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安慶:俗世中的精神花朵
發(fā)布時間:2020-06-11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他們看了又看,卻看不見,聽了又聽,卻聽不明白,只要不回心轉意于上帝,他們還是枉費心機!
。R可福音4,12)
《圣經(jīng)》中的這段話,無疑最真實地反映了啃過《精神現(xiàn)象學》這塊“硬骨頭”的人的體會。這部黑格爾的成名作出版于1807年,至今整整200年了,可以說讀懂它的人還真不太多。但大凡看見了點什么,聽到了點什么,領悟到了什么的人,不僅受惠無窮,而且卓爾不凡:馬克思通過這部書成為革命的理論家,基爾凱廓爾、薩特、海德格、布洛赫成為引領新時代的哲學家。
當然,我也一直在想,我們“看了又看,卻看不見,聽了又聽,卻聽不明白”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呢?這固然涉及到我們對黑格爾哲學基本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但這種把握從來就很難達成一致。如果我們從《精神現(xiàn)象學》黑格爾哲學所實現(xiàn)的范式轉變這一角度入手,可能就有利于理解這一晦澀拗口的哲學精神了。
從前哲學或者為宇宙、人生尋找一個牢不可破的“基石”,或者為科學知識奠定“第一基礎”,但到了黑格爾這里,哲學已經(jīng)放棄了“奠基”這一形而上學的基本工作,而致力于對“時代精神”的診治和引領。把“時代精神”提升為哲學的核心,這是一個必須歸功于《精神現(xiàn)象學》的全新的哲學范式。在這一范式下,我們當然還可以像80年代那樣,說它是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tǒng)一等等,但實際上,這樣的哲學嚴格說來既不再是本體論,也不再是認識論,而是對有生命力的精神的呵護和培植!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者才把哲學美其名曰“時代精神的精華”。
之所以不再是“本體論”,是因為它不再需要對世界的第一基礎進行“奠基”,不再需要先把舊有的形而上學大廈“摧毀”,為新的大廈清理出“地盤”,然后在這個新的基地之上再建構一個新的形而上學大廈;
不再是認識論,因為認識論的物件是科學知識的基礎、判準、構成等問題,而“精神現(xiàn)象”,只有部分地出于科學,大部分可以不在“科學”的范圍內(nèi)獲得理解和把握。精神哲學需要的是“現(xiàn)象學”,要現(xiàn)象學地“回到實事本身”,回到“精神本身”的“自我顯現(xiàn)”。精神的“種子”早已遍撒大地,無論在何種土地上,它都會生根開花。但花開花落,有的曇花一現(xiàn),有的萬世芬芳,只有自我顯現(xiàn)的,在歷經(jīng)風雨冰霜后依然陡峭怒放的花朵,才是有生命力的花朵。哲學所從事的“護花使者”的重任,就在于對哲學自身所處的“時代精神”進行診斷,防止它被“身外”的病菌所感染、從而枯萎、腐化和墮落乃至死亡,并把時代的精神提升到精神自身的生命歷程中去,與其一同開放。
所以,“時代精神”不存在“有無”的問題,它早已“扎根”在傳統(tǒng)中,在我們的生活態(tài)度中,在我們的“意識”、“知識”、“科學”、“宗教”、“藝術”和“哲學”等等話語中,甚至在種種潛意識、前科學乃至“偽科學”的東西中都有它的“蹤跡”和“倒影”。因此,哲學問題的關鍵不是要去創(chuàng)造某種“全新的精神”,而是我們的思想如何返回到精神自身的生命中,使“表像”在種種“意識”和“無意識”形態(tài)中的“不自覺的”精神獲得自身的自覺,獲得對時代脈搏的理解和把握,從而獲得自身的健康生命力。
在此意義上,黑格爾哲學的整個工作就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轉型工作”,即把基督教的啟示信仰精神轉換為啟蒙理性精神。整個啟蒙運動可以說都是為了完成這一工作,但是,這一工作總是在遭遇失敗的痛楚。在黑格爾看來,啟蒙的最大問題在于它的世俗化運動導致了精神的外在放逐和異化:一方面,在世俗生活上,啟蒙就是“理智的培育和把理智運用于吸引我們興趣的各種物件上”(《黑格爾早期神學著作》,商務1988,第16頁),但糟糕的是,它一經(jīng)被吸引到各種外界的趣味物件上之后就再也回不來了。黑格爾簡直是在驚呼:“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現(xiàn)實,太馳騖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內(nèi)心,轉向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園中”。這種太忙碌于外界時務的“世界精神”導致了“生活的浮泛無根,興趣的淺薄無聊”,“意志的空疏淺薄”,它使得“知識膚淺、性格浮薄的人最受歡迎”,而且“正是這種無知,這種淺薄空疏都被宣稱為最優(yōu)秀的,是一切理智努力的目的和結果” (黑格爾《小邏輯》柏林大學開講辭,商務版,30-31,下面凡引此書只注頁碼)。這哪里是在批評德國的風尚,簡直就是對我們時下文化生活的寫照!
