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投稿
發(fā)布時間:2017-01-22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歷史投稿篇一：美文雜志投稿方式
一、本刊主要欄目簡介及稿件要求
小說
?小說家族?
刊登萬字左右的短篇小說為主，反映青年人的生活風貌。愛情、校園、社會、成長等。有青春氣息，有完整情節(jié)。文字流暢好讀。偶爾也采用出色的小中篇。類型小說：如武俠、幻想、懸疑、成人童話等形式，也屬本欄目內容。
散文
?校園清泉?
校園清純故事，明快而溫馨。
?校園江湖?
邊緣和非主流，另類和反叛，有生動的事件和個性張揚的人物。
?青春心事?
青春期免不了的心事，或明麗，或憂傷，或隱晦，浸潤在一個個小情節(jié)和生活細節(jié)中，不是空泛的傾訴，而是具體入微的描述。
?青春物語?
青春故事。與小說的區(qū)別在于并不著力于故事的曲折與文字的鋪陳，要求更小的敘述視角以及更為精短的篇幅。情感真切。
?成長記錄?
成長過程中最難忘珍貴，富有啟迪性的場景，應該是這個欄目中最需要的內容。 ?第一類接觸?
游歷文字。避免表面化，要有深入的描述。
?異域傳真?
來自異域的第一手資料，與青春、成長有密切的關聯(lián)。
?虛構之刀?
想象在此可自由飛翔，可變形，可荒誕。但故事的構建和形式的表達需有一定的新銳性，實驗性。
?我說我在?
議論和敘事相兼，或以議論為主。觀點鮮明犀利，事例準確有力。忌空泛，雜亂，似是而非。
?咖啡吧?
有點小資，有點情調，可供咀嚼，回味悠長的心情故事。
?幽默小站?
漫畫或文字，風趣恢諧，輕松快樂，令人一笑。
紀實
?紀實風?
本欄目主要由本刊編輯特別策劃、采寫或約稿。也歡迎作者主動投稿。稿件包括兩種形式。１．完整的紀實作品。２．提供素材或采訪線索。稿件要求話題性、真實性。紀實作品既可以是全景式的描述，也可以小角度的開掘。社會現(xiàn)象，校園內外，人生百態(tài)，歷史鉤沉，時尚前沿，重大事件，凡人小事，題材無邊界。文字敘述生動，暢達，平實，有表現(xiàn)力。拒絕太過華麗和文藝腔。若是素材提供需具備請專人采寫的可操作性。
長篇
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用于本刊的 “小說連載”欄目，以及《萌芽書系》的出版。
二、投稿方式
１．紙張稿郵局投寄：
郵寄地址：上海市巨鹿路６７５號萌芽雜志社，郵編２０００４０。請在信封上標明稿件體裁（小說、散文、紀實、長篇四類選其一）以及所投欄目。 ２．網(wǎng)上投稿：
投稿郵箱：mengya@mengya.com 。請務必在郵件主題一欄里注明“投稿”字樣，同時標明稿件體裁（小說、散文、紀實、長篇四類選其一），如有明確的投稿欄目，也請在標題欄內注明，以便于系統(tǒng)自動識別分類。
３．因為投稿郵箱存在難以預料的不穩(wěn)定性，因此如果一旦遇有網(wǎng)上投稿障礙，還請作者及時以紙張稿郵局投寄。
三、要約
本刊向投稿者要約如下：
１．自投稿稿件自發(fā)出之日（以郵戳和電子郵件發(fā)送日為準）起，三月內未收到本雜志采用通知，可轉投其他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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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凡向本刊投稿者，除附有書面特別聲明外，均視為投稿者承諾本刊上述各項要約。
夜的羈絆，難耐我透向星空尋覓空靈的雙眼。
深邃的藍，明凈而高遠，從孤寂輕浮的云中，仍見他的悠閑；滿色金黃，有飄零的淡淡憂傷，落葉的心傷，不是遠離了曾經(jīng)充盈快樂的生活，而是失去了想象的夢。深秋給了我一片藍，我就用這藍去感懷曾經(jīng)，感知現(xiàn)在，感遇未來。
或許那藍是落在流年的悠遠與柔軟，深深淺淺不是足跡在 時空背上的輾轉，而是心思的疏密與透明的難辨。
而你我，終在各自的汪洋或醒或夢。
你說生命是浪花尖上的微顫，我說生命是被一種春天伊始的黃暖綠。
綠如藍，藍在心里之際，花是素凈的風帆，寧為他人世界芬芳溫婉。
綠如藍，藍再指尖之際，海是彼岸的融光，護著一個人的途返。
更多的時候，藍是我視線外的莊重，是一朵在耳畔的安然，宛人生的無數(shù)次相遇，是為那一次促膝的鋪墊。
比更多還多的時候，藍是是一個意外的漣漪，在漸豐漸盈中，清澈，寧靜，走遠。
當靜靜的對著天空，深情的望去，藍中的淡淡的憂傷，不是遠別的苦痛，而是思念的痛徹心間。
那是一種凝視遠方而認定方向的守望，那是一顆恬靜的的心堅守的信念。
那一刻，吹向你的是我掌心的純凈與晶瑩。
那一刻，只為你交出流火的七月，只為你的晨昏擱淺或淡忘心里的疼痛，只為你默默期待著明天。
藍色，是天堂里的顏色。當那一天，把書本仍向了空中，歡呼著沒了約束或心煩，呼喊著去游玩、唱歌、通宵的聊天，嚴肅的發(fā)誓，要永遠不再回去校園。爾不知，離開的，正是天堂。 無數(shù)可得的，都在你蔑視的或是無謂的向往的眼神中失去，失去時如流水，只在你心中淡淡的流過，然而當后悔時，卻又是千萬遍呼喊：我的逝去的，你還會回來么？
