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陽永寧寺遺址出土玻璃珠的用途研究

　　[摘要]1994年北魏洛陽永寧寺西門遺址出土15萬余枚玻璃珠，造型精美并受到了安家瑤、孟暉及朱曉麗等一批學者的密切關注，其生產工藝、化學成分與來源等問題被逐漸廓清。本文依托以上成果，結合文獻記載推斷出永寧寺玻璃珠的三種用途：繡珠像、菩薩瓔珞、建筑珠簾，并分析其與當時佛教莊嚴時尚之間的聯(lián)系，以此認識一種由絲綢之路所承載中西貿易和文化交流現(xiàn)象。
　　[關鍵詞]永寧寺；玻璃珠；用途；莊嚴
　　[Abstract]In 1994， over 150，000 glass beads of delicate formation were excavated from Yongning Temple"s west gate ruins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Luoyang， which attracted close attention from quite a few scholars， such as An Jiayao， Meng Hui and Zhu Xiaoli. Those beads" production technology， chemical ingredients and source have been revealed ever since.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and documentary records， the usage of them has been presumed to be： sewing bead stature， making Buddha necklace， and bead curtains for building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eads and solemn Buddhism trend of the day has also been discussed， through which we can get an idea about the China-western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aken by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Yongning Temple；Glass beads；Usage；Solemn
　　一、洛陽永寧寺玻璃珠的出土概況與生產工藝
　　1994年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發(fā)掘北魏永寧寺西門基址時，（圖1）在臺基較窄部分南側地層中，清理出約15萬余枚如綠豆或米粒般大小的小珠（圖2）。小珠皆有孔，發(fā)掘報告將其歸為料器·串珠類，記錄如下：“出于西門遺址。出土時已散，散亂地混在灰土內，但分布十分集中。經(jīng)清理，共清出大小珠15萬余枚（T53：4994）。其中除極少數(shù)或為水晶珠、瑪瑙珠外，其余皆為料（玻璃）珠，分別呈各種紅、藍、黃、綠及黑色，色澤異常鮮艷。珠體最大的，直徑約0.35厘米，小的直徑不足0.1厘米�！盵1]136
　　相關信息，安家瑤《玻璃考古三則》有更詳盡地記錄：“（玻璃珠）為不太規(guī)則的圓柱形，直徑1-5、孔徑0.5-2、高1-6毫米。直徑等于或小于3毫米的珠子約占95%以上�！辈Ａе榫鶠閱紊�，安家瑤隨機抽樣1000枚“發(fā)現(xiàn)黑色玻璃珠的數(shù)量最多，占總數(shù)的31.2%，其次為綠色半透明的占17.9%，黃色不透明的占15.8%，磚紅色不透明的占14.3%，無色透明的占7.2%，深藍色透明的占4.3%，白色不透明的占3.8%，天藍色半透明的占3.5%，豇豆紅色不透明的占1.9%�！盵2]
　　關于生產工藝，如發(fā)掘報告所述玻璃珠是由細管狀料切割而成，屬于拉制法。此種工藝較為特殊，與我國古代中原地區(qū)流行的纏心法（或稱鑄接法）區(qū)別很大。珠子因化學成分又被確定為鈉鈣玻璃，在我國古代中原地區(qū)亦不多見。類似生產工藝與化學成分的玻璃珠，主要分布在南亞、東南亞、我國東南沿海以及朝鮮半島南岸等地區(qū)，美國學者彼特·弗朗西斯將其稱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圖3）。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最初在印度阿里喀滿都（Afikamedu）生產，興盛于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0世紀。自公元1世紀起，阿里喀滿都以東的斯里蘭卡曼泰（Mantai）成為另一生產中心。另外，公元2-6世紀泰國克拉比（Kuan LukPat）的遺址、公元1-3世紀朝鮮半島的金海貝塚遺址等處，均有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的發(fā)現(xiàn)。但遺憾的是，此類玻璃珠的相關研究成果難以支撐永寧寺玻璃珠的產地定位。
　　雖然產地難以確定，但北魏洛陽永寧寺出土的玻璃珠仍能反映沿絲綢之路而繁榮的中西貿易和文化交流。通過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獻，能找到外來玻璃或生產技術傳入中原的一些線索。東晉葛洪著《抱樸子·論仙》曾有：“外國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薄昂衔宸N灰”作水精（晶）碗應是玻璃器皿的燒制過程，可知“外國”玻璃制作技術至晚在東晉時期已通過海上貿易傳入廣州一帶，并形成一定生產規(guī)模。北方地區(qū)，西域玻璃的生產技術沿陸上絲綢之路傳入。《北史·列傳·卷八十五 西域》錄：“大月氏國，都剩鹽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魏）太武（424-451在位）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绷鹆�，亦作瑠璃，屬于廣義上玻璃的一種。一方面“鑄石為五色琉璃”的過程與制作玻璃的工藝相似，另一方面“光色映徹”應描述了玻璃所具備的透明、光亮特征，據(jù)此把該文獻視為中亞工匠將玻璃生產技術引入中國的證據(jù)，相對合理。
　　綜上所述，印度或西域的玻璃制造技術伴隨著中外文化與商業(yè)交流，大致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從陸上或海上絲路傳入中國，洛陽永寧寺出土的玻璃珠或許正是此次潮流中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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