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凱：萬里與農村改革（上）

　　土地分包到戶，從集體經營轉變?yōu)榧彝ソ洜I，于農民而言相當簡單，過程不復雜，方法易操作。但是，于政府而言則不然，正所謂“茲事體大”。三十年前，圍繞集體種還是分戶種，從地方到中央，從普通群眾到高級干部，發(fā)生了激烈爭論甚或斗爭。什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馬列主義”“修正主義”，從基層到高層，從文人學者到干部領導，既有理念對立也有權力沖突。個中緣由何在？竊以為，皆出于“政治”。

　　家庭承包經營本身屬于經濟領域的制度創(chuàng)新，但是，這個創(chuàng)新的過程顯然是個政治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萬里。關鍵時刻，萬里為推進改革貢獻了扛鼎之力。如鄧小平所言，“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里同志是立了功的”，民間則有諺語“要吃米，找萬里”�，F(xiàn)在，這場改革的發(fā)軔過程已經成為三十年前舊事。但是，重溫這個歷程，特別是重溫萬里在此期間的言行，對于總結農村改革經驗，透視農村改革的政治邏輯，探討繼續(xù)改革的策略思路，可謂啟示良多。  

　　《萬里文選》編輯軼事

　　1995年9月，經過編輯組兩年的工作，《萬里文選》正式出版。十月的一天，我去人民出版社取了文選的稿費。稿費是現(xiàn)金，我用一個塑料袋裝好，直接來到萬里辦公室。當時，他正坐在沙發(fā)上看一份大字版的《參考消息》。我告訴他這是文選的稿費，他問了句：“你們也有嗎？編輯工作很辛苦�！比缓�，他囑咐秘書沈夢羆說：“捐給希望工程吧�！敝链�，文選編輯工作基本結束。但編輯組并沒有解散，而是繼續(xù)編輯《萬里論農村改革》和《萬里論民主與法制》兩本書。1996年夏天，兩本專題文集的編輯基本完成。

　　1993年夏天，萬里在大連休息。這時，他剛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崗位上退下來。在這期間，王郁昭與萬里見面時，開始醞釀文選編輯的事情。在大連期間，我作為隨行人員參加了有關活動。在隨同考察當?shù)剜l(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時候，間或說過話。初次交談，看著他的眼神，我腦子里突然冒出來兩個成語：“目光如炬”“閱人無數(shù)”。

　　編輯組成立后，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huán)同志專門召集編輯組開了會。這是個只有七八個人參加的小會。開始，李瑞環(huán)高度評價了萬里在改革中的貢獻，多次提到他本人與萬里的交往。他講到萬里在50年代擔任建設部長時，曾經花了很大功夫研究中國古代建筑，曾經想寫一本中國建筑史。在擔任北京副市長時，萬里是十大建筑總指揮。就在那個時候，萬里發(fā)現(xiàn)了當時的人民大會堂工地的勞動模范李瑞環(huán)，此后便是多年的栽培。李瑞環(huán)關于萬里的介紹可以說是熱情洋溢，揮灑自如，娓娓道來，沒有絲毫官場氣息，就像一個年輕人向人介紹一個親切尊敬的長輩�？吹贸�，他對萬里不僅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談到文選的編輯方法時，他講了中國歷史上一些文選的編輯特點，特別提到了《昭明文選》，可以看出他讀書廣博。通常，人們只知道李瑞環(huán)是木工出身，學歷不高，但是這次談話使我領略了他的豐富學識。他還提出可以嘗試文選編輯體例方面的創(chuàng)新，可以探索按照內容來編文選，而不是按照時間來編，這樣更方便閱讀，內容更加集中。

