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國榮：論公民——讀馬基雅維利《弗羅倫薩史》有感

　　在這么一個時代，一個狡猾的無賴，他的機敏雖然不可能使他避免很多人強烈的猜疑，但卻能夠使他免遭審判和懲罰，得到他決不應該得到的那些縱容。而一個笨拙而愚蠢的人往往被宣判有罪并遭到懲罰，成為萬人輕蔑和嘲笑的對象，而這僅僅是因為他缺乏前者的狡猾和機敏。在一些國家里，重大的罪行時常免遭懲罰，最兇殘的行為幾乎已經(jīng)為人們司空見慣，并且也不在人們心中引起恐懼。而在切實施行正義的國家里，這樣的恐懼是人人都會感受到的。不幸的是，在上述兩類國家里，人們對正義本身的看法不會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人們如何看待正義，它的位置在哪里？在意大利，在16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進程中，文藝復興在科學和藝術方面所取得的精神成就開始在政治領域申述自己的權力和主張。這個伸張是艱難和殘酷的，人們不得不首先面對這樣的處境，即文藝復興的耀眼成就似乎要以各個城市共和國和王國之間的那個混亂的“大市場”的局面收場了。暗殺、陰謀和暴力在那樣一個時代的上層人士中也是家常便飯，一日不見到或聽到類似的傳聞，生活在這個“大市場”中的人們就感覺象缺少了一點東西一般，寢食難安。馬基雅維利恰好見證了這么個時代。愷撒?博爾吉亞邀請鄰國的四位君主——他們都掌握著各自小王國的統(tǒng)治權，并統(tǒng)帥了各自的小小的軍隊——，來塞內加各利亞開一個友好的會議，一當他們到達，他就把他們統(tǒng)統(tǒng)殺害了。這種不光彩的行動，即使在他那個罪惡的年代也不一定會得到贊成，但似乎只是使他的榮譽受到了輕微的影響，而并沒有使他失勢。他的下臺發(fā)生在數(shù)年之后，出于與這個犯罪毫無關系的一些原因。馬基雅維利在他那個時代肯定不是什么最有道德的人——他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會是。在這個罪行發(fā)生的時候，他是弗羅倫薩共和國的公使，正好常駐在博爾吉亞的宮廷里。他對此事作了說明，一個非常奇特的說明，在說明中他采用了不同于其他一切作品的洗練、優(yōu)雅和質樸的語言風格。他非常冷漠地談論這件事情，為博爾吉亞處理此事的本領和果斷感到高興，對受害者的軟弱不肖一顧，對他們的不幸和過早死亡不抱同情，對謀害者的殘酷和虛偽不表示憤慨。對偉大征服者的殘暴和不義之舉，人們常常荒唐可笑地驚嘆和贊美；
而小偷、強盜和殺人犯的類似行為，在一切場合都為人們所輕視和憤恨。雖然前者的危害和破壞性比后者大得沒了邊，一當成功，就常常被認為是一種英勇、高尚的行為。而后者，作為愚蠢之舉，也作為最低層和最無地位的人犯下的罪行，總是遭到憎恨和懲罰。

　　馬基雅維利的這種敘述方式不得不激發(fā)人們去感嘆，啊，那是一個英雄立國的時代。那個時代的最深刻特征就在于，人們沒有一個健全的標準在偉大和邪惡之間作出區(qū)分。這正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描述過的那種政制狀態(tài)，在一個健全政體所需要的四種美德中，智慧、勇氣和節(jié)制占據(jù)了幾乎所有的位置，節(jié)制更多地成了一個可疑的說詞，柏拉圖干脆將之界定為英雄自我主宰的藝術。而正義，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機鋒暗藏地說，“那是剩余的那些東西”。什么東西？蘇格拉底沒說。根據(jù)蘇格拉底的敘述，對這個城邦來說，確實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留給正義了，它永遠是剩余的那個部分。馬基雅維利更邁出了殘酷的一步，他不無羨慕地說，在日爾曼人的法律中，偷竊一定要受到懲罰，但是依靠強力的搶劫不會受到懲罰。日爾曼人？馬基雅維利為什么要提到日爾曼人——這個曾經(jīng)滅亡了羅馬帝國的野蠻人？這個曾經(jīng)讓意大利人的祖先愷撒們的輝煌業(yè)績灰飛煙滅的野蠻人？這個讓羅馬當作“敵人”加以刻骨仇恨的野蠻人，不管是異教的羅馬，還是基督教的羅馬？

