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物質救國：走向"文明"的康有為

　　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稍后，正當梁啟超因歐戰(zhàn)的殘酷而對人類運用"科學"的能力提出質疑之時，梁昔日的老師康有為將其寫于1905年的《物質救國論》(此書承郭熹微教授提示，特此致謝！)正式刊印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曾使許多過去的趨新派如嚴復等對西方的"物質文明"失望，梁啟超便因此而更注重與之對應的東方"精神文明"�？涤袨槟菚r所見卻相反，他特別在1919年的"后序"中說:當年成書后即"欲布發(fā)此書，時吾門人梁啟超以為自由、革命、立憲足以為國，深不然之；
閣置久不印刻"。而"歐戰(zhàn)大戰(zhàn)之效"恰證明他"凡百進化，皆以物質"的觀點不誤，遂刊印此書以為醫(yī)國之藥方。

　　近代以"學戰(zhàn)"為表征的中西文化競爭到1905年時勝負已分，西方文化優(yōu)越觀已大體在中國士人心目中確立，尊西趨新乃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其結果，反西方者也多采用西方的方式或以西來觀念為思想資源�？涤袨槟菚r強調從事西人所長的物質學，所針對的主要已不是中國的守舊觀念，而是西來的自由、平等、立憲、革命等政治觀念(用新文化人的術語就是以西方的"物質文明"反其"精神文明")，這是全書的一大宗旨(由此益可見康的"后序"對梁啟超的貶斥態(tài)度)。不過1919年的康有為久已退居中國思想言說的邊緣，所以后來攻擊梁啟超"反科學"的胡適等新文化人便未曾注意到他們竟然有這樣一個守舊的同盟者(當然也可能因康已名聲不佳而不欲利用)。

　　《物質救國論》是康有為自戊戌出亡后游歷亞歐美八年后帶總結性的反思，非常值得關注(并參看康當時所著的《列國游記》）。如果可以通過"關鍵詞"來看康的主張，則他是以"物質"(物質學、新物質學)為手段以達"救國"之目的；
強調近代已是重物質競爭的"新世"，時代既變，內(nèi)在的"道德"遂讓位于外觀之"文明"，而且評判標準也已落實在戰(zhàn)場之上，即"兵"的勝負成為"文明之標志"。既然"各國強弱視物質之盛衰為比例"，則"歐洲中國之強弱不在道德、哲學"，戰(zhàn)敗的中國便不能不從"文明"降為"野蠻"。這樣，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的管子學說(近于法家)便有了新的時代意義，貫穿全書的是一種物質富而后可文明的觀念:"以農(nóng)立國"的"中國古教"雖"教化"可美，但"不開新物質則無由比歐美文物"；
當時要救國、要"富強"、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物質學。

　　在康有為眼中，當時世界分為"新世"與"舊世"兩部分，而前者是主流。所以他雖然以"物質學"(略同于今日所說的"科技"而稍異)為判斷標準區(qū)分兩個世界:"有此者為新世界，則日生強；
無此者為舊世界，則日漸滅"；
并注意到具體以"蒸汽電化之機"為表征的"機工之世界"和"勞手足"的"農(nóng)世界"之兩分，但他通常使用"新世"來概括整個世界，或者可說他認為"新世"的方向代表了整個"大地"發(fā)展的方向，與后來新文化人的觀念其實相當接近。

　　他給"新世"下的定義是:"方今競爭之世何世哉?吾敢謂為軍兵炮艦工商之世也。此數(shù)者皆不外物質而已，故軍兵炮艦者以之強國，在物質；
工商者以之足民，亦在物質。"在這樣的"新世"中,"軍國民(康全書皆將"軍國民"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很值得注意)百業(yè)之待用，無一不資于物質之學"。故"物質學尤精、機器改良尤妙者，其國之強、民之富、士之智，亦因以進。軍國之力與物質之學，相比較為升降之率焉，萬國皆然"。一言以蔽之,"各國強弱視物質之盛衰為比例"。且是否了解強弱概念的轉變對國家的興亡有直接的關系，俄帝彼得"知強弱之故，不在人民之多寡、土地之大小，而在物質工藝之興盛與否"，故能興盛；
印度朝野"不知國之強弱在物質學，而但欲革命自立"，結果是亡國。

　　中國古代專意農(nóng)桑，固因"人道之始，惟需衣食，圣人因人道而為治"。然而所謂五口之家田百畝的農(nóng)耕生活基礎上那種衣食足而教化興的"治化"之境，不過是"士人數(shù)千年所想望而未得之者，徒令千年八股家贊嘆想慕如神山樓閣而已"。實際上，當時歐美山野僻氓的日常生活已是中國"公卿之所不及"，而其工作之馀的休閑享受更有"古天子之奉"。中西之間"勞逸美苦惡樂之殊科懸絕"若此，都因中國以農(nóng)立國而物質學未開，故即使堯舜再生、伊周執(zhí)政，也"不得不止于此"。但似此"民生之勞苦儉觳，國體之不壯美麗都，今歐美人必極笑之，或且以為樸陋近野蠻矣"。

　　本來康認為"中國數(shù)千年之文明，實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學，而于物質最缺"。而且他游歐之后，也親見乞丐窮困之人，其"貪詐淫盜殺掠之風，苦惱之情，饑寒污穢之狀，壓制等別之事，及宮室之古陋卑小，道路狹隘不潔，政治之機巧變詐，專制壓抑隔絕，不完不備，一切人情風俗事勢，乃皆與中國全同合化，而無有少異。"故"文明者，就外形而觀之，非就內(nèi)心而論之"�？梢哉f,"鄙陋之區(qū)多道德，而文明之地道德反衰"。如美國"所謂富強者，則誠富強矣。若所謂道德教化乎，則吾未之知也。是其所謂文明者，人觀其外之物質而文明之耳。若以道德風俗言之，則忠信已澆，德性已漓，何文明之云?"若"以歐美人與中國比較，風俗之美惡，吾未知其孰優(yōu)也"；
但"如以物質論文明，則[歐美]誠勝中國矣"。

