G. E. Marcus)認為政治科學研究中情緒分析的科學化很難操作和進行。[10]

　　情緒分析的層次適當性，是與情緒分析的技術(shù)方法緊密相連的一個問題。正如前文所言，大部分分析家一般把情緒看作是政治學第一意象路徑的一部分，因此，情緒分析只適合在個體/決策者層次展開。多數(shù)國際政治領域的研究，也是遵循這一認識而展開，如分析個體決策過程中動機/情緒偏見的作用。但是，美國學者默瑟(Jonathan Mercer)認為情緒分析可以在三個層次上應用，即在第一意象、第二意象以及第三意象層次，情緒都可以應用。[11]如在第一意象分析層次，情緒或心境等直接作用于我們?nèi)绾稳タ蚣?frame)信息、形成偏好以及直接行動。在第二意象層次，情緒構(gòu)成了認同或身份的核心要素，換言之，認同也是一種情感。正如50年前，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等就指出“我們的”感情(We-ness Feelings)是維系跨大西洋共同體認同的基礎。[12]在第三意象層次，規(guī)范依賴于情緒。規(guī)范成為一種情緒信念，情緒建構(gòu)規(guī)范并加強規(guī)范的力量。綜上所述，情緒可以在不同的分析層次加以應用。或者說，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分析層次上觀察到情緒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

　　在第二意象分析層次，我們主要闡述兩種群體情緒分析：聯(lián)盟與公眾情緒。聯(lián)盟作為國家間合作的一種組織/制度形式，其分析層次已不是單位國家層面，而是國家間層次。所以，我們運用心理學理論分析聯(lián)盟問題時，必然會遇到一個層次分析的轉(zhuǎn)移問題。如果認為國家為一種“個體”的話，那么國家的心理因素只能通過領導人/決策精英個體表現(xiàn)出來。但是，聯(lián)盟已不是一種個體屬性概念，而是一種關(guān)系概念。為解決這個層次分析的問題，我們可以將聯(lián)盟關(guān)系類比為一種群際關(guān)系，包括群體間與群體內(nèi)關(guān)系。[13]由此，我們對聯(lián)盟（形成）的分析層次已上升為群體及群際層次。我們做出這種類比之后，可以進一步運用社會心理學（社會認知理論、社會認同理論或者團體動力學等）解釋聯(lián)盟形成過程中的具體問題，諸如聯(lián)盟信任形成問題，即在這一過程當中情緒具有哪些影響與作用。

　　公眾情緒的分析層次則直接為群體層次，現(xiàn)有關(guān)于公眾情緒分析的議題主要集中于選舉投票行為、公眾輿論對國家政策的影響等議題。就分析層次和研究技術(shù)而言，公眾情緒分析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馬庫斯對此問題已有一些研究，如情緒對于公眾選舉行為的影響。第二意象分析路徑的分析單位為單位國家，所以我們還須將第二意象層次與群際層次有機結(jié)合起來。如何在第二意象路徑運用心理學分析/群體情緒分析，默瑟認為：

　　將群體認同作為一種第二意象解釋的一個組成部分運用時，隨即面臨著一個層次分析法的問題。除非我們把群體具體化為一個群體的心靈，或者將群體還原為個體的心靈，否則如何將心理學用作群體層次解釋的部分，并不總是很清楚。如果我們理解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抽象層次上，人們擁有多種認同，那么上述層次分析法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種認同的轉(zhuǎn)化——當以群體的利益來定義個體的利益時——解決了還原主義的困境，即為什么群體的行為并不總是基于個體的最佳利益。分析者可以運用心理學去理解起源于群體認同并且不能還原為個體偏好的行為。[14]

　　（二）情緒與理性的關(guān)系

　　理性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較為復雜的概念，目前，學界尚未對理性的定義達成共識。[15]美國認知科學的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對理性的定義進行了區(qū)分，提出兩種學科的劃分標準，即程序理性與實體理性，進而提出了認知科學研究的有限理性假定說。[16]“有限理性假定行為者是目標導向的，但是，有限理性又考慮到?jīng)Q策者達到這些目標時的認知局限�！盵17]我們將情緒與理性關(guān)系的研究大致分為兩組：情緒對理性的影響（包括非理性、有限理性）；
理性對情緒的影響。

　　就第一組研究而言，可以分為兩種情況。首先，情緒是非理性的一種來源。這種觀點具有源遠流長的哲學傳統(tǒng)，即西方哲學研究中關(guān)于情緒（激情）與理智（認知）的二分法。情緒是作為理智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控制情緒與激情成為一種美德。默瑟對這一哲學傳統(tǒng)進行了精辟的總結(jié)：

　　當代關(guān)于情緒的觀點具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血統(tǒng)。柏拉圖、笛卡兒以及康德都認為情緒與理智是相抵觸的。例如，笛卡兒區(qū)分了身體狀態(tài)（情緒）和心靈狀態(tài)（理智）；
思維獨立于身體而存在。激情必須得到控制，然而如何控制卻并不清楚。托馬斯·霍布斯提出了一個利維坦(Leviathan)，培根和斯賓諾莎建議讓情緒互相競爭以控制情緒。……斯密將人類紛雜的情緒簡化為一種——對經(jīng)濟財富的追求。斯密用利益和好處替代了情緒和惡習。由此，基于自身利益而行動——實質(zhì)上它定義了當代對于理性的理解——根源于用個人的激情（貪婪和貪欲）馴服所有其他激情。[18]

