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凱：農民的政治：迷茫與斷想

　　在當前的農民研究中，“政治”似乎缺乏應有位置。一方面，在以“農民”為主題的討論中，政治常常不被納入研究視野當中。這些研究，基本上是以經濟和社會問題為基本取向的：農業(yè)生產能否滿足國民經濟需求？農民收入能否持續(xù)增加？城鄉(xiāng)收入差距能否縮小？這些問題主導了對“三農”問題的理解，也賦予“農村治理”討論以經濟取向。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民主政治受到高度評價。但是，這里的“政治”被嚴格限定在村莊社區(qū)內部。另一方面，在以政治為主題的討論中，農民也很少進入視線。人們在討論“政治”時，往往將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中產階級、市民社會等新的社會力量。農民成為“沉默的大多數”，既缺乏縱向的政治參與(participation)，又缺乏橫向的自組織(engagement)，對于政治體制的影響顯得無足輕重。在這個意義上，許多政治討論即便覆蓋了“農民”，也往往是作為政治管理的對象加以“處理”，或者作為政治動員的對象加以“爭取”。

　　中國的“農民”如此之多，“農民”內部的結構如此復雜，“農民”的制度定位如此迷離。新中國走過一個甲子，改革歷經半個甲子，鄉(xiāng)村和城市生活中的種種矛盾沖突在不斷地提示我們，“農民”正在越來越走近“政治”，“政治”也在越來越靠近農民。那么，我們不得不想：在當代中國，農民的政治屬性是怎樣的？農民在政治中的角色是什么？農民的政治能力將怎樣展現？政治制度與農民的關系是怎樣的？政治應該如何對待農民？等等。所有這些困惑著我們的問題，本人將其歸結為“農民的政治”。

　　“尊重農民的首創(chuàng)精神”。這是執(zhí)政黨關于農民問題的政治表態(tài)，因為改革的經驗表明，不尊重農民的國家治理將導致災難。但是，這還不是農民問題的政治解決。表態(tài)可能意味著認識到重要并將致力于解決，但并不意味著已經解決。農民問題的政治解決，道路還很艱辛。農民的上訪和農村穩(wěn)定在困擾全社會，群體性事件頻頻發(fā)生�，F實生活不斷提醒人們，不尊重農民的問題還很多，甚至很嚴重。農民與政府的沖突正在增加，農民對政府的信任也在衰退。這些其實就是政治問題。尊重農民的真正問題在于，不是想尊重就尊重，想不尊重就不尊重。不是要大家認識到需要尊重，根本在于，要真正做到讓農民不得不被尊重，或者說，怎樣才能做到，不尊重農民不行，這就是政治問題。政治不尊重農民，農民將顛覆政治，歷史上如此，現代恐亦如此。

　　確實，中國有了村民自治，而且這些年來自治有了很大成長。農民正在學會選舉，特別是學會通過選舉干預村莊的公共生活。但令人困惑的是，村民自治走過了二十年，且農民的政治發(fā)展令人注目，與二十年前比較，中國的基層政治是否進入了良性運行？回答基本是否定的。村莊內部的選舉還不足以解決中國農村的政治問題。如人們看到的，更多的問題不是來自村莊內部，而是來自鄉(xiāng)鎮(zhèn)或者更高層政府。

　　農民的政治需要

　　現實生活表明，試圖把農民與國家政治做出間隔的想法是危險的。古代王朝的政治經驗，不可以套用。根本原因在于，農民變了�，F代中國農民身上的政治能量已經快速積累，并且正在尋找釋放渠道。把握不好這種能力的釋放渠道，或者不能引導這種能量的良性釋放，將導致社會災難。

　　政治與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同步的，但在傳統(tǒng)社會里，農民與政治是分離的�！墩撜Z·子路》記載的“樊遲學稼”的故事，就談及“為政”與“務農”之間的關系。孔子試圖說明，農事不過是農民的專長，為政者無需躬親，只要追求“禮、義、信”就能實現政治的“大治”，獲得“四方之民”的順服。“農事”與“為政”之間沒有關聯。孟子在與陳相所宣傳的“賢者與民并耕而食”的爭論中，則做了更加細致的論述。孟子認為，社會必須分工，各行各業(yè)專其所長。政治是由專業(yè)的人士所從事的活動，政治上的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分工，就如同耕、織、牧、漁的勞動分工一樣。從事農業(yè)勞動的人應安心于自己的崗位和職業(yè)。不能跨越專業(yè)的界線，讓專事耕作的農民從事“治天下”的政治活動。因而，政治由“肉食者謀之”，與農民無涉�？酌系恼撟C旨在說明，農業(yè)的技藝并不適用于政治，農業(yè)與政治作為兩個不同的行業(yè)適用不同的規(guī)則。

　　在農民與政治之間作出區(qū)隔，這不是中國所特有的傳統(tǒng)。古典時期的歐洲，參與政治生活的公民并不參加生產勞動，而從事生產活動的奴隸沒有參與政治活動的資格。在雅典，能夠直接參與公民會議的政治討論和投票表決的公民人數僅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看來，政治的目標追求“好的生活”，而這樣的使命只有深具智慧的“哲學王”才能勝任。他將國家內部的群體分為三個階層——統(tǒng)治者、武士和勞動者，統(tǒng)治者依靠自己的哲學智慧和道德力量統(tǒng)治國家；
武士們輔助治國，用忠誠和勇敢保衛(wèi)國家安全；
勞動者則為全國提供物質生活資料。三個等級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如此才能成就一個合理的城邦(國家)�？梢姽诺鋾r期的農民與政治，被演繹為不同行業(yè)的勞動分工。在西方古典文明的理解中，政治是自由人從事的行業(yè)，他們不為農事所驅使，才有足夠的時間參與政治生活。

