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國民黨的政治失敗

　　“最是倉皇辭廟日”，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匆匆離開成都官邸,乘飛機直抵臺灣。至此，國民黨及其政府在大陸土崩瓦解,徹底失敗,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國民黨政府號稱擁有八百萬軍隊和五百萬黨團員，在經濟、軍事上占有絕對的優(yōu)勢，但是在內戰(zhàn)中卻迅速地、全方面地崩潰，在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敗退的同時，政治經濟文化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機。蔣介石后來曾回憶說：“（內戰(zhàn)時期）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然而這只能說是國民黨崩潰時的表象。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們該如何看待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失敗，是毀于其自身的專制、腐敗，還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抑或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得道多助”？華東師大歷史系楊奎松教授的解讀，讓我們能很好地跳出“成王敗寇”的邏輯來思考這個問題。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中國經歷了三次重大的政權更迭，先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統(tǒng)治，然后是國民黨革命推翻了北洋軍閥，最后是中共取代國民黨成就了一個新中國。請問您怎么看在這一百年歷史巨變中國民黨的過渡地位和作用？

　　楊奎松：孫中山革命許多年，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到1924年以前，將近三十年屢起屢仆，幾乎總是失敗。1924年以后，全面推行聯蘇容共政策后，其革命迅速變得聲勢浩大，蓬蓬勃勃。即使孫中山1925年去世，中國國民黨依舊成功地領導了國民革命和北伐戰(zhàn)爭。以當年中國之大，列強勢力范圍之多，軍閥割據之普遍，沒有國民黨這樣在政治上和觀念上比較容易凝聚民族主義力量的政治軍事組織起作用，要想在較短的時間里把一個已經四分五裂的國家重新統(tǒng)一起來，肯定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為什么，縱使在內部出現分裂，以及與主張階級斗爭的蘇聯及中共分道揚鑣的情況下，國民黨也還是能夠成功地集聚起相當的力量，推翻了北洋軍閥政權，創(chuàng)立了自辛亥革命以來唯一一個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各省承認的中央政府。同樣，無論那些名義上歸順了南京中央政府的各地軍閥怎樣反抗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央政權統(tǒng)一軍政財權的努力，他們的反抗也都難以贏得國人及輿論的同情和支持。此種較量雖持續(xù)十年之久，南京中央政府還一直受到日本入侵的嚴重挑戰(zhàn)，殘余的各地軍閥勢力的割據現象終究還是得到了相當的抑制。正是由于國民黨政權強化了中國的統(tǒng)一，才能有抗日戰(zhàn)爭的發(fā)動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這些實際上都與中共后來的革命勝利有關系。

　　我之所以要特別指出這一點，是因為我們不能簡單地拿“成王敗寇”的邏輯來認識歷史。滿清王朝倒臺以后，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國家的分裂和日本的入侵與蠶食。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中央政權，再多幾個“二十一條”，再多幾個“滿洲國”也都產生出來了。那時，縱使中共還有生存和發(fā)展的空間，但它要面對的問題就遠不是像推翻一個國民黨政權并取而代之那么簡單了�！　�

　　南京國民黨政府從1927年創(chuàng)立政權，僅二十二年時間就在中國大陸全面敗給了共產黨。您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原因是什么，能否認為其治國政策方略或政治體制上有致命的弱點，比如獨裁統(tǒng)治、腐敗、未進行土改等等？

　　楊奎松：國民黨敗給共產黨的原因是綜合的，其實非常復雜。

　　比如，這里有時代背景、國際環(huán)境的作用的影響。毛澤東在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前夕就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話總結過中共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換言之，中國之所以先有國民黨，后有共產黨，是有特定的國際時代背景和特定的歷史條件起作用的。沒有俄國的十月革命，沒有俄國人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俄國暴力革命的經驗做指導，也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更不會有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成功的可能性。這與國民黨自身的問題沒有多少關系。

