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的老校長高錕

　　我以前從來都不覺得香港的大學有多好。你看那些學生，畢業(yè)典禮總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說還以為是幼稚園結業(yè)呢。至于老師，不是不好，只不過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論文為主，書店很難見得著，不像大陸學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們的作品一字排開擺在書店，威風得不得了。校園氣氛就更不要提了，許多大牌學人來演講，也都只有小貓幾只去捧場；
學術沙龍？那是什么東西呀？沒聽過！

　　直到近幾年在大陸跑多了，見過不少名牌學府的另一面，聽過不少著名“大師”的笑話，了解到整個高等教育界的運作方式之后；
我才知道，原來香港的大學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國《泰晤士報》公布全球大學排行榜，香港有3家進了前50呢。可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的前校長高錕，剛拿了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這難道不是很威風嗎？但坦白講，當年我念書的時候可不以為他有這么厲害；
相反地，我們一幫學生甚至認為他只不過是個糟老頭罷了。我的一個同學是那時學生報的編輯，趕在高錕退休之前，在報上發(fā)了一篇文章，總結他的政績，標題里有一句“八年校長一事無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當時高錕還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請，出任“港事顧問”，替將來的回歸大業(yè)出謀獻策。很多同學都被他的舉動激怒了，認為這是學術向政治獻媚的表現(xiàn)。于是在一次大型集會上面(好像是畢業(yè)典禮)，學生會發(fā)難了，他們在底下站起來，指著臺上的校長大叫：“高錕可恥！”而高錕則憨憨地笑，誰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來，一幫更激進的同學主張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營”，他們覺得那是洗腦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輸以母校為榮的自豪感，其實是種無可救藥的集體主義，很要不得。就在高錕對新生發(fā)表歡迎演講的那一天，他們沖上去圍住了他，塞給他一個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學生玩偶，意思是學生全給校方蒙成了呆頭�，F(xiàn)場一片嘩然，高錕卻獨自低首，饒有興味地檢視那個玩偶。

　　后來我們才在報紙上看清楚他的回應。當時有記者跑去追問正要離開的校長：“校長！你會懲罰這些學生嗎？”高錕馬上停下來，回頭很不解地反問那個記者：“懲罰？我為什么要罰我的學生？”畢業(yè)之后，我才從當年干過學生會和學生報的老同學那里得知，原來高錕每年都會親筆寫信給他們，感謝他們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這些熱心搞事的學生，忙得沒機會和大家一樣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會自掏腰包，私下捐給這兩個組織各兩萬港幣的補助金，請他們自行分配給家境比較困難的同學。我那位臭罵他“一事無成”的同門，正是當年的獲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經(jīng)回到母校任教了，在電話里他笑呵呵地告訴我：“我們就年年拿錢年年罵，他就年年挨罵年年給�！�

　　上個月，我們中大人戲稱為“殖民地大學”的香港大學也出了條新聞，他們把名譽院士的榮銜頒給了宿舍“大學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蘇妹，因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響了大學住宿生的生命”。這位連字都不識的82歲的老太太，不只把學生們的肚皮照顧得無微不至，還不時要充當他們的愛情顧問，在他們?nèi)松�路上遇到困難的時候，以自己的歲月澆灌他們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學堂三寶”之一的稱號。那一天，“三嫂”戴著神氣的院士圓帽，穿上紅黑相間的學袍，是一眾重量級學者之間最燦爛的巨星。她一上臺，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來大聲吶喊，掌聲雷動；
不管他們的頭發(fā)是黑是白，不管他們現(xiàn)在是高官議員還是富商名流，他們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錕可就從來沒這么親近過了。八年里頭，我只當面對他說過一句話。那一天我們幾個同學從圖書館出來，正好見到他走在前面，馬上揉搓成了一團紙朝他丟過去。他一回頭，我就指著另一個同學笑著大喊：“校長，你看他居然亂丟垃圾！”總是笑得有點傻的校長一如以往，頓了一頓才反應過來，慢吞吞地說：“這就不太好了�！蔽覀兞⒓葱ψ饕粓F，看著他的背影漸漸遠去。

　　前一陣子，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講“領導的藝術”，居然大談什么“包容是領導最重要的美德”，我聽了忍不住搖頭輕嘆：“你來我們這里講包容？”

　　去年開始，高錕得了老年癡呆癥，最近記性有點衰退了。這也不是不好的，因為我希望他忘記當年我們的惡作劇，忘記我們侮辱他的種種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們的老校長，能夠記住他剛剛得到的是諾貝爾獎，記住他提出光纖構想時的喜悅，記住他和夫人一起拖著手在校園內(nèi)散步的歲月，記住我們畢業(yè)之后，偶爾在街上碰見他，笑著對他鞠躬請安“校長好”時的衷誠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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