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勝華：黑馬原來是黑駒
發(fā)布時間:2020-06-11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上個世紀末，草原部落“黑馬文叢”推出一系列作者，喧騰一時。然而，幾年下來，由于他們知識上的廣度與思想上的深度不夠，缺乏持久的戰(zhàn)斗力，愈來愈潰不成軍，如今皆成散兵游勇，各自飄蕩，雖然不時在網(wǎng)絡(luò)上、雜志上、報紙上露臉，但多不堪入目�！昂隈R”跑下來，竟成如此結(jié)局，足見靠一時的喧騰熱鬧來安身立命，是不會長久的、也是不長進的。在這些人（不，是“馬”）中，出版過《恥辱者手記》（被另一“黑馬”余杰評為“二十世紀末中國最驚心動魄的文字之一”①）的摩羅便是一個顯例。六月五日，他在《南方周末》“寫作”欄目上發(fā)表《但愿柏楊的“自虐時代”就此結(jié)束》②一文，全篇不特淺薄無知，并且語義含混不清，令人“驚心動魄”！為了厘清方向、澄清事實、說清真理、弄清其人，我現(xiàn)在分幾個部分，細細批評一下。
一、自審和自虐
在這文中，摩羅開頭就說：“柏楊先生以《丑陋的中國人》聞名于世，他的逝世很可能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他像魯迅一樣致力于中國國民性的研究與批評，代表了中國知識精英在中西碰撞過程中強烈的自審自虐傾向。”可是，遍查全文，摩羅并未對自審和自虐之間的界線作出明確的區(qū)分，這就使得他把自審與自虐混為一談，結(jié)果，在他看來，無論柏楊、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干人等，都是自虐狂；
至于魯迅，則更是“狂童之狂也，且！”
試看他的診斷：
“中國人的“國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傳教士和鴉片販子以及槍炮手發(fā)現(xiàn)和描述的，中國的知識精英從梁啟超開始逐漸接受了他們的批評。魯迅沿著梁啟超的思路狂奔猛進，對他所深愛的國人進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皣裥耘小背闪唆斞敢簧钪饕膶W(xué)術(shù)事業(yè)和貢獻。最為要命的是，中國知識精英在批判中國國民性時，其潛在的參照對象正是那些殺遍世界的西方人�！�
又說：
對照著“內(nèi)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來尋找我們的國民劣根性，是近代以來一條錯誤的文化思路�？墒侵R精英們的思想一旦進入了這樣的路徑，一時就難于回頭。他們?nèi)绱松瞄L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當他們的反思進入自虐狀態(tài)時，他們對于自己的自虐狀態(tài)卻缺乏足夠的反思，以至于長驅(qū)直入一百年。
又說：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這種自虐傾向的集中表現(xiàn)，它使得自虐心理成為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對于“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對于“西方性”的趨近和向往，成了我們的基本心理傾向。
這些話，都站不�。�
一、摩羅說中國知識精英在批判國民性時，他們所對照的，“正是那些殺遍世界的西方人” 、“內(nèi)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這是很含糊的話。事實上，參照的對象，決非摩羅筆下的籠統(tǒng)的“西方人”，而是具有獨立人格的西方國民，例如出走的娜拉、因說真話被目為“國民公敵”而不辭的斯鐸曼醫(yī)生；
也決非抽象的“西方世界”或者西方人的殖民性、殺戮性，而是西方人的民主與科學(xué)，——這是研究近現(xiàn)代史所應(yīng)具有的基本常識。
二、摩羅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這種自虐傾向的集中表現(xiàn)”，更是荒謬。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功績，暫且不說；
但說它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對三綱五常的猛烈攻擊，雖則挖自己的老根，在情感上令人不舒服，但在理智上卻非是不可。這種挖根，正如胡適在《信心與反省》、《再論信心與反省》中反復(fù)指出的：“我們民族的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chǔ)之上�！庇终f：“經(jīng)過這種反省與懺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們自己正是撥亂反正的人，這個擔(dān)子必須我們自己來挑起�！庇终f：“替祖國清除罪孽，替子孫建立文明，這是我們?nèi)巳说呢?zé)任�！雹廴魏稳耍灰穷^腦健全，都不能不承認這是老實而且寶貴的態(tài)度。可是，在摩羅看來，卻成了“自虐心理”，真不知何所據(jù)而云然？
三、摩羅最后指“對于‘西方性’的趨近和向往”這種心理傾向是自虐，也令人莫名其妙。因為所謂“西方性”，本質(zhì)上，其實就是“現(xiàn)代性”，對它的趨近和向往，難道不是很明智的嗎？這種“基本心理傾向”，難道不是很正常的嗎？何“自虐”之有？
二、人性和制度
除了上面對五四前賢的妄責(zé)，摩羅的淺薄無知，更體現(xiàn)在他對中國人劣根性的認識，這種劣根性涉及到傳統(tǒng)文化，并且也只有以西方文化作為參照，才能看得出來、才能體會深刻。遺憾的是，摩羅在這方面的認識，可謂一塌糊涂。他說：