另一方面,更加糟糕的是啟蒙的世俗化帶來了哲學本身的墮落。哲學原來曾被稱為科學的女王,是真理知識的證成者,是理性的世界法官,頒布宇宙社會的法度,裁定人間的是非曲直。但精神一旦為低俗淺薄的意見所占據(jù),“哲學的實質也已敗壞了,消失了,以致連對于它的記憶和預感一點兒也都沒有存留了!保33)這實際上就是說,當哲學在為雞零狗碎的功利生活忙碌時,高尚的精神無法從哲學得到辯護,但人類的心靈不可能不需要高尚精神的滋養(yǎng),那么,哪里去尋求高尚精神的養(yǎng)料呢?這時,人們只有重新想到了宗教。在黑格爾哲學之前,“精神”這個概念一直只存在于基督教中,但它不是表征人的精神狀態(tài),而是作為“圣靈”(Geist Gottes),作為最神圣的上帝的三位一體中的一個位格存在。但問題是,基督教的精神本身在啟蒙運動的批判之下已經(jīng)成為昨日黃花,失去了生命力,哲學的墮落又使得宗教失去了拯救精神的力量。因為“高尚的精神必須留在宗教里,但宗教卻必須留在情感、信仰和預感里,理性和知識不能涉及絕對和上帝的本性”,于是“這個時代之走到對于理性的絕望…但不久宗教上和倫理上的輕浮任性,繼之而來的知識上的庸俗淺薄――這就是所謂啟蒙――便坦然自得地自認其無能,并自矜其根本忘記了較高的興趣。最后所謂批判哲學曾經(jīng)把這種對永恒和神圣物件的無知當成了良知,因為它確信曾證明了我們對于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34)
在此情形下,黑格爾認為哲學的使命和任務就是要恢復對于理性的信心,要讓哲學達到對自身能力和使命的自覺,它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35)。只有讓事物回歸于自身理念的真形相,事物才能取得自身的實際存在。而只有這種存在才是真正自由的存在,只有在這種真正的自由存在中開辟出來的“世界”,才是精神的高尚世界。人類的歷史、法律、道德和倫理無非就是為了建立這樣一個精神的自由世界。
既然這樣的“精神”已經(jīng)迷失在“宗教”里,而啟蒙的世俗化又是使哲學迷失自身使命的罪魁禍首,那么,黑格爾的哲學努力就在于:一方面把啟蒙陷入外在反思的理智(知性)收回內(nèi)心,使其關注于事物自身理念的真形相,從而把知性提升為把握“真理”的“實體性內(nèi)容”的“理性”;
另一方面使收回于理念自身的理性思辨具有與基督教相類似的“形式”:“思辨”-Kontemplation-在黑格爾這里,表示以“概念”的內(nèi)在否定性為仲介的辨證思維,在基督教那里,表示以上帝的“三位一體”為核心的沉思冥想,默念和祈禱。通過前者,黑格爾使哲學恢復了“理性”的內(nèi)容,通過后者,黑格爾使哲學具有了高尚的“精神”的形式:上帝的“三位一體”被概念“三段論”的辯證運動所取代,肉身化的“基督”通過痛苦地死于十字架和神秘地復活,在末世論背景中呈現(xiàn)的“圣靈”的光輝經(jīng)過黑格爾的理性改造,搖身一變成為俗世中的“精神”花朵,綻放在啟蒙后力求開辟“自由世界”的社會歷史進程之中!毒瘳F(xiàn)象學》成為“精神”這朵苦難的俗世奇葩在不同的意識和心態(tài)、勢力和地位、制度和法則面前發(fā)育、成長的過程,成為它自身在不同的生存處境中沉浮、磨煉最終回歸自身,徜徉自得于自身開辟、創(chuàng)建的“自由世界”的過程。
黑格爾就是這樣通過《精神現(xiàn)象學》完成了哲學診治和引領時代精神的使命。迄今為止,各家各派,無論是認黑格爾為尊師者還是罵他為“死狗”者,都從正面或者反面受到了它的影響和“引領”;
通過這本書,黑格爾使“現(xiàn)代性哲學話語”的“啟蒙辯證法”變得清晰可見,基督教的“圣潔”理想沒有在理智啟蒙中被世俗化的污泥淹沒,而是在回歸自身的理性中得到轉型。但絕對理性的信仰轉型最終依然像基督教的天國信念一樣,在世俗的生存勢力面前,依然像個破落的“精神貴族”,只能獨自哀嘆世道已變,人心不古。但不管怎么說,作為一個現(xiàn)代哲學家,黑格爾通過對基督教信仰精神的理性化改造和轉型,出色地完成了“愛護、培育、護持”精神不被“熄滅”和“淪落”的哲學使命,這一偉大的貢獻是任何時候都不能被人抹煞的。
