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傾斜的水杯——在華基督教憂思

　　當下的中國，處在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大幅度擴張的時代。每次下鄉(xiāng)，都能看到有新教堂出現(xiàn)，在一些地方，晚清官員擔憂的教堂林立的狀況，已經變成了現(xiàn)實。據近來研究基督教的于建嶸先生告訴我，眼下新教家庭教會加上基督教三自成員，已經有1.3億之眾。如果這個數(shù)字屬實，按照中國人喜歡正統(tǒng)的習慣，那么天主教徒應該不會少于這個規(guī)模。也就是說，現(xiàn)在的中國，已經有了兩億多基督徒。應該說，這兩億多教徒，主要是在改革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發(fā)展的。

　　我們知道，在1949年之前，打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開了教禁以后，100多年的歷史，到1949年，中國的天主教徒才270萬，加上幾十萬的新教徒，也就是300萬多一點。要知道，雖然在1900年之前，中國政府對于基督教有暗中的抵制，但義和團事件過后，則走向完全的開放。官方對于基督教在華的傳播，沒有任何限制，對于外來的人員、資金與教團往來和公益活動，興辦醫(yī)院和學校，全是綠燈，也就是說，放任他們在中國“收買人心”。在這種情況下，教會的成績，不過爾爾。對比當時4.5億左右的人口基數(shù)，300萬教徒，不過占人口總數(shù)的千分之七弱，而現(xiàn)在則要占到大約20%左右。顯然，現(xiàn)在的中國官方，對于基督教的傳播，明里暗里有著諸多的限制。兩相對比，出現(xiàn)了非常吊詭的反差。

　　在1949年之前，雖然官方對于基督教全面開放，但民間的傳統(tǒng)鄉(xiāng)紳勢力尚在，中國的農村，基本上還是一個宗族和鄉(xiāng)社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禮俗社會。這個社會跟儒家倫理的血肉聯(lián)系，不是任何外來宗教或者強力可以輕易切斷的。同時，中國的傳統(tǒng)宗教佛教和道教，雖然在晚清到民國這個階段已經式微，但信徒猶眾，各種民間教門，在民國時期合法化，也有了一定的勢力空間。因此，盡管基督教在華極力擴張，而且興辦了大量救災賑濟、醫(yī)療服務，興辦學校甚至農村改造這樣的事業(yè)，擴張的幅度和速度都相當有限。來自民間社會傳統(tǒng)的抵抗，是基督教發(fā)展的瓶頸，在中國這個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國度尤其如此。

　　然而，在1949年之后，盡管基督教遭到近乎毀滅性的打擊，但中國社會也出現(xiàn)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民間教門被掃蕩干凈，傳統(tǒng)的佛、道兩教奄奄一息。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社會，經過土改和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傳統(tǒng)的精英被打翻在地，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而以精英作為基本載體的傳統(tǒng)文化，自然也隨之消亡，殘存的農村禮俗，在失去精英的主導之后，只能茍延殘喘。只是，在改革之前，由于強勢的意識形態(tài)主導的新文化的存在，也由于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下，人的生活處于格子化的蜂巢社會里，社會控制力度超強，所以，基督教的傳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人的宗教需求，已經被政治吞噬。

　　改革開放之后，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控制都開始放松，原來的蜂巢社會，隨著社會流動而呈現(xiàn)瓦解之狀。原來的政治信仰開始崩解，政府的社會控制也越來越力不從心，而傳統(tǒng)又被前階段的全能主義統(tǒng)治掃蕩掉了，在客觀上為基督教的傳播，提供了絕佳的場域(掃清了場地)。加之基督教跟佛教道教比起來，其組織力和傳播的效能，都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計，因此，它目前的大發(fā)展是自然的。僅僅有來自政府方面的阻礙，根本不足以阻擋基督教發(fā)展的步伐，有時，這種阻礙反而成為促進力。目前，政府還在竭力阻擋基督教外部勢力的滲透，但是，鑒于天主教的組織特性，這種阻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新教，外面的因素，也在里面應有盡有。唯一擋住了的，是基督教的公益事業(yè)，在賑災、醫(yī)療和教育等事業(yè)上的公開開展。合法的天主教愛國委員會系統(tǒng)和非法的地下教會，合法的新教三自系統(tǒng)和非法的家庭教會，已經開始出現(xiàn)合流之勢，基本上是地下的吞噬地上的，合法的，只剩下一個牌牌。

　　事實上，中國政府也知道，如此規(guī)模的信眾，要想回到從前那種遏制狀態(tài)，是根本不可能了，地下教會的存在，也已經是個公開的秘密。很多地方基層政府，對基督教的傳播，也開始睜只眼閉只眼。因為教徒多，對地方治理有好處，至少上訪和群體性事件會少些。但是，政府就是不肯對所謂的地下教會(包括家庭教會)放開政策，給它們合法的地位。也就是說，政府對地下教會的態(tài)度是，既無法取締，也不予承認，任由成億的教徒在非法狀態(tài)下生存。就像一個盛滿水的水杯，既不把水倒出來，也不讓它立住，任由其傾斜。這個水杯很大，大到近乎一座巨大的堰塞湖，無疑，這種狀況，對于政府和社會，都是相當危險的。

　　其實，晚清至庚子義和團之變前，中國政府曾經對基督教滿懷憂慮，也主要是出于對國家安全的考慮。但實際上，除了極個別的傳教士有過刺探軍情的行為之外，那時中國的國家安全危機，沒有一次是由于教會造成的。相反，義和團在得到清政府鼓勵后的殺洋滅教行為，倒引發(fā)了西方十一國(俗稱八國聯(lián)軍)的武裝干涉，導致中國的國家主權大幅度流失。

　　基督教畢竟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它在世界各國的傳播過程中，固然在個別國家有對政治的某種介入，但其基本的使命，只是傳播教義和福音，因此，在世界上基督教系統(tǒng)的公益事業(yè)，是最為發(fā)達的。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大規(guī)模賑災，比如李提摩太等人在1876-1879年華北大旱中的救災行動，是始于教會。至于西式醫(yī)療、教育，更是教會首倡的，連前階段炒得很熱的晏陽初和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其實教會的工作也沒少做。

　　現(xiàn)在中國政府一方面讓如此眾多的教徒處于非法狀態(tài)，一方面絕然禁止教會從事它們傳統(tǒng)的公益事業(yè)，最后的結果是什么呢?似乎只能把這股巨大力量引向政治，逼向政治事務;同時，由于大部分基督教的信仰者得不到政府的承認，因而易于滋生異端教派，而這兩點，恰恰是中國政府所最不樂意見到的。

　　來源：《鳳凰周刊》2009年22期

相關熱詞搜索：基督教 憂思 水杯 在華 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