　　再比如，這里有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和歷史條件的作用的影響。毛澤東在1960年代初也曾多次談到過日本的入侵。日本的入侵對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但它同時也極大地削弱了初成統(tǒng)一局面、正在逐漸鞏固和發(fā)展中的南京國民黨中央的統(tǒng)治地位；
而八年的艱苦抗戰(zhàn)，更極大地暴露出國民黨自身的問題和弊病，使之日漸走向反面。試想，如果沒有日本入侵和八年艱苦抗戰(zhàn)所造成的全面破壞，以南京國民黨在“七七事變”前日漸鞏固和強大，以中共當時之力，不要說無法在幾年時間里創(chuàng)造出大量的根據地和軍隊，就是想要維持蘇區(qū)和紅軍的生存，也是極其困難的。

　　當然，國民黨的失敗，有其自身的問題，但這里面的原因同樣也非常復雜。至少，許多所謂的失敗原因，如果孤立起來看未必能產生多大作用，有的甚至可能并不構成原因。　　

　　您能否舉例說明？

　　楊奎松：比如你提到的獨裁專制的問題，只要稍微了解一點國民黨的歷史就會發(fā)現，蔣介石國民黨表面上很獨裁、很專制，它也一直想要建立領袖獨裁和一黨專制體制，但實際上國民黨卻始終派系林立，內爭不已。國民黨最終大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與蔣完全不能有效整合國民黨自身和克服派系分歧的情況密切相關。與此相反，蔣介石到臺灣后清除了派系，也沒有了共產黨，真的實現了獨裁專制時，其統(tǒng)治反倒強固了。

　　同樣，所謂國民黨腐敗的問題，對其失敗也未必有多少直接的影響。無論中國還是世界歷史上，官員腐敗的情況比比皆是，但存在這種情況未必會導致政府迅速倒臺。國民黨到臺灣后也一直存在腐敗現象，甚至發(fā)展到“黑金”的程度，國民黨還是照樣統(tǒng)治了四十多年。這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代表新興力量的對手，其他方面不出嚴重問題，即使存在著嚴重腐敗的情況，也并不一定會導致一個政權迅速失敗。

　　土地政策的失誤是不是導致了國民黨的全面潰敗呢？恐怕也不是。國民黨在大陸不搞土改固然是失策，但它搞了土改就不會失敗嗎？未必。說國民黨因為沒有搞土改而失敗，是比照中共搞了土改而成功所言的�？墒菍嶋H上，中共打敗國民黨主要并不是因為搞了土改。試想，在抗戰(zhàn)期間，中共在敵后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通常也占據著絕對優(yōu)勢，而它當時并沒有搞過土改�？箲�(zhàn)勝利后中共搞了土改，但也只是在其北方一些根據地里搞過一段時間，1948年就停了下來。在新解放區(qū)并明確規(guī)定不搞土改，只搞減租減息。換言之，中共在中國絕大多數地區(qū)戰(zhàn)勝國民黨，靠的是軍事勝利，與它在那里搞沒搞土改并無直接關系�！　�

　　那么，依您看，就國民黨自身而言，它敗給共產黨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楊奎松：是恩格斯所說的歷史合力的作用。但我在這里特別想要指出的一點是，這兩個黨當時在一般人看來實在太相似了，很有點兒“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國民黨雖依靠其歷史聲望，一度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取得了政權，但國民黨自身的問題太多，許多事情都是說得比做得好，有的事情甚至言行不一，以至失去民心。只要中共能夠生存下來，在當年那種條件下，國民黨不敗給共產黨才怪�！　�

　　為什么說國民黨當年與共產黨有相似之處，能否請您具體解釋一下您的這一看法？

　　　　楊奎松：今天人們很少注意到國共兩黨除本質之外的相似之處。有研究者注意到這方面的一些現象，也很少從這方面來考慮問題。其實，認識到這種相似性，對了解國民黨為何沒有敗給其他政治勢力，而是敗給了共產黨，是很重要的。

