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劍宏：不能為弘揚國學而貶斥普世價值

　　4月6日下午兩點，應主持人王雨墨先生的邀請，我參加了仨元學社舉辦的“三生萬物”主題研討會。令我驚訝的是，參會者有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所長萬延海，還有創(chuàng)贏財富基金會（籌）會長齊大濟、奧運大型系列活動組委會秘書長黃耀波、伏羲文明國際展會副主席邱鋒、以及全國高科產業(yè)化協作組織戰(zhàn)略研究室副主任歐耘華、當代頓悟禪法的覺者鐵夫禪師等。這些學術背景不同的人聚在一起，暢談“三生萬物”的哲學命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這說明：國學已經開始逐漸深入人心，引起了各界的關注。如果說，我在2001年預言國學復興還是一個夢想的話，到了2009年，國學復興已經成為許多有識之士的行動目標。

　　但這場研討會中反映出的兩個觀念令人憂心，由于具有典型性，我不得不指出：

　　第一、不能因為一次金融危機而否定普世價值。王逆波先生認為：中國的國學智慧遠遠高于西方，我們能夠輕易解決的問題西方并不能很好解決，說明西方的民主人權那一套普世價值并不適合中國。

　　我承認中國五千年的智慧文明的確有許多微妙處，這是不容抹煞的。但并不能說中國的智慧就高于西方。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由于政治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造成了國家鎖死社會的事實；
靜止僵化的社會反過來又鎖死了國家，即社會結構又制約了政治的作為。在“國家—社會”雙向鎖死的情況下，中國社會長期保持在農業(yè)文明的狀態(tài)中，只有量的累積，而沒有質的突變。這客觀上造成了人們因循守舊、不思進取、墨守成規(guī)的思維定式。所以我們看歷史，但凡變法，大多是法家人物倡導，而儒家總是站在反對社會變革的一邊。在這樣的歷史觀指導下，信奉儒學的絕大多數政府官員，一提變法就反對，似乎祖宗家法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使中國的歷代改革和推行改革的人物，注定了悲劇的宿命。

　　西漢漢武帝時就有人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政治和社會的雙向鎖死帶給中華民族的危難。據《資治通鑒•卷第十八•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記載，徐樂上書給漢武帝說：“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關于“土崩”二字，徐樂是以秦末的陳涉農民起義為例來闡述的，在他看來，““土崩”之“土”，是民眾而非統治集團；
關于“瓦解”二字，徐樂是以漢初的吳楚七國之亂為例來闡述的，他認為，吳楚七國之亂其實就是西漢時期上層的政治危機，將上層出亂比做“瓦解”。

　　這就是說：在王權社會中，一個王朝的覆亡，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無法保障社會的良性秩序，造成支撐這個政權的主要階級力量反對它。引起“土崩”的直接原因是：“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資治通鑒•卷第十八•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分別對應土地兼并引起的絕大多數民眾生活赤貧、權貴官員濫權和爭利行為引起的官民矛盾、中央政權失去節(jié)制權貴和地方政府的力量。出現了這些問題，卻沒有有效的政治預警系統提醒統治集團，沒有動力讓統治集團對民眾的權益和意愿予以重視和敬畏，沒有有效有力的正確決策系統和權力制約系統對問題予以糾正。

　　因此，我們看到2000多年的王權社會，非常缺乏自我糾錯和調節(jié)的能力，社會矛盾非積攢到千瘡百孔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轟轟烈烈的點起燎原的革命之火，把社會生產力破壞殆盡，把舊的經濟和政治關系完全打碎，才扭扭捏捏的造出一個換湯不換藥的新朝。新朝——腐敗——反動——革命，循環(huán)往復，一亂一治，大起大落，令人心驚肉跳。

　　中國人要擺脫革命循環(huán)論的宿命，就必須承認民主制度是解決國家與社會雙向鎖死的良藥之一。當統治者敬畏民眾的權利和利益時，當司法能夠獨立行使權力時，中國社會才能實現真正的和諧。也許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但我們必須借鑒，尤其要解決國家與社會雙向鎖死的問題。在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和學習時就武斷地排斥民主制度，這樣的國學復興并不能給當今世界和中國帶來任何好處，相反，可能會帶來災難。

　　第二、在肯定國學對當今世界有很好診療作用的同時，不應該無限抬高國學的價值，貶低普世價值。有與會者在發(fā)言時，認為歐美國家的民主制度是在殖民和販賣奴隸的過程中“分贓”妥協的產物，因此民主制度是西方的普世價值，不是東方的普世價值。這一觀點令我驚訝。當然不光我一個人驚訝，萬延海先生也很驚訝。

　　我的觀點主要有兩條：第一、普世價值是深植人心的理性自覺，沒有東西方之別，這些觀念是任何國家和個人都應當接受的；
第二、雖然西方歷史有過殖民和販賣奴隸的罪惡，但不能把這一歷史強加在普世價值身上。普世價值是人類歷史經過漫長的演變和斗爭中逐漸得來的，是全人類的智慧結晶，不應當否定。

　　必須要明白，中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試圖以政治控制社會，因此政府掌握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與財富，摧毀了社會獨有的民間認同，摧毀了知識分子對治亂的思想表達，摧毀了民眾基本的政治權利和應有之各項利益，形成了“大政府、小社會”的事實，造成了國強民弱之局面，這些都是由于背離了普世價值造成的結果。

　　背離了普世價值之后，結果怎么樣呢？

　　縱觀中國王權社會的歷代王朝，他們要么被奮起反抗的失地農民所推翻，要么被強大的外來民族所征服。社會的發(fā)展最終決定了國家的發(fā)展，一個試圖控制社會一切的國家，它雖免于社會變革對政治的威脅，卻崩潰于社會固有結構不可克服之矛盾，以一己政權之私，遏制民族進化之腳步，罪莫大焉。

　　中國古代社會由于政治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造成了在近現代民主、法治、科學、經濟這些普世價值觀念的落后，這直接導致了歐美列強用堅船利炮炸開吾國“沉醉不知歸路”的天朝迷夢，國家的恥辱震醒了中國的仁人志士。只有接受了普世價值信念的國民才能強悍，而不做嗷嗷待哺的羔羊。強悍的國民雖然會以拳頭和意志帶給國家統治階層很多課題，政治體制因此面臨極大挑戰(zhàn)，但卻迫使統治階層進化，利用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建立更高明的政治制度。須知：民強才能國強，只有社會多樣化的健康發(fā)展，才能給國家民族帶來真正福祉和根本利益。

　　伏羲文明國際展會副主席邱鋒先生反復強調：國學要取其精華、剔除糟粕。我認為這一觀點才符合國學復興的要素，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要不得的。只有將國學和人類一切優(yōu)秀的智慧思想結合起來，才能煥發(fā)國學恍惚竅冥的神韻，才能在新的時代充分發(fā)揮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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