　　在認知科學提出“有限理性”這一概念之前，理性與非理性一直是一種競爭對立的關(guān)系。然而，決策科學中的認知研究興起后，有限理性已取代非理性假定成為心理學路徑的研究起點。決策者有限理性的來源機制可分為兩種：外在情境與環(huán)境因素、決策者內(nèi)在的心理屬性因素。在內(nèi)部心理屬性來源機制當中，個性、認知與動機（情緒）三種因素各占有一席之地。[19]從這個角度分析，情緒成為決策者（包括個體與團體）有限理性的影響因素之一。其次，情緒也能成為理性的本質(zhì)要素。這一論點建立于1980年代以來認知神經(jīng)科學的實驗研究結(jié)果之上。根據(jù)認知神經(jīng)科學的研究，人在缺少情緒的情況下，便無法進行“有效”的理性選擇與行為。單純的認知能力與發(fā)展，并不能構(gòu)成理性行為的充分條件。所以，情緒也是理性選擇與行為的必要要素。認知神經(jīng)與情緒生理學的這一重要發(fā)現(xiàn)，為我們重構(gòu)情緒與理性的關(guān)系，以及探求這一關(guān)系對于政治世界分析的意義提供了新的啟發(fā)。

　　二 情緒與非理性行為

　　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的理論基礎經(jīng)歷了從認知相符理論向社會認知理論的演進。這種理論路徑的發(fā)展也是與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的特性直接相關(guān)，即借鑒心理學的理論分析范式進行國際政治研究，從而為理解國際政治現(xiàn)象提供一種更有解釋力的視角。正因為如此，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的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中，情緒因素的作用尚未受到分析家的充分重視。這一點在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身上表現(xiàn)尤為明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作為將心理學理論運用于國際政治研究的集大成者，杰維斯在1970年代中期推出了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的經(jīng)典著作《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20]這是心理學認知革命在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反應。杰維斯及時汲取心理學元理論中認知革命的成果，大量借鑒心理學中出現(xiàn)的一些新的理論工具，如認知相符理論、知覺理論、學習理論等，為現(xiàn)實主義提供了一種微觀心理基礎。首先，他集中探討決策者個體層次的重要性。他將國際政治的分析層次回落到基本的決策者層次，這是對經(jīng)典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一種補充，或者說是為現(xiàn)實主義理論提供了一種微觀基礎。其次，杰維斯大量借鑒心理學的成果，強調(diào)知覺、預期、學習與類比等心理變量在對外決策中的作用，系統(tǒng)梳理了心理學理論運用于國際政治研究的可能性與正當性、基本理論范式與路徑以及政策寓意等。

　　但是，受當時心理學理論研究的影響，杰維斯的基本理論分析工具仍停留于認知相符理論，而且，這是一種純認知的研究，僅僅探討認知因素對決策者錯誤知覺的影響。杰維斯在對自己學術(shù)生涯進行自我回顧與評估時，也承認當時研究的一個最大失誤就是忽視了情緒的作用：

　　杰維斯：你說得很對：知覺與錯誤知覺完全將情緒擱置一邊；
的確，其中一章否認了愿望思維(wishful thinking)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原因之一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心理學理論仍然是純認知的；
另方面的原因在于我個人的愿望，即試圖推斷赫伯特·西蒙所稱的有限理性主導著我們的世界。要是我年齡稍長點并且更為成熟點，或許我就能認識到這是一種理解個體與集體的愚蠢方式。[21]

　　情緒的非理性后果其實是對傳統(tǒng)決策理論——理性選擇論的一種“學術(shù)反動”。在國際政治分析領域，這種學術(shù)努力在1970年代初已有部分論述。早期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高度壓力(stress)的情境中，如危機決策中環(huán)境所引誘的緊張情緒對決策過程與結(jié)果的影響，包括個體決策與組織/團體決策。[22]奧利·霍爾斯蒂(Ole R. Holsti)認為，適度的壓力與緊張情緒是個體或組織問題解決的必要前提條件；
但是，高度的壓力可能導致更具侵略性的政策選擇。當然，“現(xiàn)有的證據(jù)表明，這個過程可能更為復雜：危機誘致的壓力會產(chǎn)生一些變化，諸如時間知覺、其他可供政策選擇選擇的定義以及溝通方式的變化�！盵23]一些諸如高度壓力的情緒會干擾我們的理性決策，而我們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緊張情緒在何種條件下，會產(chǎn)生侵略性、綏靖以及投降，或者逃避現(xiàn)實等反應。首先，當危機之中面臨著高度緊張壓力下時，決策者進行政策選擇時可能會尋求歷史相似性的類比。如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將納塞爾(Nasser)類比為希特勒。杜魯門總統(tǒng)也將朝鮮戰(zhàn)爭的形勢與1930年代德國的納粹行動相類比。其次，在高度緊張與壓力下，決策者往往傾向于保持現(xiàn)有的政策，而拒絕做出改變。[24]這也是認知相符理論的基本假設，即決策者在危機決策中，為了維持既有的認知而拒絕新的信息。