別在失去時哭泣。
藍色的依戀，承載著千萬的夢，無畏的，面向生活，感謝每一刻，每一秒。
歷史投稿篇二：投稿——王欣超
1839年之前林則徐處理外事述論
王欣超，男，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南京，郵編210094 聯(lián)系方式：18252036095
摘 要 本文關注的是林則徐處理外事方面的活動。通常上，1839年至1841年林則徐在廣州處理的外事活動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而較少重視他在1839年之前的這方面活動。因此通過探究1839年之前林則徐所處理的外事則能夠更好的理解林則徐在廣州時處理事關外國人的事務�？傮w上講，林則徐在1839年之前曾處理過驅逐進入到江蘇沿海的英國商船、撫恤遭風漂至江蘇沿海的朝鮮和琉球國難民以及接護越南貢使這三類外事，本文將以他處理這些外事的原因、經(jīng)過和影響為中心展開討論。
關鍵詞 林則徐 外事處理 外事制度
時至今日，已經(jīng)有許多的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林則徐其人其事，包括人物生平傳記，探討人物活動的某一方面，搜集和整理林則徐生前文獻，召開紀念性質的學術會議等等，在論文和專著的數(shù)量上都是數(shù)目龐大的。這些努力為人們認識和研究林則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歷史地看，在近代中國的林則徐的研究大體上有較為清晰的時代側重點，以對林則徐做符合時代要求的解讀。另一方面林則徐在禁煙和抗英期間的活動，對晚清直到今天都有意義，所以研究林則徐這一時期的成果較多。放眼中國近二百年的歷史和林則徐的活動及其所處的時代，研究林則徐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為此來新夏先生就倡議將林則徐研究“作為專學研究”。與林則徐研究的成績斐然伴隨的是研究所遇到瓶頸，“從論點創(chuàng)新或史料發(fā)掘等方面，都缺乏進一步開拓的空間”[2](p213)[1]①。歷史人物有其生活的時代，我們要理解歷史人物的活動需要回歸到他所處的時代，否則過去將會和現(xiàn)在形成沖突，因此“把林則徐研究置于一定的歷史范圍”[2](p213)是一個進行人物研究的有效途徑。
林則徐“由翰林、御史出為道員，?洊膺封圻重任，如兩江、兩廣、湖廣、陜甘、云貴五處總督”
[3](p2240)。他為所在地方興利除弊深得百姓愛戴。除了在地方上的卓著政績之外，他一生所涉及的關于外國的事務同樣是引人注目的，特別是他在廣州時期（1839年至1841年初）廣泛收集外國信息，組織翻譯外國文獻等方面的活動具有開創(chuàng)時代先河的性質。相關研究成果已經(jīng)為我們呈現(xiàn)了他在這一時期的活動和思想。與此相對應的是廣州時期之前也即1839年之前林則徐曾處理過涉及外國事務的研究較少提及或者將這一時期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探討。因而本文試圖通過將林則徐1839年之前處理外事的活動視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分析，從而為理解他在廣州時期處理外事活動提供一個基礎。
林則徐處理涉及外國的事務多見于他的奏折之中。以1839年之前而論，他處理的外事分別有1832年及1835年江蘇巡撫任內驅逐英國商船闖入江蘇沿海事件、1835年江蘇巡撫任內撫恤朝鮮和琉球兩國①關于林則徐研究的時代特點，詳見傅樂吉《外國歷史學家論林則徐(一)》，福建學刊，1995年01期，第74頁。
遭風難民漂至江蘇沿海事件以及1837年湖廣總督任內接護越南貢使過境事件。由于這是三類截然不同的事件，因而本文將按最先處理事件的時間先后，分別對這幾類事件展開描述和分析，最后將對林則徐處理這些事件做綜合的比較探究，進而期望能夠從總體上對林則徐這一時期的外事處理有所把握。
一、1839年之前林則徐處理涉外事務的背景和措施
（一） 驅逐闖入江蘇沿海的英國商船事件分析
1832年和1835年英國商船出現(xiàn)在江蘇沿海時林則徐命令下屬予以驅逐，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他選擇驅逐？他采取何種措施驅逐英船呢？我們該怎樣看待這些措施？
1.驅逐英國商船的背景分析。
選擇驅逐英船說明了當時英船符合被驅逐的條件。為此我們需要了解當時中國沿海貿易政策。首先，清代中國在“1757年之后廣州成了唯一對洋商開放的口岸”，也即是在廣州通商的諸國只有在廣州的經(jīng)濟活動是受到清政府的認可和保護，任何企圖在廣州之外的中國沿海其他地區(qū)進行貿易活動的通商諸國船只都屬于非法行為。沿海督撫在面臨此類事件時，要采取相應措施使其回到廣州，以維護法度給不守規(guī)矩者以震懾。