　　與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選編輯組一樣，《萬里文選》由“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不同的是，這個編輯組的編輯人員，沒有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人員。編輯組是臨時成立的工作班子，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編輯組長是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曹志，副組長是王郁昭和吳象，吳象負責具體編務。開始，編輯組的辦公地點在西黃城根北街2號的全國人大招待所，后來因為這個地方重新修建，編輯組安排在人民大會堂南側新建的全國人大辦公樓辦公。加上文書、打字員和司機，編輯組有近十來人。文稿來源大致有兩類，一類是現(xiàn)成的，比如發(fā)表的中央文件和正式出版物；
一類是中央辦公廳向各地發(fā)文征集來的，特別是那些沒有發(fā)表過的內部談話資料。文稿資源的時間跨度從20世紀4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初期。文稿資源在形式上也很豐富，有的是正式發(fā)表過的，有的是談話的筆記記錄稿、錄音記錄稿，也有的直接就是錄音帶甚至有關工作人員的筆記本。安徽農村改革初期的資料，由于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正式文本比較少，比較多的是在特殊場合和會議上的談話。有許多非常重要的談話，不僅講話前沒有正式準備講稿，講話后也沒有整理成文，而且當時也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方便的錄像錄音設施，有的主要是在場其他干部的記錄。因此，文選中的部分篇章，有一部分是直接根據(jù)地方干部聽講話的記錄整理出來的。在這些記錄中，時任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的筆記是最完整的�！鞍�干到戶”誕生在滁縣地區(qū)的鳳陽縣，滁縣是當時政策交鋒的主戰(zhàn)場，王郁昭本人是在萬里領導下力挺家庭承包制度的關鍵人物。由于他本人是地委書記，是政策論戰(zhàn)的重要當事人，自然對于萬里的談話特別認真重視，記錄盡量詳盡。同時，他是大學教師出身，文字能力強，工作筆記也記錄得尤其完整準確。

　　我們幾個編輯在組長的帶領下分工負責。為了集中討論工作中的問題，編輯組經常要集體辦公。通常，編輯先從原始文稿中選擇并進行編輯，然后交編輯組負責人，編輯組負責人審核后送交萬里本人審閱修改，然后再返回編輯組。在編輯組成員中，我介入編輯工作較早，在承擔具體文稿編輯之余，也負責一些行政聯(lián)絡工作。在編輯萬里兩本專題文集的后期，為了找到合適的照片放在書中，我在萬里辦公室用了幾乎一天時間，查看了不同時期的幾十本照片集。編輯工作臨近結束的時候，萬里在人民大會堂118廳專門請編輯組吃飯。萬里很高興，大家喝了茅臺。吃飯前，他與大家聊了一段時間，特別講到，關于談鄧小平同志的那篇文稿，他決定還是不收到文選里去了。這篇文稿系統(tǒng)地介紹了他和鄧小平長達半個世紀的交往，我對文稿進行了編輯整理，并建議將其作為文選的壓卷之篇。在文選全書定稿的最后時刻，萬里決定不收入了，我感到有些可惜。

　　上世紀80年代上半葉，萬里是分管農村工作的副總理。我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時，幾乎在每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都有機會聽他的報告。第一次聽他的報告是1982年秋天，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當時的名稱是全國農業(yè)書記會議。我在會議的秘書處工作。一天晚上被處長安排抄寫一個稿子，看上去是個領導講話草稿，中間有不少改動。幾天后，聽取萬里副總理在會上做報告，才知道抄的就是這個講話。從那時開始，我開始關注萬里關于改革的論述。這次參加編輯《萬里文選》的過程，則是一個更加豐富具體的學習機會。通過編輯工作，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認識。從文選編輯結束到現(xiàn)在，又是十幾年過去了。今年是農村改革三十年。在這個時候，重溫萬里在農村改革中的卓越表現(xiàn)，重讀萬里有關改革的若干論述，思考農村改革過程蘊涵的政治改革意味，深感有更多東西需要深入研究。  

　　“只要老百姓有飯吃，能增產，就是最大的政治”