　　在《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憑借一種可怕的敏銳眼光檢拾了馬基雅維利所暗示的這個詭異環(huán)節(jié)�！霸囎x塔西佗的偉大著作《日爾曼尼亞志》，就會發(fā)現(xiàn)，英國人是從日爾曼人那里吸取了他們的政制的觀念的。這種優(yōu)良的制度是在森林中被發(fā)現(xiàn)的。人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有一個終結，我們所談的這個國家也終有一日會失落他們的自由，也會陷于滅亡。羅馬、拉西代孟都已滅亡得干干凈凈了。當立法權比行政權更腐敗的時候，這個國家就要滅亡�！币簿褪钦f，英國人的自由扎根在野蠻人的森林里面。在對這段的注釋里，孟德斯鳩精心備至地談論了日爾曼風俗的一個重要方面：“小事問首長，大事問群眾；
因此，平民做主，首長實行�！痹诹⒎ê托姓�這兩種最樸素、最原初的人類政治權力中，日爾曼的風俗把立法權交給群眾，把行政權交給統(tǒng)治者。其中，立法權無疑是最關鍵的，如果說“人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有一個終結”的話，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當立法權比行政勸更腐敗的時候，這個國家就要滅亡。”人民的力量和因素在人類事物中是決定性的。而滅亡的標志則是“終有一日會失落他們的自由”。關于對“自由”的各種看法，孟德斯鳩批評了哈靈頓，“哈靈頓在所著的《大洋國》一書中，也曾研究過‘一國政制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度自由’的問題，不過，我們可以說，他只是在誤認了自由的真面目之后才去尋找自由的；
雖然拜占庭的海岸就在他的眼前，他卻建造起了卡爾西敦……即使是最高的理智，如果過度了的話，也并非總是值得希求的東西，適中往往比極端更適合于人類�！泵系滤锅F尋求的是“法的精神”中的自由，也就是政治哲學悠久傳統(tǒng)中的自由，是亞里士多德和洛克所申述過的自由。通過這種近乎雜亂的穿插，孟德斯鳩把馬基雅維利所暗示的那個詭異環(huán)節(jié)徹底照亮了：無論是民族的自由，還是民族中個體的自由，問題的根本點都在于存在于人民中的一個適中的狀態(tài)。其實，馬基雅維利很快就在隨后的文字中提示了這一點，他認為，弗羅倫薩失落自由是因為人民沒有象羅馬那樣集體審判反人民的叛逆罪。弗羅倫薩設法官八人，審理叛逆罪，馬基雅維利說，“但是因為人少，所以，腐化他們也用不了多少人�！痹谶@個充滿對英雄美德的懷念的土地上，馬基雅維利希望人民發(fā)揮主動的作用，為個體的自由，也為弗羅倫薩的自由。在弗羅倫薩的風雨變遷中，馬基雅維利對君王們的偉大爭斗一直保持令人難以接受的冷漠，法國革命激發(fā)起來的強烈的道德義憤對他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值得輕蔑的東西，文藝復興的人道精神在他身上消失得無蹤無影，而他卻令人不可理解地成為了這場復興的最終的、也最值得意大利人驕傲的果實。

　　事情并不難理解，理解的可能很多，其中一種就在于上述的情境當中�？梢钥隙�，馬基雅維利很清楚，道德義憤不但與正義、自由無關，而且更是正義、自由最可怕的敵人�？朔�這個敵人的最終力量來自弗羅倫薩的每個居民，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說的“公民”。

　　好的公民應該學會真正關心自己，知道或者能感受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公民增進自己財富的主要方法是那些不至于遭受損失和危險的方法，在自己的行業(yè)或職業(yè)中的真實才能，在日常工作中的刻苦和勤勉，以及在所有花費中的節(jié)約，甚至某種程度的吝嗇。公民總是認真學習以了解他表示要了解的一切東西，而不僅僅是為了使他人相信自己了解那些東西；
雖然他的天資不會很高，但是他所掌握的總是充分的真才實學。他不會用一個狡猾的騙子所用的詭計來欺騙人，也不會用一個淺薄的冒牌學者所用的過分自信的大話來欺騙人。他甚至并不炫耀自己真正掌握的才能。他談吐淳樸、謙虛。為了在自己的職業(yè)中獲得信譽，他自然傾向于依賴自己真實的知識和本領；
好的公民總是真誠的，并且一想到隨虛妄的敗露而來的恥辱，就感到恐懼。雖然他是真誠的，但并不總是直言不諱；
雖然他只說實話，從不講假話，但他并不總是認為自己有義務在不正當?shù)囊�求下也吐露真情。因為他行動謹慎，所以，他講話有所保留。

　　好的公民并不總是以最敏銳的感悟能力著稱，但總是會交朋友。這是一種冷靜、理智、真誠的友愛。他并不喜歡交際，很少在那些奢華宴會的社交中出現(xiàn)。他習慣嚴格的節(jié)約。雖然他的談吐并不總是非常活潑或有趣，但總是絲毫不令人討厭。他從來不傲慢采取超出別人的姿態(tài)，并且在所有普通場合，他寧愿把自己置于同等人之下，也不愿在其上。他在行動和談話上是一個恪守禮儀的人。在這方面，他同那些具有突出才能和美德的人相比，樹立了一個更好的典范，即使那些人包括了蘇格拉底、亞里斯提仆時代，到斯威夫特和伏爾泰時代，以及從菲力二世和亞歷山大大帝時代，到莫斯科的那個改革家時代中，所有那些用不合時宜的手段，甚至是對關于生活和言談的一切普通的禮儀的粗野的輕視，來過于突出地表現(xiàn)自己的人。