其次，如果說1759年的洪任輝（英國人）事件促成了清政府下令只準許廣州作為沿海唯一通商港口，但因英國對華貿易遠在其他在廣州交易的各國之上，英國人一直試圖突破廣州的限制，政府方面先后有兩次不成功的使團活動。隨著鴉片貿易的劇增，在廣州的英國鴉片販子就設法在廣州之外尋找港口②①[4]。因此英船出現(xiàn)在廣州之外的中國沿海地區(qū)并不是偶然。
清政府制定的廣州貿易政策“直到1842年《南京條約》的締結方才改變”，因此在這一政策有[5]
效且無法修正的時間段內，有違政策要求的舉動必將得到制止。盡管清政府不能確定英國船只會在何時何地出現(xiàn)，但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即會用驅逐的原則來應對。林則徐的選擇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做出的。
2.驅逐英國商船的措施及其效果。
英船三次出現(xiàn)在林則徐（時任江蘇巡撫）所轄的江蘇沿海的時間分別是1832年6月、11月和1835年8月，這三次中以1832年的兩次影響最大，1832年先后至少有兩艘英船幾乎都沿著中國沿海航行，從道光帝5月接到福建地方的上報到次年1月兩廣總督的回復歷時9個月，此事暫告結束。既然英船到廣州之外的中國沿海港口是相背于清政府的禁令，林則徐和其他的沿海督撫一樣要采取措施以維護政令的有效。從總體上來看，他所采取的措施包含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官兵做好防護以震懾英船，因此“兵船堵截森嚴，岸上又有官兵布列”[3](p126)③。其次，向船只傳達政府的禁令，敦促其離開。若船只不能開行，在停留期間不許銷貨和不許船只進入內河以免滋事，若需補給只能由政府提供。第三，管束內地民①②有關清代中國廣州貿易的介紹和分析可參閱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1600-1923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第七章。
③以下行文中的月份指的是農(nóng)歷月份。
人和�？谏倘瞬慌c英船聯(lián)系。第四，在船只離開時，由專門人員負責押護到與鄰省交界處，完成交接，同時咨會相鄰省份的督撫做好防范。第五，指示沿海水師做好以后巡查工作，要嚴厲堵防。
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呢？英船在蘇�？科陂g確實沒有發(fā)生任何觸及政府法令的事情，而英船最終離開了。這似乎是英國人明白政府禁令和沿海督撫嚴厲堵防的結果。但我們看到由于這些措施是通過間接嚴格管制和約束沿海地區(qū)的中國國民來達到目的，可以說幾乎沒有對英船造成多大的影響，因此英船的到來和離開是不受林則徐和其他沿海督撫的控制。1832年6月中旬在他與總督向皇帝奏明英船已被押往浙江洋面的情況，不過英船在幾天之后到達山東。由于當時的通訊落后，近一個月后，皇帝要他們解釋為何聲稱南返的英船能夠北上，他們答復是英船在浙江的外洋竄逃向北。當十一月另一艘英船從北而來又到江蘇時，盡管后來才辨別清楚不是前一艘，這一次他們采取了似乎更有利的措施，“�？谛猩啼亼粢蚍顕乐I公立議單，同詣天后神前焚香設誓，蓋不與夷人交易”。 [6]①
（二）撫恤琉球和朝鮮遭風難民事件
1.撫恤琉球朝鮮遭風難民的背景。
在18世紀到19世紀中葉這一時間段內，朝鮮、越南和琉球是清代中國的藩屬國，日本雖不屬于中國設定的秩序之內，但當時的日本幕府奉行閉關政策，從而不構成對其他國家的威脅，因而各國共處于較為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之中。另外不在清代中國藩屬之內卻與中國有經(jīng)濟往來的葡萄牙和英吉利諸國被要求只能在廣州貿易。故當時到中國的東部沿海往來較多的船只多屬于朝鮮、日本和琉球的。受制于造船技術、天氣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國家的遭風侵襲的船只被吹到中國沿海也是意料之中，中國船只由于同樣的原因到達他國沿海的現(xiàn)象也是存在的。
如何處理這些遭風而損船的他國民人，他們絕大多數(shù)不是到北京朝貢的使團成員或者肩負政府使命的重要人物而可能僅僅是他國普通的民人。清政府出于基本的同情和作為誠心歸化者所仰慕的對象，怎能不承擔起救護的責任，因為這會加強藩屬國對清的認同。最早在乾隆二年（1737年）閏九月批復地方上報的處理琉球遭風難民的上諭中“命恩恤難夷?永著為例”。隨后的乾隆四年（1739年）上諭指示“嗣后凡朝鮮民人被風漂入內地者，俱給貲護送歸國”，這一政策“迄至光緒朝，撫恤如例”
嘉慶元年（1796年）上諭將撫恤日本遭風難民“著為令”[8](p4617)[8](p14588)[7]。。所以在《清實錄》中不難見到“撫恤朝鮮國遭風難夷如例”和“撫恤琉球國遭風難夷如例”的記載。
2.撫恤琉球朝鮮遭風難民的措施。