　　關鍵在于，近代中國所處的正是以物質論文明的"新世"，而且還落實在軍事競爭之上。"能自立而自保者，兵也；
號稱為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故"日本勝俄，則歐人大敬之"。兵乎兵乎！"文明之標志也"。實際上,"歐人于百年來所以橫絕大地者，雖其政律學論之有助，而實皆藉工藝兵炮以致之也"。而工藝兵炮本物質學之體現(xiàn),"勢由力生，故歐美之能以小為大、以弱為強者，能以物質學日增其力也。力增則勢增，故吾國之見弱于歐美、吾民之見賤辱于歐美，力之多寡為之"也。中國不如西方者,"但在物質而已"。

　　如果"欲人性之善，家敦廉讓"，中國傳統(tǒng)教化"尚有以致之。若欲易滇黔山間之儉陋，為歐美之文明，則先圣無術以致之也"。蓋東方"道德之文明，可以教化至"；
而西方"文明在物質，非教化可至"。雖然可說"此非文明與不文明，實有物質學與無物質學之殊"，但近代中國之百事敗壞，即使在民俗方面，也呈現(xiàn)出"文明之不進，民智之不開"。此"固由教之未盡，亦由道路未通，民富未充之故"。其根原仍因"物質不講致然"。反之，物質可致富，而民富也可致"文明"(如美國巨富多肯捐款興學),"兩者相生無已。全國之學既設，道路開，百機日新而并作，而軍國民之日富以強，遂不求而自致矣。于是麗其宮室、美其服食、善其儀容。蓋富既至矣,則以禮法相尚，言語坐立，自有規(guī)式。其不能者則笑之。自謂文明，而謂異此者為野蠻。"

　　重要的是，這樣一種富強基礎上的"文物之文明"已"非歐美之特俗"，而成為"萬國之通俗"，則這一文明的評判標準自然也隨之普世化。故中國"滇黔山谷之民，服食之陋，如鳥如豕,焉得而不為歐美人輕也。豈惟滇黔山谷之民，以歐美人視舉中國人之儉陋，亦猶是也"。而一切"新世界政俗之源本"，即為物質之學。不從此措手,"徒用中學之舊學，固不能與之競；
即用歐美民權自由立憲公議之新說及一切法律章程，亦不能成彼之政俗也"。不知不覺間,"彼之政俗"已成康有為努力的目標了。

　　"方今競新之世，有物質學者生，無物質學者死"�？上�同光以來中國數(shù)十年變法，一誤于僅得空名之學校，再誤于自由革命之說。新學堂所得"不過語言文字之微，堂室窗戶臺椅之式；
歐美政俗之粗略，分毫未得其實用"。以當時"中國之散漫無紀"，正宜仿行德國整齊嚴肅之治,而欲以自由救之，適得其反。故康反復"校量中西之得失，以為救國至急之方"，惟在物質，且需落實在"工藝汽電炮艦與兵"之上。整個世界"已變?yōu)榇罅袊�之�?，在"霸義大出競爭最烈之時"，雙方交戰(zhàn)"茍械有不敵，勝負立決，無可為言"。若"舍工藝兵炮而空談民主、革命、平等、自由"，當強敵要挾之時,"雖數(shù)十萬士卒皆盧騷、福祿特爾、孟的斯鳩及一切全歐哲學之士，曾何以救敗?"若對比柏拉圖的"哲學王"和曾靜以為皇帝合該儒生作的中西觀念，曾有心作"教主"的康有為在物質救國的路上走得可謂遠矣。

　　本來康以為"惡心之輕重大小，視其求爭之風之輕重大小以為差"。富強之國,"其所挾避求爭之勢最甚，則其相迫而為貪偽盜殺機巧變詐壓制苦惱之風亦最甚"。但在歐美"政俗"成為努力目標之后，康進而主張"在今日競爭之世，真欲保守，必先擴張"，故中國應大興海軍,"不止防內(nèi)，且可以拓外"，海外殖民"實有國者之天職"。主張大同的康有為此時顯然認為不到大同之時便可以先行非大同之道；
但他視殖民擴張為"有國者之天職"，與"王者不治夷狄、不臣要荒"的傳統(tǒng)觀念大相徑庭，其思想轉變誠可謂根本的質變。

　　王先謙在研究日本近代史時發(fā)現(xiàn)，當初日本在西力沖擊下"捐棄故技，師法泰西"的過程中，對于怎樣學西方也曾有內(nèi)部的爭論。但因甲午戰(zhàn)勝中國得到戰(zhàn)爭賠款，于是"彼國之士氣咸伸，而更新之機勢大順"。王注意到日本的內(nèi)部問題已導致學西方之改革是否正確的疑問，后因戰(zhàn)勝中國而獲得肯定的解答。惟正因西式改革的正當性得自對外戰(zhàn)爭，就同時提高了對外征戰(zhàn)的地位，從而隱伏了走向軍國主義之路。這樣一種重"力"的傾向當然會影響到甲午后大量涌入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康有為上述觀念恐怕也與他戊戌變法后游歷日本相關。一般研究者多謂近代中國文化抵御西潮至為"頑固"，所以維新變法遠不如近鄰日本。然而，若中國人在鴉片戰(zhàn)爭后即像康有為這樣走向西方的"文明"，則東亞或早已無日本立足之地了。

　�。ㄔ�刊《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2000年2月29日）

相關熱詞搜索：救國 康有為 物質 走向 羅志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