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金融危機挑戰(zhàn)中國經濟增長模式

        發(fā)布時間:2020-06-11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美國金融危機發(fā)生以后,輿論界普遍的觀點認為,金融危機證明了自由市場制度“此路不通”。這的確是一個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防止類似事情再次出現的政策和制度建設,都值得我們每個人思考,尤其值得學者去做深入的研究。

          

          并非自由市場體系的終結

          

          關于自由市場體系的未來,美國現在有不同的聲音,中國也有不同的聲音。我的認識是,自由市場體系處于嚴重的危機中,但這不會是它的終結。1929年西方世界經歷了經濟大蕭條,危機比今天的嚴重得多,但那次危機沒有終結自由市場制度,我相信這次危機也不會終結自由市場制度。世界各國政府會改善監(jiān)管,但不會有人建議重回政府管制經濟的時代,特別是不能重回計劃經濟的時代,這一點是異常清晰和毫無疑問的。

          像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一樣,這次危機不是單純的市場失靈,而是非常嚴重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交織。不能簡單地認為,市場出了事就是市場失靈,就要政府干預,沒有這么簡單。政府若不犯錯誤,危機或許可以避免,起碼也不會如此嚴重。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和這次金融危機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貨幣政策的錯誤。弗里德曼指出,1929年美國金融體系出現流動性短缺的時候,當時的美聯儲不但沒有增加流動性供應,反而緊縮了銀根,導致銀行大面積倒閉,正是銀行倒閉將西方經濟拖入長達10年的大蕭條。而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前,美聯儲做的恰恰相反,長期執(zhí)行低利率政策,放出大量流動性,多余的流動性造成了房地產的泡沫。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引發(fā)了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這是典型的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失敗,是政府失靈,而不是市場失靈。

          

          中國的實體經濟將受到沖擊

          

          從目前披露的數據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是有限的。國內金融機構在次貸資產上的投資損失并不是很大,金融機構有能力消化這些損失,國際金融危機不至于對中國的金融體系造成非常嚴重的沖擊,不會引起國內金融體系的動蕩。

          但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間接影響卻是非常顯著的,主要體現在外部需求的下降。在金融風暴的沖擊下,國際金融市場凍結,企業(yè)融資困難,房地產價格下調,歐洲、美國和日本這世界三大經濟體幾乎同時進入衰退。從數字上看,日本經濟已經衰退,二季度日本經濟萎縮了3%。三季度美國的經濟也是負增長,歐洲經濟的增長速度正在迅速下滑。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世界三大經濟體可能都會發(fā)生衰退,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因為中國在過去幾年中對海外市場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

          2007年,中國的出口占GDP的37%,貿易部門對GDP的貢獻已經高達9%,這是我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高比例。出口會立即受到外部需求疲軟的影響,例如中國對美出口的實際增長率,扣除物價因素,從2008年初開始下降,最近幾個月幾乎是零增長,明年很有可能是負增長。目前沿海地帶——廣東、江蘇、浙江這些過去曾經是中國經濟增長火車頭的省份——都出現了麻煩,大量的外向型中小企業(yè)關門倒閉,失業(yè)率上升。

          比外部需求疲軟更為嚴重的問題在國內,國內的投資周期也進入了下行階段。今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率迅速下滑,制造業(yè)產能過剩,房地產市場回調。產能的過剩導致了生產資料價格的下降,有色金屬價格在短短幾個月內已經跌了一半,幾個月前鋼價還在上漲,而現在主要的鋼廠都紛紛削價,庫存積壓,訂單減少,下降速度之快超出我們以前的預料。上市公司三季度的盈利也迅速惡化,像電力行業(yè)、鋼鐵行業(yè)等幾個行業(yè),全年虧損已經成為定局。

          

          轉換模式比出臺宏觀政策更緊迫

          

          為什么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因為過去幾年間,我們過分依賴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超過了40%。固定資產投資在各行各業(yè)造成了過剩產能,也就是實體經濟的泡沫,這個泡沫在投資高增長的時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即投資的高增長本身為過剩產能提供了市場,使過剩產能看上去是有銷路的。當投資稍稍下去一點的時候,這些過剩產能馬上就冒了出來。過去的經驗表明,過剩產能對銀行資產質量不可避免地要有影響,或遲或早都會轉變?yōu)殂y行的壞賬。

          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外部需求、投資和消費,現在一架引擎——外部需求已經熄火,另一架引擎——國內投資正在減速,剩下唯一的引擎就是國內消費。但國內消費的情況也不太樂觀,尤其是居民消費。自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消費占GDP比重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中,2007年只占GDP的35%。想通過刺激居民消費重新啟動經濟增長的難度是相當大的。我們長期忽視國內消費,老百姓不花錢、不消費,用什么樣的政策刺激消費、推動經濟增長,成了個難題。

          世界金融危機期間以及之后,中國面臨的挑戰(zhàn)實際主要不是在金融層面上,而是在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上。具體而言,過度依賴外部需求、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恐怕不能持續(xù)下去了。在這個時候,只有擴張性宏觀政策是不夠的,而要轉換經濟增長模式,要從出口和投資轉換到消費。從經濟結構上講,要從制造業(yè)轉向服務業(yè)。

          

