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尚君談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

　　陳尚君先生大概是當今學界最耐得住寂寞的學者。從《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到現(xiàn)在參與 “二十四史” 修訂，他所做的都是常人無法忍受的極端枯燥的工作。然而他又絕不是板著面孔的學者，他愛聽周杰倫，從前上課的時候總是拿一盒孫燕姿代言的統(tǒng)一冰紅茶，將《四庫提要》的錯誤講得津津有味，學生們都覺得他超可愛。正是這份寂寞中的可愛，尤其令人起敬。

　　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和出版是一項浩大的工程，當年中華書局整理的情況如何，都有哪些專家學者參與了整理？

　　陳尚君：點校本“二十四史”整理工作歷時十九年，全書出齊已經超過三十二年，成為了國內外學術界普遍使用的權威版本，印數(shù)最多的《史記》至今已經售出約七十萬套，不能不說是很大的成績。臺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全部翻印了點校本，稱為新校本，為了別苗頭，還計劃組織“二十四史”新注本，可惜沒有完成。

　　在整理“二十四史”之前，最初195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指示吳晗，讓他和范文瀾一起組織校點《資治通鑒》， 1956年完成出版。同年鄭振鐸也曾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本�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二十四史’的提議”。1958年毛澤東又指示吳晗繼續(xù)組織標點“前四史”，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工程。由于時間比較緊，《史記》就直接用了顧頡剛在1936年出版的《點�！词酚洝蛋孜摹返谋咀樱�趕在1959年國慶前夕出版，《三國志》在當年底問世，前后《漢書》一直到1965年才陸續(xù)完成。其中《三國志》由陳乃乾先生點校，《漢書》由西北大學歷史系點校、傅東華先生整理加工，《后漢書》由宋云彬先生點校�？傮w而言，“前四史”盡管影響很大，但點校質量在“二十四史”中是較差的，尤其《史記》、《三國志》兩種都沒有出校勘記，對于學者利用很不方便。

　　在落實“前四史”工作的同時，其余二十史的工作也全面展開。1960年到1966年是整理工作的第二階段，由于得到了毛澤東的贊賞與支持，點校“二十四史”成了當時學術界傾注全力的一項工程。在全國范圍內調集老專家，具體參與的有陳垣、白壽彝、王仲犖、唐長孺、陳述、傅樂煥、翁獨健、鄭天挺等數(shù)十人，可以說六十年代前期國內最優(yōu)秀的一批學者都參與了此項工作。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專家們被安排集中住在北京的中華書局，全力展開工作，在人員配置、工作條件、圖書資料調撥等方面都得到國家各方面的全力配合和支持�！拔母铩遍_始后，整理工作陷入停頓。等到七十年代初根據(jù)周總理指示重新開始整理時，由于客觀條件的變化，分工也作了調整。這是第三階段。原先已經開展工作的《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及《宋史》轉由上海地區(qū)的高校承擔，復旦負責《舊唐書》、《舊五代史》，華東師大負責《新唐書》、《新五代史》，上師大和上海社科院歷史所負責《宋史》。其中也有交叉，比如歷史地理部分多由復旦史地所負責，天文歷法部分另有專家參與。

　　當年復旦負責的部分，后來似乎受到學界很多批評，包括對底本選擇的質疑。

　　陳尚君：的確有很多批評，這里面有一些原因和誤解，可以作一些澄清與解釋。首先，從北京轉到上海就引起了不少問題。由于負責單位的調整，其學術和人事上的接續(xù)、協(xié)調都不順暢。比如《舊唐書》之前在北京由陳乃乾初點，后來又轉由中山大學的劉節(jié)繼續(xù)，但總體來說之前的工作較為有限。新舊《五代史》最初由陳垣先生與他的兩位學生劉乃和、柴德賡合作點校，工作已經有序展開�！拔母铩遍_始后情況即發(fā)生變化，1967年中華書局多次派人到陳家索取兩史資料，說要另外遴選人整理，人選未定，引起一些不快。1971年重新啟動點校不久，陳垣先生去世，這部分工作也轉到上海了。