　　以上分析了壓力與緊張情緒對個體與組織決策的影響，那么決策過程中的緊張情緒又是從何而來呢？這就是壓力情緒的來源機制問題。決策者個體的角色、小集團動力以及官僚政治因素等都可以成為來源因素之一。具體言之，壓力情緒可能來源于決策時的情境，這種情境往往具有相當?shù)木o迫性，要求及時做出決策；
也可能來源于定義和執(zhí)行任務所需要的活動；
或者，決策者涉身于實際操作的個人需要；
以及上述三種來源的混合。[25]當然，如果要科學化研究情緒作用于決策的過程，當中重要的一項議程為概念的操作化，亦即壓力情緒的概念化及操作化，我們可以通過設定哪些指標來度量決策中的情緒。正如前文所述，在國際政治分析中，這是一個很難精確化的研究目標。因為我們很容易知道并且理解，緊張等情緒可能會對具體決策產(chǎn)生影響，但是問題是進一步如何判斷緊張情緒已經(jīng)對我們的決策產(chǎn)生了影響呢？美國政治心理學家瑪格麗特·赫爾曼(Margaret G. Hermann)將危機決策中緊張情緒對決策的影響過程細化為：“外交政策危機→威脅的內(nèi)化→內(nèi)部處理過程→緊張反映→決策的外部顯現(xiàn)”[26]。

　　對于如何觀測情緒的問題，我們必須注意至少以下兩方面：決策者何時內(nèi)化外交政策威脅，由此體驗到消極情緒以及何時處理這些威脅。赫爾曼建構(gòu)了一種消極情緒的語言與非語言的指標體系，具體為講話變得激動和慌亂、并且經(jīng)常語速加快；
音質(zhì)也隨之改變，身體也顯現(xiàn)出緊張的姿態(tài)；
決策者變得甚為敏感和警惕，以及神色緊張的面部表情顯露無疑等。[27]赫爾曼建立的這套語言與非語言指標體系，能夠很好的觀察出決策者是否處于緊張的情緒狀態(tài)之中。但是，這種定性觀察并沒有反映出決策個體的緊張情緒的程度差別。由此產(chǎn)生的問題是，我們?nèi)绾伪容^不同程度的緊張情緒對決策的影響呢？或者說，緊張等情緒的程度不同，是否對決策者的政策選擇與過程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這也就是說，我們對情緒度量工作不能僅僅停留于定性度量的層面，還須進一步走向定序度量，反映出情緒程度的不同及其影響。

　　杰維斯借鑒認知心理學的成果，指出傳統(tǒng)理性假定對于外交政策分析的有限性，因為決策者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而這種有限理性的來源之一便為人的認知能力的局限性，如錯誤知覺因素等。1980年代這種純認知的解釋繼續(xù)得到運用和發(fā)展，如德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綜合決策者的認知、組織因素以及體系因素，對冷戰(zhàn)起源進行社會心理學解釋。[28]但是，在她的分析框架中，情緒因素并沒有占據(jù)一席之地，拉森仍堅持純認知的解釋路徑。兩位心理學家，歐文·賈尼斯(Irving Janis)與利昂·曼(Leon Mann)在繼承杰維斯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了有限理性的來源。他們認為，對于為什么以及何時人們會尋求一些會導致誤算與后悔的策略的問題，已經(jīng)有兩種較為成熟的解釋模式。第一種以杰維斯的研究為代表，這種解釋基于實驗認知心理學的成果，強調(diào)人類信息加工與知覺的有限性作用；
第二種為官僚政治解釋模式，強調(diào)組織與個體決策中官僚政治的環(huán)境因素的作用。然而，他們所要提供的是第三種選擇，認為制約有效決策的因素中，還須考慮到心理壓力（情緒）的作用。[29]在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中，賈尼斯和曼第一次提出了決策分析中的“熱認知”(Hot Cognition)研究議程，并系統(tǒng)闡述了情緒因素如何、何時作用于決策過程及其結(jié)果。如前所述，三種因素干擾著我們的有效或理性決策，即認知制約、組織制約以及情緒制約。這三種路徑的解釋是一種競爭、異質(zhì)的關(guān)系，還是可以走向一種融合與合成？對于這一問題，歐文·賈尼斯試圖提供一種綜合的解釋框架。所以，賈尼斯力圖回答大型組織決策中的決策者為什么以及何時做出本可避免的錯誤決策？我們又如何將這種錯誤降到最低水平？不同領導者的個性對決策效果又會有什么樣的影響？[30]綜上，關(guān)于有限理性來源的機制研究當中，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能在一種新的解釋模型中分析各種因素的作用，以及對不同作用的進行比較。

　　對于認知視角與動機（情緒）視角兩種路徑的比較，美國學者理查德·內(nèi)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做了很好的總結(jié)。他認為這是兩種關(guān)于偏離理性決策的原因的競爭性解釋，而他綜合認知和動機的因素，解釋國際危機中錯誤知覺的來源。他指出：

