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金融危機與建設美好中國社會

　　金融和經濟危機席卷世界，各國政府紛紛出臺各種舉措，顯示出拯救經濟的信心，盡管對很多人來說，實際上并不知道明天會是怎么樣。

　　中國人經常認為危機也是機會，這并不假。歷史地看，自近代以來，重大的制度創(chuàng)新都是在危機和壓力下得以實現(xiàn)的。有人說，中國是個危機驅動的社會，這是有些道理的。

　　筆者認為，目前的危機，如果應付得好，的確可以成為千載難逢的國家制度建設的好機會。壞事變好事，危機可能成為一個美好未來的前奏。

　　4萬億向何處去

　　和世界上很多其他政府一樣，中國政府也果斷地推出了一系列應付危機的方法。中央政府出臺一個高達4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這已經令世界刮目相看了。之后，各地方政府更是野心勃勃，到目前為止已經出臺了10多萬億的刺激經濟的計劃。上下努力，這不僅僅表明了中國政府的決心，更表明了各級政府的實際能力。

　　但關鍵的問題是，這4萬億向何處去？10多萬億向何處去？很顯然，有關方面需要思考的問題不僅僅是要應付危機，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提升國家制度。

　　從發(fā)表的信息看，中央政府的4萬億投資基本上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像鐵路建設、飛機場建設等項目。這里面有些項目早已經確定，只是在宏觀調控過程中壓下來�，F(xiàn)在，這些項目又開始啟動。另一個就是民生經濟部門包括醫(yī)療改革、社會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內容。

　　為了應付金融危機所能產生的負面效應，這些投資都非常有必要。但從經驗看，令人擔憂的是，各級政府很可能會大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建設大量的公共工程，如果沒有完善的監(jiān)督制度，將會導致大面積腐敗。中央政府要分錢，各省都有份。中央政府怎么去監(jiān)督呢？

　　大面積的額監(jiān)督基本上沒有可能性，腐敗不可避免。在任何國家，公共工程都是最容易產生腐敗的地方。在西方，地方政府還會受到法律、媒體、議會等的監(jiān)督，但是在中國基本上沒有任何監(jiān)督的機制。很多地方政府拿了錢以后就算了。它上報的東西可能完全和中央政府的要求不一樣。

　　推行4萬億的初衷就是為了拉動內需以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但是，進行公共投資、基礎設施投資能不能拉動內需？沒有人可以把這個理想化。

　　為了經濟發(fā)展，政府進行公共設施建設當然很重要，尤其是在那些非常落后的地區(qū)。但是，很難說這一定能夠拉動內需。公共投資可以解決一些就業(yè)問題，也可以為今后的發(fā)展奠定一些基礎，但不一定能夠拉動內需。

　　中國要真正拉動內需就要把現(xiàn)在的非消費型社會變成消費型社會。怎么來轉變？中國沒有一個消費社會所需要的制度性基礎。如果把4萬億或者更多的錢用于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醫(yī)療改革、教育改革，這才是真正的為消費社會建立制度基礎。

　　很顯然，這些也屬于基本國家制度的東西，是國家長久治安的保障。

　　有社會保障才能大膽消費

　　在西方，很多家庭不用很多存款，可以把掙來的錢全部用來消費。這是因為他們有很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失業(yè)、看病、小孩上學都不用擔心，可以放心大膽地進行消費。

　　中國老百姓的錢不能這樣用來消費。中國老百姓的存款是為了生存，甚至是救命的錢。所以即使把基礎設施搞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敢花錢，中國也成為不了消費社會。

　　如果中國要建立消費社會，就一定要把大量的資本投資用于社會制度的建設。只有等有了這些基本社會制度之后，中國才會變成一個消費社會，才能與西方國家競爭。

　　西方都是消費社會，雖然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但是不會走回頭路。中國如果不能建立一個有效消費社會，很難和西方競爭。再者，因為金融的全球化，中國如果不能建立消費社會，也就不能保證國際經濟秩序的公正性。一個可能發(fā)生的局面就是中國人積累，發(fā)達國家消費。

