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出鄉(xiāng)村記(下)

　　時至今日，人們從上世紀80年代漸入眼簾的民工潮中看到中國的活力與希望。事實上，早在民國時期，中國知識界便已經開始關注當時的“民工潮”。關于這一點，我也讀到過不少有用的資料。根據(jù)1923-1925年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人口的離村平均數(shù)為4.61%，而進入30年代，農民離村率有了大幅攀升。據(jù)1933年國民政府中央農業(yè)實驗所對22省農戶的調查，統(tǒng)計出“全家離村之農家”占報告各縣總農戶的4.8%：“有青年男女離村之農家”占報告各縣總農戶的8.9%.到1935年，全國22個省中舉家外遷至城市逃難、做工、謀生、住家的戶數(shù)四項合計達59.1%，到別村墾荒、務農、逃難的占36.9%.同一時期對青年男女離村之去處的調查表明，因各種目的離村進城的達64.9%，而到別村務農或墾荒的為28.5%.

　　和現(xiàn)在一樣，在中國近代城市人口性別年齡結構中，農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壯年人口，根據(jù)《獨立評論》上的老作者李景漢的調查，在1338位被調查者中，20歲至49歲“離村”的農民，占到71.28%.另據(jù)陳翰笙等人調查，廣東、廣西及河北等省區(qū)的離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齡在20-40歲之間者，占3/4以上。與此相伴的，自然是農田大量拋荒。1932年，《農業(yè)周報》刊文指出，“強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謀糊口；
而所殘留于鄉(xiāng)村者大都老弱貧病者流。農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過剩；
但農民離鄉(xiāng)，則農村基礎根本動搖，農村經濟惟有日見摧毀。”

　　至于農民為什么拋家舍業(yè)或者拖家?guī)Э谶M城，理由自然繁多。比如，天災、人禍。天災古已有之，至于人禍，主要指胡適所謂“五蠹”（貧窮、疾病、貪污、愚昧和擾亂）之一的擾亂。且不說太平天國時消滅的中國人口比全世界二戰(zhàn)時消滅的總量還要翻番，其后的中國同樣是擾亂無數(shù)。如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里所說，中國冗長的歷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發(fā)的，而“內亂”則多為歷史的“必然”。由于長期戰(zhàn)亂，大批散兵游勇變?yōu)橥练�，一些沒有生活來源的流民也加入了土匪隊伍，因此，不少地方簡直成了土匪的世界。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農民“出鄉(xiāng)村”很多具有逃難的性質。應該說，逃難也是用腳投票的一種形式。如我在前文所述，圣馬力諾最初也是由一些逃難的石匠聚居成國。事實上，這種用腳投票的傳統(tǒng)在中國歷史上也并不少見。以先秦為例，除了縱橫家穿梭于各國之外，許多農民身上同樣體現(xiàn)了人類自古以來便有的這種自由行走的天性。至于這些先人是否心想事成，逃之夭夭，則全看各自的造化了。據(jù)《秦漢逃亡犯罪研究》一書記載，早在商朝武丁時期，就有奴隸大逃亡。極度殘忍的是，當時的奴隸主貴族為了懲罰逃亡的奴隸，對他們采用了斷足等酷刑。

　　為什么中國歷史許多敢于到南洋創(chuàng)業(yè)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殺害，中國皇帝的反應通常是臣民離開本土，死了活該？乾隆時期，荷蘭在婆羅洲殺了好幾千中國人，那時清朝還算強大，荷蘭人戰(zhàn)戰(zhàn)驚驚向乾隆致歉。誰知乾隆竟說這些“莠民”不顧祖宗“廬墓”跑到外面謀生，做化外之民，回來也要殺頭的，你們替我們懲辦很好。這就是統(tǒng)治者對本國民眾用腳投票的態(tài)度。事實上，這一扼殺臣民外出自救的傳統(tǒng)可以上溯到姜子牙時期：有臣民想到小島上自耕自足，姜子牙認為不配合當時的周王，就把他給殺了�，F(xiàn)在我們講國家應該是“自由人的聯(lián)合”，然而當時的國家倫理卻是：若要“退出國家”，就只能轉會直接入閻王爺?shù)膰�籍�?/p>

　　然而，追求自由終究是人的本性。盡管面臨各種可能的傷害，甚至死亡，但在西周時期，還是有許多人外逃。逃得多的，一次甚至能逃走300戶民眾。到春秋時期，隨著社會變遷的加劇，以政治逃亡為主，外加民眾逃亡（民潰）、士兵逃亡（師潰）的逃亡幾乎成了各國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式。只是，和以前以后的時代不同的是，春秋時期社會氣象萬千，對于用腳投票、四散奔逃者，各國政府也并不深究。通常都是任由他們作鳥獸散，也并不追捕，只是瓜分其財產了事。對于逃到本國的逃亡者，即使不殷勤接待，至少也不會搞現(xiàn)代國家的遣返制度———當然，嚴格說，大部分奔逃者并非罪犯。春秋時期，政治松弛，邦國林立，由于有“市場政治”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各國民眾在用腳投票方面的確是收獲了前所未有也后所未有的自由。所謂“后所未有”，眾所周知到了秦漢時期，天下一統(tǒng)，社會被嚴格的戶籍制度所控制，社會成員沒有得到政府許可，取得合法手續(xù)，私自脫離戶籍的遷移將被視為犯罪。

　　當然，除此上述逃亡之原因以外，20世紀初中國農民出鄉(xiāng)村同樣得益于當時漸成氣象的城市化與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社會學家費孝通在30年代出版的《江村經濟》一書中談到，此前一二十年，上海附近的城市機繅絲業(yè)的發(fā)展極快，城市工業(yè)吸引了大量農村人口。江村周圍的蠶絲廠也是遍地開花，許多女青年被吸收到工廠里做工，江村16-25歲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現(xiàn)在村外的工廠或在合作工廠工作。她們就是新的掙工資的人�！�

　　每當我重讀《江村經濟》里的這些段落，經濟與社會生活中似曾相識的場景，難免會想起無以數(shù)計與本村村民一樣滿身力氣的男男女女，他們雖在中國，但因為城鄉(xiāng)分治這一基本國策幾十年不許外遷或打工，盡做“帝國稻草人”；
而且，同樣是他們，見證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民工潮像民國初年一樣在這片土地上卷土重來。這種“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折騰，又怎能不給人一種光陰虛擲、今夕何夕的歷史悲情？一個多世紀以來，上溯到更遙遠的年代，無論農民所為何由走出鄉(xiāng)村，最真實的理由也許只有一個，那就是每個人有逃避災禍、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而且，他們也有這方面的動力。正是這些權利的保守以及這些動力的驅使，使他們從一個死氣沉沉的社會里走出來。

　　歲月如流，光陰荏苒，好在近二三十年來的中國人悔過自新、迷途知返，終于續(xù)接了人類之猿祖猿宗“出樹梢，走天下”之初形成的“自由行走主義”傳統(tǒng)，讓中國鄉(xiāng)民能夠在幸福的召喚下逆境求生，漸漸走出尚未真正屬于自己的土地，感受楊萬里在《桂源鋪》一詩中描寫的禁忌與解放：“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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