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東：論政治家的思維能力

　　【內(nèi)容提要】所謂政治家，就是那些掌握著特殊的社會公共權力、可以合法地調(diào)配社會資源，并按照一定的社會理想進行社會改造的人物。政治家必須要有獨具特色的思維能力本文以為，以下幾個方面的思維能力是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一、見微知著的洞察力；
二、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
三、立體性思維能力；
四、批判性思維能力；
五、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

　　【關鍵詞】政治家 思維

　　一提起政治家，人們很自然地就會聯(lián)想起中國的秦皇漢武、唐宗宋主、成吉思汗、康乾大帝，以及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無產(chǎn)階級領袖人物，就會想起古代波斯帝國的創(chuàng)始人大流士，古羅馬的愷撒、屋大維，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俄國的彼得大帝，法國的拿破侖，日本的明治天皇，以及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總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政治家特指那些掌握了無限的國家權力、只要振臂一呼就能應者云集的大人物，政治家在某種程度上與權力、甚至與權術是同義語。應該說，這樣的認識，如果僅僅從政治活動的表面現(xiàn)象來看，確有一定的正確性。但如果將其作為一個嚴格的學術定義，那就非常的不合適了。要搞清政治家的含義，首先必須要搞清政治的含義。

　　關于政治的定義，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歧義疊出了。國內(nèi)的一些大眾辭書將其定義為“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和個人在內(nèi)政及國際關系方面的活動” ，此定義主要側(cè)重于人們的社會活動領域的范圍，比較籠統(tǒng)，不易為人們所精確理解、把握。有人將政治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加以定義。廣義的政治乃指“權力的運作，指的是君主或官員的活動”，狹義的政治之定義乃指“其一，關注公共事務，而非私人事務；
其二，就其本意而言，應該由眾人關注眾人的事務，而不應該是以暴力方式或灌輸方式強行推行某種觀念、某種意識形態(tài)�！� 也有人認為政治是“在一定的經(jīng)濟基礎上，人們圍繞著特定利益，借助于社會公共權力來規(guī)定和實現(xiàn)特定權利的一種社會關系�！� 這個定義有點抽象，不易為一般人所理解。以上三個關于政治的定義雖然在具體的語言表述上各有差異，但也有共同點，即都在邏輯上承認政治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這種活動與社會上很多人的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它必須要借助公共權力才能得以正常地運行。歸根結底，政治是與公共權力緊密相聯(lián)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

　　了解了政治的基本特征后，我們也就可以對政治家的基本特征進行粗略認識了。所謂政治家，就是那些掌握著特殊的社會公共權力、可以合法地調(diào)配社會資源，并按照一定的社會理想進行社會改造的人物。政治家與一般的在政府部門供職的政治人物是有區(qū)別的，這種區(qū)別就在于政治家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價值觀，而一般的政治人物則只不過在依章辦事而已。普通民眾之所以對政治家感到神秘，之所以對于那些政治英雄人物推崇有加，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對于他們（她們）手中曾經(jīng)握有的、或正在握有的公共權力所具有的威力的懼懾和向往的結果�？梢哉f，在很大的程度上，政治家是社會實驗的直接指揮官。有的時候，個別的政治家甚至是決定特定社會發(fā)展模型、發(fā)展狀況的關鍵性因素。正因為政治家的作用如此重要，人們對于政治家的素質(zhì)也就有著特別的要求。中國古代一直以圣君賢臣、昏君佞臣這種樸素簡潔的標準作為從事政治活動的官員們的一道永恒的緊箍咒，以時時警惕著官員們的德行。

　　政治家對于社會發(fā)展所起的作用如何，取決于很多的因素，但與其個人的素質(zhì)如何有著相當大的關系。在人的素質(zhì)當中，思維素質(zhì)是其中的重要內(nèi)容。思維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基本手段，沒有了思維，也就沒有了意識，人類也就不成其為人類。人類的思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人類的認識水平的高低，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的實踐水平的高低。所以，任何一個人，如果其沒有良好的思維能力，那么他也就很難作出對人類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偉大貢獻來。