　　我在研究國共關系過程中一直很關注一個現象，就是歷史上的國共兩黨不僅分分合合，而且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許多共產黨人曾長期是國民黨員或加入過國民黨的早期組織；
不少國民黨人或早年加入過中共或其外圍，或后來成為中共黨員。為什么會存在這種情況？我的看法是，出現這一情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國共兩黨在一般人看來太相似了，這樣的現象曾經很普遍：當年許多追求理想、熱心救國，或立志想要追隨革命、實現正義的青年人，并不能很明確地分清兩者本質的區(qū)別。有不少戰(zhàn)爭年代加入共產黨的干部后來都回憶過當時投身共產黨時的情況，說明那時實際上并不懂中共革命的那個最高目標，只知道要救國；
而國民黨人中同樣有很多人是因為想要救國而入黨的，甚至還有不少贊同孫中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觀點的人。

　　直到中共進城后登記反動黨團時，一些報告中就反映，無論是負責登記的中共干部，還是前來登記的國民黨人，都有人深感遺憾：為何早先沒有遇到共產黨……？這足以說明，在不少地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很多人未必很了解兩黨存在著何種本質上的區(qū)別。　　

　　那么，國共兩黨當年的相似點在哪里，國民黨又在哪些地方不如共產黨呢？

　　　　楊奎松：大概許多讀者都能看出來，國共兩黨當年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它們都是或曾經是典型的革命黨，都是以暴力推翻舊統(tǒng)治，建立一黨執(zhí)政的新的革命性政權為達成理想目標的手段的。

　　比如，國共兩黨都是高度意識形態(tài)性的政黨，即都高度重視思想觀念的正統(tǒng)性、權威性和排他性，并力求在此基礎上統(tǒng)一黨員的思想行動并統(tǒng)制社會的。

　　比如，國共兩黨在組織方式上都是學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即一方面注意使黨的組織廣泛發(fā)展成群眾性的黨，一方面又強調領袖作用，嚴格等級、紀律與服從，以黨政軍權力高度集中統(tǒng)一為原則。因而，兩黨都自然形成了一個對黨政軍最高機構的決議具有最后決定權的政治軍事最高領袖，其決策的成敗對黨的命運具有不可逆轉的決定性影響。

　　再比如，國共兩黨都是那種有政權，有軍隊，有很強的執(zhí)行力的黨。

　　但是，對于外界，特別是對于一般的追隨者來說，國共兩黨最能夠讓他們感興趣、也是最不容易分清楚的，則是兩黨幾乎相同的革命目標。毛澤東講得很明白，國共兩黨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兩點，一是代表的階級不同，國民黨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共產黨則代表了工農大眾；
二是國民黨只有一個革命目標，共產黨則有兩個革命目標，除了與國民黨大致相同的民主革命目標外，共產黨還要追求社會革命的目標。不過，就前者而言，國民黨在很長時期里也都是主張“限制資本”、“扶助工農”的，意識形態(tài)上雖不贊成蘇式共產主義，卻也是反對資本主義的。

　　因此，一般人對國共兩黨在這方面的差別在哪里，恐怕并不能夠弄得很清楚。就后者而言，自中共二大開始，它就了解到社會革命只能放到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再說，后來雖一度把社會革命與民主革命混同了起來，但抗戰(zhàn)后它就牢牢地抓住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幟不放，這一抓就抓到了1949年以后，前后不下十五年。兩個黨都講民族民主革命，它們看起來會很相似，這是不可避免的了。

