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衡哲：尋訪“五四”

　　一九七九年，中國開始整理”五四”遺事，對這場六十年前的往事作重新評價。失語長達三十年甚至更久的”五四”一代幸存者，開始被邀請出來，重述往事。隨著海峽兩岸的”五四”故人相繼謝世，”五四”終于從一代人的戮力追索，淪為少數人的記憶。以至，連一向對這種紀念活動退避三舍的俞平伯也終于提起筆來——這些已是暮年的文化英雄們知道，這可能是他們最后的陳述，以及集體的告別。

　　舒衡哲一九六九年在耶魯大學攻讀研究生，學習漢語，并研究”五四運動”，”舒衡哲”這個中文名字也是那時所起，舒衡哲后來發(fā)現，這個名字不斷地成就巧合與機緣，也成為她在中國的心靈之旅的開始。

　　一九七三年，舒衡哲到中國臺灣進行訪問學習，一九七九年作為首批美國留學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進修。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留存著兩套關于”五四”的話語體系，而海外則流傳著另一種視野，舒衡哲將三種話語形態(tài)下的”五四”記憶與”五四”觀念，加以冷靜的取舍，結合對”五四”人勤奮的尋訪，從啟蒙的角度觀察并反思” 五四”，她的著作成為繼周策縱之后，”五四”研究的又一座思想的高峰。

　　舒衡哲是一位鋒利的觀察者，又是一個睿智的傾聽者。悲憫與懷疑批判這兩種態(tài)度始終交織在她的追問與思辨中，詩性的文筆與她的思想并駕齊驅。充沛的情感，則支撐著她的研究工作，也支撐著她與”五四”一代的相互信任與相互溫暖。三十年后，舒衡哲告訴《生活月刊》，讓她銘記至今的，是那一代人在講述完那些業(yè)已成灰的往事之后，每每陷入的沉默，”這些沉默比話語更有力量，令我體會到知識分子們許許多多隱藏的力量，即便是在艱難歲月里，它們依然活著�！� 同時，舒衡哲還慷慨地提供了她在尋訪”五四”人時所記錄下的見聞與思考，篇幅所限，我們只能節(jié)選其中一二，刊登于此，這些散落在二三十年前的記憶碎片，時至今日，依然散發(fā)著光輝。

　　《生活》：你從一九六九年開始研究”五四運動”，為何對一場遠在中國的運動感興趣？

　　舒衡哲：如你所言，我開始研究”五四運動”的十年里，都沒有到過中國大陸。從我一九七七年完成論文，到《中國啟蒙運動》這本書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本，又過了七年。這是一次異常漫長的知識旅行，旅行的原因卻改變了。一九六九年大學畢業(yè)后，從沒到過中國的我，突然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葛蘭西和知識分子問題感興趣起來。周策縱先生關于”五四”的書也給了我靈感，我被”五四運動”激進的政治寓意所吸引，開始學習漢語，并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臺灣進行研究。對于能和老師私底下討論那些被禁止的話題，諸如魯迅、郭沫若等人，我感到十分自豪。但不幸的是，我那時過于理想，或者說過于意識形態(tài)化，總是把他們告訴我的那些關于胡適、傅斯年等人的事情信以為真。我關于”五四運動”的哲學博士論文也充滿了葛蘭西、薩特等人的理論。

　　一九七九年，當我最終抵達中國，在北大學習和生活之際，我開始尋求——實際上是非常緩慢地去拜訪那些”五四”一代的幸存者。在我見過的那些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中，一種非常不同的景象浮出水面。我的研究重心也慢慢地從歷史概念轉移到人類思想的歷史和那些直面復雜困境的個體之上，他們曾渴望在中國開展啟蒙運動，卻最終被社會和政治革命的浪潮無情掃蕩。我開始從理論轉移到聆聽，聆聽，再聆聽，聽那些”五四”知識分子生命中活生生的細節(jié)。我也開始關注那些政治暴力和歷史創(chuàng)傷的真相，以及它們如何對”五四”的遺產產生影響。

　　《生活》：在尋訪”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過程中，你最難忘或最感動的時刻是？

　　舒衡哲：采訪中最難忘的時刻總是發(fā)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發(fā)現了一些自己本不關注的事情。我想這可能是口述歷史贈予我的禮物：在我們研究書面材料之后，總會有一些新發(fā)現冒出來，一種與書面材料截然不同的觀點浮出水面。人們很容易會把歷史想象成一條筆直而又狹窄的小徑，但實際上，當一個人聽到聲音之后才會明白，原來，那些迂回、懷疑與堅定的信仰、意識形態(tài)的確信同樣重要，它們使”五四”這段歷史變得鮮活如生。