　　歷史上的許多改革，往往都是危機引發(fā)的。因此，危機有時就成為改革的契機，或者說改革的動力是從危機應對的努力中而來。1978年安徽啟動的農村改革，可以說與兩個方面的危機形成有關。一方面來自于中國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因為隨著文化大革命結束，長期以來奉行的政策路線受到日益強烈的質疑；
一方面來自于安徽內部自然災害，那一年的全省大旱直接激發(fā)了基層的政策突破。

　　1978年安徽出現(xiàn)了歷史罕見的大旱，旱象出現(xiàn)早，受災面積大，持續(xù)時間長。從三月出現(xiàn)春旱，接著是夏旱，再接下來是秋旱，許多地方200多天沒有下過透雨，旱情超過省志上記載的1856年“數(shù)百里盡赤”的大旱。當時的媒體報道：“活著的人沒有見過這樣的大旱�！边@場大旱，不僅破壞了春播，導致了夏季歉收，連秋天播種也難以正常進行，而如果沒有秋播，來年的農民生產生活將出現(xiàn)更大的危機。在這樣的情景下，人民公社集體集中經營、集體勞動的體制更加脆弱。為了種上麥子，一些地方突破生產隊經營規(guī)模，將地包給農民分組耕種，甚至分戶耕種，又被稱為“借地種麥”或者“借地度荒”。這種在當時來說屬于“資本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政治上犯了巨大禁忌。這個時候，是否敢于支持為了抵御旱災而采取的生產組織方式，是對領導人的政治考驗。萬里在農村改革中的卓越表現(xiàn)，首先就表現(xiàn)在決定支持這些“借地度荒”的新辦法。

　　這年九月，萬里先是視察了旱情尤其嚴重的滁縣地區(qū)，了解了這個地區(qū)的“借地度荒”等辦法。萬里在省委會議上講：“今年安徽農業(yè)基本定局了，定了什么局呢？定了重災的局，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個省比計劃少收幾十億斤糧食，4500萬人民，一人一張嘴，每天得吃三頓飯，這足以使我們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今冬明春的關鍵是搞好秋種，不能讓農村大片土地拋荒，那樣明年的生活會更加困難，工作要有預見性。與其拋荒，倒不如劃出一定數(shù)量的耕地借給農民個人耕種�！�…在嚴重干旱的非常時期，必須打破常規(guī)，采取特殊政策，戰(zhàn)勝災害。”后面的話，實際上就是在政策上允許包田到戶�？梢哉f，新的政策之門開啟了。

　　這種辦法立即招來了非議。有的說，“借地給社員種，是不相信集體經濟的優(yōu)越性，用這種辦法調動的積極性不是社會主義積極性！”有的說，“為什么借地給社員個人種，集體就不能種嗎？這可是方向道路的大問題�！比f里的回應是：“我講的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如果集體有辦法耕種，那就不存在‘借地’的問題�？偟脑瓌t是，不管是集體還是農戶個體，只要把可以種麥種菜的土地都種上就行了，種上了就可以有收獲，總比拋荒好。不管是集體還是個體生產的糧食，吃了都解餓、飽肚子，都可以度荒�！边@里沒有什么大道理，只是生活常識而已，讓政策回到常識。而當時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荒唐，就在于已經扭曲了常識，或者無視常識。實際上，萬里正是以生活常識進行了改革最初的政治動員。

　　這種“借地度荒”政策的出臺，直接引來了更大的政策突破。于是，那些過去被稱為“秘密武器”、已經被農民偷偷摸摸采用的承包到戶、到組的辦法，現(xiàn)在則公開出籠了。1978年9月的一個晚上，在中共滁縣地委全區(qū)四級干部會議之后，萬里專門約見了王郁昭，聽他詳細介紹了滁縣地區(qū)的“秘密武器”，并給予了明確的肯定支持，隨后，萬里主持制定了支持這些探索性辦法的省委文件。