中國當時沒有抵擋之力，并不是由于我們的所謂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滿滿清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滿足于拿全國人民做他們保衛(wèi)皇權(quán)的抵押，而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及時調(diào)整和改革政治制度。我們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國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西方人的優(yōu)秀之處，在于他們在自己的社會內(nèi)部建設(shè)了較為合理的政治機制，奉行較為和平的政治協(xié)商和利益博弈的游戲規(guī)則，在于他們有一個能夠為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的�！绻袊木㈦A層不是執(zhí)著于所謂國民性的批判，而是一直致力于制度的變革，我們會在西方人的槍炮下委屈那么長久嗎？
又說：
我們并沒有因為西方人的燒殺搶掠而總結(jié)出西方人的所謂國民劣根性，因為這本不是“西方性”或者“歐洲性”問題，而是人性問題�！聦嵣线@幾代中國精英所發(fā)掘的所謂國民劣根性，絕大多數(shù)都不是獨屬于某個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中國人的缺點，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種獨屬于中國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類只有一種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
表面一看，這些論調(diào)頗為新鮮，尤其所謂“全人類只有一種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更有一種“普適”的味道，令人忍不住就要叫好了，但細看之下，卻完全經(jīng)不起分析：
一、所謂“中國當時沒有抵擋之力，并不是由于我們的所謂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滿清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滿足于拿全國人民做他們保衛(wèi)皇權(quán)的抵押，而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及時調(diào)整和改革政治制度”，這是很淺見的。只要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滿清皇室能夠如此，答案就很明顯了：——豈不正是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嗎？豈不正是在慈禧政權(quán)看來，家就是國、國就是家嗎？豈不正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大多是一群奴才、一群看客嗎？國民劣根性如此，不挨打又豈可得乎？諷刺的是，摩羅口口聲聲不存在國民劣根性、口口聲聲國民劣根性是外國人喊出來的，但他把責(zé)任完全推給滿清政府，這種把希望純粹寄托于明君、寄托于威權(quán)而不是寄托于個體意識覺醒的思想，其實正是中國國民劣根性的表現(xiàn)，只是摩羅被陰魂附體而不自知耳！
二、所謂“我們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國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這也是很淺見的。因為政治制度和國民性并不是分開的兩張皮，而是有著內(nèi)在聯(lián)系的。即如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實質(zhì)上是自由精神在政治領(lǐng)域中的體現(xiàn)。鄧曉芒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了個體自由的精神，沒有了自由意識、權(quán)利意識，即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精神作為文化的底蘊，出現(xiàn)任何民主政治根本是不可能�！雹苷蛉狈@些，所以百年來，民主政治在中國一直難以生根發(fā)芽，更不用說開花結(jié)果了。這不僅從反面證明了我們對國民劣根性的清理還不夠、還遠遠不夠，更從正面證明了我們與西方的差距，豈止是表面上的制度之差，更是深層次的人性或國民性之別。
三、所謂“事實上這幾代中國精英所發(fā)掘的所謂國民劣根性，絕大多數(shù)都不是獨屬于某個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這種說法，掩蓋了歷史的演變與事實。如果認真追溯的話，我們不妨說“國民劣根性”是人性的缺陷，甚至干脆承認“不存在一種獨屬于中國人的劣根性和罪性”。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不能不說，經(jīng)過長期的斗爭，西方人很早就走出這種缺陷，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人；
而中國人呢，卻由于受到幾千年封建專制的壓迫與毒害，至今尚未擺脫物化和奴化的習(xí)性，這種習(xí)性，主要表現(xiàn)在即便是到了今天，中國人做公民者少，為臣民者則天下滔滔皆是也，這是一種令人駭然的遺傳基因。
四、所謂“西方人的優(yōu)秀之處……在于他們有一個能夠為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的。”似此居高臨下之口吻，真令人發(fā)噱！事實上，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人對英美民主的追求、對“好政府”的向往，其所宣揚的，亦復(fù)如此。只是摩羅太不識相，他竟敢擺出一副精神醫(yī)生的面孔來給偉大的五四前賢把脈，且信口指責(zé)他們是自虐狂，這真是無知妄作矣！
三、民族和西方
雖然在文中，我們一再看到摩羅“我們完全能夠建設(shè)一個像西方那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之類的自信與追求，但如果我們據(jù)此認為他是一個立足理性、擁抱現(xiàn)代的人，我們就錯了。其實，在骨子里，他可說是一個“臥底”的文化保守主義者！