　　為什么在近代中國必須要講民族民主革命？胡繩對此有過很深入的解讀。正統(tǒng)的觀點把中國社會看成金字塔形，認為越下層越大，因為絕對人數最多。代表了下層，就離成功不遠了。但胡繩指出，中國社會其實是兩頭小、中間大，誰取得了中間部分民眾的好感和擁護，誰就可能會取得革命的成功。所謂中間部分民眾，按照他的解讀，就是既不贊同激進的社會革命，又反對退回到皇權專制社會去，主張走中間道路，即贊同民族民主革命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在他看來，在1949年以前，凡以救亡強國、民主均富為號召，并腳踏實地的實行者，就一定會有較強的社會感召力和動員力，較易得到社會民眾多數的同情和擁護。

　　看來國共兩黨要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楊奎松：的確，中共從策略層面認識到這一點，就花了很長時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國共兩黨較量的二十多年里，最先失敗的其實是共產黨，而且是兩次慘敗。一次是1927年，一次是1930年代中期。頭一次失敗固然有很多復雜的原因，看起來似乎不可避免，但它從最初幾百人的小組織，通過與國民黨的合作，共同反帝反軍閥，一舉發(fā)展到五萬人以上，并非沒有進一步發(fā)展成功的希望。它之所以很快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于它盲目超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追求和推動中國的所謂“非資本主義前途”。后一次失敗更是如此，1927年失敗后，它不僅錯誤地總結了教訓，轉而排斥所有中間力量，而且開始全面走上所謂蘇維埃革命的道路，把革命矛頭指向了幾乎社會上所有的有產階層。這種激進的社會革命性質的政策，結合以異常激烈的暴力手段，固然可以爭取到少部分貧苦農民，在偏遠農村創(chuàng)造一些根據地和紅軍，但卻因為無視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的社會現實，疏離了廣大的社會中間階層，終歸要陷入到毛澤東所說的孤家寡人的境地。這一次失敗更慘，白區(qū)損失了百分之百，蘇區(qū)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到1936年底，中共只剩下兩三萬黨員干部和紅軍，并且被圍困到人煙稀少的陜甘北部交界處很小的一塊地方。這也是為什么，張學良、楊虎城12月12日發(fā)動西安事變，毛澤東13日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緊急會議上明確講：這是革命義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這足以見當時形勢之危殆。

　　中共的成功，成就于抗戰(zhàn)期間。這固然是由于國民黨的統(tǒng)治力被日本入侵嚴重削弱了，但最根本的，還是中共依據中國的社會的現狀，全面調整了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即從武裝反對國民黨的政策轉向了聯合國民黨共同抗日的政策。從激烈的剝奪地主富農土地財產和打擊資本家及一切中小商人的政策，轉向了溫和的減租減息和給一切中間階層以利益的政策；
從實行貧苦工農專政的政策，轉向了通過“三三制”的辦法尋求與各種非共產黨力量合作建立聯合政權的政策。這些做法顯然適應了中國社會絕大多數階層的基本的利益需要和政治訴求。再加上中共本身就是一個窮人的黨，有著很強的社會革命的訴求，它很善于做下層群眾的工作，因此干群關系、軍民關系、官兵關系遠比國民黨好得多。這些都有助于它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愛國、民主、廉潔、平等的嶄新政治形象，在社會各階層中贏得同情與支持。中共能夠從抗戰(zhàn)初期的兩三萬軍隊和黨員，不過八年即發(fā)展到一百萬軍隊和一百二十萬黨員，其政策的調整帶來形象的改變，從而贏得了民眾的擁護，無疑是最具根本性的一個原因。

　　國民黨也主張民族民主革命，為什么它不能像共產黨那樣做呢？

　　　　楊奎松：
抗戰(zhàn)開始后不久蔣介石國民黨就發(fā)現自己在這方面輸給了共產黨，他們同樣很急。但他們始終簡單地以為這只是共產黨占了敵后空虛的便宜，只要國民黨把大批部隊派回到敵后去，重新恢復那里的國民黨政權，限制住共產黨的發(fā)展，問題就解決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根本無法比得過共產黨。敵后凡是共產黨足跡所到之處，國民黨就幾乎再難有立足之地了。