1835年8月，仍在江蘇巡撫任內的林則徐分別接到有琉球國和朝鮮國民人因在海中遭風浪，船只損毀先后漂到江蘇沿海的報告。林則徐“即批司行令妥為安撫，查照向例，分別委員護送”。[3](p604)下屬①有關林則徐驅逐英船的措施和經(jīng)過的詳情見于他在道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日、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一的奏折中，這些奏折可查閱《林則徐全集·奏折》，海峽文藝出版2002年版。另外關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的驅逐英船的經(jīng)過可參閱《清代檔案史料選編·第四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版，第304-305頁和第306-308頁。
的相關官員向他說明處理此事的辦法即“琉球難夷遭風漂至內洋，例應護往浙江，由內地赴閩，附搭便船歸國”，[3](p604)還需“給予口糧?已壞原船優(yōu)給價銀?加賞資斧”，“其朝鮮難夷?優(yōu)加撫恤?原船變價
[3](p604)給領?委員護送進京，遣歸本國”。在這些難民離開江蘇后，他“分別飛咨閩、浙、直隸、山東督
[3](p604) 撫臣，飭知地方官逐站支應接護前進；暨咨吏、禮、兵三部查照辦理”。
撫恤他國難民既要上報皇帝還需咨會相關督撫和吏、禮、兵三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林則徐或許是首次接觸這類事情。這類事情什么時候出現(xiàn)雖無從得知，顯而易見的是，一旦出現(xiàn)，處理起來有以前的慣例可以參照。1830年時任江蘇巡撫的陶澍也曾辦理過一起朝鮮國遭風難民事件，陶澍當時的處理辦法與林則徐的并無多大的區(qū)別。如果考察其他有處理過此類事件的沿海省份，彼此的措施都較為一致。不過要注意的是這些難民是否攜帶了違禁物品，以及保護這些人受到損失的財產(chǎn)以免受到不法之徒的侵害，這事關國家的法度和政府的形象。 ②①
（三）接待越南使臣事件
1.促成接護使團的因素。
朝貢制度是“中國古代王朝處理?對外關系的主要模式并一直延續(xù)至清末”。在朝貢制度之下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有嚴格的管理和規(guī)定，“貢道的規(guī)定就是一項重要的內容，順治四年七月規(guī)定‘貢使往來，悉從正道，直達京師’”[10][9]。另外使團所經(jīng)各省“長吏給郵符，遴文武官數(shù)人伴送，有司供館餼，遣兵
[8](p2675)護之，沿途更代，以達京畿”。1837年6月已是湖廣總督的林則徐在省城武昌接見了進京朝貢途
徑此地的越南使臣，并負責使臣過境兩湖時的接送事宜。所以綜合以上因素，此次林則徐接待越南使臣應是以上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
2.接護越南貢使的環(huán)節(jié)。
本年三月鑒于給事中陳功奏報上屆越南貢使進京的地方接送中出現(xiàn)鋪張浪費和不符規(guī)定的現(xiàn)象，于是道光上諭指示此次護送各省“不得稍有浮冒?照例辦理，以肅驛政而杜弊端”[11]第五冊(p577-578)。林則徐接到廣西巡撫的咨會及其轉達的上諭即派遣有關人員“馳赴入境首站探明迎護，飭沿途地方官妥為預備照料”[3](p913)，同時“恭錄諭旨，札司轉飭道府一體欽遵稽查”[3](p913)。六月初七使臣到達武昌，初八林則徐接見使臣和護送使臣的他省官員，初九他與湖北巡撫及相關人員在官署接見使臣一行，隨后設宴招待，宴中“捐各綢布食物，分別犒賞”[3](p913)使者，初十送使者離開，他“飭旱路各站照例供應，妥為
[3](p913)③護送”，但還要“稽查隨從人等不許有私帶貨物，隨途附搭等事”
境時“沿途甚為安靜，并無騷擾”[3](p913)。在林則徐的安排下此次貢使過。后來越南使臣返回和暹羅使臣過境往返，他都同樣要求沿途①由于在陶澍和林則徐處理這類事務之前已有中央政府的政策對此有規(guī)定，所以處理這類事務的措施難有太大的差異。陶澍和其他督撫在道光朝對這類事務的處理部分記載詳見《清代檔案史料選編·第四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版，第233-234頁、第249-250頁、第252-253頁、第271-272頁、第275-276頁。
②關于違禁物品見于林則徐處理此事的奏折中。保護這些難民則見于《清代檔案史料選編·第四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版，第275-276頁。
①林則徐接待越南貢使進京的日期詳見《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海峽文藝出版2002年版，第284頁。
的供給照例妥辦，貢使的過境日程沒有延誤且沒有出現(xiàn)擾民現(xiàn)象。
二、1839年之前的外事處理對林則徐的影響分析
在1839年之前林則徐處理的外事基本上包含上文提到的三類，他所采取的措施產(chǎn)生了一定的效果：英船離開江蘇、難民得到撫恤、貢使順利過境�？墒俏覀冃枇私獾氖菂⑴c到處理這三類外事的督撫中，林則徐只是其中之一。他所做的與其他人大同小異，這樣一來他在外事處理上似乎并無特別之處。不過當我們把目光轉向1839年之后，林則徐處理的這些外事對他的影響或許更值得我們關注。