但話說回來,為什么我們對黑格爾哲學總是“看了又看,卻看不見,聽了又聽,卻聽不明白”呢?為什么總是覺得它那么晦澀難懂呢?關鍵就在于我們沒有“思辨思維”的習慣。黑格爾當年就對他的德國同胞說,思辨思維必須反對兩種思維方式,一是表像思維,一是靈感思維(《精神現(xiàn)象學》序言,四)。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執(zhí)意于表像思維和靈感思維,你就無法理解辨證思維。但遺憾的是,這兩者思維方式依然還是我們一般思維的主流。
按黑格爾的解釋,“表像思維”就是你不按事物自身的理念(“概念”)而只按它的“表像”去思想它。“表像”作為事物外在的“事像”,作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確實容易理解和把握,但問題是,你“把握到的”、“觸摸到的”卻不是“存在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個“影像”,一個“存在者”。我們通常是在“比喻”、“象征”、“例子”中才能從“表像”去想象“存在本身”,但我們往往都誤以為“表像”、“存在者”就是“存在本身”了,結果就會導致海德格爾后來所揭露的“存在的遺忘”。黑格爾還沒有“存在的遺忘”這個說法,但他聯(lián)系到時代的“虛浮”心態(tài),認為執(zhí)著于表像思維,我們所見所思的依然是外在的事像,再加上在這種“非現(xiàn)實的思想里推論過來推論過去的形式思維”,思想本身就陷入到無實體內(nèi)容的“空虛”、“虛浮”當中:“這種虛浮都不僅表示這種內(nèi)容是空虛的而已,并且也表示這種看法本身是虛浮的”,“它就根本不居于事物之內(nèi),而總是漂浮于其上”(《精神現(xiàn)象學》,上冊,第40頁)。所以,在表像思維方式支配下,是入不了黑格爾哲學之門的。最要命的還在于,如果一個時代執(zhí)著于“表像思維”,這個時代的精神就是空虛漂浮而無法回歸內(nèi)心的真理念的。
表像思維的“禍根”在于心在外而無法內(nèi)在地理解“概念”(真理念),所以“靈感思維”干脆宣布不屑于使用“概念”,不進行推理,單憑天才的直覺和詩意的靈感就可直接把握真理。我們知道,這是對以謝林為代表的浪漫派哲學的批評,但對于這種思維的危害,黑格爾的說法并不非常確切,而是同樣帶有詩意的朦朧:“現(xiàn)在有一種自然的哲學思維,自以為不屑于使用概念,而由于缺乏概念,就自稱是一種直觀的和詩意的思維,給市場上帶來的貨色,可以說是一些由思維攪亂了的想象力所作出的任意拼湊――一些既不是魚又不是肉,既不是詩又不是哲學的虛構”( 《精神現(xiàn)象學》,上冊,第47頁)。實際上,詩意的、靈感的哲學思維不僅在黑格爾同時代的浪漫派哲學中存在,在黑格爾之后的哲學中同樣也大行其道。試想想看,尼采、海德格爾(特別是后期)、伽達默爾如果沒有了藝術的、詩化的、靈感的思維,他們的哲學還剩下些什么呢?但黑格爾對靈感思維的拒斥,就像柏拉圖對詩的禁令和邏輯實證主義對他辯證法的拒斥一樣,都認為只有自己的哲學才能擔當時代的大任,別的哲學都是胡扯。黑格爾之所以冒著得罪謝林的危險而大肆鞭笞靈感思維(實際上黑格爾確實因上面的話得罪了謝林,兩人關系逐步疏遠,直到后來晚年的謝林成為黑格爾哲學最早、最激烈的批判者),恰恰就是他認為,靈感思維本身滲透了太多想象性的東西,太憑偶然和任意,與時代的虛浮空疏同流合污。現(xiàn)時代的精神要在世俗化、物化、異化的污泥中掙脫出來,成為高尚的精神,成為俗世中撫慰人心的力量,就必須恢復起對認識真理的信心,對人類理性的信心。但認識真理的能力是理性,而不是知性(理智)。理性的認識必須借助于概念,必須依賴嚴密的推理,這都與靈感思維格格不入。所以,執(zhí)著于靈感思維的人,像執(zhí)著于表像思維的人一樣,無法邁進黑格爾思辨思維的門檻。
有意思的是,盡管黑格爾不斷強調(diào)思辨思維是概念思維,“哲學的陳述,…必須…避免夾雜一切沒被概念地理解的和不是概念的東西” (《精神現(xiàn)象學》,上冊,第47頁),但這種辨證的概念的思維,在他看來恰恰就是“精神的現(xiàn)象學”!這樣的“現(xiàn)象學觀念”,對于胡塞爾來說那簡直是“天方夜譚”。因為在他的現(xiàn)象學中不僅沒有“概念”的地位,而且“概念思維”恰恰是要放進括弧中被擱置起來的。只有“直觀”,意識的“意向性”,內(nèi)在的直覺體驗,才是現(xiàn)象學的核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概念的思維如何也是“現(xiàn)象學”?它又如何能夠擔當?shù)闷鹫痊F(xiàn)代世俗化之危機,重建時代精神之使命呢?