　　在本人看來，傳統(tǒng)政治學說關于農民與政治關系的闡釋，也許更多是當時政治現實的反映，而不可以作為貫穿古今的政治生活法則。在傳統(tǒng)時代，不僅政治不需要農民的參與，就是農民自身，似乎也對政治缺少興致。與農民封閉的生產方式相對應的，是鄉(xiāng)村封閉的社會生活。農民缺少公共關懷和政治熱情。法國農民在19世紀政治動蕩中的表現，集中展現出了這一特點。我們還可以找到更多這樣的例子。

　　但是，問題在于，今天的農民還是那些農民嗎？現在的中國農民，我們姑且稱其為“農民”，因為我們實在沒有辦法找到另外的稱呼。我們需要明白，現在的農民，不是孔孟時代的農民，也不是滿清時代的農民，甚至，也不是建國初期的農民，也不是改革初期的農民。新中國成立的時候，農民被政治所忽悠，甚至為了一個抽象的“國家”“理想”，寧肯餓死也不懷疑那個理想，也不懷疑那些政治權威�，F在，情況不同了。那樣容易滿足、那樣善良、那樣順從的“農民”，還能期待他們依然如故嗎？

　　專門的鄉(xiāng)村考察讓我們發(fā)現，日常生活的不經意觀察也不難看到：今天的中國農民正在越來越關心政治，或者說，越來越多的農民在關心政治，并且力圖去干預政治。他們對于政治的干預，已經不是像古代農民那樣在活不下去的時候才采取暴力反抗。他們已經開始關心和干預日常的政治，他們甚至干預起政府雇傭多少人，也干預起政府的錢都是怎樣花出去的。這些政治的干預，既包括地方政治，甚至也包括高層政治。因為，在一個日益市場化和充滿流動性的社會中，傳統(tǒng)血緣和地緣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熟人社會正為生人社會所取代，利益的分配和調整，更多不再是通過熟人社區(qū)的傳統(tǒng)習俗來實現，而是通過制度化的法律和政府來實現。當下，政府的每一個神經末梢都會接觸到農民，在這樣一種現代的生活框架之中，農民自然意識到政治的切身重要性，也越來越希望積極能動地參與到國家政治過程中去，而不是僅僅滿足于由某個或者某一群領袖來代替他們思考，為他們指出所謂前進的方向，而他們僅僅是不假思索地、奮不顧身地去“勇往直前”。他們需要自己參與尋找方向，確定目標，也需要參與路線探索。他們正在學會在一個現代社會中如何尋找、表達和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如何更開放地參與到利益分配的過程之中�？梢哉f，他們已經屬于政治，政治也屬于他們。如果將“政治”理解為“管理眾人的事”，那么，農民不僅僅是“被管理者”，而是需要參與政治過程。政治不應該只屬于政治家。政治過程并非統(tǒng)治者自娛自樂的過程。無論是政治統(tǒng)治還是政治管理，都有賴于被統(tǒng)治者或被管理者的接受和認可。政治秩序的確立，需要每個主體都能明確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不去沖擊、破壞基本的權力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是為政者和各個社會階層的共業(yè)，而非為政者所專擅。

　　農民的政治屬性

　　只要是一個社會群體或者階層，只要這個群體對公共生活和公共權利有訴求，那么這個群體就會有政治屬性。

　　就農民與政治的關系而言，或者說農民參與政治過程的基本方式，有三種主要的行為選擇：其一，接受既定的政治統(tǒng)治，或者接受既有的政治秩序。在這種秩序下，“管理者”的政治獲得了農民的認可，或者說，沒有受到農民的反對，政治統(tǒng)治得以順利進行。其二，如果存在著可以選擇的其他國家，那么農民可以根據統(tǒng)治者的政治管理情況，選擇接受自己滿意的政治統(tǒng)治。農民盡管看似沒有參與政治過程，但是，其實他們在“用腳投票”表達自身的同意或默許(這種“用腳投票”，是相對于后面的兩種情況而言，表現為農民沒有離開本國而選擇其他國家(政治體)定居，或者，農民沒有起來反抗)。韓愈在談到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文人出路時曾有精辟描述�？鬃铀�說的“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其用意也旨在說明被統(tǒng)治者事實上會用腳投票，所以政治統(tǒng)治需要考慮被統(tǒng)治者的意愿和需求。其三，如果無法接受現有政治統(tǒng)治，而且又缺乏其他政治體可以避而趨之，那么他還可以選擇“揭竿而起”，對現有統(tǒng)治者進行反抗。

　　這也就是說，如果農民能夠接受既有的統(tǒng)治秩序，那么他們可以專心從事本業(yè)，埋頭專務自己的“土地和家庭”；
一旦其認為現有的統(tǒng)治行為不能忍受，則只會鋌而走險、群起抵抗。最終，或者原有的統(tǒng)治集團調整治理辦法，或者統(tǒng)治集團改朝換代、重新確立新的政權和政治統(tǒng)治。這樣的情境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上屢見不鮮。

　　從中外歷史傳統(tǒng)來看，農民不僅是征兵的最重要來源，也是參與起義、推翻政權最有力的力量。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自不待言，即使是進入近代歷史，農民在其中仍然是值得重視的力量。毛澤東曾斷言：“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
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
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在毛澤東看來，農民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有政治洞察力和判斷力的，“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