（一）驅逐英船事件對林則徐的影響
在1832年至1837年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時期有關驅逐英船的奏折共計4折4片，近五年之中英船有三次到蘇，因此處理這一事件更顯偶然性。盡管如此這些事情對林則徐的影響不可忽視。首先體現(xiàn)在他對英船到蘇的意圖判斷之中。從中央到沿海督撫對英船意圖的判斷有相似的一致即為了獲利而違背清政府的法令，林則徐在相關的奏折中也持相似的判斷即便是1835年也如此，雖然在1832年解釋英船北上原由中他和陶澍的推測可能英船帶有鴉片，其前提仍是“往來游奕，無非希冀銷售貨物”[3](p148)。因而要從政府到民間采取各種有利方法使其意圖不能得逞并示以威嚴，這樣一來逐利的英船自知其趣回到廣州只是時間的問題。若從英國人的真實目的來看，1832年6月的中國沿海之行是另有所圖的，這次“中國沿海的航行是一次有計劃的偵查活動?完成了對廈門、福州、寧波、上海水道的探測工作”[12]。
其次，增強江蘇沿海的防衛(wèi)意識。當時皇帝的旨意是“此事總以不準停泊銷貨為正辦，該夷船定例只準在廣州口岸貿易”，又告誡相關的督撫在具體處理驅船時“撫馭外夷尤當遵守舊章，示以嚴肅，彼無得借口啟釁”，不可“率逞私臆，不顧政體”[11]第四冊(p225-226)。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皇帝的上諭是處理事情的依據(jù)，這在一定程度上或許限制了地方上的自主發(fā)揮，對地方督撫來說，驅船行動更像是完成一次任務，只不過驅趕的是外國的船只，而為了避免啟釁，所謂的驅逐也并不嚴厲，因為誰也不愿此事而受到傷害。但林則徐不將此予以應付。1832年的第二次驅船之后，他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夷船幸已開行，明歲南風來者聞有數(shù)十，此時不敢張皇，但當密為之備耳”[3](p3355)。英船何時到來只有英國人知道，這樣沿海地區(qū)在被動的前提下盡可能做積極部署，1836年接到浙江方面報道有英船出現(xiàn)時，他立刻催促寶山縣“趲修沿海炮臺”[3](p2383)。
最后，英國船只留給了林則徐負面的印象。在英船為何到江蘇的問題上，林則徐似乎一貫認定其是為了獲利而來，相應的措施也是圍繞阻斷獲利而來。他在奏章中用“夷情狡詐”、“野性難訓”、“此逐彼竄，蹤跡靡�！�，這些傳統(tǒng)名詞來描述面臨的夷人，除去官文中的行文，有多少是對這一情況的判斷我們不能做準確推測。但“夷情究不可測”或許是真實的，這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實際指揮操作驅船，林則徐或許會加深對英國人中的不法人員的印象。
（二）撫恤難民事件對林則徐的影響
遭風的難民其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任何遇此情景的人都應不會無動于衷的。同時他們又是清藩屬國
歷史投稿篇三：歷史的猶豫(投稿)
歷史的猶豫
失腳閑人
翻開中國歷史，有一個特殊的時期令人十分著迷。它始自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終于隋王朝的統(tǒng)一，歷經(jīng)魏、西晉、東晉、南北朝，時間跨度近400年。
大一統(tǒng)的秦漢王朝之后，中國歷史似乎失去了前進的方向，在秦漢帝國通往隋唐帝國之間的斷層處，做了一次深呼吸。歷史似乎在猶豫，是繼續(xù)走集權的帝國道路，還是回到先秦的封建邦國時代？這一猶豫，在政治、經(jīng)濟層面上，造就了一個實實在在的亂世。然而，在文化領域，卻催生出了一種迥異于歷代的氣象，一種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大氣象。建安風骨、正始名士、竹林七賢、晉人風范，這些閃光的詞匯無不脫胎于那個亂世。魏晉風度便是這個時代文化與精神的高度凝煉，它與晚唐詩歌，宛如兩朵奇葩綻放在中華文化花園中。 這以后，雖然中國歷史以亂世為背景，也曾出現(xiàn)過短暫的文化繁榮，如五代的山水畫，元代的文人畫、元曲等，但無論是規(guī)模，還是思想等級，都遠遠不能與魏晉相比。 這是一個謎一樣的時代，需要走得盡量靠近一些，仔仔細細地打量打量。
一
魏晉文化的萬千氣象，必須要從一個政治家、軍事家說起。這個人就是三國的曹操。 不錯， 曹操的一生都在征戰(zhàn)，一生都在權謀。他曾在徐州城外制造了尸橫遍野的屠殺，也曾讓孔融、楊修這些文化大家作了刀下之鬼。因而，他在戲臺上的臉被涂成了白色，是白臉奸賊的代表；他在書場的醒木折扇間，被刻畫成了“寧可我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的勢利小人。然而，當我們撥開歷史虛假的道德判斷和民間過度故事化的重重迷霧后，會看到一個堪稱文化巨人的曹操，他的生命格調是那么雄健，他的文化光芒，讓所有的政治對手都黯然失色。在那個有名的亂世中，他是一個遺世而獨立的存在。