　　政治家是對于社會負有特殊的重大使命的人物，因此，他們必須要具備有比一般人更出色的思維能力，而且他們的這種思維能力還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夠充分地為自己所進行的政治實踐服務。那么，政治家的思維到底需要具備哪些特點和品質(zhì)呢？雖然，面對這樣的提問，我們會感到非常困難對之作出很細致的回答，因為政治家的的工作對象實在是太復雜了——社會發(fā)展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不過，無論如何，政治家的思維總是有一些非常明顯的、大家都公認的特征的，至少，以下幾個方面的思維品質(zhì)是一個出色的政

　　治家所必須具備的：

　　一、見微知著的洞察力

　　所謂見微知著，就是主體通過觀察事物的某一個現(xiàn)象、某一點事實，就能夠領會、把握其中的本質(zhì)和全局性的內(nèi)容。這種認識能力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一種非常迅速有效的能力，它充分地體現(xiàn)出人類思維能力的復雜性、科學性、快捷性、高級性，我們都知道，動物也有一定的認知能力，但它們的認識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它們只能對自己所接觸的客體的表象產(chǎn)生一種靜態(tài)的、直觀的、機械的反應，它們無法形成穩(wěn)定的、抽象的、能動性的意識。一般地來說，任何正常的人都具有一定的見微知著的能力，他們往往都能夠透過事物的表象而能形成對其更深一層次狀況的自我認識，往往都能從已知的個別、孤立的事物當中去自覺地推測出自己所希望的更深刻性的認識。但是，每個人在見微知著的認識程度上是不相同的，有的人可以由一知十，有的人可以由一知百，有的人則可以由一知千、知萬，這個事實充分地反映了各個個體在思維能力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而個體在思維能力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這種差異就決定了他們?nèi)绻麖氖峦�一種社會工作的話，則必然在實際效果上也會表現(xiàn)出一定的差異。于是，社會要想得到優(yōu)化發(fā)展，客觀上要求人們根據(jù)自己的思維特點來選擇自己的社會職業(yè)。

　　政治家是以社會作為自己的工作對象，而社會現(xiàn)象是異常復雜的，這就決定了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必須要有善于觀察社會現(xiàn)象，能敏銳地透過社會的表象而抓住問題的本質(zhì)的思維能力。否則，他就會易于被表象和假象所蒙蔽，就不能及時、準確、有效地抓住事物的本質(zhì)，就不能掌握問題的要害，那么，他所實行的各種社會改造的方案就很難作到實事求是，其結果只能是失敗。所以，在人類歷史上，凡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無不善于觀察問題，無不善于從微小的線索當中尋找復雜的疑難問題的答案。正是有了這種卓越的見微知著的思維能力，他們才能作到一葉知秋，敏銳地把握時代發(fā)展的脈搏，他們的思想認識水平才能超越于同時代的多數(shù)人，才能做到特立獨顯，成為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里格外輝煌燦爛的政治明星。

　　丘吉爾之所以能夠成為20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別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不是他由于玩弄了什么高明的權術而蒙蔽了世人的結果，更不是耍弄八面玲瓏、四處討好政策的結果，而是他有著比當時世界上一般的政客要深遠的多的政治眼光和鑒別能力。20世紀20、30年代，當意大利、德國開始推行法西斯主義之時，很多西方的政治家對其將要產(chǎn)生的危害性并無深刻的認識，尤其沒有認識到法西斯主義是人類和平的不共戴天的冤家對頭，是一切愛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們的天然敵人。英法的一些政治家雖然也感到了法西斯主義的潛在危害性，但他們對這種危害性的嚴重程度認識的遠遠不夠，他們先是幻想通過裁軍會議來約束德國的擴軍備戰(zhàn)，并且還允許德國享有已經(jīng)在巴黎和會上被明確禁止的“平等的軍備”權。在法西斯德國拒絕繼續(xù)參加日內(nèi)瓦裁軍會議、聲明退出國際聯(lián)盟后，他們又推行綏靖政策，企圖以犧牲歐洲其他國家的利益來換得本國的安寧。他們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法西斯主義所具有的反人類、反和平的本性，因而一再委曲求全。在這種一而再的退讓政策主導下，再三地失去遏制、打擊法西斯勢力的良好機會，極大地膨脹了法西斯主義，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初期，英法聯(lián)軍屢戰(zhàn)屢敗，遭受到了慘重的失敗。