　　國民黨比不過共產黨，原因很多。就敵后而言，一個很具體的原因，就是多數與共產黨八路軍接觸過的農民大都同情擁護共產黨，不喜歡國民黨。農民歡迎共產黨八路軍，不喜歡國民黨及其軍隊，根本上共產黨當時是個窮人黨，代表窮人利益，習慣于和窮人打交道，知道如何與農民平等相處。而國民黨卻基本上不會站在農民的角度考慮問題。尤其是在農村中，它所依靠的大都是鄉(xiāng)村士紳，除非某些地方的士紳與當地農民有很強的宗族血緣關系，否則國民黨及其軍隊與普通農民的關系好不了。

　　不過，在抗戰(zhàn)期間共產黨得分最多、國民黨失分最多的，主要并不是在農村，因為共產黨占據的農村根據地畢竟還十分有限，它并不能對許多日占區(qū)和大量國統(tǒng)區(qū)的農民的政治傾向產生影響。因此，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十分奇特的情況，即共產黨雖然主要是在敵后農村活動，在城市能夠活動的范圍極為有限，然而它得分最多、也是國民黨失分最多的地方，主要還是在城市。一個最明顯不過的證據就是，大批中間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戰(zhàn)爭初期幾乎都是擁護國民黨和國民黨一黨主導的中央政府的，但到了戰(zhàn)爭后期，它們卻紛紛響應中共聯合政府的主張，強烈要求國民黨廢除一黨專制。他們政治態(tài)度的這一變化，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中共對城市精英階層政治影響之大，和國共兩黨政治地位出現的嚴重逆轉。

　　當然，以中共在抗戰(zhàn)中所受到的限制情況，它是絕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在城市中造成如此影響力的。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如前所述，中共在根據地高舉民主旗幟，且身體力行加以貫徹，創(chuàng)造了許多前所未聞的基層民主形式，讓人耳目一新。二是國民黨因戰(zhàn)爭失利，統(tǒng)治范圍不斷縮小，日漸滋生了對中共的恐懼與敵視。為此，它不惜在反法西斯主義的戰(zhàn)爭中公然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強化一黨獨裁的政治統(tǒng)治，這不僅加劇了與中共和中間黨派的摩擦沖突，而且還加劇了自身官員貪污腐敗現象的發(fā)展蔓延。兩相對照，中間人士紛紛選擇站在中共一邊，要求國民黨改弦更張，實在是國民黨咎由自取�！　�

　　抗戰(zhàn)結束后，人人希望和平統(tǒng)一，共產黨要求先政治民主化，后軍隊國家化；
而國民黨則要求先軍隊國家化，后政治民主化，最終導致兵戎相見，再度形成大規(guī)模內戰(zhàn)局面。身為中央政府，本應占據政治優(yōu)勢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反而受到更多譴責，以致最終陷于失敗。您認為這主要是中共軍事及其情報工作的成功呢，還是某種人心向背的反映？

　　楊奎松：這里面當然有一個人心向背的問題。要知道，中共的情報工作和策反工作能夠做成功、起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離不開人心轉變這一重大歷史背景的。我考察過不少在戰(zhàn)后參與中共情報工作和接受策反的國民黨人的個人經歷，發(fā)現他們無論是哪種情況，其中多數其實都只是在抗戰(zhàn)結束、內戰(zhàn)打響、蔣介石國民黨內外政策各種弊病顯露無遺后，才逐漸下決心棄國而投共的，真正從抗戰(zhàn)勝利前就在暗中做間諜，是極少的。這從國共內戰(zhàn)形勢變化的時間表也可以看得出來。兩黨全面開打是1947年，這期間我們知道的中共最成功的情報工作，只有熊向暉密報胡宗南部突襲延安計劃一事。但除此之外，在整個1947年，中共的情報工作都并不十分成功。因為直到當年秋天以前，中共都一直是處于被動防守的狀態(tài)，且不少地方損失嚴重。如果中共情報和策反工作早就做到了家，如何會出現此種局面？