　　1978年前后的安徽，同全國一樣，圍繞可否進行聯(lián)系產量建立農業(yè)生產責任制，可否允許包產到組甚至包產到戶，擔心憂慮很多，爭論也很激烈。萬里在這個時期的一些講話，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不僅別開生面，而且堪稱振聾發(fā)聵。1978年10月11日，萬里在省委常委會上說：“省委沒有決定的，只要符合客觀情況的就去辦，將來省委追認，不要都等我這個第一把手來決定。各條  戰(zhàn)線、各級領導處理問題都應按這個精神辦。”“有的辦法，通過實踐檢驗證明是錯了，就趕快改。如省委《六條》中規(guī)定干部參加勞動‘一、二、三’（指要求縣、人民公社、生產大隊三級干部每年參加農業(yè)集體勞動分別達到一百天、兩百天、三百天），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那就改�！薄鞍�工到組、不聯(lián)系產量”，還是干好干壞一個樣，不可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所以也不行。滁縣地區(qū)關于聯(lián)系產量責任制的三個材料，可以大膽試行”�！案鶕�(jù)作物情況，可以包產到人、到組，聯(lián)產計酬，也可以獎勵到人、到組�！�1979年1月，他在聽取王郁昭關于滁縣地區(qū)包產到組的匯報后說，“現(xiàn)在有的人說我們搞落實農村經濟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在搞‘變相單干’、‘復辟資本主義’，是‘反對學大寨’，有的甚至寫文章公開批我們。誰是誰非，實踐會作出公正的結論。我們不能受那些閑言碎語的影響，而必須從我們的實際出發(fā)，從我們的現(xiàn)有條件出發(fā)，該怎么干還是怎么干。當前首要的問題是解決群眾的溫飽問題。解放快三十年了，還有那么多人吃不飽飯，還有大批群眾外流討飯，這說得過去嗎？我們現(xiàn)在雖然還很窮，還很困難，但是，我相信只要從實際出發(fā)，政策對頭，我們會很快改變面貌的”。

　　1979年2月，省委常委會討論怎樣對待已經出現(xiàn)的包產到戶問題,   萬里說，“包產到戶問題過去批了十幾年，許多干部批怕了。但是，過去批判過的東西不一定是錯誤的，有的可能是批對了，有的也可能本來是正確的東西，卻被當作錯誤的東西來批判。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我主張應當讓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小范圍內試驗一下，利大于弊。”2月16日，萬里在六安、滁縣、巢湖三個地區(qū)的地委書記座談會上又說，“肥西有的公社包產到戶了，他們會千方百計把地種上，我說你們干吧，搞富了再說。搞包產到戶如果要檢討，我檢討。只要老百姓有飯吃，能增產，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沒有飯吃，就是最壞的政治�！薄拔覀円�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權利放在第一位，這叫不叫政治？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

　　萬里的這些談話，是關于農村改革最早的政治動員。這種動員已經脫離了政治意識形態(tài)，從“上綱上線”的泛政治化進入到去政治化。將意識形態(tài)降低到了基本生活問題，只要是能增產，農民能吃上飯，就是最大的政治。將政權的正當性建立在現(xiàn)實生活層面，而不是為未來設計虛無縹緲的社會理想制度。這種政治動員可以說解構了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基礎和根本。萬里講的都是一些非常簡單的生活常識，以生活常識啟動思想解放，或者說，用常識性的動員來消解當時動輒就問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那時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充斥著“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只要政治搞好了，經濟自然就會上去”，“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之類的話語。萬里立足群眾要吃飯，要生活，闡述了什么才是好的政治，顛覆了這些政治上大道理�？梢哉f，這是確立了新的意識形態(tài)。這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成為安徽農村改革突破的理論基礎。

　　“誰要再說你們開倒車，這場官司由我萬里去打”