是他，首開文風之先，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他身前的兩漢時期，中國的文學藝術還從屬于政治、經(jīng)術等，尚未取得獨立的地位，“文的自覺”的時代還遠未到來。在我們今天看來，賈誼的《過秦論》固然結構精妙,筆帶鋒芒,理切辭暢,氣勢豪邁，但在當時，卻只是一個政治文書。作為漢代文學代表的皇皇大賦，大都是用來歌功頌德、點綴升平的，并承擔著“厚人倫、美教化”的政治功能。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屬于宮廷玩物，司馬相如、東方朔等漢賦大師也不過是皇帝弄臣而已。無論是漢賦還是樂府詩，主題都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功利世俗的事功。
跳下馬背的曹操，改變了這一切。他厭倦了興亡成敗，看空了身前身后事。在征戰(zhàn)的間隙，轉而對浩渺的宇宙，對轉瞬即逝的生命，對難以捉摸的命運發(fā)出了探詢的聲音。他滿眼是“秋風蕭瑟，洪波涌起”，看到了“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他在疑問“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他感慨“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不信命運的無情，發(fā)出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志不已”的慷慨之聲。 他輕輕落在紙上的這些字句，一掃漢代的世俗功利，雄渾樸茂，剛健大氣。他英雄主義的人格使他敢于直面人生，直抒胸臆，深發(fā)感喟。他在文化領域的橫空出世，標示著人的覺醒，清新之氣撲面而來，整個文壇為之一振。
僅這一點，就足以讓天下所有的對手都匍匐在他腳下了。然而更讓當時的英雄氣短的是，他還有兩個出類拔萃的兒子——曹丕、曹植。如果對照一下那位扶不起的阿斗，暴戾乖張的孫浩，就知道曹氏在血統(tǒng)上的勝利是如何徹底了。
曹丕不僅繼承了父親的政治事業(yè)，也繼承了父親的文化事業(yè)。他的《燕歌行》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他的《典論.論文》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文學批評論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可替代。弟弟曹植更了不起，政治上的失意造就了他人生的詩意，落寞孤寂的詩意，他于是在字里行間，開始尋找一種完美的意境，他的《洛神賦》，更是將華美的文風呈獻給世人。如果說，建安文學人的主題是在曹操筆下復活的話，那么，美的主題就是被曹植確立起來的。
建安風骨，正是圍繞曹門三杰的一批文人，興起的文壇新風尚。漢末，占統(tǒng)治地位的儒學被一幫“鄉(xiāng)原”們改造成了經(jīng)術。當大一統(tǒng)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后，人們開始了對權威的懷疑，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才有了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以此為思想基礎，建安年間的文人們，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在時間和空間中彌散開來，成為了一種時代精神。
正是這種時代精神，宣告了魏晉風度的到來。
二
魏晉風度，總是與竹林七賢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甚至，竹林七賢成了魏晉名士的代名詞。
翻開任何一本中國美術史教材，都會看到一幅古墓出土的畫像磚，內容就是竹林七賢。這些人既不是天上的神仙，也不是陰間的鬼閻羅，更不是帝王將相，可死者卻愿意與他們在地下長相廝守，這足以說明他們是何等深刻地進入了人們的內心。
讀懂了他們，就讀懂了魏晉風度�？蛇@樣一群特立獨行的人，如何肯輕易地讓人讀懂？即使是在今人看來，他們的行為也是那么的怪誕不經(jīng)——
你看，好酒如命的劉伶，竟對那些非議他酒后在家中赤身裸體的人辯說，天地是我的家，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這些奇怪的人為什么鉆到我的褲子里來了？
阮籍為了躲避與司馬懿結親，居然兩個月里天天酩酊大醉，讓提親者始終找不到開口的機會，終于使機智不右于諸葛亮的司馬懿無奈作罷。
還是阮籍，聽到母親亡故的噩耗，居然要繼續(xù)將棋局走完，過后卻因悲痛而大口大口地吐血。
風姿綽約的嵇康居然跑到洛陽郊外去打鐵，向秀還要幫著他拉風箱，而當當朝重臣鐘會率領著浩浩蕩蕩的隨從前來拜見時，他們竟連白眼都不給人家一個。
更有甚者，嵇康居然在砍頭之前，在刑臺上安詳?shù)負嵬暌磺稄V陵散》，而后從容赴死。而他死前唯一的遺憾，就是未能將此曲傳于他人。