　　中共在軍事上開始占據優(yōu)勢是1947年秋天以后，只經過了不過一年多一點兒的時間，到1949年初它就已經打下了半壁江山，與國民黨決出了勝負。而恰恰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國民黨自身的政策和統(tǒng)治發(fā)生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與危機，造成了全國范圍的人心騷動和不滿，甚至蔣介石身邊親信都接連自殺。這些顯然與中共的情報及策反工作無關，但卻極大地瓦解了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斗志，加速了動搖者的轉變，便利了中共策反政策接連成功。

　　其實，當年大多數稍有報國心的國民黨人，也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和輿論界人士，都曾對國民黨寄予很大期望。不止在抗戰(zhàn)前，甚至直到抗戰(zhàn)后期和到戰(zhàn)后一兩年，他們仍希望國民黨能改弦更張，引領中國走向和平、統(tǒng)一、民主和富強。如當時國內最有名的報紙《大公報》的主筆王蕓生，和戰(zhàn)后一段時間影響極大的政論雜志《觀察》主編儲安平，早先都不了解，也不喜歡共產黨。《大公報》自抗戰(zhàn)爆發(fā)前開始實際上就一直在支持蔣介石中央政府，儲安平在《觀察》雜志上直到1947年都還發(fā)表言論認為中共在民主問題上還不如國民黨。但是，蔣介石國民黨抗戰(zhàn)后期，特別是戰(zhàn)后一意孤行地必欲維持其一黨統(tǒng)治地位，不惜用武力解決問題，又是取締民盟，又是查禁報刊言論，那邊中共卻高揭民主旗幟，以聯合政府相召喚，王蕓生、儲安平及他們所主持的報紙雜志最終倒向中共一邊，實在也是“無可如何山窮水盡諸路畢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　�

　　孟子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按您的分析能否認為，國共兩黨戰(zhàn)后較量的成敗轉換，其實也與這個“道”字密切相關？

　　楊奎松：自抗戰(zhàn)以來，國共兩黨一直在政治、軍事各方面爭來爭去。但無論是誰，都非要講個“道”字不可，也就是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爭個理。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給自己找到一個合法性基礎，或證明自己政治正確。在近代中國，大多數人都信兩個理：一個是“愛國”，一個是“民主”。國共雙方都說自己最愛國，指責對方不愛國，實際上雙方都在抗日，充其量只是一個多和少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雙方爭不出個輸贏來。然而，自近代以來，國人幾乎都清楚：中國要建成現代民族國家，民主憲政是必由之路。國民黨過去一直說民眾程度不夠，要先“訓政”，再“憲政”。但抗戰(zhàn)開始后，國民黨“訓政”的結果，不僅軍事上屢戰(zhàn)屢敗，而且政治、經濟、外交上也問題多多。特別是戰(zhàn)爭后期貪腐泛濫，影響到1944年被日軍連奪數省，幾乎連陪都重慶都差點兒放棄了。在這種情況下，其統(tǒng)治地位如何能不被人質疑？

　　中共則不然�？箲�(zhàn)期間，它通過一系列的言論和行動，成功地讓國內外輿論相信：國民黨獨裁，共產黨民主且平等。在戰(zhàn)后，它也同樣逐漸使國內大多數民眾和中間群體相信：和獨裁、官僚、腐敗、無能的國民黨相比，只有共產黨才可能真正給中國帶來希望。而事實上，它也確實一再展示了其民主、平等的政治魅力之所在，包括讓眾多完全不識字的貧苦農民過上了能夠通過選舉來推舉基層官員的政治生活等。這些都讓頑固堅持一黨政治的國民黨相形見絀。

　　總而言之，國民黨當年失敗，有很多原因，但國共兩黨歷史較量的過程中，雙方對民主政治的不同態(tài)度和做法，實在是決定兩黨成敗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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