　　而丘吉爾卻不是這樣，他很早就公開指出了法西斯主義是歐洲和平的死敵，也是人類正義的死敵。1933年11月30日，希特勒擔任了德國總理，德國國內(nèi)的軍國主義思想膨脹到了極點。丘吉爾以超前的政治眼光認識到了其將要帶來的嚴重后果，他迅速地表達了自己的這種憂慮，對法西斯政權進行了抨擊：“我們以吃驚和憂傷的心情看到，：殘忍的暴力和好戰(zhàn)的狂熱的甚囂塵上，對少數(shù)民族進行殘酷無情的虐待，僅以種族為藉口而拒絕文明社會為數(shù)眾多的個人提供正常的保護�！彼�不相信希特勒有關“無意敵視英國”的種種承諾。他極力主張英國要積極主動地進行戰(zhàn)爭準備工作，要特別地注意加強空軍技術裝備。在1934年11月的下院會議上，他大聲地呼吁英國要在空軍的建設上加快速度、擴大規(guī)模，因為德國有一支相當強大的空軍。他指出，照當時英德兩國的發(fā)展速度，再過一二年，德國空軍的的實力將超過英國的50%；
而到1937年，德國空軍將比英國強上一倍。正是在丘吉爾的不斷的提醒下，當時的英國政府才決定加強空軍建設，使得英國空軍在二戰(zhàn)爆發(fā)前夕，無論是在數(shù)量上還是在質(zhì)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加和改善。這種狀況，使得英國本土在1940年7月以后在面對著德國空軍的大規(guī)模的狂轟亂炸之時，由于空軍事先有了一定的準備，從而有效地打擊了侵犯的敵人，使得希特勒企圖登陸英國本土作戰(zhàn)的計劃永遠無法實施。如果英國政府在當時沒有接受丘吉爾的這一遠見卓識的話，那么英國在面對德國強大空軍的襲擊下，其后果將是不堪設想；
如果英國沒有選擇象丘吉爾這樣的有著無比卓越的洞察力的偉大政治家作為其戰(zhàn)時的統(tǒng)帥的話，，也許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歷史將會變得更加漫長。

　　可以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選擇了一個具有卓越見微知著能力的政治家作為其社會的管理者、引路人，這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福祉；
反之，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選擇了鼠目寸光的政客作為其社會的管理者、引路人，這必然是這個國家、民族的災難。

　　二、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雖然，恩格斯在這里只是強調(diào)了理論思維對于科學發(fā)展的重要性，但其在邏輯上卻表明了理論思維對于整個社會進步的重要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從根本上來看，是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系，而在生產(chǎn)力的諸要素中，科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科技的發(fā)展，就不可能有生產(chǎn)力的大發(fā)展；
沒有生產(chǎn)力的大發(fā)展，就不可能有社會的真正的全面進步。所以，我認為，從恩格斯的上述論斷中，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那就是，一個社會要想始終保持先進狀態(tài)，其社會成員在整體上就必須要有良好的理論思維能力。否則，這個社會就不可能實現(xiàn)真正的先進和繁榮。