　　從這個角度來說，農民本身是具有顯著政治性的。這種政治性尤其會在對抗性的政治沖突中體現出來。當然，更多時候這種政治可能是潛在的。農民對既定的政治秩序的接受與否，直接影響到其潛在的政治性是否會被激發(fā)出來。因此，統(tǒng)治集團要想延續(xù)自身的政治統(tǒng)治、保持其所掌控的政治權力，就必須將其“統(tǒng)治”的強度置于被統(tǒng)治者能夠接受的程度和范圍內。

　　農民的政治性一般在社會矛盾激化時強力迸發(fā)。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民的日常生活是不具有政治性的。在歷史上，農民有組織的、正式的、公開的反抗是短暫的，并非長期持續(xù)，但農民的政治表達方式并不止于此。政治人類學家關于農民日常反抗的研究無疑豐富了這一理解。在大規(guī)模的、結構性變遷的運動之外，農民還慣常使用無組織的、個體的、機會主義或自我放逐的、沒有革命性的后果、也不直接沖擊統(tǒng)治體系的合作式抗爭，這是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這些被稱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的斗爭形式具有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xié)調或計劃，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
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對抗權威。尤其是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在稅收、作物分配、發(fā)展政策或繁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直接對抗權威；
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治理策略。觀察今天中國農民的日常抵抗，比JANMS SCOTT所描述的東南亞農民的表現更加豐富多彩，也更具有強勁清晰的政治意味。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村曾有普遍的生產中的“出工不出力”，也有分配中的“瞞產私分”。改革以來，則有形形色色的上訴投訴，乃至“聚眾滋事”。無論是在偶然的公開抗爭還是日常的消極反抗中，農民的政治性被不斷地激發(fā)出來。中國農民這種表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中國政治的未來。

　　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度，甚至不同地區(qū)的“農民”，其政治屬性是不同的。歷史上，我們看到，更多情況下農民在政治上的“被動參與”塑造出其政治屬性。但是，現在，農民身上潛在的政治性，正在表現為直接的政治屬性。甚至說，政治性不再是潛在的，而是直接的，也是現實的。這是農民的政治屬性的改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這個角度說，農民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將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在現在和未來的中國政治生活中，農民是無法忽視的力量。家庭承包制度是農民的選擇和堅持，這直接表現為經濟制度的嬗變突破，但是，這種改變已經產生并且將繼續(xù)產生更大的政治張力。農民在具體改變中國農業(yè)經營體制的時候，也在改變著中國的基層政治甚至高層政治。

　　中國農民的政治屬性所以值得重視，根本原因在于，此農民不是彼農民。就今天的中國農民而言，他們不是一個職業(yè)概念，我們很難具體說明今天所謂“農民”都包含多少種職業(yè)群體，有所謂“農民企業(yè)家”“農民工”，甚至有“農民作家”“農民發(fā)明家”，當然也有所謂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即“作為職業(yè)的農民”， 還有“失地農民”(這在外國學者是難以理解的，沒有土地居然稱為農民)，還有一種是非農民、非居民的“假市民，真農民”。這些人生活的村落已經“村改居”(村民委員會改為居民委員會，從名稱上看已經成為城里人)，但是，他們并沒有真正進入城市的社會福利體系中，角色也沒有變成為市民。政府把他們轉為“居民”，主要動力通常是要拿他們的土地。

從根本上，他們的認同和真實狀態(tài)還是農民。由此可見，在農民這個稱呼之下，這個群體其實已經成為某種社會制度人為劃定的“身份群體”，而不是職業(yè)群體，可以說，他們是制度規(guī)定的“身份集團”。那么，這些人的權利要求，就有相當部分與職業(yè)活動無關，甚至與土地無關，與農業(yè)生產無關，與鄉(xiāng)村生活無關。比如，今天農民工的許多問題就是這樣。因此，這個群體的許多權利訴求行動，從另一個角度說，他們的一些抵抗活動，是與“制度化身份”有關的，是對于制度的不滿和反抗。從這個角度看，現在的身份制度，是在凝聚農民將抵抗的矛頭，集中指向制度本身。而許多地方推行的所謂“戶籍改革”，其實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并沒有觸動這個制度的實質。我們不可以假定農民都是弱智，以為不再稱呼他們?yōu)椤稗r民”了，農民便高興。相反，這種文字游戲倒更容易激發(fā)農民被愚弄的感覺。于是，農民的這些不滿便往往積累為政治性的訴求甚至抵抗。這是我們觀察今天中國農民的政治表現所必須重視的。

　　農民的政治表現

　　在政治生活中，基本政治秩序如何確定并維持穩(wěn)定，換言之，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權力關系如何得以確立？一般看來，主要有三種方式：

　　一種是“強制”。統(tǒng)治者手中握有國家機器——軍事力量和武器裝備，以此來壓制被統(tǒng)治者，使其就范而不敢犯上作亂，通過暴力及其阻嚇的方式來保證統(tǒng)治行為的順利開展。但軍事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供養(yǎng)軍隊的成本也很高，而且軍隊本身還與包括農民在內的其他社會階層有著一定的社會聯系，是否有能力、有意愿貫徹統(tǒng)治集團的強制意圖，這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因此，靠強制來維持統(tǒng)治難以持久。

　　一種方式則是說服。統(tǒng)治者通過編織起一整套的意識形態(tài)來強化被統(tǒng)治者的承認和服從，使得被統(tǒng)治者接受統(tǒng)治和管理的正當性，不對它產生質疑，甚至深信不疑。完整的意識形態(tài)對于統(tǒng)治秩序的維持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但時移世易，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就必須不斷與時俱進、順應經濟社會的新變化，否則也容易為人們所質疑，被新的意識形態(tài)所取代。尤其是在一個開放的政治體系中，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相互競爭，最終誰能獲得認可和支持，仍然是有風險的。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變化也不斷地顯示，用政治意識形態(tài)來凝聚農民的辦法，似乎正在越來越軟弱無力。