　　對于杰維斯來說，研究的起點為，為了弄清非常復雜和不確定的外部環(huán)境，人們需要發(fā)展一種信息加工的簡要規(guī)則。賈尼斯和曼的基本假定為，人們希望逃避恐懼、羞恥和內(nèi)疚。杰維斯認為認知相符是最為重要的認知組織原則。賈尼斯和曼主張心理壓力的規(guī)避是影響認知的最重要推動力。盡管杰維斯推論期望影響我們對事件的解釋，以及對信息的接收，賈尼斯和曼卻強調(diào)偏好的重要性。于杰維斯而言，我們所見即我們期望(expect)見到的東西，于賈尼斯和曼來說，我們所見卻是我們需要(want)見到的東西。[31]

　　認知和情緒因素都能成為錯誤知覺與誤算的來源。正如勒博關(guān)于1982年阿根廷與英國馬島之戰(zhàn)起源的研究表明，戰(zhàn)爭起源于雙方不斷升級的錯誤判斷。[32]雙方都錯誤估計了對方的意圖，倫敦認為阿根廷人不會入侵到這一有爭議的小島，而阿根廷總統(tǒng)預期英國不會違背自己的軍事原則而出兵。這種錯誤判斷當中，認知與動機的偏見共同發(fā)揮作用。認知與動機路徑盡管基本假定不同，但它們一個基本的相同之處為：認知偏見是有限理性的來源，如判斷形成前的不充分信息，有偏見的評估以及對于再評估的抵制等。認知偏見一般在決策過程中始終存在，動機偏見則只在特殊情境中才發(fā)揮作用，具體如涉及不同的價值平衡以及其他選擇時。[33]

　　綜上，我們可以對非理性行為的情緒解釋路徑進行基本的評估。情緒分析的這一路徑直接受早期認知心理學理論研究以及政治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具有以下幾個特征。首先，情緒往往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換言之，情緒與理性/理智是一種對立的關(guān)系。所以，情緒成為我們解釋有限理性決策與行為的一種來源。情緒能否解釋或有助于理性行為，這種路徑要么給予否認，要么排除在它們的假定之外。所以，我們同樣可以推知，對于政治世界而言，情緒只是一種消極的因素。其次，情緒分析只是認知路徑的一種競爭性的解釋模式。對于這些競爭性的解釋模式的綜合等問題，現(xiàn)有分析并未取得太多的進展。此外，認知分析與情緒分析往往各司其職，國際政治世界中認知與情緒相互作用及其影響的討論尚未充分展開�；�于上述分析，情緒是否能夠成為理性行為的必要或充分要素呢？在國際政治世界中，我們又如何進一步去分析情緒的理性特征呢，等等。這就是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內(nèi)容。

　　三 情緒與理性行為

　　正如前文所述，理性行為可以產(chǎn)生情緒，情緒也可以促進理性行為，二者是一種相互聯(lián)系與互動的關(guān)系。就情緒促進理性行為而言，經(jīng)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和杰克·赫希萊菲(Jack Hirshleifer)認為，諸如憤怒那樣的消極情緒，起著確保威脅可信的作用；
諸如愛與情感之類的積極情緒，起著確保合作可信的作用。[34]在這里，情緒同樣發(fā)揮著戰(zhàn)略的作用。比如某種程度上，情緒發(fā)揮著進化調(diào)整的作用；
在情緒的指導下，我們的行為雖然不利于短期利益，卻體現(xiàn)了長遠的利益。弗蘭克同樣把情緒看作是一種戰(zhàn)略工具，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種手段，它有助于我們解決一些矛盾，如片面追求自我私利，結(jié)果卻未盡人意。情緒有助于人們調(diào)和自我私利與長遠利益之間的張力，因此人們會做出一些損害短期自我利益，但體現(xiàn)了長遠根本利益的行為。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人們?nèi)詴�做出可信的承諾。[35]情緒對于承諾的積極作用，有助于我們更好理解生活中信任、聲譽等的產(chǎn)生及作用。情緒分析的戰(zhàn)略路徑，體現(xiàn)了情緒的理性特征。[36]

　　情緒既成為非理性與有限理性行為的一種來源，同時，情緒又有助于我們的理性行為。我們的認知判斷正確性，也依賴于某些情緒的存在。我們應如何看待情緒的非理性與理性特征呢？我們處于情緒興奮狀態(tài)時，特別是一些消極情緒，會誘發(fā)非理性的行為。這種邏輯表明情緒產(chǎn)生非理性與有限理性行為，這僅僅是一種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37]針對情緒的理性功能問題，近期的研究表明我們必須區(qū)分情緒的近期效應與長期效應。從根本上，情緒有助于人類的認知與進化，構(gòu)成人類理性的必要與本質(zhì)要素，但是它經(jīng)常又導致錯誤的結(jié)果。如果我們只關(guān)注于情緒的偏見功能，那也只是一種只見眼前短期利益的研究。所以，建立于1980年代以來認知神經(jīng)與情緒神經(jīng)科學的實驗結(jié)果之上，情緒的“生態(tài)理性”研究已是未來研究的關(guān)注所在。我們對情緒與理性關(guān)系的討論，以及分析情緒對于政治世界的積極意義也是遵循這一研究轉(zhuǎn)向�！吧鷳B(tài)理性”強調(diào)人對環(huán)境的塑造作用，強調(diào)人在適應環(huán)境的過程中獲得的功能作用。情緒具有“生態(tài)理性”，這是因為情緒是環(huán)境自然塑造的結(jié)果，攜帶著豐富的環(huán)境信息；
情緒的功能反映環(huán)境結(jié)構(gòu)，自動調(diào)節(jié)人類行為：