　　那么，什么是理論思維呢？所謂理論思維，就其本質(zhì)上來說是一種抽象化的思維方法，是與直觀的感性思維相對應、相比較的一種思維方法。這種思維必須以一定的概念為基礎，然后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等思維活動，它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現(xiàn)為抽象性，它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三種：公理思維、形式思維、辨證思維，這種思維是一種非常高級的思維方式，是工業(yè)化時代以前劃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一個重要的標志。而且，即使在工業(yè)化時代和現(xiàn)今所謂的信息化時代，理論思維也主要是腦力勞動者所享有的思維方式，一般從事體力勞動的人運用理論思維的質(zhì)和量要比體力勞動者少的多。已有的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過程，是一個體力勞動逐漸減少而腦力勞動逐漸增加的過程，這個事實充分地表明了腦力勞動對于人類社會進化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這也充分表明了理論思維在人類社會進步過程中所起的巨大促進作用。

　　政治家是一個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社會群體，他們所要工作的對象是比自然界復雜的多的人類社會，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僅要以理論思維作為自己的思維活動的主要方式，而且還要有比其他人更復雜、更先進、更科學的理論思維方式。很難想象，一個理論思維混亂，或者理論思維方式簡單、理論思維水平低下的人，能夠成為一個杰出的政治家。那么，一個優(yōu)秀的政治家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理論思維能力呢？或者說，對于政治家而言，什么樣的理論思維能力才能算得上是卓越的呢？應該說，要正確地、全面地回答這個問題，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為人類的思維活動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而人類思維活動所面對的對象則是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什么樣的思維方式對于正確地認知人類所要了解的某種對象具有最有效的作用，這是一個需要在不斷實踐和探索之后才能明確作出回答的問題。因此，對于卓越的政治家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思維能力這樣的問題，毫無疑問，我們似乎是很難作出充分的回答的。而卓越的政治家需要什么樣的理論思維能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同樣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政治家沒有獨具特色的思維能力和理論思維能力。根據(jù)人類已有的政治發(fā)展史，我們可以對那些卓越的政治家的思維能力進行一番歸納和概括，并考慮到歷史和現(xiàn)實中政治家活動對象的特點，從而可以大略地對政治家所需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作出一點基本的描述。

　　首先，卓越的政治家必須要有一定的知識儲備，以為其理論思維活動的根本基礎。知識是任何思維活動的基礎，政治家自然也不例外。但政治家所需要的知識與其他的專門家們所需的知識是有區(qū)別的。從事各種專業(yè)活動的人，他們需要在這些領域中有較深的了解，深度如何往往是衡量他們是否優(yōu)秀的最基本的標準。而政治家則不然，他們的知識面主要就寬泛方面而言，而且，這些知識也不一定非要他們自己絕對地掌握不可，關鍵在于他們能否善于運用能夠掌握這些知識的人。我們曾經(jīng)以“劉項原來不讀書”為理由，來表示政治活動完全可以由那些不學無術之輩從事，從而把政治活動簡單化、偶然化，甚至于妖魔化了。其實，劉邦、項羽雖然書本知識甚少，但不等于他們沒有社會閱歷知識，也不等于他們就不需要有知識的人。事實上，無論劉邦還是項羽，他們的身邊都有一批或者個別的知識分子為其出謀劃策。項羽的失敗，與其一介武夫的固執(zhí)、鹵莽，不太尊重謀士的意見，有著一定的關系。而劉邦的成功，則非常得益于他善于采納身邊眾多謀士的良方妙計的行為。政治家所需要的知識不一定必須是從書本上得來的，也不一定完全由自己來掌握，關鍵在于他們是否善于駕御社會中擁有知識的主體，使這些知識能夠合理、有效地運用到實踐當中。因此，一個政治家是否高明，不但取決于其自身是否擁有一定的知識，而且關鍵還在于他是否能夠有效地使擁有各種不同知識的人群為自己的政治目標服務。也就是說，一個高明的政治家的活動必須是最大化地建立在當時的社會所可能提供的知識量的基礎之上。如果某個政治人物自己沒有多少知識，同時又盲目地拒絕接受一切他人所能提供的知識的話，那么，他的思維活動就沒有了豐富而可靠的知識基礎，就談不上去進行比較復雜的理論思維了，他的思維的結果就容易脫離實際，其最后的結果就只能是失敗。