　　一種方式是市場所使用的“交易”。通過交易，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各取所需，相互接受和承認對方的行為。如公民納稅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也可以被比作交易行為，公民通過納稅從而獲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而政府則通過提供公共服務換取公民履行納稅的義務。此外，還存在著另一種交易，也可以說是“政治市場”上的交易，在這個市場上，選票就是貨幣，公民就是政治家的客戶。核心的政治過程是通過這種“市場化”交易達成的。在選票這種政治貨幣的左右下，政治家在政治市場上接受選擇，登上政治舞臺者也不可以隨心所欲，需要在選票面前仰人鼻息。

　　統(tǒng)治者的權威能夠得到被統(tǒng)治者的默許、接受或認可，是政治秩序得以確定的前提。政治文明從古典向現代推進的過程中，政治統(tǒng)治獲得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成為關鍵。這就正如洛克所言，“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這種(自由、平等和獨立的)狀態(tài)之外，使受制于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從現實的角度考量，如果將政治理解為“對價值的權威性分配”，那么，農民如果要從公共權威中獲取自身所偏好的價值安排和資源配置，就需要積極地參與到政治過程之中。無論是有組織的反抗還是日常反抗，從角色屬性來看，這樣的政治活動都屬于政治生活中的被動行為。在傳統(tǒng)政治中，農民對于政治體系和政治秩序只有通過這種否定的方式來表示反對，或者通過默認、接受的方式來表示支持。在現代政治過程中，開放農民參與政治、表達同意的機會，則是現代民主制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孫中山提出的“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事實上，不論政治體制本身是否主動開放，在一定條件下，農民都會主動提出政治參與的訴求。通常，這種政治參與訴求是通過他們積極的權利主張開始，或者說，是通過權利抗爭開始的。

　　亨廷頓分析認為，傳統(tǒng)社會內的農民是一種恒久的保守勢力，他們禁錮在現狀之中；
而現代化給農民在兩個方面帶來沖擊：一方面，使農民勞動和福利的客觀條件惡化；
另一方面，導致農民的渴望上升。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啟蒙傳到了農村，農民不僅意識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認識到能夠想辦法來改變自己的苦境，他覺得自己的命運是能夠得到改善的。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既加深了農民的苦難，也提高了農民的期望值。于是，農民開始尋求參與政治的過程，通過影響政治來爭取資源。

　　查爾斯·蒂利在考察歐洲農民抵抗和集體行動的早期著作中，提出了三種不同類型的抗爭方式：“競爭型”(competitive type)、“反應型”(reactive type)，以及“主動型”(proactive type)。競爭型抗爭是指，在資源占有類似的群體間為了爭奪同一樣資源而發(fā)生的沖突。像傳統(tǒng)農村村莊之間為爭奪資源而進行的械斗。反應型抗爭則是“人們以權利受到威脅的名義展開的行動”，卷入沖突的各方在資源上是不平等的。主動型抗爭則“斷言群體的主張在先前并沒有得到實施”，因而積極要求權利的落實。蒂利認為，反應型抗爭在17、18世紀的歐洲非常普遍，農民和城市貧民對抗比自己強大的國家或市場，反抗來自后者的掠奪。例如，抗稅或糧食暴亂。蒂利將這種原因解釋為，伴隨當時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市場的興起，一方面，市場的中介和民族國家將它們的新要求強加于不計其數的家庭和社團等小規(guī)模組織之上。小規(guī)模組織對此重復地作出反應，對抗征稅、征召、土地權利的鞏固，以及其他諸多威脅到組織自身的福利。最終，大組織勝出，反應型的抗爭自然減少了。另一方面，組織生存所必需的大量資源愈益掌握在大組織手中，尤其是政府，只有它才能在新要求的壓力下對資源進行重新分配。正因為如此，“主動型”抗爭此后成為了主流，群體組織起來向掌握資源的政府要求權利，例如，工人通過積極舉行罷工來要求新的權利——例如8小時工作制、普選權等等。在蒂利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從傳統(tǒng)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不僅是農民的苦難和期望值推動了農民參與執(zhí)政，更包括資源分配的結構和模式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使得農民必須參與政治，通過影響政治來爭取資源。

　　亞里士多德將社會關系中的互動分成三種類型：家務管理(household management)、主奴之治(mastery)和政治統(tǒng)治(political rule)。家務管理是家長對妻兒及家族事務的管理，這種治理的著眼點是為了被治者的利益，是強者對弱者的照顧；
而主奴之間因為徹底的不平等關系，主人駕馭奴隸完全是為了主人自身的利益。政治統(tǒng)治則與這兩者都不相同，它是城邦自由公民施行于彼此之間的平等之治。以這種古典政治的理解來看，政治統(tǒng)治的主體和客體都應是具備自由身份的平等公民。亞里士多德甚至認為，不參與政治生活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祗。”現代民主制表現為“多數的統(tǒng)治”，其前提是公民身份的平等，農民作為公民得以平等地參與到政治統(tǒng)治和政治管理中，不僅是作為統(tǒng)治的對象，而且可以成為管理的主體�？梢哉f，正是現代的民主制，使得對農民的統(tǒng)治成為亞里士多德所定義的“政治統(tǒng)治”。也是由此，弗朗西斯·福山認為，只有現代的自由民主制才真正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它才是歷史發(fā)展最終必然選擇的路徑。