　　……情緒的近期效應與它的終極功能之間可能存在分離，一種機制能做什么與它是用來做什么的并不相同。近十年來的許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情緒近期效應的研究上，事實上，當我們尋找情緒對行為的根本影響時，應當從情緒的終極功能和近期效應兩個方面去考察，甚至嘗試尋找塑造情緒的環(huán)境。尋找偏見，在今天看來，只能限制對情緒研究的進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38]

　　沿著情緒是理性的、情緒有助于理性的基本線索，政治科學分析者大量借鑒進化心理學以及認知神經(jīng)科學關(guān)于情緒的研究結(jié)果，[39]提出了“情緒理性”(emotional rationality)的概念[40]，在政治科學研究中分析情緒的理性特征。

　　從進化論的角度來說，情緒是理性的。這是因為情緒所具有的功能，是情緒得以進化發(fā)展并對認知產(chǎn)生影響的緣由。正如心理學家迪倫·埃文斯(Dylan Evans)所言：“如果擁有情緒的‘益’總是小于‘弊’的話，那么感情類動物就永遠不會處在進化階梯的頂端。情緒是一個復雜系統(tǒng)，如果這個復雜系統(tǒng)沒有優(yōu)點的話，它就永遠不可能得到進化。因此，我們擁有情感的事實是，至少在進化的某些時期情緒幫助我們的祖先進行生存和繁衍�！盵41]情緒不僅在進化功能上是理性的，而且具有神經(jīng)科學上的支持。

　　自哲學家笛卡兒提出了身心二元論，即激情與理智是兩種相互對立的過程后，認知與情緒相互獨立并且情緒是理智的對立之物主導著我們關(guān)于情緒的看法。但是，神經(jīng)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通過臨床研究，發(fā)現(xiàn)情緒是認知與理性的必要成分。換言之，單純的認知能力并不能構(gòu)成理性行為的充分條件。如果大腦特定部位受損后，后果之一便為患者失去感情能力與認知能力受挫相伴而生，這種相關(guān)性表明感情是認知機器完整的必要成分。[42]這一結(jié)論來自于對一位名叫埃利奧特(Elliot)的病人的臨床觀察與實驗。[43]情緒鼓舞我們行動，建構(gòu)我們的身份與利益，指引著我們前進的方向。

　　認知神經(jīng)科學上的發(fā)現(xiàn)，為我們理解認知與大腦的功能提供了新的路徑。情緒與理性關(guān)系重構(gòu)后，傳統(tǒng)政治科學中的一些基本假定，如利己主義以及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理性假定，也面臨著假定重新調(diào)整與放寬的要求。傳統(tǒng)理性假定并沒有考慮情緒的因素，或者是把情緒看作是理性的對立物。所以，我們的理性選擇是理智的產(chǎn)物，而情緒無益于我們的理性行為。但是，試想一下，如果我們關(guān)于收益與成本的概念是建立在情緒的基礎之上呢？[44]因為情緒影響著我們的認知，由此直接影響著我們的行為。情緒也能成為理性選擇的微觀影響因素。在國內(nèi)政治研究層次，馬庫斯借鑒認知神經(jīng)科學的發(fā)現(xiàn)，提出要重新思考情緒的概念以及民主的概念。他認為，“盡管情緒是人性不可否認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且在某些情況下，情緒對于代議制政府而言，對于我們的政策平衡而言具有積極意義，但情緒仍被看作是應加以限制的因素，并應從我們的公共政策決策中排除出去�！盵45]情緒是麻煩的制造者，這種傳統(tǒng)情緒的觀點很少給予重新考慮，但現(xiàn)在應該是重新思考情緒與認知的關(guān)系了。他提出人們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為他們是情緒性的；
情緒增強了我們的理性。[46]

　　從個體分析層次而言，情緒為我們理解偏好的形成和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s)提供了一種微觀基礎。[47]理性選擇理論假定偏好是固定的，并且是先驗給定的。對于偏好從何而來，以及偏好為什么會發(fā)生變化，以及如何變化等問題，理性選擇理論并不能提供很好的回答。而情緒變量的引入，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情緒刺激成為某些偏好形成的原因，并且偏好變化也往往是對情緒環(huán)境的反應。理性選擇理論是一種建立于人性基礎之上的第一意象理論。針對理性選擇理論的局限性，一些社會心理學家，如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了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 [48]，作為另一種替代行為選擇理論。這兩位社會心理學的實驗發(fā)現(xiàn)，當人們面臨的問題框架不同時，會做出不同的行為選擇，即使他們面對相同的問題。具體而言，在損失的領域時，人們傾向于接受風險；
在獲益的領域時，人們又傾向于規(guī)避風險。為何人們面對同一問題，會形成不同的信息框架？由此導致了不同的行為選擇？情緒在當中發(fā)揮重要的影響作用。我們的情緒、情感以及心境會影響我們的偏好，甚至偏好由此而改變。綜上，認知神經(jīng)科學關(guān)于情緒功能的新發(fā)現(xiàn)，為我們重新定義理性選擇理論提供了可能。