　　其次，卓越的政治家還必須有一定明確的社會價值取向，這是其進行理論思維活動的目標。政治家的活動對象是社會，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具體的個人和群體。政治家的任務就是把這些活生生的個體和群體從特定的松散和孤立狀態(tài)整合為有一定向心力的社會力量，從而實現(xiàn)人類社會發(fā)展速度的最大化、社會生活方式的趨同化、社會秩序的越來越合理化。

而政治家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以一定的社會理想來教化和號召社會民眾，使得社會群體能夠形成共同的價值取向。一個社會的共同價值取向的形成，自然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其與杰出人物的活動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與杰出的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為之間更是密不可分。一個優(yōu)秀的政治家的價值取向，往往會影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的價值取向的發(fā)展。一個政治人物，如果他沒有非常明確、穩(wěn)定的價值取向，他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就無法彰顯其獨特的魅力，就不會得到多數(shù)人的支持。這樣的人，最多只能稱其為一個沒有社會責任感的政客而已。有了明確的社會價值取向，政治家的理論思維活動才有了穩(wěn)定的范圍，才使得這種思維活動不至于發(fā)展成如同脫韁的野馬似的毫無目標，從而保證了政治家理論思維過程的嚴密性、完整性、系統(tǒng)性，使之能形成縝密完善的理論體系。一個政治人物，如果又有了縝密完善的理論體系，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政治家。中國古代儒家所極力崇拜的“內(nèi)圣”、“外王”型政治家就是這種集理論權威與政治權力于一身的人物，毫無疑問，這樣的政治人物就是優(yōu)秀的政治家。這是古往今來無數(shù)政治人物夢寐以求的最高職業(yè)理想，其實現(xiàn)之難就難在優(yōu)秀的政治理論的建構上。而優(yōu)秀的政治理論之建構之難就難在建構者必須要有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

　　第三，卓越的政治家還必須要有卓越的邏輯思維能力和吸引民眾、善于表達自己思想的語言文字能力。理論思維從根本上來說屬于抽象思維的范疇，它必須非常借重于邏輯思維。一般地說來，一種理論是否令人信服，人們首先要看它的內(nèi)容在邏輯上是否具有一致性、嚴謹性，如果它的論證缺乏邏輯性，那么，即使它引用了多么豐富的資料，其語言多么的洋洋灑灑，也不可能使人相信其觀點的科學性、有效性。相反，如果某種理論觀點可能一開始很不為人所理解，甚至可以說，其觀點在本質(zhì)上就是錯誤的、荒謬的，但如果它的論證由于建立在其特定的理論和實踐的前提下而顯示出了嚴密的邏輯性，往往也很能博得一些人的理解和支持。這樣的事例，我們經(jīng)�？梢砸姷�。比如說，在經(jīng)濟學中，由于某些人使用了邏輯性很強的數(shù)學公式進行推導，其得出的結論常常使別人無法鑒別真?zhèn)危�多以為其是�?chuàng)新之見�？梢钥隙ǖ卣f，缺乏邏輯思維的人，他是不可能進行理論思維的，是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學理論體系的。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在構建他們的理論體系時，都很注意具體論證過程中的邏輯性。列寧在創(chuàng)立他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時，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于生產(chǎn)關系必須要適應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具體地分析了當時俄國生產(chǎn)關系與生產(chǎn)力之間的激烈的矛盾狀況，然后才明確地指出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時機已經(jīng)完全成熟，從而成功地引導了俄國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的理論之所以能夠喚起千百萬俄國工農(nóng)大眾，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理論在論證過程中非常注意嚴謹性，其論據(jù)始終圍繞著論點展開，使人不得不相信他的科學性。