試看他說：
由于這種強烈的自虐傾向，我們五四運動以來所圈定的教育資源中，僅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則完全排除在外�！谘芯拷返倪^程中，我們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衛(wèi)本能的排外傾向，而看不到外國殖民者對于中國人的屠殺和掠奪。這種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內(nèi)化為我們的本能，以至于一提起國人的某些缺點，我們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樣表現(xiàn)出厭惡和蔑視。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們一百年來長期沉溺于“國民劣根性”的自虐體驗中，從而大大耽誤了我們對于制度建設(shè)的關(guān)注和努力，這是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xùn)。
這段話，進一步暴露了摩羅邏輯上的缺陷和認知上的混亂。摩羅一方面說，我們的教育資源中“僅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那么邏輯上的推論，則應(yīng)該是列入“深層次的西方文化”才對，——這是非常西化的主張了；
但他同時又轉(zhuǎn)折說“本民族文化則完全排除在外”，——似乎又是在很為本民族文化抱不平（事實上，本民族文化從來就沒有過被“完全排除在外”�。�。那么，摩羅的首鼠兩端，究竟傾斜在哪一邊呢？答案在他下面的這一段話：
西方列強在進行殖民掠奪的過程中，大肆宣揚歐洲中心論、歐洲優(yōu)越論，甚至不惜虛構(gòu)了“文明”與“野蠻”、“文明性”與“野蠻性”的對立，進而進一步虛構(gòu)了人性的二元論，即歐洲人的人性和野蠻人的人性是不一樣的。我們由于急于向這種勝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覺地認可了這種種邪說。⑤
盡管摩羅也認為在當時歐洲是“勝利者”，但卻拒不承認“歐洲中心論”、“歐洲優(yōu)越論”，拒不承認“文明性”、“野蠻性”，并且認為它們都是“邪說”，這可未免太感情用事了。當時，歐洲是全世界工業(yè)文明的集中地，說“中心”怎么說不過去呢？而勝利者難道不優(yōu)越嗎？再反觀我們中國：一個能容忍八股、太監(jiān)、凌遲等罪惡的民族，一個提倡節(jié)烈、纏足、三綱五常等愚行的民族，這不是野蠻，又是什么？摩羅把歷史的事實當成所謂的“虛構(gòu)”，只是他矛盾心理發(fā)酵而產(chǎn)生的情感回護而已。
至于說“由于我們一百年來長期沉溺于‘國民劣根性’的自虐體驗中，從而大大耽誤了我們對于制度建設(shè)的關(guān)注和努力，這是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xùn)”，事實上，根據(jù)我前面的分析，真正慘痛的教訓(xùn)，不在我們對于制度建設(shè)的關(guān)注和努力被耽誤了，而是由于有大量或大或小的、或明或暗的、或陰或陽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摩羅之流，在扯后腿、在放妖言、在出手反攻、在伺機倒算、在旁斜殺出……從而耽誤了我們對國民性的清洗、對民族缺陷的清理、對反動思想的清算，這才是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
四、黑馬和黑駒
綜上可見，無論是在自審和自虐方面、還是在人性和制度方面、抑或是在民族和西方方面，摩羅的認識都是一片含混、淺薄與無知。這種無知，據(jù)我看來，主要可以歸結(jié)為對現(xiàn)代性的無知。而是否正確理解現(xiàn)代性、是否追求現(xiàn)代性，這是考查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根本方向和路線的重要問題。通不過這個選擇的，其人便無足觀。摩羅是所謂“知識精英”，可是，他的這篇對現(xiàn)代性充滿無知的文章，卻無處不顯示了：魯迅和柏楊的時代還遠未結(jié)束、對國民性的反省與批判還遠未終止，至少摩羅本人，就是一個活的標本�！F(xiàn)代性是一面“照妖鏡”，通過它的光照，我們清楚看到，黑馬原來只是一匹黑駒而已。
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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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倌α_《恥辱者手記》余杰序言，內(nèi)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摩羅同類的文章，可見其《人性與民族性》（《書屋》2008年第6期）諸文，這里只是隨機取其一而已。
�、劢x華：《胡適學(xué)術(shù)文集》（哲學(xué)與文化）頁265—277，中華書局2001年版。
�、茑嚂悦ⅲ骸段鞣絾⒚伤枷氲谋举|(zhì)》，《廣東社會科學(xué)》2003年第4期。
�、菽α_說“我們由于急于向這種勝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覺地認可了這種種邪說�！边@種話，照例經(jīng)不起推敲，其中“由于”一句尤屬怪話：第一、所謂“急于”云云，是想通過學(xué)習(xí)西方文化思想，早日富國強兵，若“急于”不是，難道應(yīng)該“慢于”嗎？第二、若“向這種勝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不是，難道應(yīng)該“向失敗者的文化思想”靠近嗎？這類混亂不清、駁不勝駁的句子，在摩羅文中，簡直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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