　　萬里在安徽主持的農業(yè)新政，如果說1978年主要是省內啟動，重點解決本省省內的一些干部群眾的疑慮抵觸，那么，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這一年間，面臨的則主要是來自中央的阻力�？梢哉f，與省內的反對聲音比較，來自上層的批評指責更為激烈，力量也更大。這是對于萬里等新政倡導者的嚴峻考驗。突出的是兩件事情，即人民日報的批評事件和中央農村工作部門的反對。在一定意義上，這也可以說是萬里在主導安徽農村改革過程中遭遇的危機。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fā)表了張浩《“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wěn)定》的來信和編者按，來信說：“現(xiàn)在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符合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應當穩(wěn)定，不能隨便變更。輕易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是脫離群眾，不得人心的，同樣會搞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搞亂干部和群眾的思想，挫傷群眾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危害，對搞農業(yè)機械化也是很不利的�！本幷甙粗赋觯骸耙呀洺霈F(xiàn)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正確貫徹執(zhí)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边@封信標志著上層領導對于改革的否定指責，也顯示了政策主張的沖突已經訴諸黨報。這封來信實際上就是否定包產到組等責任制形式。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人民日報》的文章在干部和農民中造成了很大的震動和恐慌。

　　《人民日報》讀者來信發(fā)表的第二天，即3月16日，萬里來到滁縣地區(qū)，第一站是全椒縣。萬里聽完匯報，表現(xiàn)得坦然而且輕松。他批評了基層干部的慌亂情緒，輕描淡寫了《人民日報》文章的作用。他說，“不就是一封讀者來信嗎？就引起這樣的震動？報紙就好比公共汽車，你可以打票乘車，我也可以打票乘車，你可以寫讀者來信，我也可寫讀者來信。他們說包產到組是三級半核算，是四級核算，那么老百姓家庭也要講核算，那不是五級核算了嗎？為什么三級核算是社會主義，四級核算、五級核算就不是社會主義了？真是荒唐。你們地委做得對，發(fā)了緊急通知，說各種生產責任制一律不要變，要穩(wěn)下來，究竟哪種辦法好，要秋后看結果，要由實踐來檢驗嘛！如果到秋后老百姓沒有飯吃，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報社，報社是不會管飯吃的。要告訴老百姓，報紙上可以發(fā)表各種不同的讀者來信，講的是他個人的看法，我們不要受它的影響，該怎么干就怎么干�！�3月19日上午，萬里在嘉山縣四級干部會上說：“作為報紙，發(fā)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讀者來信是可以的，別人寫讀者來信，你也可以寫讀者來信。究竟什么意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實踐來檢驗，絕不能讀了一封讀者來信和編者按就打退堂鼓�！薄度嗣袢請蟆返淖x者來信一廣播，有的地方就動搖了。正確不正確，你自己不知道嗎？為什么不看群眾，不看實踐？”萬里的話非常耐人尋味，他把報紙比作“公共汽車”，如同天下公器，他強調“報社是不會管飯吃的”，鼓勵基層干部對老百姓吃飯負責，而不是對報社負責，對事情的對錯做出自己的判斷。他當然知道，大風起于青萍之末，《人民日報》的文章代表了一種上層聲音，甚至代表了一些領導人對于他本人的不滿，他當然也沒有天真到以為《人民日報》真像“公共汽車”一樣。在這里，他是在為基層干部和農民提供一種政治上的支持，或者說他把這件事情顯示的巨大的政治壓力都承攬在自己的身上了。

　　事實上，《人民日報》的這封讀者來信確實有很強的政治背景，的確代表了某些上層領導人的立場。我記得，1982年秋天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在一次晚上的分組討論中，有人提到這封來信，當時的《人民日報》農村部負責人馬上厲色反駁：“這封信根本就不是我們搞的！”她轉而對當時一位農口部門負責人說：“是你們搞的，你們應該比我還清楚。”我當時很詫異這個老太太態(tài)度居然如此強硬，而且針對的是有關部門領導。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封著名的《人民日報》讀者來信的出籠背景。這時我才知道，這封信是由負責農村工作的中央領導直接批轉《人民日報》的，編者按是出自國家農委。國家農委當時是農村工作的綜合領導部門。在發(fā)表這封讀者來信的兩天前，即1979年3月12日，國家農委剛剛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爭論很激烈，但會議的主調是否定包產到戶。正是會議召開期間，萬里在滁縣調研。一天晚上，地委書記王郁昭正陪萬里在電影院看京戲，北京來了長途電話。這位不贊成家庭承包的中央領導親自與萬里通話。萬里在電話中表示，現(xiàn)在已經進入春耕大忙季節(jié)，不管什么責任制形式，一律穩(wěn)定下來，秋后再說。