　　政治理論中的農民

　　在職業(yè)的意義上，農民作為一種特定階級，是與特定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的。但是，農民在政治上是否就必然與專制體制相適應呢？換而言之，如果獲得自由選擇的機會，農民會傾向于民主的價值和政治體制，還是會傾向于專制的政治體制呢？其實這不可以一概而論。

　　斯密曾分析社會分工對于社會結構的影響。他認為，歷史的發(fā)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狩獵采集階段、畜牧業(yè)社會、農業(yè)社會和商業(yè)社會。最初沒有社會分工和私有財產，也缺少權力的集中；
隨著畜牧業(yè)社會和農業(yè)社會的到來，產生了復雜的分工和財產的集中，也產生了強大的、具有壓迫性的政府，因為不僅需要政府協(xié)調好不同的生產者，也需要政府保護富人的財產。到了商業(yè)社會，雖然有了高度的分工，但其結果是市場興起、國家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且私人財產的分配趨向平均化，由土地所有者轉移到企業(yè)家手里，從少數人轉移到多數人手里。因而，從農業(yè)社會到商業(yè)社會，政府的強制(coercion)也在下降。斯密還試圖探索農民與市民的區(qū)別，他認為，“都市住民群集一地，能夠容易地結合在一起�！倍�“農村的住民，散居相距很遠的地方，不能容易地結合起來。他們不但從來沒有組合，并且一向就缺乏組合的精神”。斯密對于農民缺乏組織性的判斷，與馬克思關于農民是“一袋土豆”(a sack of potatoes)比喻不謀而合——“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要由別人來代表”。

　　馬克思認為，農民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代表自己的利益，其政治態(tài)度是與其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田園生活和農村社會的宗法性質使農民傾向于過安穩(wěn)的生活而不參與政治的變革�！八麄兊纳�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fā)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而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對于農民的這種政治性質，馬克思曾經用波拿巴王朝的政治性質來加以說明，“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
不是力求擺脫其社會生存條件即小塊土地的農民，而是想鞏固這種條件的農民；
不是力求聯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這個舊制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塊土地并賜給自己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
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
不是農民的未來，而是農民的過去；
不是農民的現代的塞文，而是農民的現代的旺代�！痹谏鲜兰o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論斷曾反復被貼在中國農民身上。直到今天，也還有對農民采用這樣的描述。值得反思的問題在于，馬克思所說的農民，與當代的中國農民是一撥農民嗎？顯然不是。市場條件下的中國農民，全球化條件下的中國農民，必然有一些嶄新的社會政治品格。這也是由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決定的。

　　美國歷史社會學家摩爾對農民在政治中的角色和傾向的討論中指出，不同的生產方式會帶來不同的階級矛盾，而這又會影響到不同的政治變遷的路徑。英美確定的民主道路、德日選擇的法西斯道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中俄出現的革命道路(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所以出現這些不同的現代化路徑，關鍵在于農業(yè)生產的商業(yè)化程度的差異。摩爾分析了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地主、農民、工人等不同群體的階級利益和政治傾向，認為農民是一個沒落的階級，在現代化過程中就像一枚棋子，既可以被民主勢力利用，也可以被專制勢力利用。但由于人數眾多，他們的政治取向會對社會進程產生重大影響。他認為，中國不僅農業(yè)的商業(yè)化程度比較低，而且，農民與地方精英(貴族、士紳)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也不如英國和日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的士紳不直接管理農業(yè)生產，從農業(yè)生產的角度來說，他們是寄生蟲。這種“斷裂”使得中國的農民特別容易揭竿而起。即使在國家被迫開放門戶與西方通商以后，中國的農業(yè)生產仍然以傳統(tǒng)的方式進行，商業(yè)化程度很低，農民也沒有轉變?yōu)楣と穗A級。這種小農的生產方式無法抗衡資本主義大生產，最終破產使中國農民走向極端，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也就爆發(fā)了。摩爾在這里解釋了農民與中國革命的關系，且不說這些解釋是否令人信服。即便這是論述解釋中國農民的過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農民本身也是在改變的，起碼這些解釋不能說明中國農民的現在和將來。

　　亨廷頓比較了農民的政治際遇和城市產業(yè)工人之間的不同，他認為，農民之所以選擇革命的方式，是因為“農民與產業(yè)工人不同，他們別無選擇，只有向現存的所有權和控制體制發(fā)動進攻。……鄉(xiāng)村農民經濟改善所花的代價遠遠超過城市工人經濟改善所需的代價。因此，農村里較活躍而有才智的人移居城市就不足為奇了。與農村中僵硬的階級結構比較起來，城市存在著經濟和社會流動的有利機會，這是驅使他們進城的因素。由此形成的迅速城市化導致城區(qū)社會混亂，政治不穩(wěn)。然而，這種城市化帶來的社會毛病算不了什么，如果這些人待在農村，后果才是嚴重的。城市化在某種程度上是農村革命的一種替代。因此，與一般看法相反，一個國家遭遇革命的可能性也許同城市化程度背道而馳�！焙嗤㈩D的這些論述以七十年代的觀察為基礎，已經關注到農民與城市化，使我們聯想到當代中國農民，特別是中國的農民工，給予我們重要啟發(fā)。但是，中國當代的農民問題并非如此簡單。