　　對于一個優(yōu)秀的政治家來說，僅僅具有良好的邏輯思維能力，還遠遠不夠。因為理論思維能力還包括思維過程的外在化的表達方式水平。盡管你的邏輯思維能力很強，但如果你不善于恰當?shù)乇磉_的話，你就不能形成容易為他人理解的理論成果。那樣的話，你的勞動就不能轉(zhuǎn)化為社會性的 ，只能永遠是個人的東西，而這樣的政治家他怎么可能得到別人的理解呢？很明顯，這樣的政治人物是不可能得到社會民眾的廣泛支持的，自然他就不可能充分地調(diào)動社會資源去進行符合自己理想的社會改造實踐了。

　　三、立體性思維能力

　　人的思維過程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人到底是如何進行思維的、人的思維方法到底有多少種類、人的思維能力有沒有極限，等等這些問題，目前的人類尚無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們只能說，人類的思維能力的潛力非常巨大、人類思維能力的表現(xiàn)方式也是數(shù)不勝數(shù)。衡量一個人的思維能力的大小，關鍵要看他的思維方式是否具有多層次性。凡是善于從多方面、多層次進行思維的人，他的思維能力就越強；
凡是只會從某些方面、只能在一個或幾個層次進行思維活動的人，他的思維能力就越弱。善于從多方面、多層次進行思維的人，他的思維就具有立體性，而只會從個別的方面、層次進行思維的人，他的思維就顯示出平面性，其思維的水平自然也就要簡單一些了。

　　人的思維能力的立體性表現(xiàn)在很多方面。比如說，從思維的自我性程度來看，人的思維可分為有意識性思維和無意識性思維。有意識性思維是在一定的目的主導下進行的思維活動，它有一定的針對性。而無意識性思維則是在無明確目的狀況下展開思維活動的，，它是一種近乎漫無目的似的思維活動。我們一般地都把有意識性的思維當作高級的思維形式，而把無意識性思維當作低級性的思維方式。因此，對于政治家——這些從事改造社會使命的特殊群體來說，無意識性思維方式時似乎是不能深入到政治家的思維世界中去的。事實上，這樣的認識未免太絕對了一些，世界上最最復雜的問題的解決，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純粹的有意識性思維來完成，有時恰恰非常需要無意識的靈感、頓悟才能達到目的。政治家在解決問題的時候，也決不會完全排斥無意識性思維，也必須要將無意識性思維與有意識性思維結合起來。

　　又比如說，從思維的方向性考慮，人的思維活動更可以分為無數(shù)種，像發(fā)散性思維與收斂思維、靜態(tài)性思維與動態(tài)性思維、后饋性思維與超前性思維，等等。這些不同的方法都對不同的思維對象產(chǎn)生著不同的效果，面對的客體越復雜，需要使用的思維方法往往也就越多。

　　再比如說，從思維的抽象程度來看，人類的思維活動大致可以分為感性思維、知性思維、理性思維三種。這三種思維形式在人類的具體思維過程中是無法截然區(qū)分的，常常是融會貫通在一起的。

　　總之，人類的思維活動本來就是一個立體性的多面性狀態(tài)，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任何人的思維都應當具有立體性，而不能平面性、單一性。政治家思維所主要面對的客體是要比自然界更要復雜的多的人類社會，其所承擔的重大使命必然決定了他們的思維活動要有著比一般人更高級的水平。沒有立體性的思維能力，政治家是無法完成歷史所賦予他們的歷史使命的！

　　四、批判性思維能力

　　批判性思維屬于否定性思維類型，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一般的簡單繼承，而是著力于對現(xiàn)有的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狀況加以懷疑，在此基礎上形成新思想、新觀點、新認識，并以此來推動著社會實踐的發(fā)展。