　　1980年1月，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安徽省農委和滁縣地區(qū)的有關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主管農村工作的中央領導人講話，依然在強調集體經濟的巨大優(yōu)越性。安徽省農委的同志做了長篇發(fā)言，介紹了安徽實行聯(lián)產計酬的改革和成效，除了少數(shù)省和一些新聞單位、研究部門人員支持安徽的意見外，大部分人都是持反對意見。當時國家農委的領導絕大部分表示要按中央文件規(guī)定辦，即“不許分田單干”、“也不要包產到戶”，實際上是站在反對方的一邊。1月31日下午3時，會議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情況，華國鋒講話，他強調“責任制和包產到戶單干不要混同起來”�！鞍�產到戶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產上有困難，至于已經搞了的，要認真總結經驗，提高覺悟，逐步引導他們組織起來”。最后，鄧小平講了話。他說：對于包產到戶這樣大的問題，之前沒有通氣，思想毫無準備，不好回答。他講了一個大的決策，就是到本世紀末實現(xiàn)溫飽，下世紀初實現(xiàn)小康，分兩步走，要確定目標。省農委主任周曰禮回到安徽后，將會議的情況向萬里作了匯報，請示如何傳達貫徹。萬里的決定是：不傳達。

　　1980年春節(jié)前夕，萬里又來到滁縣地區(qū)，在大包干的誕生地小崗生產隊挨家看了一遍，只見各家各戶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他說，“以前大呼隆可把農民搞苦了，這樣干形勢自然會大好，我支持你們”。當生產隊反映有人指責小崗是開倒車時，萬里當即表示：“地委能批準你們干三年，我也能批準你們干五年吧！只要能多打糧食，對國家多貢獻，集體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改善，干一輩子也不是開倒車�！�…誰要再說你們開倒車，這場官司由我萬里去打。” 

　　 三十年前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硝煙未盡，政治氣氛依然肅殺凜冽，“社會主義”的既定政治信條仍然禁錮著人們的思考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下，萬里以農民利益為依托，面對來自中央的阻力，面對巨大的政治壓力，堅持立場，巋然不動，顯示了大改革家的見識和膽略。這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看來，堪稱改革歷程中的豐碑。對比當下一些領域的改革，在緊要關口，或者被既得利益所羈絆，或者被自身風險所脅迫，往往無功而返。所缺乏者，恰恰就是這種改革家氣魄。

　　"有些人拿了工資，吃飽了飯，在北京城里說長道短"  

　　1980年2月，萬里調離安徽，任國務院副總理。以通常的政治想象，會以為安徽的農村政策已經正式獲得中央認可。事實上，事情沒有這樣簡單。1980年的上半年，可以說是政策爭論最激烈的時期。通過萬里離開后安徽政策的變化，中央媒體上的意見紛爭，就可以發(fā)現(xiàn)政策意見的沖突不僅在繼續(xù)，而且更加緊張。在這個時候，萬里繼續(xù)支持政策探索，為家庭承包制度排險除難，終于全面突破了舊體制。