李澤厚先生說，藥、酒、姿容、神韻，再加上華麗好看的文章，構成了魏晉風度。 他們有很多人吃一種叫“五石散”的毒藥，大約類似于今天的大麻等毒品，以求刺激。他們幾乎都是嗜酒如命的，酒后也會狂癲不羈。他們的姿容秀麗，也是天下聞名的。他們擁有獨特的內在氣質，這內在的氣質更以神韻的方式外化于人。他們的文章更是驚世駭俗，《大人先生轉》、《思舊賦》、《酒德頌》至今余韻繞梁，不絕于耳。
這只是魏晉名士的外在表象，他們所代表的時代精神，遠比這些要深刻得多。如果說建安文人從文學的角度對兩漢的世俗傳統(tǒng)進行了反叛的話，那么，竹林七賢則從更高的層次，從人的精神的層面，對兩漢的思想核心——名教進行了全方位的反叛。
名教要求人們遵循孝道，這孝卻是淹沒在一片繁縟的禮節(jié)當中，難見真情。阮籍偏要突破禮教的束縛，而以真悲切的吐血凸現(xiàn)孝的真諦。名教要人們以天子為天下的家長，一切唯天子利益馬首是瞻，嵇康偏要退隱山林，寧愿打鐵，也不做官，甚至不惜與最好的朋友絕交。他們酒后的放浪不羈，也是對名教虛偽的行為規(guī)范的反叛。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不是在大聲呼喚著泯滅在名教酸腐皮囊深處的人性之光。如果你仔細品味，會發(fā)覺他們與歐洲文藝復興
的精英們，在精神上是一脈相通的，只不過，比他們的歐洲同行早了一千多年。
竹林七賢整體上是避世的，他們的避世，雖說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抗爭手段，但其中也蘊含著許多的無奈。這是一個充滿動蕩、混亂、災難、血污的社會和時代，他們這些貴族唯有躲避才可能免于一死。他們表面看來瀟灑風流，骨子里卻潛藏深埋著巨大的苦惱、恐懼和煩憂�！八麄兺獗肀M管裝飾得輕視世事，灑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地執(zhí)著人生，非常痛苦。這構成了魏晉風度內在的深刻一面�！保ɡ顫珊裾Z）也只有在這樣的深度上，才能真正解讀魏晉名士們驚世駭俗的舉動。
假如說建安風骨還有一些“慷慨多氣”的建功立業(yè)的成分的話，那么，到竹林七賢，人和人格本身，已經(jīng)成了這一時期文藝和哲學的中心。
人的覺醒從曹操到嵇阮，終于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三
如果要為魏晉找尋一個關鍵詞的話，我以為，“氣韻”二字至為恰當。
當銅鐘被敲響的一剎那，巨大的聲響爆開了空氣，人們不禁為之一驚。然而，凝神屏息后，在彌久不散的裊裊余音中，一種美的感受會從心底款款升起，與我們的精神形成共鳴。這就是“韻”的感覺�！皻忭嵣鷦印笔侨A夏美學的核心原則。對氣韻的追求始自魏晉，這標示著，美終于在魏晉獨立了出來。
在我們今天看來，殷商青銅器上的饕餮紋自然是美的，他們的線條充滿力度，氣勢逼人，造型獰厲而攝人心魄。然而，這些紋飾在當時，并不承擔美的功能。人們需要紋飾猙獰的氣勢，需要紋飾營造的恐怖氣氛，卻唯獨不需要它的美。它的美學價值是依附于它的社會、政治、宗教價值之上的，沒有獨立的身份。這種現(xiàn)象一直持續(xù)到漢代，兩漢的畫像石、漆器和人偶雕塑，都是在極力復現(xiàn)琳瑯滿目的現(xiàn)實世界，雖有樸拙稚氣的美感，但并沒有對美自覺的追求，美依然附著在事功之上。
這種現(xiàn)象到了魏晉，發(fā)生了根本的轉變。美成了晉人有意識的追求，人們不再為美添加社會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功能。華夏美學的各個藝術部類，幾乎都濫觴于這個時代。假如人們要問歷史上哪個時代最美，我想答案一定是魏晉。
對美的自覺追求，始于晉人對人物的品藻。古希臘的城邦斯巴達，健美的男子如果上街，身后會跟隨一群少女，她們會追隨著他，贊美他。對這一幕我們似乎很羨慕，其實不必。我們的晉人同樣有此風尚。那時洛陽街頭如果有美男子坐車經(jīng)過，女人們會紛紛將水果投放到男子的車上，以示傾慕之情。
其實，正是在竹林七賢代表的人的覺醒之上，人們開始了對人外在姿容和內在品質的評判，而且蔚然成風。誠然，魏晉對人物的姿容極為重視，史書上都有對人物外表的詳細描述，如說王羲之“飄如游云，嬌若驚龍”，說嵇康“巖巖若孤松之獨立”，甚至他的醉態(tài)也是“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然而，晉人的關注點，卻是透過秀美的姿容，直達人物內部的生命格調，他們欣賞的是以漂亮的外在風貌表達出來的高超的內在人格。這使晉人對美的最求脫離了形式，上升到精神層面，恰如其分地體現(xiàn)了氣韻生動的美學原則。
中國第一個畫家，誕生于這個時代，他就是顧愷之。在他之前好像有一個曹不興，是三國東吳人，可惜沒有畫作存世。值得注意的是，從顧愷之開始，畫匠成了畫家，再也不是漢代作坊里埋頭作畫的匠人，而是對美有自覺追求的個性化的畫家。這比西方人又早了一千多年。他的《洛神賦圖》、《女史箴圖》是中國繪畫的奠基之作。
然而最能代表這個時代美的自覺的，是晉人書法。秦小篆盡管很有金石韻致，漢隸盡管樸拙大氣，但是，它們更多的是一種對漢字寫法的規(guī)范，重共性而輕個性，是一種收斂的精神。然而，到了魏晉，人們不再滿足于被束縛手腳，在對追求美的強烈欲望驅使下，晉人優(yōu)