          轉向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yè)

          

          要轉向消費,怎么轉?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是無能為力的。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藥方是在經濟衰退時政府就增加開支,但中國的問題不是政府增加開支所能解決的,而是要刺激民間消費,讓老百姓增加開支。

          想讓老百姓花錢消費,首先要讓老百姓有更高的收入,政策建議是減少稅收,為企業(yè)減稅,為居民減稅,讓老百姓有更多的錢用在消費上。

          其次,要改善收入的分配,增加民眾的資產和收入。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提出一個很好的方向,“增加居民的資產性收入”,這個我非常贊成。增加居民的資產性收入,首先要增加居民的資產;
        要增加農民的資產性收入,首先要增加5億農民的資產。十七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調整,比如延長土地承包期,這是一項非常好的土地制度改革,但延長承包期還不夠,農民還不能擁有土地資產,要進一步為農民落實土地權利。

          第三,想刺激消費,就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如果增加開支,不要再去修路架橋,而應花錢充實社會保障體系,解除老百姓的后顧之憂,讓大家放心消費。

          靠居民消費拉動中國經濟的增長,馬上就會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即消費的增長不可能像投資一樣高。居民的消費需求受到收入的制約,不可能像固定資產投資一樣每年增長20%。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居民消費的平均增長率大概在10%~12%,比固定資產投資20%多的增長率差了一半。所以如果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GDP增長率就不可避免地要降低。GDP一旦降低,中國經濟進入到中度增長的時代,就業(yè)問題就難以解決。但是為什么我們GDP增長10%以下似乎就過不了日子了,好像就解決不了就業(yè)問題了,而世界上大多數發(fā)達國家2%到3%的GDP增長就能保證充分就業(yè)和社會穩(wěn)定?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結構的長期失衡。長期依賴投資和外部市場,使我們的產業(yè)過分集中在制造業(yè)上,而制造業(yè)是資本密集型產業(yè),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能力比較低。中國的制造業(yè)現在占GDP的50%以上,但是帶來的就業(yè)只占勞動人口的25%。所以盡快把經濟增長模式從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yè)轉向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yè),是我們面臨的另一挑戰(zhàn)。

          依靠服務業(yè)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也許不需要10%,5%的GDP增長就可以實現充分就業(yè),保持社會穩(wěn)定。

          

          解除管制,發(fā)展服務業(yè)

          

          國內最近宏觀經濟政策有很多新的措施出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際都在放松。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采取刺激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是僅僅依靠刺激性的宏觀政策,解決不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要靠進一步的經濟改革。從投資到消費,要靠體制改革。從制造業(yè)到服務業(yè),更要靠體制改革。

          我們的服務業(yè)為什么落后?作繭自縛、過度管制。國內重要的服務業(yè)從金融服務、交通運輸,到醫(yī)療衛(wèi)生、文化教育、娛樂,無不處于政府的嚴格管制之下,準入壁壘高聳,資源無法自由流入。金融服務的政府管制程度之嚴厲,應該是世界之最。最近有政府部門講,“中國要以加強監(jiān)管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政府管制已經登峰造極,無法再加強了。現在企業(yè)發(fā)股票要審批,發(fā)債券要拿額度,發(fā)基金要有通行證,金融機構開一個營業(yè)部、開一個儲蓄所,也要上報審批。銀行、保險公司、券商的風險管理、高管的任命等,都要批。再怎么加強監(jiān)管呢?

          事實上,過度的管制阻礙了金融業(yè)的發(fā)展。如果放松管制,就可以創(chuàng)造出大量的就業(yè),F在80%多的中小企業(yè)沒有金融服務,5億農民也基本沒有金融服務,都是過度管制惹的禍。為了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一定要放松和解除管制。

          在英文語境中,“管制”和“監(jiān)管”是兩個不同的詞,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個是management,另一個是regulation,監(jiān)管的原意是合規(guī)性操作,沒有任何管理的意思。美國金融危機之后,大家都在檢討監(jiān)管上的疏漏,確實有很多值得檢討的地方,比如投資銀行要不要有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對沖基金要不要有基本的信息披露和基本的監(jiān)管。但在國內,問題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是以監(jiān)管為名,行管制之實。為了使資源在各個部門中更加自由流動,使資源更加自由地從制造業(yè)流入服務業(yè),就要解除管制。如果不能在這個時候解除管制,勢必給中國經濟的轉型造成困難。

          這輪經濟周期的調整,我認為是“U”形的。所謂“U”形,就是經濟可能在底部停留相當長的時間,然后再上來。在“U”形的底部停多長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速度。經濟改革推出越快,解除管制越徹底,在“U”形底部的時間就越短。如果改革落后,勢必要拉長調整期。

          但為什么是“U”形而不是“L”形?因為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仍然充滿信心。日本到現在還是“L”形,歐美可能是“V”形,而中國是“U”形。中國經濟的長遠發(fā)展?jié)摿κ俏阌怪靡傻模纫^好當前的轉型這一關。轉型這一關過得好,我們可以看到下一輪經濟增長的輪廓:增長率不會太高,因為是靠消費拉動的,但增長是可持續(xù)的,并且實現充分就業(yè),因為服務業(yè)創(chuàng)造了足夠的就業(y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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