黑格爾的“現(xiàn)象學”盡管與胡塞爾的大相徑庭,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強調(diào)回歸事物本身。如何回歸?胡塞爾強調(diào)要遵循“原初被給予的直觀”,對除此之外的一切加上括弧,中止判斷,只有這種原初被給予的直觀,才能讓事物“自身顯現(xiàn)”;
但對于黑格爾來說,回到事物自身,就是回到事物的理念――這個思辨的概念,因為只有事物真理念的顯現(xiàn),才是真正的事物自身,否則,“表像”中的事物毋寧說就是事物的“假相”。只是,事物理念之顯現(xiàn)為“事物自身”,既不是在“直觀”哪怕是“本質直觀”中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在“意識流”中“內(nèi)在構成”的,而是要經(jīng)歷一次次的“外化”(如同上帝通過圣子耶穌基督的肉身化(成人)成為可見的一樣),然后從外化的現(xiàn)實中再次回到自身(如同耶穌基督通過十字架上的死亡,復活和升天,由人再次成為神一樣),只有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循環(huán)往復的過程依然是一體的東西才是一個事物真正的自身。就像俗話說的那樣: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人不能光呆在家里不出門(不顯現(xiàn)),人必須外出(勞動、社交等),才能顯現(xiàn)出他是一個人,但只有外出后又回來的人,才是“自家人”。思辨的概念都具有自反性,因為“思辨”的原義就是“映現(xiàn)”,像湖邊的樹映現(xiàn)在“水”中,僅僅從“水”中“看到”一顆樹,那不是真正的“樹”,而是樹的倒影或表像,只有從“水中的樹”返回到“岸邊的樹”,看到它們確實是“同一顆樹”,但又是在不同處境中的“兩棵樹”時才把握到“樹自身”了。真正的事物自身,既不是自在的東西,也不是自為的東西,只有在自為的東西中回到自在,從自在的東西通達自為,既自在又自為,才是一個真正的事物。
《精神現(xiàn)象學》就是這樣一種通過概念自身的辨證運動,顯現(xiàn)事物自身精神的生成和提升的哲學,這種哲學與其說它自身充滿了魔力,不如說是現(xiàn)代人早已對被放逐在自身之外的窘境失去了意識的敏感,乃至說麻木了。因為無論是海德格爾對黑格爾“辨證意識”的實存論改造,還是尼采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徹底“去魔化”,實際上最終都殊途同歸:哲學不過就是回到自身的歸家之路,盡管有人走的是黑格爾的“精神”所走的蜿蜒曲折的“辨證”之路;
有人走的是黑格爾的“林中路”,有人走的是尼采的“權力意志”之路而已。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總是在漫長的歷史盡頭,顯露出白發(fā)老人挑釁般的微笑:回歸自身談何容易!不在異化的沉淪中死去,何以知道自身為何物?回歸自身的哲學之所以難以理解,實際上正是生存本身的矛盾性的反映。要生存,精神必須物化在勞動中,外化到社會歷史中,客觀化在法律、道德和倫理中,但要自由地生存,幸福地生存,有尊嚴的生存,精神卻必須回到自身。黑格爾的這種力主回歸自身的《精神現(xiàn)象學》,之所以在200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要“看了又看”、“聽了又聽”,原因在于,現(xiàn)代“精神不斷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勞在于對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變成文化財富,被用于消費,精神就必定會走向消亡”(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而我們正在這條精神消亡的路上越走越遠,誰能把我們拉回來?
發(fā)表于《文景》2007年第5期:題目改為
《精神的回歸之路—為慶!毒瘳F(xiàn)象學》出版200周年而作》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7年第12期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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