　　對《舊唐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一、底本的選擇。據(jù)我了解，復旦最初的整理是以百衲本為底本，當年的工作本還在我手里，全部用朱筆點在原書上，已經標點過半，連付排時的空行、退格標記也都做了。怎么改用岑氏懼盈齋本作為底本的，具體過程還有待調查，估計是與中華書局負責全史點校者的意見有關。從近年出版的《陳乃乾文集》、《趙守儼文存》來看，中華書局為二十四史點校出力甚多的陳、趙二位先生，對岑建功《舊唐書�？庇洝范加泻芨叩脑u價，趙先生1988年還曾發(fā)表《揚州學派的重要校勘成果——〈舊唐書�？庇洝怠烽L文予以介紹。我想，底本的改變是與他們的意見有關的（陳1971年去世，沒有參與第三階段工作）。復旦因為要服從工作總體規(guī)劃，只好把過去的工作全部推倒重來，用懼盈齋本作為底本重新校點。這個過程是過去外界不太了解的�！杜f唐書》由于歷史上不太受重視，版本上可供選擇的余地很小，現(xiàn)在保存的南宋紹興浙本殘本到明代的聞人本，都是在一個版本系統(tǒng)中，而百衲本《舊唐書》則是根據(jù)宋浙本殘卷配以聞人本影印。改換底本的考慮，可能是因為宋、明本版刻誤字較多，當時認為懼盈齋本在�？鄙鲜腔�了力氣的，便于利用清人的成績，也減少因版刻誤字而出�？庇浀臄�(shù)量�，F(xiàn)在學者經過對《舊唐書》文本的比較，認為岑氏懼盈齋本并沒有充分吸取《舊唐書�？庇洝返某晒�，倒是沿襲了殿本的許多錯誤，如此看來，用岑本做底本就值得斟酌了。就當年的工作來說，對底本的要求遠沒有現(xiàn)在這樣嚴格規(guī)范，比如《漢書》是用《漢書補注》作底本，現(xiàn)在來說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各本均有利弊，選擇也各有成立的理由。我們可以說，當時學者對底本的認識遠沒有現(xiàn)在深刻，近人也沒有必要以現(xiàn)代學術達到的精密度來要求前賢。此次修訂在底本選擇上，在充分吸收學界研究的基礎上，幾經斟酌，改用百衲本。

　　二、�？庇洸糠痔�略，有些校勘記出的不太適當，例如《舊唐書·李白傳》李白山東人一條。關于這個問題過去批評的比較多，前年在北京香山飯店開第一次工作會議，大家對這個問題有比較充分的討論，中華書局的一些老編輯如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先生和當年參加整理工作的陳允吉先生等都作了發(fā)言，澄清了一些情況，基本消除了誤解。當年《舊唐書》做的校點長編，因為此次修訂的需要，中華書局復制給我們。我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當時校點的工作做得很扎實，發(fā)現(xiàn)的問題很多，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準。但這些工作在最后正式出版時很多沒有得到反映。這和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當時要反對資產階級繁瑣考證，因此確立的原則是不改不校，盡量簡潔，采取不主一本的方式，很多校記都沒有被采納。參加點校的先生曾告訴我，當時還是很怕犯政治錯誤。所以說目前點校本反映的情況和實際工作達到的高度并不是一回事。