　　米格代爾分析認為，在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農民更傾向于沿襲舊有的傳統(tǒng)而不是選擇擁抱新的開放社會。因為在農民的眼里，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外部的開放世界，一個是相對封閉的農村內部社會。對于農民來說，外部的開放世界充滿著極大的風險、非常不安全。在那里存在著貪官的腐敗與掠奪，存在著奸商的狡詐與盤剝，每當農民與外部的開放世界發(fā)生聯系，這種種事情就會反復發(fā)生。種種經驗告訴農民，只有躲開外部社會才能獲得安全，農民便一步步邊緣化，以躲避不能預測的不知哪天便會突如其來的種種危險。因為外部社會奉行一種對農民不公平的制度，而舊制度對農民則提供了更多的保護。因此，農民的“保守”，農民的邊緣化不過是農民自我保護心態(tài)的一種外部表現。米格代爾對第三世界農民的洞察給予我們啟示，但是，這種判斷能否套用到中國當前的情況，我們則必須保持一種警醒的態(tài)度。兩億左右的農民工走出家鄉(xiāng)，不正是在擁抱充滿風險的新生活嗎？農民恐懼了嗎？從這一點看，中國農民是最富有冒險精神的，比城市工人、比國家干部更勇于承擔風險，憑什么說他們保守？他們確有保守性，但是，應該有更新角度，更具體的考察分析。

　　當代中國農民是一個從傳統(tǒng)向現代化變遷、一個城鄉(xiāng)二元分割體制下的國家的農民，其是否保守、支持哪種政治體制，是無法從傳統(tǒng)的角度加以認識和判斷的。經典作家的種種分析判斷，不論傾向于論證傳統(tǒng)農民保守和“一盤散沙”，還是傾向于論證農民在走向現代過程中不斷裂變，一定程度上看來是有道理的。前人的研究和理論貢獻需要充分尊重。但是，這些理論范式不能套用到當代中國農民的研究中。有些理論闡述往往雖然聽起來頭頭是道，但是，其中的虛妄荒誕常常被證明。許多判斷和預測，看上去有條有理，但是也常常讓人們一頭霧水。所以，不可輕易信以為真，更是難以為憑。研究今天的中國農民，最重要的是，面向農民自身，面向現實生活。當代中國農民的圖景更為復雜�！艾F代化”過程意味著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徹底轉變，現代國家政權的力量能夠滲入到社會的細枝末節(jié)并掌握大量的資源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而，農民如果要維護自身的利益、表達自身的訴求，必須或主動或被動地被整合進這樣一種現代的社會政治游戲規(guī)則之中。不可否認，宗族和血緣組織在不同地區(qū)仍然對農民現實生活有或深或淺的影響，親戚朋友還是農民走向城市的重要渠道和依賴力量。因而，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倡導公共生活和公民精神，這樣的努力則是推動農民整合的客觀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發(fā)展變化顯示，中國農民非但只關注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在實踐中，這種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最終推動了政治體制的變革。農民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能力，也許會有驚世駭俗的表現�，F實中的中國農民，雖然我們無法真切地判斷他們的政治能力，但是，勿容置疑，他們肯定具有更多的政治理性。他們不再是那些“土豆”和馬鈴薯。大量的農民上訪和沖突事件顯示，農民會傾向于民主的價值和政治體制。本人認為，中國這些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特殊意義上的“農民”，則“天然地”產生出民主制度的要求和行為邏輯。在這樣一個時代，在政治上尊重農民，不是愿不愿意的問題，而是勢所必然。

　　政治變遷中的農民

　　事實上，“農民”的政治特征并非一成不變。蒂利研究的法國，同樣是農民，可能互相爭奪資源而進行械斗，也可能為了反抗國家的掠奪而揭竿暴亂。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而言，中國近代革命風起云涌的歷史進程，則提供了對現代農民政治特征形成乃至變遷的復雜圖景。

　　裴宜理曾經研究淮北的中國農民為什么造反。在她看來，農民的生存策略是最根本的原因。這一地區(qū)清末捻黨的動機最直接來自于經濟因素的驅動，思想仍是農民正義感的樸素觀念，或者由于生存環(huán)境的惡劣而結黨掠奪其他地區(qū)的財富，或者為了防止被其他地區(qū)掠奪而建立自己的防衛(wèi)堡壘。民國時期的紅槍會，其潛在動機仍然是實際具體而狹隘的，當時掌握權力的北方軍閥既壓迫窮人又壓迫富人，所以群眾不分貧富，聯合起來共同反抗軍閥統(tǒng)治。因而，共產黨“打倒地主”的口號在80%有土地的農民中沒有得到廣泛相應，“打倒劣紳”的口號則更是疏遠了由地方精英領導的紅槍會，共產黨不得不轉而利用純粹由失地無產農民組織起來的光蛋會組織。她進一步指出，“政府、其他外部盟友和敵人的影響被證明是決定這種或那種策略是否轉向公開叛亂的關鍵”�！按蠖鄶荡迕駞⒓臃藥突騾⒓幼孕l(wèi)組織，都是為了達到攫取生活資源或是保護生計這樣明顯的實用目的”。生存策略牢固地植根于已經存在的社會結構之中，“要重新設計淮北地區(qū)的社會結構，不得不等到那些充分擺脫地方關系羈絆的革命者的到來，只有他們才可以提供個新的方法”。

　　顯然，我們可以說，在近代革命戰(zhàn)爭中，農民是被動員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而其生存策略則是最根本的出發(fā)點。工農聯盟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保證”。但是，在構建農民新的生存邏輯中，進程卻并不理想。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農民雖然仍是新政權爭取政治支持的主要力量，但農民所獲得的政治參與的機會并不多。從《選舉法》對于縣、省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的規(guī)定來看，要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于鎮(zhèn)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對此，辯護者主要從農民數量多、避免“人民代表大會”變成“農民代表大會”的角度出發(fā)進行論證，時任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鄧小平即在草案說明中指出：在城市與農村間做不同比例的規(guī)定“就某種方面來說，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這樣規(guī)定，才能真正反映我們的現實生活，才能使全國各民族、各階層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有與其地位相當的代表，所以，它不但是很合理的，而且是我們過渡到更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選舉所完全必要的�！�

