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東：《朝霞》事件的思考——《生逢其時》讀后

　　近幾年，香港出版了一些“文革”當事人的回憶錄，如《吳法憲回憶錄》、《王力反思錄》、徐景賢的《十年一夢》，都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今年8月，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又出版了陳冀德的回憶錄《生逢其時》。陳冀德在“文革”中是《朝霞》文藝叢刊、《朝霞》月刊和《外國文藝摘譯》負責人，她當時的政治地位不如吳法憲、王力那樣高，不可能像他們那樣講述在政治中樞的親身感受，筆下的細節(jié)也不如徐景賢豐富，但《朝霞》在當時有很大的社會影響，是“文革”后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學刊物，因而，陳冀德這本回憶錄，對于研究“文革”時期的政治和文化，仍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陰謀文藝還是主流文學？

　　《朝霞》到底是一份怎樣的刊物？在粉碎“四人幫”以后，長期被認為是“四人幫”的“幫刊”，是“陰謀文藝”的大本營。當時這樣批判不難理解，但現(xiàn)在看，這種判斷并不到位。不論籠統(tǒng)地說“四人幫”，還是具體地分析其中對文藝更關注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都沒有獨立的文藝思想。他們在文藝領域所秉承和發(fā)揮的不過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毛澤東自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guī)定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黨性原則以及歌頌什么、暴露什么等一套美學標準之后，文學藝術在黨所控制的范圍逐步工具化，從延安推向整個中國大陸。在這方面，江、張、姚等人，只能算是某一階段貫徹和發(fā)揮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馬前卒，在他們之前的階段這個角色由周揚等人扮演。他們不論是組織樣板戲，還是實行大批判，都是為了貫徹毛的意圖。當然，有些事他們也可能發(fā)揮得過了頭，比如江青批電影《創(chuàng)業(yè)》，讓毛又說出要調(diào)整黨的文藝政策的話。但總的來說，不論在文藝上，還是在政治上，毛、江、張、姚，一脈相承。主心骨是毛，而不是別人。

　　那么，《朝霞》起了什么特殊作用呢？我認為，《朝霞》在用文學手段直接宣傳毛發(fā)動和領導的“文革”方面，走在了最前頭。到了“文革”中后期，江青插手的幾個樣板戲實際上存在題材的滯后，沒有一出樣板戲涉及到“文革”發(fā)生后的現(xiàn)實。按照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要求，大量生產(chǎn)歌頌“文革”的文藝作品，就成為當政者的政治需要。這方面，作為《朝霞》前身的“上海文藝叢刊”，正是肖木、陳冀德等人主動打造的傳播平臺。已經(jīng)進入中央領導機構的姚文元，則迅速肯定和支持了這個平臺。在這種背景下，不定期的文藝叢刊，發(fā)展成《朝霞》月刊。

　　一個被諱言的事實是，當時全國陸續(xù)恢復的官辦文藝刊物，包括《人民文學》，莫不以《朝霞》為榜樣。其他省市的公開出版物，它們沒有也不可能表達出另外的政治傾向。區(qū)別只是在為現(xiàn)實政治服務方面，不如《朝霞》那樣得心應手罷了。從這個意義上看，與其說《朝霞》是“幫刊”，不如說《朝霞》是“黨刊”，與其說是“陰謀文藝”，不如說是“文革”時期“主旋律文學”的代表，是用文學宣傳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思想的帶頭羊。這些文學活動當時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恐怕談不上有什么陰謀。而且，謝泳在研究《朝霞》時還指出了一個事實，當時全國范圍內(nèi)一批頗具文學才能的中青年作者，諸如余秋雨、賈平凹、路遙、錢鋼、徐鋼、陳思和、周濤、陸天明、黃蓓佳、古華、葉蔚林、焦祖堯、孫紹振、賀國甫，都在《朝霞》獲得了嶄露頭角的機會。這和陳冀德、施燕平這批編輯人員的敬業(yè)精神和業(yè)務能力不無關系。如果說這些作者后來成了文學的千里馬，這些編輯就是最初的伯樂。雖然他們成名后誰也不愿意再提這些伯樂。

　　《朝霞》停刊整頓風波始末

　　陳冀德的回憶錄，講述了史家不曾關注的《朝霞》停刊整頓事件以及背后的“上海幫”內(nèi)斗。

　　過去，人們談到“四人幫”，只注意到他們是一伙，對他們內(nèi)部的矛盾斗爭關注不多。“四人幫”又稱“上海幫”，起源于批判《海瑞罷官》，發(fā)跡于“一月風暴”，1973年中共十大達到鼎盛�！吧虾�幫”實際上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文人，如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朱永嘉等，一部分是工人，如王洪文、王秀珍、葉昌明、陳阿大等。前者以上海市委寫作班（后來演變?yōu)樯虾Ｊ形瘜懽鹘M）為班底，后者以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編者注）為班底。他們在1967年的“一月風暴”中，由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整合在一起，奪取了上海市的領導權。

