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混合型流行性的平庸之惡

        發(fā)布時間:2020-06-19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柵欄里面坐著一個笑瞇瞇的慈祥老頭,銅色的國字型臉上,蚯蚓般地爬滿風霜,粗拉的兩手放在膝上,右手握著左手,整個形體語言,可以解讀為“憨厚”,“鄉(xiāng)下老漢”,“掙扎”這些詞,你要是這時剛剛看到這個鏡頭,很可能會以為是楊白勞躲債躲到了這里(假如你沒有看到他手腕上隱約可見的金屬環(huán)),但畫外記者的問話和他的回答一定讓你大吃一驚:

          “你幫忙賣一個孩子,得到多少錢?”

          “200塊!

          “200塊很多嗎?”

          “不多呵!

          “那你為什么不干別的,要賣孩子呢?”

          “我以前殺豬……”

          “現(xiàn)在呢?”

          “在山上打石頭,賣孩子的活不是總有的!

          “在你看來,賣孩子和殺豬、打石頭一樣,都是活兒,是嗎?”

          老頭點點頭。

          這是中央電視臺12頻道一檔子節(jié)目中的一個片段,記者采訪被抓獲的販賣嬰兒團伙中的一個老者。我不知道別人看到這番對話有何感觸,反正我感到一點絕望。這種情緒也曾經出現(xiàn)在我看完李楊導演的電影《盲山》之后,在那個故事里,除了一個小學生,整個村子里的人都是那個被拐賣的女大學生的看守,有的甚至還借機揩油,出賣她的求救信的有,乘機尋歡但絕不施救的有,乘危殺價買她的春的有,而且沒有任何人覺得他們所做的有什么不妥,更沒有人有絲毫負疚感。基督在十字架上閉上他仰望蒼天的眼睛之前,為那些把自己送上刑具的人祈禱說,上帝,原諒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認為,這是給平庸的惡的最早最權威的定義。所謂平庸的惡,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惡和不由自主的惡。這種惡有兩個特點或兩個特點中的一個:一是非個別性,因此它帶有普遍性和群體性,那個老頭是團伙作案的一員,《盲山》里整個村子的人都是購買并囚禁被拐賣的女大學生白雪梅的共謀,這是群體性;
        普遍性則表現(xiàn)為今天全社會勁吹的作弊和賄賂之風。二是無意識性,就是說,作惡的人不知道自己在作惡。造成無意識的惡有兩個原因,一種是因為愚昧,對自己的行為后果缺乏認知,比如上面提到的倒賣婦女嬰兒的案例;
        另一種是因為被催眠,喪失常識和價值判斷力,比如當今許多傳銷群體害了自己再害親友,當年文革中紅衛(wèi)兵殺師弒父,當然還有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報道的前納粹官員艾希曼所犯的大屠殺罪行,關于艾希曼,阿倫特寫道:

          “如果用通俗的話來表達的話,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樣的事情……他并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絕不等同于愚蠢,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這就是平庸。”準確地說,這不是一種因愚蠢導致的未開化平庸,而是因被洗腦或被催眠而造就的催眠性平庸,所有被煽動起來并被所謂領袖個人利用的集體興奮中的群體都患有這種平庸癥。愚蠢平庸與催眠平庸的最大區(qū)別是,前者沒有,后者有傳染性和流行性。一個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愚昧傳染給別人,但催眠性集體興奮卻可以傳染,鼾聲可以讓所有聽到它的人昏昏欲睡,吸毒者的沉醉之態(tài)可以讓旁觀者躍躍欲試。

          不過,無論是愚蠢平庸的惡,還是催眠平庸的惡,都是一種盲從的惡,不是盲從自己的愚昧,就是盲從群體的催眠。還有一種平庸的惡,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惡,也就是說是有意識的惡,這種惡可以稱之為自為的惡,之所以仍然把它定義為“平庸的惡”,不是因為它的愚蠢、催眠和群體性,而是因為它的普遍性、常見性和多發(fā)性?纯聪旅孢@個案例有助于對這種惡的理解。