　　張申府這位中國共產黨”被遺忘的奠基人”，是一個偉大的范例：他如饑似渴地尋求各種各樣的思想，而不是遵循包含了儒家學說、自由戀愛和博愛的”中國啟蒙”的主要線索。梁漱溟扮演著西方學者所謂”最后一個儒生”的角色，他感人至深地述說著他對佛教的忠誠，以及佛教如何給予他精神上的力量，從而使他在暴行中幸存下來。朱光潛曾靜靜地描述維柯對于他的重要性：后者的思想曾幫助他走出對馬列主義生硬信仰的陰霾，愈合精神的創(chuàng)傷。在每一次采訪中，最感人的時刻是臨近結束時的沉默——當我已經得到這位采訪對象的信任之后，當他對我傾訴創(chuàng)傷顯得很安全時，我明白，這一部分的痛苦曾涂抹一段漫長的人生，這樣的人生又離革命的火焰非常之近。這些沉默比話語更有力量，令我體會到知識分子們許許多多隱藏的力量，即便是在艱難歲月里，它們依然活著。我也記得，當我發(fā)現采訪使這些飽經滄桑的老人們的精神真正地復蘇，是多么美妙。他們肯定為我的來訪作了準備——經常備好茶水、糖果，還有用來記錄的紙張——這種他們覺得對外國學者而言會有用的東西。最后，開放式結尾的談話也令我心滿意足，這使得那些滿是皺紋的雙眼煥發(fā)出明亮的光芒，使得煤塊燃盡的冰冷的房間變得溫暖起來。我從”五四”時代的幸存者們身上學到的東西，遠遠多于書面的知識分子歷史。

　　《生活》：你很關注代際問題，”五四”的兩代人之間有什么差異？

　　舒衡哲：曼海姆的”代際理論”（MannheiM"S theory of generational tranSition）進入我的視野，是在我到中國采訪之前的事情。魯迅關于”黑暗之門”這一強有力的隱喻，關系到那些品嘗過同類相殘的老一代人，這扇門將會向年輕學子們開放，使他們能穿越這扇門，抵達一個光明的時期，這令我非常感動。我也注意到，老師那一代人的作品所體現的儒家傳統(tǒng)，往往比那些我讀過的 ”學生”（我采訪他們時，他們已經八十歲了）的作品，具有一種更偉大的憤怒。年輕一代盡管不必參加科舉考試，但依然懂得如何寫作古體詩。俞平伯和朱自清就喜歡這種詩藝，盡管后來他們不得不隱藏這種喜好。五四時期的年輕一代對于西方語言和思潮也顯得更加得心應手——他們游歷更廣，喜好更自由，假如在他們最多產的時期，民族解放的壓力不那么強烈的話，他們將在文化理論方面有偉大的創(chuàng)舉。

　　我采訪的這些知識分子大部分都屬于我所謂的”學生一代”�，F在，在他們八十歲的時候，去想象在”五四”時期他們曾是充滿激情的學生，可能有點奇怪。

　　然而，在我采訪他們的時候，他們依然保有知識分子式的激情和開闊的視野。

　　我注意到這些，也寫進了書里。然而，等我能夠采訪梁漱溟、葉圣陶這樣的思想家和作家的時候，魯迅那一代人已經不在世了。學生一代年輕時對儒家傳統(tǒng)的憤怒，已經比他們的導師們——例如陳獨秀、胡適這樣的人——少得多了。

　　等這些當年的學生老了，各自在革命歷史的不同際遇中幸存下來，他們似乎對彌合舊中國和非�，F代的中國更感興趣。甚至到了他們思想成熟的時期，即便是他們無法自由地承認他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眷戀，他們也依舊在這種情況下，懷著珍視的心情，安之若素。在我拜訪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家中，都懸掛著一幅國畫；
他們在與我交談，斟酌字句時，不經意間在紙上寫下的字跡優(yōu)美的書法，以及他們所深愛的古典詩歌的層層言外之意，這些小細節(jié)都可以透露出他們的心境。他們曾在西方生活過，他們的外語往往比一九八○年代大學培養(yǎng)的學生們更好，他們仍知道并且珍惜傳統(tǒng)文化。在他們對新潮社那代人的口頭反思之中，當初由《新青年》的編輯們點燃的革命的語言和思潮，已經變成了與過去簽訂的靜默的和平條約。

　　《生活》：你將”五四”運動與歐洲啟蒙運動聯(lián)系在一起。法國啟蒙主義哲學家伏爾泰曾將中國的儒家學說引入歐洲，孟德斯鳩也倍加推崇塔西提島人的生活。你是否認為，只有外來文化和文明影響到本土時，啟蒙運動才可能發(fā)生？難道我們就不能找到另外一條內在的途徑來促進文化改革和社會教化？