　　好的公民按照自己的收入來安排生活，對自己的處境有一種天然的滿意。通過連續(xù)不斷的小的積累，他的處境會一天一天變得更加滿意。他并不急于改變如此滿意的處境，也不去探求新的事業(yè)和冒險計劃。如果他從事任何新的項目或事業(yè)，他一定是經(jīng)過充分的安排和準備的。

　　好的公民不愿意承擔任何不屬于自己職責范圍的責任。他不在與自己無關的事務上奔忙；
他不干預他人的事情，他很少作大量的思考和勸告，他更善于征詢別人的看法。他把自己的事情限制在自己職責允許的范圍內，并不愛好任何的顯要地位。他反對加入任何黨派之間的爭論，憎恨任何的宗派集團，他并不總是非常熱心地去傾聽甚至有關宏圖大略的訴說。在特殊的要求下，他不拒絕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事情，但他對英雄天生或習慣性地感到陌生。他在心靈深處更喜歡的是有保證的安定生活中的那種沒有受到干擾的樂趣，不僅不喜歡所有成功的野心所具有的表面好看的光彩，而且不喜歡完成最偉大和最高尚的行動所帶來的真正的和可靠的榮譽。公民的美德，僅僅用來指導關心個人的健康、財富、地位和名聲，在此，這些美德被認為最值得尊重，但是，它從來不被認為是最令人喜愛或者最高貴的美德。它受到輕微的尊敬，卻似乎沒資格得到任何非常熱烈的愛戴或贊美。

　　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美德沒有偉大的可能。如果把這些美德推到極端，就是所有理智和德性的完美。這是最聰明的頭腦和最美好的心靈的結合。這是最高的智慧和最好的美德之間的結合。當蘇格拉底被帶到眾人的審判臺前，作出自己的申辯的時候，他試圖表現(xiàn)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結合。

　　這一切的美德是以對一件重大事情的知識為基礎的。他熱愛自由，并且知道如何感受自由。這種自由就是孟德斯鳩所定義的那種“心境的平和狀態(tài)”。他對此有堅定甚至頑固的信念，并為此矢志不渝。除此之外，他不知道更多的事情。在他個人的健康、財富、地位和名聲方面，他將知識和美德結合為一體，并是這種結合的典范；
他天然地不愿意走得更遠，他不嘗試知道什么是更遠，他有一個基本的常識，如果走出對自己的真正關心，那么知識和美德可能就此分道揚鑣。即使是偉大的愷撒，雖然氣度不凡地解散了自己的衛(wèi)隊，但也不能消除自己的猜疑。對法塞利亞的回憶仍縈繞心頭。當他在元老院請求下，寬大赦免了馬爾塞盧斯的時候，他告訴元老院，他不是不知道正在實施的殺害他的陰謀，但是因為他已經(jīng)享足天年和榮譽，所以他將滿意死去，并因此蔑視一切陰謀。或許他已享足天年，但是，如果他希望得到人們的好感，希望人們當他作朋友，如果他希望得到真正的榮譽，希望在同等地位的人們中間得到平凡的尊敬和愛戴、以及由此而來的一切幸福，那么和好的公民相比，愷撒無疑是活得太久了。同樣，好的公民對自己有一種天然的、真正的關切，決不可能期望他為世人的所謂罪惡而在十字架上過早地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對關于世人的“總體罪惡”的說法沒有感覺，除了鄰居之外，他不知道“世人”還有什么更多的含義。他對死亡的觀念是自然的，他并不怕死，但他所能接受的唯一死亡方式是終老在家中的床上，是那種再自然不過的死亡方式。在生命的自然延續(xù)中，在點滴的卑微努力中，好的公民證成了自己的偉大。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進行了一項針對《弗羅倫薩史》的評論，旨在論證大革命所帶來諸多革新和舊制度下各項原則之間的接續(xù)。托克維爾竟然是這樣地無法平靜對待發(fā)生在祖國的革命。這最終導致了他也無法公正對待馬基雅維利關于弗羅倫薩變遷的冷漠敘述。托克維爾沒能注意到馬基雅維利在冷漠中感受到的那個巨大變化——公民將使所有古代的異教英雄和基督教殉道者黯然失色，并成為一種新的政治形態(tài)的主宰者。公民將通過謹小慎微地擴大自己的知識、樹立自己的美德、塑造自己的判斷，在和平、安全的道路上尋求最可能好的政治生活。關于這條道路，公民不嘗試知道有沒有盡頭，至于道路盡頭的那道美麗的彩虹，從不會在公民的內心里激起些許的沖動。公民論證自己偉大的唯一方式就是堅韌和冷漠。在這個方面，馬基雅維利，其人、其文都堪稱典范——自由的典范和正義的典范。這個典范將在布克哈特激烈抨擊的文藝復興的“市井”中正式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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