　　一般地來說，任何頭腦正常的人都會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因為，任何思維正常的人都會有多多少少屬于自己的認知能力、判斷能力，都不會絕對地、完全真心誠意地相信他人。而且，隨著自己的社會實踐的廣泛而深入的開展，那種屬于自己的獨特認知和判斷的能力會不斷得到提高。這些獨特的能力，都屬于批判性思維能力。

　　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形成和發(fā)展的第一步是要有一定的知識儲備。人類的思維活動是在一定的知識基礎上展開的，因為思維過程從根本上來說 ，就是人這個主體對客體世界的反映過程，思維的結果——知識，其內(nèi)涵的豐富程度的大小表示著人類探索自然界、人類社會的實踐水平的高低。人類的思維能力的高低，與其整體的知識豐富程度成正比例的發(fā)展關系。如果一個人的知識儲備非常的稀少，他怎么可能去進行非常復雜的思維活動？又怎么可能形成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思想呢？

　　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形成和發(fā)展的第二步是培養(yǎng)懷疑性的認識眼光。如果一個人習慣于墨守成規(guī)、不愿意對前人或他人已經(jīng)確定的認識加以懷疑的話，他的思維活動必然是在繼承性的主導思想指導下進行，就無法從總體上對自己所掌握的知識進行批判性的過濾。因此，當一個人的知識儲備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必須要借助自己已有的知識來懷疑問題，在這種懷疑眼光的嚴厲審視下，才可能發(fā)現(xiàn)問題，形成新的認識，從而實現(xiàn)對前人的超越。當一個人的知識儲備與懷疑眼光同時發(fā)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會自然地養(yǎng)成總體上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使其思維活動的發(fā)展達到一個一個新的境界。

　　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形成和發(fā)展的第三步是要形成科學的新認識、新結論。人們運用批判性方法進行思維的根本目的是創(chuàng)新，而不是為了懷疑而懷疑，那樣的話，就會導致盲目地懷疑一切，不顧實際地否定一切。這樣的人，只能被稱作“抄作秀”，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批評性思維”導致的結果只能是摧殘人類的一切文化遺產(chǎn)，客觀上將導致人類文明的大衰退。人們運用批判性思維方法時，必須以創(chuàng)新為目的和標準，凡無法形成科學的新結論的批判思維過程，我們必須對其本身的合理性就要進行一番“批判性的思維”。

　　批判性思維在人類的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無數(shù)的歷史杰出人物正是運用了這個方法，才實現(xiàn)了對前人的超越，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歷史成就，為人類的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愛因斯坦就是在對牛頓經(jīng)典力學理論關于絕對時間與絕對空間的論斷產(chǎn)生懷疑的基礎上，系統(tǒng)地運用批判性思維方法，而最終形成他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廣義相對論和狹義相對論的。盧梭等資產(chǎn)階級啟蒙思想家正是在對歐洲的封建社會的種種社會問題進行了批評性的思考過程中，才形成了一套系統(tǒng)的資產(chǎn)階級的革命觀和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批判性的眼光仔細審視了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的種種弊端后，才形成了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使得人類自覺地開始了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的偉大實踐。

　　五、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

　　政治家與普通的政治人物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普通的政治人物一般只要按部就班地把自己所擔負的工作完成就夠了，而政治家則必須要在政治實踐中具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和實踐。無論是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還是創(chuàng)造性的實踐，它們在形成的過程中都離不開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活動。