　　“文化大革命”怎么進行，怎么深入？其實毛澤東腦子里也沒有一張明確的路線圖。違反常規(guī)的政治行為，毛澤東不贊成；
可能被定為反革命行為，毛澤東贊成，就是革命的首創(chuàng)之舉。上海的“一月風暴”，源于工總司等造反派與上海市委的沖突。工總司赴京告狀的火車被上海市委攔在安亭，本來周恩來、陶鑄、陳伯達等中央常委都是支持上海市委的。但中央派往現(xiàn)場的張春橋卻臨時決定支持工總司。毛澤東后來表態(tài)：“可以先斬后奏。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由此拉開了“文革”第二波——各省市奪權的序幕。在這個選擇中，不能簡單地判斷張春橋就是押寶，他是參悟到了毛澤東的政治需要和心理軌跡。而工總司這些人，則并無深謀遠慮，只是在現(xiàn)實中和上海市委沖突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背水一戰(zhàn)。寫作班的一批文人，本來沒想到要造上海市委的反。此前他們一系列批判文章都是在上海市委領導和支持下寫出來的。決定造反，是姚文元跟他們內(nèi)部通氣的結果。

　　造反派掌權以后，工總司山頭和寫作班山頭一直暗中較勁，摩擦不斷。陳冀德說他們是表面“親熱得緊，背地里，水火不容”。徐景賢在《十年一夢》里回憶了張春橋幾次讓他放低身段，彌合與王洪文的裂痕（見徐景賢《十年一夢》第92～105頁）。九大以后，張、姚回到中央工作，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賢當選中央委員，并分別由張春橋、江青、周恩來提名，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安排王洪文和徐景賢“一幫一，一對紅”。王洪文在九大的大會發(fā)言還是徐景賢幫他起草的，他們一度相安無事。中共十大，毛澤東提拔王洪文擔任中央副主席，位列張春橋、姚文元之前。工總司山頭成員頭腦膨脹，對寫作組的文人大打出手，于是發(fā)生了1974年初的《朝霞》停刊整頓事件。

　　原來，1974年誕生的《朝霞》月刊第一期上發(fā)表了兩篇小說，一篇是姚真的《紅衛(wèi)兵戰(zhàn)旗》，寫到一個紅衛(wèi)兵頭頭，為了慶祝自己一派成立半周年，差點影響了革命大聯(lián)合。一篇是夏興（段瑞夏執(zhí)筆）的《初試鋒芒》，歌頌民兵是公檢法的好幫手。工總司方面捕風捉影，認為前一篇小說影射了工總司當初慶祝成立“半周年”的事，后一篇則貶低了工人民兵的主力地位。姚真和段瑞夏都是《朝霞》的編輯，加上《朝霞》編輯部另一成員林正義曾經(jīng)是林彪、葉群選婿的對象之一，于是，市總工會（工總司班底）組織下屬文化單位檢舉《朝霞》有嚴重政治問題，主要罪名一是發(fā)表了兩篇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作品，二是編輯部重用的人政治背景復雜。材料上報給王秀珍，王秀珍批示�？�整頓，另外兩位市委書記馬天水、徐景賢圈閱同意按王秀珍的意見辦，形成市委文件下發(fā)。

　　為此，陳冀德趕到徐景賢家，當面向他盤問。徐景賢無可奈何地告訴她，這不僅僅是王秀珍的意思，她是從北京回來以后，才把批件傳到我這里，要我圈閱。徐景賢甚至對陳說，你就算不再搞刊物，總有吃飯的地方。我就難說了。弄不好，吃飯的家伙都要保不住。陳冀德這才知道，向《朝霞》發(fā)難的后臺是已經(jīng)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

　　當時寫作組的負責人是朱永嘉。他看到市委批文的當天，要王知常寫信告訴張春橋、姚文元，但幾天不見回音。朱永嘉只好找王秀珍示好，表示讓編輯部作出深刻檢查，�？�的事，是否緩一緩？王秀珍哼了一聲，說，你們這些捏筆頭的人，寫個檢查，還不是家常便飯。想就此了事？不行！朱永嘉碰了一鼻子灰。

　　此時，寫作組一攤子已經(jīng)亂了陣腳，不少成員反戈一擊，在辦公室的墻上貼滿了大字報批判《朝霞》。被朱永嘉通知閉門思過的陳冀德，只好孤注一擲，寫信把自己的見聞和委屈通過機要管道送達肖木。肖木當時在北京輔導王洪文的理論學習，實際上擔任王、張、姚三人的秘書工作。他是《朝霞》的創(chuàng)辦者，當然不愿意眼看著《朝霞》毀于一旦。最終，還是張春橋出面挽回了敗局。

　　根據(jù)陳冀德的回憶，經(jīng)過大致如下：4月12日凌晨兩點，張春橋直接給朱永嘉打電話說，關于《朝霞》的事，他都知道了。不用檢討。那兩篇小說他看也沒什么錯。有關《朝霞》的問題，他已經(jīng)給市委寫了信。接著，張春橋的信向上海市領導機構傳達。信中說，他是市委第一書記，責令《朝霞》�？�整頓的事，他怎么不知道。以后凡屬工作中的差錯，不要把責任推給下面。責任在市委，首先在他。