　　《舊五代史》本身情況比較特殊，它是“二十四史”里唯一一部輯佚書，并非原本，是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館臣邵晉涵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對《舊五代史》的研究在六十年代之前無疑是陳垣先生貢獻最大。他的《舊五代史輯本發(fā)覆》總結出清人因民族原因有意刪改薛史原文的十類情形，刪改的地方主要是為防止和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他早年還有以《冊府元龜》�？薄杜f五代史》的計劃。六十年代初，他接手整理《舊五代史》時，曾有一個初步計劃，其中談到六點，包括引書卷數(shù)問題、附注問題、卷末考證問題、劉本多誤問題、譯名問題、補輯問題，但沒有談諱改問題。他的研究水平很高，但個人研究和文本整理不是一回事，在舊本基礎上整理和據(jù)現(xiàn)有文獻重新輯錄也不是一回事。我想，陳垣先生無疑對此是有清晰認識的。陳垣先生的整理稿，后來轉到復旦供點校時候參考，但目前原稿已經找不到了，當時整理的�？遍L編保存下來的也很少，所以我們對于《舊五代史》點校前后的情況知道不多。清人輯本的篡改處諱改與否，復旦整理組的意見與陳垣先生的看法是否有差別，至少現(xiàn)在還沒有反證的材料。幾年前我做了新輯本，更確認此一問題的復雜性：《冊府元龜》所錄包括五代實錄和《舊五代史》，存文也無法覆蓋全部的清輯本，對清人的諱改只能改回一部分，無法全部完成。當年采用一律不回改，是明智的選擇，本次修訂也將延續(xù)舊例，請學者理解。對于至于清人的輯錄不完整處，當年本系胡裕樹先生做過補輯，但沒有采用，原稿也不知道是否還在。

　　您治《舊五代史》的成就有目共睹，此次負責修訂《舊五代史》，會采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嗎？

　　陳尚君：學界通行的權威文本的整理和個人學術研究不是一件事。我個人做的《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是一個新的輯本，我的努力在幾個方面很有收獲，一是佚文的輯錄較清人完備，二是史文的校訂比清人精致，三是對五代實錄的網(wǎng)羅大體周備，四是對史實的追索更為翔實。當然這是我個人的工作。現(xiàn)在說二十四史是乾隆皇帝認定的文本，因此本次修訂《舊五代史》，只能在清輯本基礎上展開。具體說，有關清人篡改的文字，一般都不作回改；
凡涉及《永樂大典》今本尚存的，在校記中會有適當?shù)慕淮�，但盡量不改動原文。清輯本誤輯、漏輯的文字情況比較多，我們會作適當?shù)男Ｓ�，在�？庇浿杏兴�說明。

　　當年整理“二十四史”是舉全國之力，集中了所有的頂尖學者，資源使用上也有極大的自由�，F(xiàn)在修訂在人力物力上還能達到當年的盛況嗎？

　　陳尚君：現(xiàn)在有很多條件的確不如當年。當時這是政治任務，可以壓倒一切，當時抽調的都是各個斷代史最權威的專家組成班子，大家可以拋下一切本職工作，全力以赴投入，國家可以動員一切資源滿足研究所需的各種條件。以復旦的工作為例，當時可以從北圖把善本、膠片直接調來復旦放在辦公室里看，學校把現(xiàn)在相輝堂旁邊的300號專門撥出來供點校組使用，從事整理工作的有將近二十人，大多是資深教授。坦率地說，這次修訂學術目標比當年要高，但人力、物力投入?yún)s不如當年。首先很難動員到人，我們都要上課，要帶研究生，科研壓力也很大，還有各種應酬，要抽出一半的精力都不容易做到。復旦已經是很支持我的工作，專門給我配了兩個助手，有幾間辦公室可以展開工作，其他各校的條件往往還不如我們。其次，總體投入的經費較為有限，應該說目前整個修訂工程從國家獲得的經費與二十四史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是不相稱的，整個項目獲得的經費只有清史工程的幾十分之一，比方《史記》的修訂經費，還不到二十萬。可以說“二十四史”點校，三十年前是一項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現(xiàn)在只是各種學術項目、工程中較為重要的一項而已，整個環(huán)境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但也有有利的地方。第一，最近三十年來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學者們在充分利用前代成果的基礎上，于專書、史實、人事、制度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有價值的工作。當年整理的學術基礎相對較為薄弱，專門史研究深度不夠。第二，改革開放之后，很多保存在海外的善本都已經能夠比較容易見到，可以得到較為便利的利用，如日本杏雨書屋藏《史記》北宋刊本六十九卷、靜嘉堂文庫藏北宋刊《吳書》二十卷、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清孔葒谷《舊五代史》鈔本，都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在經費允許的情況下，希望能夠在工作中充分利用這些海外善本。此外，經過近三十年來國內各圖書館所藏善本情況的充分調查，發(fā)現(xiàn)一些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版本，如《舊唐書》，湖南圖書館藏有葉石君校宋本、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都部分保存了宋本的面目，對我們的修訂工作有很重要的價值。第三，現(xiàn)在技術手段日益發(fā)達，多數(shù)古籍都可以逐字檢索，這是革命性的變化。以前要找某個詞語、人名，得遍翻群書，還不一定找得到，現(xiàn)在只要檢索一下就可以迅速完成。第四，現(xiàn)在學術風氣自由，沒有政治壓力，我們可以心平氣和、客觀公正地來分析文本，決定取舍。