          話說江西省新余市有個企業(yè)家,名叫阮金義,1998年擁有一棟價值千萬元的在建大樓。由于短缺150萬元建設資金,不得已向吳龍彬借高利貸。吳以借款利息太高不受法律保護為由,要求雙方簽署虛假轉讓協(xié)議,先將土地轉至他的名下,作為借款擔保;
        再簽署反轉讓協(xié)議,由阮將土地買回來。當然,吳并沒有付任何轉讓款,轉讓與反轉讓款之間的差額,就是阮要付的高利貸利息,為45萬元。

          1999年11月,雙方約定還款日期到了,阮金義準備售樓還款。吳龍彬卻向法院起訴,認為雙方屬于轉讓關系,土地和房屋應該歸他所有。江西省新余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判決原告吳龍彬勝訴,吳獲得大樓,阮傾家蕩產。不過,說到這里,故事的主角還沒有出場。主角不是人,是一張紙。那是一張蓋著新余市中級法院公章的“保證函”,函上說,只要吳龍彬向法院繳納21.5萬元,他勝訴的判決永不改判。

          這是寫出來的,還沒有寫出來的當然是當事法官的作為,可以理解的是,當事法官所得到的賄賂不會比法院得到的少。法官和法院愚蠢嗎?當然不是。那么,他們喪失了價值判斷力,模糊了善惡是否的界限了嗎?當然也不是。他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甚至知道自己在作惡。知道作惡還在作,無非兩個原因,一是這種惡像胰腺癌似的,對付它既沒有抗體(因為它自己原本就是抗體,但病變了),也沒有藥物,因為藥物到不了那個地方。第二個原因是它的普遍性,法難責眾,我就被普遍了一回。有幾個人偽造假協(xié)議到某省城中級法院起訴我的公司,敲詐全部股權,操作手法與上面的原告幾乎一樣,當事法官擺著數(shù)千萬的固定資產不封,非要封現(xiàn)金賬號;
        偷偷開走公司車輛,說是查封,但卻交給起訴方“保管”。我和一個保險公司老總聊到此事,他說,“你可不能掉以輕心,那個地方的法官之腐敗我是體會過的,他們弄假成真的能力超強。幾年前我們有個案子在那里審,我們穩(wěn)操勝券,所以沒有打點。結果竟然輸了,把它翻過來,花了我們四年時間!

          這是一種開始商品化的權力社會極易發(fā)生并流行的被叫做“尋租行為”的平庸之惡,用非經濟學術語稱之,則是腐敗與墮落之惡,傳染性之高,可能在H1N1之上;
        腐爛性之強,不在癰疽之下?膳碌氖牵@種惡性病毒已經從一般的實權部門,侵蝕到司法系統(tǒng)。司法系統(tǒng)是社會機體的免疫系統(tǒng),免疫系統(tǒng)病變,后果不想可知。司法尋租犧牲的不僅是個人良心,更是社會公正和是非善惡標準。更可怕的是,在這種尋租之惡侵蝕司法系統(tǒng)的同時,舊時代的盲從之惡也沒有從國家機器上被徹底清洗,什么“俯臥撐”,“躲貓貓”,“蹲馬步”,這雖然不是草菅人命,但卻是兒戲人命。而在某些落后地區(qū),愚昧型的惡還像腫瘤一樣尚未完全被切除。

          這就是我們時代混合型流行性的平庸之惡,這是市場經濟制度基本確立,民主政治制度沒有跟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交替時代的并發(fā)癥。幸虧我們還有一點補救措施,那就是有一縷陽光,網(wǎng)絡民主的陽光,殺死了暴露在它之下的霉菌,因此,鄧玉嬌這次才能幸免于刑。

          我相信,有法制的民主和有民主的法制是陽光,各種平庸的惡是積雪。有陽光,積雪遲早會消融。

          

          2009年6月17日

          原載《SOHO小報》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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