　　形勢逆轉。王秀珍哭著鼻子到處說：“我們怎么會炮打春橋同志？”原來準備走馬上任的接管《朝霞》的一班弟兄們，頓時星散。

　　張春橋為什么要出面挽救《朝霞》？陳冀德事后分析，王知常給張春橋寫信，只是講了《朝霞》“有嚴重政治錯誤要�？�整頓”的套話，沒有說出“半周年”是導火線。而她給肖木的信把這一點講得明明白白。據(jù)陳冀德回憶，當初工總司帶頭大張旗鼓慶賀成立“半周年”，曾受到張春橋批評：“難道連一周年紀念都等不及啦？”而徐景賢回憶，這個批評出自于他，當時張春橋不在上海，但后來得到張春橋的支持（見徐景賢《十年一夢》第101～105頁）。不管怎么說，工總司一幫人這樣翹尾巴，自亂陣腳，張春橋不能坐視。

　　幕后張春橋和王洪文之間如何協(xié)調(diào)，肖木又起了怎樣的作用，陳冀德語焉不詳，可能她也不清楚。但王洪文在這件事情上的確向張春橋妥協(xié)了�？梢酝茰y的原因是：從歷史看，張春橋對王洪文的支持多多，如：一，安亭事件讓工總司合法化；
二，工總司原來影響最大的頭目是潘國平，潘不是黨員，張春橋指定王洪文成為工總司參加“三結合”的頭面人物；
三，張春橋把王洪文的情況匯報給毛澤東，引起毛的重視，并于1968年國慶節(jié)在天安門城樓上引見給毛澤東。毛澤東對王洪文感興趣，王才有機會在中共九大代表工人作大會發(fā)言；
四，張春橋看到毛澤東要物色工人領袖，讓王洪文在上海市領導班子的地位從“王小七”上升到第三位，主持上海工作，使王有可能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毛澤東屬意為接班人�？梢哉f，沒有張春橋的幾步提攜，王洪文不可能爬到后來這么高。就是調(diào)肖木來北京幫助他學習工作，也是張春橋要幫他包裝理論形象，以獲得毛澤東的好感。當然，即使王洪文黨內(nèi)職務排到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前面，“四人幫”相互之間的權力關系仍然是江青最威風，張春橋最有主見，王洪文不免還是小兄弟。他手下工總司一幫人，更不能不把張春橋視為“老爺子”。

　　工總司山頭只顧自己逞強，導致大水沖了龍王廟。張春橋以不傷害王洪文面子的方式，擺平了一次內(nèi)訌。應當說，平息《朝霞》風波，表現(xiàn)了張春橋的老謀深算。

　　張春橋為什么要陳冀德寫信？

　　張春橋雖然在中共九大以后進入中央政治局，中共十大以后又當選政治局常委，四屆人大還當了國務院副總理，但一直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也就是說，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承認上海是張春橋的勢力范圍。這是當時特殊的政治格局造成的。上海領導機構里的文人和工人都是張春橋一手提拔起來的，被結合的老干部馬天水對張春橋也是言聽計從。但張春橋仍然意識到，身居京城，了解不到上海的第一手情況，送上來的簡報都是投其所好的順耳之言。他想建立另外的信息通道。通過陳冀德的告狀之舉，看到陳冀德是敢言之人，于是主動約陳冀德直接給他寫信反映情況。這或許和毛澤東看中福建小學教師李慶霖來信的道理相似。他們并不想改變“文化大革命”的整個路線、方針，但想以局部修復的方式，彌補信息不通造成的問題。

　　陳冀德先后給張春橋寫過四封信。前第三封信不免都是批評工總司的王秀珍、陳阿大這些人事事處處凌駕于黨委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排斥異己，打擊老干部。張給陳回過兩封信。有意思的是，第二次回信居然是讓陳談對樣板戲和《創(chuàng)業(yè)》的看法，并一再說不要外交辭令，要說真話。“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中國的老百姓對八億人反反復復看八個戲的局面已經(jīng)不堪忍受。但江青還是一意孤行地普及樣板戲。對于不是她直接插手的文藝作品吹毛求疵。歷史地看，電影《創(chuàng)業(yè)》無意與江青唱對臺戲，內(nèi)容還是為毛澤東的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的，但她仍然通過于會泳羅列了“十大”罪狀。編劇張?zhí)烀袢虩o可忍，向毛澤東告了御狀。毛澤東才有了“調(diào)整黨內(nèi)的文藝政策”的說法。樣板戲是江青的心頭肉，《創(chuàng)業(yè)》是江青的心病。張春橋知道人們對江青不滿，為什么要讓陳冀德在這些敏感問題上說出真實感想？是他想進一步印證實際情況，還是他對江青的不理智也有自己的看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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