　　如果說，1979年春由于《人民日報》“張浩來信”事件的發(fā)生，引發(fā)一場全國性激烈爭論，矛頭主要是反對“包產到組”的話，那么，1980年春夏之交的這場風波，主要是圍繞著“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是姓“社”還是姓“資”進行的。萬里在上調中央之前，安徽省委已經為農業(yè)大包干報上了“戶口”，正式允許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作為一種農業(yè)生產責任制形式。但是，萬里離開以后，形勢發(fā)生了變化。問題是，這個戶口是應當保留還是應當注銷，在省內出現(xiàn)了反復，爭論更加激烈。根據(jù)王郁昭回憶，1980年4月初開始到8月份，安徽省委連續(xù)在蚌埠、蕪湖、巢湖和合肥召開了四次會議，對家庭聯(lián)產承包發(fā)起四次批評指責的浪潮。從1980年4月到10月間，省里對農村生產責任制問題，沒有發(fā)出任何指導性的部署和文字通知，而是忙于在各地開會，圍剿“包產到戶”。在內外重壓之下，滁縣地區(qū)實際上已成為包產到戶的“孤島”。鄉(xiāng)縣以上干部思想混亂，惶恐不安，好像安徽在包產到戶問題上又犯了大錯誤，普遍擔心又要折騰和清算。滁縣地區(qū)不僅在省內受到重壓，而且在其東部鄰省的邊界上，豎起了“堅決抵制安徽的單干風”、“反對復辟、倒退”的大標語，對邊界上的社隊派出了工作組，筑起一道“封鎖線”，嚴防包產到戶“傳染”到他們那里。地委書記王郁昭因為支持家庭聯(lián)產承包，承受了巨大壓力。

　　從當時中央媒體的態(tài)度來看，繼續(xù)顯示出否定的力量占上風。1979年11月，當時國家農委的機關刊物《農村工作通訊》總編到滁縣地區(qū)調研，并特約地委負責人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運用大量材料充分展示了包產到戶的好處，編輯部原安排1980年第二期發(fā)表。但是，就在發(fā)稿之前，這篇文章被突然撤下，換上了一篇《分田單干，必須糾正》的文章，對安徽的包產到戶公開點名進行批判。接著，第三期又發(fā)表了《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文章，文章前面還加了編者按，針對萬里在安徽農業(yè)會議上的講話——“包產到戶不是單干，而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的論點，進行指責。文章質問：“包產到戶到底是集體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還是在本質上退為單干？”刊物的欄目名為“大家談”，實際上只發(fā)表對包產到戶進行批判的意見，不發(fā)表贊成包產到戶的意見。文章還提出要貫徹執(zhí)行《中共中央關于加強農業(yè)發(fā)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維護《憲法》上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用違反“中央決定”和“憲法”的大帽子來壓包產到戶。3月上旬，萬里看到《農村工作通訊》的有關文章后，要張廣友、吳象針對文章內容，進行不點名的反駁。萬里叮囑說，寫文章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為此，他們寫了一篇《聯(lián)系產量責任制好處多》的文章。萬里看后，建議以安徽省委農工部名義，在《安徽日報》上發(fā)表。當他們把文章親自送交安徽省委領導審定，出乎他們意料，幾天后省委領導在電話中說，省委農工部對稿件有不同看法，不同意用省委農工部名義，也不同意在《安徽日報》上發(fā)表。由此可見，萬里雖然調任中央，北京的權威媒體仍在批評安徽，安徽當局也出現(xiàn)了政策態(tài)度的逆轉，政策斗爭仍然處在膠著狀態(tài)。