　　農民縱向的政治參與機會受到限制，與此同時，其橫向的接觸和聯合也受到限制和忽視，農會等農民自組織在改革開放后長期未能得到恢復。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農民被組織在以人民公社為基本單位的政治結構中，這種組織方式到改革開放以后就難以為繼了。隨著人民公社等集體組織的解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群體秩序、集體生活、公共服務和社會治安等方面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國家開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通過在農村實行基層民主制度，保障農村村民直接參與自我管理、自我服務，通過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jiān)督實現自治。在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時，彭真曾指出，“村民自治，實行直接民主，是最廣泛的民主實踐。農民把一個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漸就會管一個鄉(xiāng)的事情；
把一個鄉(xiāng)的事情管好了，逐漸就會管一個縣的事情，逐步鍛煉、提高議政能力�！钡�是，目前村民自治，一方面受制于村民組織于政黨組織的關系牽扯，也受到政府過程開放不夠的制約，步伐依舊沉重。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農村村民自治作為社會主義基層民主的重要內容，已經成為國家社會主義政治的基本制度之一。有研究認為，這一制度就是要在中央的改革派與普通農民之間建立穩(wěn)固的合作關系，通過這種改革，上級政府給農民民主權利來限制地方政府。問題在于，通過這一制度形式，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合作是否得以順利實現？事實上，由于黨政體制并沒有發(fā)生改變，在此情況下，農村基層民主的功能發(fā)揮有限。在許多地方，農民對于村民自治缺乏信心，導致選舉中投票率低、競爭性不強、參與熱情不高，或者恰恰相反，選舉的競爭性極強、候選人為了競選甚至不惜運用賄選等不正當辦法。

　　周錫瑞在探討義和團運動起源的時候，展現了這樣一幅圖景：魯西南社會結構中存在著一個牢固的鄉(xiāng)村地主階層，村社內部凝聚力強，而魯西北社會比較開放，相對平均。魯西南的組織——大刀會由鄉(xiāng)村財主把持，組織嚴密，活動不公開，與社會形態(tài)極相吻合。而魯西北的神拳則相反�！芭c大刀會的地主階層首領相比較，神拳首領多為游民或窮苦農民”“這些窮人、外村人甚至在村內被人看不起的年輕人都有機會成為神拳頭目。這種吸引力與機遇對于很多遭踐踏的人來說無疑是巨大的�！痹隰斘髂�，“擒賊擒王”的傳統(tǒng)策略能夠見效，國家政權與地方的博弈談判更容易實現，而魯西北則不同，在這種低組織化的社會，神拳頭目難以實現絕對控制，政權的談判和博弈對象很難確定，因而，暴亂更容易發(fā)生而難以平息。反觀現實，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在于，到底是培育農民組織化的橫向參與，還是有意忽視甚至限制這種橫向參與？事實上，農民在現實縱向政治參與機會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一旦利益訴求得不到有效滿足，參與能量就會被導入橫向方式。且不說當今地方五花八門的民間組織興旺發(fā)達，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民間宗族宗教勢力的發(fā)展也大行其道，甚至在有的地方，村莊公共物品供給主要來源于這種村莊民間組織。正如我們在今天的城市里看到的，一些農民工在受到侵害的時候，因為城市的政府和其他正式組織不能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于是，他們轉而依靠一些非正式組織甚至非法組織，依靠黑社會組織。因而，限制或者無視橫向參與的發(fā)展對于現實政治的發(fā)展和穩(wěn)定都是不利的。與其在縱向參與一時難以深化時，控制凋敝散沙的村莊社會，不如引導和鼓勵農民的橫向參與，使原子式的個體整合在更有組織性的村莊共同體之內。

　　總體上看，當前農民對于既定的政治秩序持接受的態(tài)度。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中央政府支農惠農政策的增加，農民對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信任程度大大增強。但是，對于具體地方性的政治安排，農民仍然存在不少疑慮。這種疑慮最初往往來自于民事糾紛，或者農民與村集體、鄉(xiāng)鎮(zhèn)基層政府的小沖突，但由于這些沖突和糾紛無法在基層政府獲得“公正”的處理，農民開始訴諸更高層級的政府權威，試圖通過更高一級的政府權威來實現自己所孜孜以求的“公正”。而上訪即是這種努力的一種嘗試和途徑。

　　農民的政治訴求

　　近年來，農民上訪已經成為觀察中國基層矛盾和社會沖突的一個窗口。農民上訪原因也在發(fā)生變化，早期的負擔過重、近年來的征地沖突等作為農民上訪的主要原因，都與國家的政策和制度緊密相關。上訪的勢頭卻在不斷地上升。農民選擇上訪，表明他仍然信任和接受現有的體制，尤其是信任更高層級的權威能夠有效保護其對于“公正”的訴求，是以為喜。但是，需要重視并觀察的是，如果大量沖突不能通過上訪有效化解，那么，將有許多問題發(fā)生在體制之外。上訪增加，說明社會沖突因素增加，是以為憂。