　　從目前來看，盡管這次4萬億方案的投資也提到了要以改善民生作為投資方向，投資的十大領域中有很多都是指向民生領域的，但可以預計，到最后，絕大部分的錢一定是投資到基礎設施建設的。

　　道理很簡單，做項目工程背后總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在推動；
而醫(yī)療改革、教育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屬于公共服務，沒有人來推動。沒有任何強有力的動力來推動民生方面的制度建設，這是中國社會改革的問題之所在。

　　中央政府的設想是好的，也有推動社會改革的強烈意愿，但是中國各個省的地方政府的權力，比任何一個國家的地方政府的權力還強大。地方政府有能力可以抵制中央的政策。就拿這次的4萬億改革來說，一旦某個省拿到錢之后，它會不會進行民生建設？沒有好的制度來保障這個。

　　比如說，醫(yī)療改革在中國已經討論了很多年，但到現(xiàn)在還是處于爭議階段。為什么？這不是因為政府沒有錢，而是因為錢在既得利益者手中，不想把錢花在公共服務上。中國的社會改革需要錢，中央政府有大量的錢，但是花不出去或者不想花出去。這是一件非�？杀�的事情。

　　制度常在高增長時候產生

　　從發(fā)達國家的歷史看，所有社會制度包括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個國家經濟高度增長的時候建立起來的。任何一個國家，當經濟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尤其是在經濟危機的時候，這些公共制度是建立不起來的。

　　在建立社會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喪失了很多機會。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進行了數(shù)十幾年了，但是社會制度上沒有什么大成就。而且從長遠來說，沒有能夠提供有效公共服務的社會制度，社會穩(wěn)定的機制就沒有。那么，經濟進一步增長的動力又到哪里去尋找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了一個為國外市場服務尤其是西方市場服務的經濟體，也就是說這個經濟體并不是為內部市場的。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中國政府也采用了類似的方法擴大公共投資的方法來擴大內需。這個政策的確推動了新一波經濟增長，但在擴大內需方面很難說是成功的。

　　當時的政策之所以能夠推動經濟增長，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危機局限于亞洲，西方需求仍然強勁，中國國內大量基礎設施的建設能夠幫助中國經濟對外開放。但現(xiàn)在的情況則不同。

　　這次金融危機的震中是在西方，整個西方的需求量大大下降。即使中國通過減稅等政策刺激出口，但都不會太有效，因為整個西方沒有需求。

　　現(xiàn)在外部的需求沒有了，是中國把一個為外部市場服務的經濟體轉型成為為內部市場服務的經濟體的好機會，更是建立社會制度體系的很好時機。如果這次機會再喪失，中國以后的機會將越來越少。

　　中央政府現(xiàn)在有足夠多的財力來建立全國性的社會制度。如果中央政府集中財力，加上地方政府的財力，把基本的社會制度建立起來，那么下一步中國的改革與發(fā)展將會有非常好的制度基礎，就是說中國可以成為一個能夠保持經濟持續(xù)增長的真正的經濟大國。

　　地方政府熱衷于公共投入是為了拉動GDP增長。很多地方官員不關心民生問題，只是關心GDP，因為這才是和他們政績掛鉤的。把錢花在老百姓身上對他們來說有什么政績？

　　花些在老百姓身上的政績只會在民主國家才會產生效應。但是光看GDP增長，沒有多大意義的。GDP增加一個或者兩個點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關鍵是看增長的動力來自何方，看發(fā)展是否能夠持續(xù)。

　　在任何國家，建立基本國家制度應該是中央政府的責任。社會保障制度、醫(yī)療保險、教育制度，都應該是中央政府去建立的。建立這些社會制度也是這些年來中國最高的政治議程。

　　正是因為這些基本制度的缺失，使得中國的整體制度顯現(xiàn)出無比的脆弱性。中國的長治久安還是有待于這些社會制度的建立和鞏固。那么，這次金融危機能否最終促成中國社會制度的全面建設？這是對中國領導者的政治意愿和動員能力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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