　　認知與情緒的神經(jīng)心理學研究，從理論上為我們重新探討理性假定成為可能。隨著情緒理性研究的逐步開展及深入，或許我們能夠重新反思目前占主流地位的理性選擇理論，從而提供另外一種更為系統(tǒng)的行為選擇模型。在這種模型中，我們能夠為情緒與理性決策的融合架起一座橋梁。由此表明，我們關(guān)于情緒理性的研究，并不是簡單的排斥傳統(tǒng)的理性選擇理論，而是神經(jīng)科學的發(fā)現(xiàn)能夠為理性與心理學導向的模型提供一種“合成”中間道路。[49]斯蒂芬·羅森(Stephen Rosen)關(guān)于情緒與戰(zhàn)爭決策行為的研究正是沿著這種思路前行。[50]羅森認為情緒能夠影響認知，決策者的情緒記憶會影響到理性決策。但是，他不是主張一種生物學決定論，而是為我們更好地理解理性選擇理論提供一種微觀心理學或生物學基礎。

　　至群體層次，情緒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群際關(guān)系，包括群體內(nèi)與群體外關(guān)系。情緒不僅僅是錯誤判斷的來源，而且成為正確判斷的基礎。正如美國學者默瑟認為：“神經(jīng)科學的最近著作表明，情緒不僅僅是理性的一種工具，相反它成為理性的必要組成部分。這種視角鼓勵我們重新思考一些國際關(guān)系概念。我將討論情緒如何產(chǎn)生‘信任’，‘認同’，并且可能解決集體行動問題。”[51]國際關(guān)系中集體行動困境的產(chǎn)生，根源在于行為體之間相互信任的缺失。默瑟認為，信任對于解決集體行動問題而言是至關(guān)重要的，并且他認為情緒是信任的基礎。從這種解釋邏輯可以看出，默瑟將（積極）情緒看作是信任的基石。他認為情緒產(chǎn)生信任（情緒性信任），如此集體行動問題得以解決。我認同默瑟教授的分析邏輯，并且堅持諸如認同、信任與情緒對于群體關(guān)系（集體行動）問題的重要性，而不是如理性主義者排除心理學的解釋那樣。但是，我在兩個方面需要對默瑟的解釋加以補充。首先，在默瑟的解釋鏈條：“情緒→認同→信任”中，其實可以轉(zhuǎn)化為一個問題，亦即情緒如何產(chǎn)生認同，以及認同又如何產(chǎn)生情緒，因為信任就是一種情緒。根據(jù)社會認同理論，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某一群體的一個部分，自然我們將以集體身份或利益行事，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集體的利益之下。如此集體行動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事實上，這里問題的一個關(guān)鍵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解釋為什么認同會產(chǎn)生？為什么不同的個體會形成一種集體的認同或共同體？為什么認同這一群體，而不是那一群體？當然，這也可以說是問題的兩個方面，即作為自變量的認同與作為因變量的認同。其次，我對信任的概念化與默瑟不同。信任可以是情緒性的，也可以是非情緒性的。[52]由此，我認為在解釋群際關(guān)系時，基本的解釋邏輯為：認同產(chǎn)生情緒性信任，將有助于集體行動問題的解決。這種解釋邏輯對于我們理解群際關(guān)系，諸如聯(lián)盟關(guān)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上文已經(jīng)分析認同產(chǎn)生情緒性的信任，這說明情緒是認同的核心要素。或者我們可以說認同也是一種情感。當然，正如默瑟所指出的，“情緒驅(qū)動內(nèi)群體合作和外群體歧視”。[53]所以，情緒也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促進群體內(nèi)的合作，又是群體間沖突的來源之一。群體內(nèi)的積極情緒維系著群體的團結(jié)與凝聚，同樣，群際情緒也具有這種作用。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黛安娜·麥凱(Diane M. Mackie)等提出了一種群體間情緒理論(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 IET)：

　　群體間情緒理論提出，對社會群體的顯著（心理和行為的）反應，是由對這些群體的不同情緒反應決定的，這種反應是基于內(nèi)群體與其他群體的比較評價。群體間情緒理論同時也假定，正如個體情緒是自我調(diào)整系統(tǒng)的核心成分一樣，社會和群體間控制是群體間情緒的主要功能。如此而言，群體間情緒具有采取行動達到以下目標的沖動、欲望和傾向，這些目標諸如使群體間更為緊密團結(jié)，或進一步分離，改變或證實一種身份的等級制，消除一個競爭對手或培育一個盟友——所有這些，都是服務于維持內(nèi)群體。[54]

　　情緒對于理解群體關(guān)系很重要，這是第二意象路徑中情緒應用。在第三意象的分析中，默瑟提出情緒能解釋人們?yōu)楹螘�遵守�?guī)范，那些喪失情感能力但保留基本的認知技能的病人，就不再遵守社會規(guī)范了。情緒建構(gòu)并加強規(guī)范的力量，所以情緒也能成為國際政治第三意象路徑分析的一部分。[55]在這里，情緒也是理性的必要組成部分。經(jīng)濟學家喬恩·埃爾斯托(Jon Elster)認為情緒在社會規(guī)范的維持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我們賦予搭便車者一種恥辱，那么在集體行動問題中，羞恥就能夠引導人們合作。[56]同理，國際規(guī)范的維持與遵循也可以借助于情緒的力量。如果違反國際規(guī)范會引發(fā)情緒反應，那么情緒就能促進國家間的合作。情緒反映的存在，也可以促使國家做出遵循國際規(guī)范的承諾。長遠觀之，建立于情緒基礎之上的國際規(guī)范具有內(nèi)在的穩(wěn)定性，而基于理性或戰(zhàn)略考慮的國際規(guī)范并不能確保國家合作的長期維持。