　　從具體的上訪訴求來看，農民的訴求往往是從經濟權益的訴求開始，由于這種訴求得不到滿足，農民轉而會衍生出政治權利的訴求。以征地為例，矛盾往往從最初的征地補償標準問題開始，發(fā)展到對集體的決策機制、干部的工作方法或者品德不滿，進而發(fā)展到對于整個村級組織班子不信任，進而提出重新改選村級組織。而這種訴求如果在縣鄉(xiāng)政府得不到滿足，則農民又進一步會產生出對于縣鄉(xiāng)政府偏私、袒護的不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使得矛盾一步步提升。

　　上訪使得農民的日常沖突被政治化了，這又導致農民對基層政府的信任不斷下降。對于總體的政治秩序來說，它帶來了風險、不確定和不穩(wěn)定因素。尤其是隨著上訪的發(fā)展，群體上訪乃至群體性事件也不斷沖擊著現有的政治穩(wěn)定。作為對這種沖擊的反應，政府是變得更加開放、民主，還是不斷擴張行政權力、加強行政管治，這仍然有待進一步觀察。

　　有學者觀察農民的這種權益和權利訴求，認為上訪表明了農民的公民權意識覺醒，“公民權利”理念深入人心，這種權利本位的要求將帶來國家-社會根本關系發(fā)生突破性進展。但也有學者從不同視角出發(fā)獲得不同的結論，例如，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與西方不同，中國人對于權利的理解也與西方不一樣。中國人期待政府能夠推動經濟的福利和安全，如果政府無法履行這一社會責任，那么群眾可以起義。“統(tǒng)治者最重要的品德是仁以及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心”。中國人更傾向于將權利作為政府權威認可的增強民族團結繁榮的渠道，而不是天賦的對抗政府入侵的某種保護機制。因此，難以預期公民權和市民社會的快速發(fā)展能夠產生類似于西歐發(fā)展過程中的深遠影響。

　　中國農民訴求的不同進路，體現了中國農村政治的多樣性為西方政治理論帶來的挑戰(zhàn)。農村政治中存在著多元的“混合”格局，各種不同的解釋都能在農民的政治中找到具體印證。裴宜理和歐博文、李連江的洞見看似截然對立，卻并非相互矛盾。無論是訴諸“公民權利”的抗爭，還是對政府照顧的訴求，在中國的現實世界里都是存在的。

　　如果從權威合法性的來源的角度看，事實上，這兩種對立的“權利觀”也對應著兩種不同的權威來源。按照韋伯的觀點，權威的合法性來源可以分為傳統(tǒng)的、卡里斯瑪的以及法理型的。政治社會學的研究表明，傳統(tǒng)權威和卡里斯瑪權威都是照顧性的、父愛式的。在這兩種權威下，社會環(huán)境是同質的、非多元的，社會成員的生活方式、價值傾向、意識形態(tài)、道德觀念非常接近，被統(tǒng)治者不僅同質，而且很依賴權力對自己的照顧，他們和權力之間的關系類似于庇護關系。當權者施予機會、照顧被統(tǒng)治者，被統(tǒng)治者則給予統(tǒng)治者支持、忠誠和服務，他們之間的關系是互惠式的。而法理型的權威則是來自于公眾的同意，經過法定的程序授權才能生效。法理型的權威以西方的“公民權利”為基礎，而中國人對于權利的傳統(tǒng)理解，似乎正對應著傳統(tǒng)的、卡里斯瑪的權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正在改革和轉型之中，經濟生活的市場化、社會利益的多元化正在強烈地作用于人們的政治理念，公眾對于政治權威的理解和認同正在發(fā)生改革，過去認為天經地義的權威需要尋找并確立新的根基。已有的調查表明，以往，人們更多把政府看作父母，現在，則更多看作孩子。這是一種政治文化的變化。這種變化足以讓我們看到民眾的政治需要在深刻地轉變。

　　對于農民的政治態(tài)度，實質上有“民本”和“民主”之分。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中，有鮮明的“民本”資源，如“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又有“民能載舟，亦能覆舟”之說。但是，這只能說他們認識到了“民”的重要性。這種思想離開“民主”思想還有一定的距離。比如，在一個家庭里，以孩子為考慮問題的第一因素，甚至可以說以孩子為本，但是，這并不是以孩子為“主”，或者說并不是讓孩子做主。對待農民也一樣，重視農民、關心農民，并不必然意味著在政治上是對于農民的尊重�，F代的中國農民，最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尊重�；蛟S，惟有追隨農民的腳步才能讓我們準確把握方向。

　　結語

　　在當下國內語境中，“農民”并不是討論政治體制的主要考量，但人們又無法忽視其在政治中的分量和作用，尤其是，“三農”的各種問題和現象都不斷地指向“政治”。土地糾紛等基層沖突的加劇、群體性事件等集體行動的產生、民主選舉等公共生活的活躍，乃至基層“治理危機”問題的惡化，最終都離不開政權、秩序等政治的核心問題。經驗表明，經濟基礎的改善未必能直接帶來農村政治的完善，各種無序的沖突和緊張局勢反而在特定時間和局部地區(qū)呈現加劇的態(tài)勢。在農民的集體行動和農村的公共生活背后，到底是什么樣的政治邏輯在發(fā)揮作用？公共政權應該如何構建起順應農民特點的政治和社會秩序？這些都成為三農問題和政治討論無法回避的關鍵。

　　討論“農民的政治”，不僅是研究“三農”問題的關鍵，更重要的，也是探索中國政治的關鍵。盡管在西方的政治研究中，很少從農村政治中尋找政治變革軌跡，往往是對于城市的政治研究在引導政治變革的方向；
但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存在著明顯的不同。農民的政治將最終影響到中國政治的前景和改革方向，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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