　　當然，就我本人的學力來說，也將面臨嚴峻挑戰(zhàn)。我從文學文獻轉做史學文獻，感覺到兩者有巨大區(qū)別，正史校訂尤其困難，會碰到各種千奇百怪的問題，大到天文地理，小到雞毛蒜皮，你都要給出答案，然后判定正誤，決定處理辦法。修訂工作就像是檢查一個人身體的每個細胞，需要各個細節(jié)都仔細推敲。從文本對校到史實比較，在大量分析后才能得到真相。

　　目前工作進度如何？

　　陳尚君：整個修訂工作從2006年開始籌備，到2007年啟動，已經開了三次工作會議，進度、責任基本上已經落實。其中《遼史》、《宋史》、《明史》、《舊唐書》、《舊五代史》已經印了樣稿，計劃首先完成“前四史”，從后年開始陸續(xù)出版，整個過程起碼還需要五年以上。具體落實情況是，有些史由原整理單位繼續(xù)進行修訂工作，比如上師大主持《宋史》，復旦主持《舊唐書》、《舊五代史》，武大主持北朝四史等，有些重新選擇承擔單位，如《新唐書》給了南京大學，《南齊書》、

　　《梁書》、《陳書》給了中山大學。當然無論是過去承擔過的，還是這次新承擔的單位基本上都重新組織了點校班子，三四十年前參加點校的前輩，除了個別如裴汝誠先生之外，基本上不再參與此次工作。

　　就總體工作計劃說，修訂工作總則都有很詳細的限定，承認正史的權威性，修訂工作要把握尺度，特別強調考史和校史有本質不同，校史的目的是還原文本的面貌，而不是追究歷史真相。通過流傳文本和前人成果的酌取，我們積累了大量問題，今后的寫定，會特別注意凡史書在流傳過程中造成的脫訛衍倒而有文本依據(jù)或證據(jù)確鑿者，予以補正刪乙；
有疑問而可備一說，但沒有可靠文本依據(jù)者，則在校勘記中有所交待；
屬于考史方面的大量問題，一般不會在校勘記中有所體現(xiàn)；
與修訂有關的大量文本細節(jié)方面的問題，將存于�？遍L編，以備記錄。

　　我們現(xiàn)在的目標是希望到時可以給學術界提供大致滿意的文本，要做到這點并不容易。我和兩位助手投入了半年的精力，做出兩本樣稿，共七卷，其間經過大家逐字、逐條討論，反復修改六七次，修訂辦公室又組織專家開了四天審稿會，逐句審訂，才大致定稿。從樣稿引出后的評價看，大體還是肯定的。走出第一步后，我們對完成目標很有信心。

　　(仇鹿鳴對此次訪談亦有貢獻)

　　原載《東方早報》200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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