　　四 小結(jié)

　　情緒對于我們理解國際政治具有獨特的意義。它不僅具有非理性的特性，這也是情緒的近期效應，而且從進化論和神經(jīng)生理學來說，情緒是理性的核心要素。情緒能進一步豐富我們對理性選擇理論的理解，而不是簡單的否定理性選擇的功效。不管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經(jīng)濟學，還是在政治科學研究領域，關(guān)于情緒與理性關(guān)系的研究以及情緒理性的現(xiàn)實寓意，都是未來研究的一個趨勢。[57]正如默瑟所指出的：“分析者著手分析情緒時應格外小心，避免陷入一些陷阱，如把情緒看作只是導致非理性的東西、只是結(jié)果而非原因，或者認為情緒只適合第一意象的分析路徑。情緒既可以是異質(zhì)的(idiosyncratic)，也可以是系統(tǒng)的；
它既能損害理性，但甚至同時是理性的必需；
情緒可以成為第一意象路徑的一部分，但第二或第三意象的路徑也可以運用情緒來解釋行為或解決問題�！�…在國際關(guān)系學中，分析者運用情緒分析重要的經(jīng)驗和理論問題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這一問題因時間太早而無法評述，但已有足夠的事實表明這種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盵58]

　　(作者簡介：尹繼武，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guān)系學院講師)

　　注釋：

　　[1]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Summer 1993, pp.22-49.

　　[2]我們之所以說“似乎”，是因為“文明沖突論”作為一種國際關(guān)系論說具有它的學理價值，但是它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論論述局限，以及與經(jīng)驗事實的相悖。我國學者也對“文明沖突論”進行了很多批判，具體可參閱王輯思主編：《文明與國際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Dominique Mosi, “The Clash of Emo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86, No.1, January/February 2007, p.8.

　　[4]默瑟在分析國際政治研究中心理學與理性關(guān)系時指出，我們必須糾正原來的“錯誤知覺”，亦即將心理學分析、心理變量僅僅看作是產(chǎn)生非理性結(jié)果，而現(xiàn)有的研究越來越集中于將心理學分析、心理變量作為一種有助于理性的路徑和因素。這也是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的理性轉(zhuǎn)向。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winter 2005, pp.77-106.

　　[5]Douglas D. Heckathorn, “Emotions and Rational Choice: Introductio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April 1993, p.157.

　　[6]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9, No.3, 2006, pp.288-303.

　　[7]關(guān)于這些分歧的詳細分析，請參閱周方銀：《國際結(jié)構(gòu)與策略互動》，載《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07年第10期，第10頁。其實，這需要看需要解釋的因變量是什么了。如果我們把因變量設定為國際體系的變化發(fā)展，那么由個體層次的情緒來解釋體系的變遷，或許會面臨方法論問題。但是，如果我們解釋領導決策者的對外行為，或許心理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更為明顯。因此，這要視具體問題領域及分析層次而定。

　　[8][美]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John T. Cacioppo and Wendi L. Gardner, “Emo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0, 1999, p.192.

　　[10]G. E. Marcus, “Emotions in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2000, pp.221-250. 美國學者默瑟在與筆者的交流過程中，也提及目前仍無法將實驗室的情緒度量技術(shù)應用于社會事務領域，或許我們可以以歸因方式來判定情緒是否存在。而郝拓德(Todd Hall)對此問題的回答是，我們應探究作為自變量的情緒，即如果情緒存在，那么會出現(xiàn)某種結(jié)果；
如果情緒不存在，則反之。所以由果溯因，推斷情緒的存在（作用）。我認為不僅僅判斷情緒存在，更需要度量情緒的程度問題，或許就目前的研究深度而言，這一問題還是難以解決。

　　[11]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96-300.

　　[12]Karl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13]盡管我們認為聯(lián)盟形成是一種群體的形成，但聯(lián)盟形成時的認同形成仍具有可變性。

　　[14]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297.

　　[15]Eldar Shafir and Robyn A. LeBoeuf, “Rati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3, 2002, pp.491-517.

　　[16]Herbert A.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9, No.2, 1985, pp.293-304.

　　[17]Bryan D. Jones, “Bounded Rati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 1999, p.299.

　　[18]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290. 對哲學傳統(tǒng)中關(guān)于情緒與理智的關(guān)系的研究綜述，請參閱William Lyons, “The Philosophy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Tim Dalgleish and Mick J. Power eds., Handbook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9, pp.21-45.

　　[19]認知、動機/情緒不僅對判斷與決策的偏見產(chǎn)生影響，而且歸因偏見(attribution bias)的來源主要為認知與動機/情緒的理論之爭，對這一爭論的精彩評述，請參閱Philip E. Tetlock and Ariel Levi, “Attribution Bias: On the Inconclusiveness of the Cognition-Motivation Debat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18, 1982, pp.68-88.