　　舒衡哲：我當然欣賞知識分子改革的內在源泉。我觀察到，”五四”運動中那些年老的幸存者們曾嘗試著在一九八○年代恢復啟蒙思想。同時，一如我們的談話所揭示的那樣，這些思想家們感激他們的海外經歷，以及他們對歐洲歷史和文學的深刻閱讀。我一再注意到，走出一個人的”本土”文化——通過到國外學習或是與國外思想深切地約定，這使五四知識分子們可以用一種全新的觀點來打量（和欣賞）他們自己的傳統(tǒng)。舉例來說，朱光潛在晚年轉向維柯的思想，為的是獲得一種新的視角來觀察那些他過去曾觀察過的、一再延續(xù)的歷史事件。他年輕的時候，曾寫過一本關于悲劇心理學的雄辯作品——里面充滿了一九二○年代的歐洲理論，展現出對西方文學奇跡般的精通。但文革之后，自身經歷了悲劇，朱光潛對維柯的研究就展現出一種理解的深度，這是他年輕時缺乏的。對朱光潛而言，就像伏爾泰或是孟德斯鳩那樣，遭遇一種”外來”文化，是更深刻地進入一個人所擁有的事物的最好方法�？赡艽龠M啟蒙最”內在”的方法，就是將一個人的思維之網投向最遠的水域。

　　《生活》：根據您和”五四”老將們的交流，以及您自己的觀察，中國未來的啟蒙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努力？

　　舒衡哲：許多五四知識分子將啟蒙理解為自我覺醒的過程，有點類似康德在十八世紀末的定義。他們也非常熟悉歐洲歷史——在那里，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在二百多年的時間里緩慢地開展。在思考變革的時候，中國卻未曾有過這樣步伐緩慢的途徑。社會政治的變革，迫使知識分子為了民族解放的大業(yè)，一再地削減批評的內在探索。我認為促進啟蒙的最好方法就是促進和平，惟有這樣，關于民族文化、長期養(yǎng)成的盲從習慣這些深刻的問題，才會在一種真正相對的參照中得到考量。畢竟，啟蒙意味著——不管在中國，還是在德國或法國——一種覺醒的過程，將光芒擲向個體思想或是群體思想的黑暗角落。這需要一種對思想的尊重，以及對不同觀點的開放式討論。如今，五四一代的繼承人們，可以從那代人的勇氣中獲益良多。

　　《生活》：你指出，五四老將們”堅信，中國直至今日仍必須要去實現一個能真正與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和諧一致的現代化理想境界”。這境界究竟是什么？

　　舒衡哲：今日的中國，在融合現代性與有特色的文化遺產方面，較以往更加接近理想的模式。北京奧運會上開放的儀式就是一個證明，科技、文化、歷史和藝術以一種我覺得會取悅那些我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年間采訪的那些老人的方式，融合到一起。他們曾渴望在掌握最前沿的科技發(fā)展的同時，依然能保持儒家的根基。在今日的中國，這變得更為可能。

　　《生活》：一九七九年，周恩來的舊友、一位八十多歲的旅法詩人將他用法語寫的紀念周恩來的四行詩給你看，并稱贊”你將比其他中國人更好地理解這首詩”。

　　舒衡哲：是的，我記得這件事。對于外來者時而能為一種文化的內在困境提供見解的行為而言，他的詩歌仍然是感人的，他的話對我而言也是激動人心的稱贊。在采訪期間，我很榮幸能引導，或者說可以激活自己內在的開放頭腦，和機敏的心靈——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那樣，對沉默的深切尊重。在我們的談話中，知識分子們可以紓解被誤會或是被攻擊的擔憂。我只是聽著，盡量不去評價。在我眼中，或是我的作品中，在我們許多次暢聊中，這些知識分子找到一面鏡子，可以折射出最真實、最好的自我——經常是被他們的同胞強烈地拋棄或譴責的那個自我。在我的陪伴下，盡管身在中國，但他們就像是進行了一次海外旅行，然后反觀自己的人生，看到自己除了感受到那些懸在頸上的灼熱的歷史氣息之外，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和我在一起，是屬于詩歌、哲學沉思和歡笑的時刻。

　　《生活》：文學革新是”五四”一代關注和爭論的重心之一。你既是”五四”的研究者，同時也是作家和詩人。你覺得，文學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 舒衡哲：梁啟超乃至后來的”五四”作家們都明白，語言直接關系到人民的心靈。

　　為了花時間寫得好一點，這個過程就像去尋找一口井，找到令人恢復精力的水源：作家和讀者這兩方面都必須變得更加通俗，才能心靈相通。好的作品能為歷史上最黑暗的真相留出空間，往往也比過去那些傳統(tǒng)的敘事更好。然而，”五四”遺產的問題在于，它是否與”革命”的思想相結合——即背離古典文學的復雜性的激進變革。那樣的話，會造成巨大的損失。我采訪的許多知識分子都寫過古體詩——不管這樣做被批準與否。在那種凝練的、引經據典的語言中，他們可以從口號和標語中獲得緩刑。當他們聽說我的興趣越來越轉向詩歌之后，都非常高興，就好像我追隨著他們最隱秘的步伐。

　　『舒衡哲（Vera Schwarcz）』

　　著名漢學家，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生于羅馬尼亞，猶太裔美國學者。美國康州威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歷史系及東亞系教授。1979~1980年曾作為首批美國留學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除歷史研究外，她還寫作詩歌和短篇小說。著作主要包括《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申府訪談錄》、Place and MeMory in the singing crane garden、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long road hoMe：
a china JoUrnal，以及詩集chisel of reMeMBrance、a scooP of ligh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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