　　政策的基本轉折發(fā)生在1980年夏秋之間。6月初，王郁昭在一次省委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上，看到了鄧小平《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內部談話稿。這是一個征求意見稿，不準抄錄和傳達。這個談話是在5月31日，后來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鄧小平在談話中明確肯定了安徽的包產到戶和大包干到戶的責任制，說：“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shù)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絕大多數(shù)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顯然，鄧小平肯定了這些新的做法，有力地增加了新政策主張者的砝碼，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這個講話并非一言九鼎，沒有終結政策意見的分歧。不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爭論還在繼續(xù)。9月中旬，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qū)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農業(yè)生產責任制問題。會議爭論很大。這些地方大員的觀點，分為截然相反的兩種立場。因為有的省委書記堅持認為人民公社道路才是“陽關道”，而包產到戶是“獨木橋”，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說：“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地區(qū)就是獨木橋也得過�！边@兩句話后來成為農村改革起步階段的名言。這次會議最后形成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yè)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即“中發(fā)[1980]75號文件”。這個文件實現(xiàn)了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對能否實行包產到戶問題作了“區(qū)別不同地區(qū)、不同社隊，采取不同的方針”的規(guī)定。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了一席之地。文件指出：“當前，在一部分省區(qū)，在干部和群眾中，對于可否實行包產到戶（包括包干到戶）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產，從政策上做出相應的規(guī)定是必要的，對于包產到戶應當區(qū)別不同地區(qū)、不同社隊采取不同的方針�！薄霸谀切┻呥h山區(qū)和貧困落后的地區(qū)，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wěn)定�！薄霸谝话愕貐^(qū)，集體經濟比較穩(wěn)定，生產有所發(fā)展，現(xiàn)行的生產責任制群眾滿意或經過改進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這些地方領導的主要精力應當放在如何把集體經濟進一步加以鞏固發(fā)展”。這樣，政策的小口子一開，積蓄太久的沖擊力一發(fā)而不可收拾，很快，家庭承包席卷全國，不僅限于貧困落后地區(qū)。

　　但是，上層的反對意見依然很強烈。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中央的農村工作部門。1981年3月，萬里曾經專門參加了農業(yè)部黨組會議，嚴厲批評了這些部門。他在農業(yè)部黨組會議上說：“前不久，部里有人還在下面說，中央的決策是‘反大寨’的路線，現(xiàn)在仍有這樣的人�！薄爸醒牍ぷ鲿�議后，各省已寫了很好的報告。農口的報告，我還沒有看到�！薄稗r業(yè)部是國務院的一個部，不能自己另搞一套。不解決這個問題，就無法工作。過去全國學大寨，現(xiàn)在大寨都在變，‘大概工’也改了，搞專業(yè)承包了，老百姓也不吃那么多苦了。但是有的領導對大寨問題的認識仍未很好轉變�！薄八麄兡X子里只有抽象的農民，哪怕農民餓肚子也不理�！薄坝行┤四昧斯べY，吃飽了飯，憑老經驗，憑主觀想象,   在北京城里說長道短”。實際上，萬里的批評言辭比發(fā)表出來的要激烈得多。作為分管農村工作的中央領導，萬里主持制定了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一號文件。這個《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聯(lián)產計酬、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yè)經濟的組成部分”。至此，家庭承包取得政治上的決定性勝利。

　　雖然從1982年以來，家庭承包經營被確認為中國農業(yè)的基本經營制度。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圍繞這個制度的意見交鋒并沒有結束。在一些人看來，這個東西怎么看都不像“社會主義”，不能適應“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農業(yè)”。特別是，當農村經濟發(fā)展出現(xiàn)波動的時候，當國家政治生活出現(xiàn)波動的時候，批評指責就會抬頭甚至鼓噪。在這種觀點看來，農民幾乎天生就和他們的“社會主義”過不去。這種觀點在政策過程中也有所反應，曾經有一段時間，有一種力量試圖借“社會主義教育”之名，否定農村改革大方向，要讓農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面對這樣的政策傾向，萬里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與其他同志一道堅決頂住了這股錯誤思潮。在農村改革的重大問題面前，不論在疾風驟雨的階段，還是暗流涌動的時候，不論在改革的臺前，還是在改革的幕后，萬里都顯示了一個改革家的風范，不僅善于敏銳發(fā)現(xiàn)群眾和基層的創(chuàng)新，而且敢于承擔政治風險來堅持自己的選擇。這種精神在今天依然特別需要。  

　　來源：《中國發(fā)展觀察》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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