　　[20]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中譯本請參閱[美]羅伯特·杰維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秦亞青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

　　[21]Thierry Balzacq and Robert Jervis, “Logics of Mind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 Journey with Robert Jerv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4, 2004, pp.564-565.

　　[22]心理壓力與情緒之間的關(guān)系，在心理學研究領域經(jīng)歷了一個逐漸變遷的過程。對二者關(guān)系及變遷的研究總結(jié)，請參閱拉扎勒斯的論述：R. S. Lazarus, “From Psychological Stress to the Emotions: a History of Changing Outlook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3, Vol.44, pp.1-21.

　　[23]Ole R. Holsti, Crisis, Escalation, War, Montreal and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1, 22.

　　[24]Ibid., pp.22-23.

　　[25]Ole R. Holsti and Alexander L. George, “The Effects of Stress on the Performance of Foreign Policy-Makers”, in Cornelius P. Cotter ed. ,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Vol.6,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5, p.260.

　　[26]Margaret G. Hermann, “Indicators of Stress in Policymaking During Foreign Policy Cris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 No.1, Spring 1979, p.28.

　　[27]Ibid. , pp.30-34.

　　[28]Debora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9]Irving Janis and Leon Mann,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p.41.

　　[30]Irving Janis, Crucial Decisions: Leadership in Policymaking and Crisis Manage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31]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11.

　　[32]Richard Ned Lebow, “Miscalculation in the South Atlantic: The Origins of the Falklands War”, in Robert Jervis et al.,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89-124.

　　[33]Chaim D. Kaufmann, “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 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Political 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8, No.4, 1994, p.559.

　　[34]Robert Frank,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Reconciling Over- and Undersocialized Accounts of Behavior”,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1993, pp.160-184. Jack Hirshleifer, “The Affections and the Passions: Theirs Economics Logics”,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1993, pp.185-202.

　　[35]Robert 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8.

　　[36]默瑟將情緒分析路徑分解為四種：作為一種副現(xiàn)象的情緒、作為非理性的來源之一的情緒、作為一種了解戰(zhàn)略行動者的工具的情緒以及作為理性的一個必要方面的情緒。關(guān)于戰(zhàn)略分析路徑的具體內(nèi)容，請參閱：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93-294.

　　[37]Jon Elster,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06, No.438, 1996, p.1394.

　　[38]莊錦英：“論情緒的生態(tài)理性”，《心理科學進展》2004年第6期，第815頁。

　　[39]Linnda R. Caporae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and a Hybrid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2, 2001, pp.607-628. Joseph E. LeDoux, “Emotion: Clues form the Brai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Vol.46, 1995, pp.209-235. 關(guān)于進化心理學及其在國際關(guān)系研究中應用的相關(guān)評介，請參閱：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p.177-183.

　　[40]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4, 2004, pp.699-701.

　　[41]Dylan Evans, Emotions: The Science of Senti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轉(zhuǎn)引自：莊錦英：“論情緒的生態(tài)理性”，第812頁。

　　[42]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Putnam, 1994, p.vii.

　　[43]具體實驗可參閱：Ibid., pp.44-51, 192-195.

　　[44]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698.

　　[45]George E. Marcus, The Sentimental Citizen: Emo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

　　[46]Ibid. , p.7.

　　[47]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699.

　　[48]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47, No.2, 1979, pp.263-291. 前景理論在政治科學研究中的應用，基本的研究綜述參閱：Jonathan Mercer, “Prospect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8, 2005, pp.1-21. Rose Mcdermott, “Prospect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Gains and Losses From the First Decad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5, No.2, 2004, pp.289-312. 林民旺：“前景理論與外交決策”，《外交評論》2006年第5期，第62-68頁。

　　[49]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86-187.

　　[50]Stephen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1]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93.

　　[52]關(guān)于工具性信任與情緒性信任的類型學劃分，可參閱尹繼武：“社會認知與聯(lián)盟信任形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默瑟和郝拓德都堅持將情緒作為自變量的研究路徑，如情緒如何產(chǎn)生認同，然后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在我的研究中，我是將情緒作為因變量，具體而言，即作為一種情緒的信任的生成機制是什么。我提供了兩種解釋模式，即弱式理性主義和社會歸因理論的解釋。

　　[53]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97.

　　[54]Diane M. Mackie, Lisa A. Silver, and Eliot R. Smith, “Intergroup Emotions: Emotion as an Intergroup Phenomenon”, in Larissa Z. Tiedens and Colin Wayne Leach eds. , The Social Lif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28.

　　[55]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98-299.

　　[56]Jon Elster,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 p.1390.

　　[57]G. E. Marcus, “Emotions in Politics”; D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and Robert Jervis, “The Psychologies Underly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D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and Robert Jervis eds. ,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18.

　　[58]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99-300. 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中，情緒分析的著述可參閱：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nathan Mercer, “Deterrence and Emotional Beliefs”, manuscript. Neta C.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Spring 2000.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Stephen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Todd Hall, Emotional States? Emotional Idio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sertation manuscript, Chicago University, forthcoming 2008.

相關(guān)熱詞搜索：理性 情緒 政治 國際 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