　　人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包括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個是思維過程的創(chuàng)造性，一個是思維結果的創(chuàng)造性。所謂思維過程的創(chuàng)造性，是指思考方法的獨特性，即不能按照一般的常規(guī)去認識問題、解決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是別出心裁地獨辟蹊徑，一反常規(guī)地去思考問題。這樣的思維過程，通常無法在已有的邏輯體系中獲得合理的解釋，它所借助的方法往往帶有偶然性，比如天馬行空似的想象、飄然而至的靈感和頓悟、無法證明的直覺，等等。所謂思維結果的創(chuàng)造性，乃指經(jīng)過思維而形成的對于客體的認識是過去所沒有的、且被實踐證明是符合實際的真理。這兩個方面一般是統(tǒng)一不可分割的，沒有思維過程的創(chuàng)造性，基本上不會產(chǎn)生具有非凡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成果來。凡只需經(jīng)過常規(guī)思維過程就能得出的認識，其即使具有創(chuàng)造性，但創(chuàng)造性的程度很難高深。同時，盡管思維的過程非常具有創(chuàng)造性，卻無法形成一個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成果來，我們也無法去肯定這個具體的思維過程的科學價值。因為世界上有奇思妙想的人數(shù)不勝數(shù)，但真正通過這些奇思秒想而能獲得非凡的真理性的認識的人卻是屈指可數(shù)的了。

　　歷史上那些真正非凡的政治家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都包括了上述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當年蕭何向劉邦力薦默默無聞、出身卑微的韓信為漢軍統(tǒng)帥，并在聞聽韓信逃出漢軍軍營后演出“月下追韓信”之舉，這表明了蕭何具有非同尋常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但如果他所賞識的劉邦在入主漢軍后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后人肯定不會承認蕭何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能力，而只會說他是一個嘩眾取寵的笨蛋。項羽的“破釜沉舟”、劉邦的“背水一戰(zhàn)”以及《三國演義》中描述的“空城計”，都是被中國人交口稱贊、公認的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戰(zhàn)爭思想，但如果當初他們的這些違背常規(guī)的思想沒有在實踐中取得成功，那么它的命運與趙括的“紙上談兵”將是完全的一致，后人決不會因為其思路奇特而不顧其后果如何就稱之為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典范。

　　在構成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的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中，創(chuàng)造性思維過程是前提。沒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過程，基本上不會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成果。所以，一個政治人物要想成為杰出的政治家，他首先需要自覺地探索獨特的思維方式，自覺地按照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來思考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毛澤東在發(fā)動秋收起義之初，他的直接目的是攻打中心城市，而不是在農(nóng)村建立紅色政權。但是起義初期節(jié)節(jié)受挫的事實，使他認識到原定計劃的必然失敗性。于是，他改變了原來以直接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權為目的的思維方式，轉(zhuǎn)向先保存軍事力量的思維路線，于是才有了進軍井岡山的舉動。這一舉動可以說是毛澤東在緊急關頭產(chǎn)生的一種靈感思維的結果，屬于創(chuàng)造性思維。此后，面對國民黨軍隊在城市擁有絕對優(yōu)勢這一事實，毛澤東更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共產(chǎn)黨在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上，必須獨立自主，不能按照蘇聯(lián)的模式硬套，必須創(chuàng)造性地進行思考。于是，他把思維的中心放在了農(nóng)村，經(jīng)過深思熟慮和實踐的試驗，他終于形成了系統(tǒng)而科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論。如果毛澤東不及時地轉(zhuǎn)換思維的具體路程，他是不可能作出創(chuàng)造性的歷史功績來的。

　　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成果是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的根本檢驗標準。如果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農(nóng)村中心思維路線僅僅停留在理論論證上，無法在實踐中獲得驗證，那么毛澤東與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的無數(shù)“山大王”的歷史命運也就沒有多大區(qū)別了。

　　進行創(chuàng)造性思維是一件非常艱辛而富于智慧的工作。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除了要進行必要的知識儲備和思維訓練外，很重要的方面是要重視開闊思維的視野。思維的視野一定要深遠、寬廣，要注意從多個角度、層次來考慮問題，尤其要重視想象式思維。在漫無邊際的馳騁想象中，往往能迸發(fā)出寶貴的思想火花，如果你不失時機地抓住了它，你就可能會形成真正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

　　以上五種思維能力是政治家必須具備的思維能力，當然，政治家的思維能力肯定遠遠不止以上五種，但這五種卻是其中非常關鍵性的內(nèi)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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