美的自由的心靈找到了一種最適宜于表現(xiàn)他自己的藝術，這就是行草。這種藝術“純系一片神機，無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筆時點畫自如，一點一拂皆有情趣，從頭至尾，一氣呵成，如天馬行空，游行自在�！保ㄗ诎兹A語）這是一種將內心的自由和外部的規(guī)范完美結合的藝術，是一種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等級的藝術。把這一精神體現(xiàn)到極致的，便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
同一時期，隨著佛教的傳入，塑像藝術成熟了起來。云岡石窟的雕像藝術更是達到了歷史的高峰，北魏石窟雕像的“秀骨清相”成了一個時代藝術風貌的代表，也成了一個遙遠的絕響。寺院建筑將中國傳統(tǒng)的宮殿建筑藝術向前發(fā)展了一大步。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陶淵明的山水詩。他是一位真正的出世者，在田園勞動中找到了歸宿和寄托。他的山水詩，把人的精神追求寄托到了擬人化的山水林石之間，讓精神脫離了人的肉體，不滯于物，這正是風韻之美的內在核心。他把人的覺醒和美的追求這兩個時代主題提升到了一個遠遠高于同代人的高度。陶淵明的價值，當世并未得到重視，到了唐宋才被人重新發(fā)現(xiàn)。是他，從精神上啟迪了唐代“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王維，更在精神上導引了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最高典范——宋代的蘇東坡。
從曹氏父子
四
對魏晉文化，我們在驚嘆之余，禁不住會追問這燦爛背后的思想原因。
佛教的傳入理應成為眾多理由中，最有說服力的一條。正是漢末佛教的傳入，讓中華傳統(tǒng)文化，出現(xiàn)了一次質變，也使魏晉文化相比于前代，具有了“異質”的特性。毫不夸張地說，在中華文化史上，能與先秦諸子百家相提并論的思想文化現(xiàn)象，只有佛教的傳入。它的到來，不僅僅是改變了中華文化的成分，更為重大的作用，是彌補了中華文化的漏洞。
死亡是宗教的終極命題，靈魂命題是附著在死亡命題之上的。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沒有對死亡形而上的解決方案。儒家思想對死亡，是避而不談的，所謂“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認為只要精神自由了，就無所謂生死，這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態(tài)度，卻并非人生解決方案。道教倒是認真地面對死亡的課題，但它的解決方案很蹩腳，將生無限延長，以長生不老來隔離死亡，這就需要當世成仙——自然是不可能的。法家的死亡是形而下的，他們更樂于制造死亡，用以警示活著的人。這說明，中華文化從一開始，就在宗教信仰領域存在著巨大的空缺。
這種疏漏在大一統(tǒng)的太平時代不易察覺。然而，進入亂世，死亡成為了一個必須回答的命題。戰(zhàn)禍、饑荒、疾疫接踵而來，人世間充滿了殺戮和毀滅，“白骨蔽于野，千里無雞鳴”“餓死衢路，無人收識”，現(xiàn)實生活如此悲苦，生命宛如朝露，身家毫無保障，命運不可捉摸，生活無可眷戀。世人的精神世界崩塌了，迫切需要來自靈魂層面的支撐力。這時，人們才突然發(fā)現(xiàn)，從傳統(tǒng)文化中無法找到這樣的支點，沒有人能告訴人們如何超越死亡。于是，悲慘世界被迫呼喚宗教的力量。
在這個背景之下，佛教順理成章地進入了華夏大地，不太費勁地到達了中華文化的主干部位。中華文明第一次擁有了一個高等級的死亡解決方案：現(xiàn)世的苦難，會在來世得到福報，死亡，不過是因果轉換的節(jié)點而已。這樣，好人好報的簡單法則被擴展到轉世輪回之中來驗證，亂世中不安的心靈得到了撫慰，他們在對來世美好的憧憬中，忘卻了身處的苦難，絕望終于轉換成了希望。
恰如器官移植一樣，外來器官總會引起機體的排異反應。佛教作為一種全新的外來文化的產(chǎn)物，必然會與中華文化固有的成分產(chǎn)生碰撞，并引發(fā)一系列重大思想文化現(xiàn)象。
碰撞首先發(fā)生在佛道之間。佛教一開始是借助道教傳播的，早期老子、佛陀被合并供奉。甚至有“老子西出函谷關而化為浮屠”的二教合一的說法。但兩者的精神差異很快讓它們分道揚鑣。其后出現(xiàn)了一些不愉快的現(xiàn)象，幾位信奉道教的皇帝，發(fā)起了滅佛運動，對佛教的傳播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但最終，佛教憑借其高深的宗教理論打敗了道教，并將其打入了二流宗教的行列。
事實上，佛教在中華大地上真正的對手是儒家，他們的沖突在當世而不在來生。中國的社會結構是按照儒家忠孝倫理構建的，佛家因超越生命而對當世的鄙夷，出離塵世而對家庭結構的破壞，與儒家社會結構形成了重大的現(xiàn)實沖突。這種沖突是根本性的，必須予以調和，否則會造成社會的解體。二者在這一問題上的斗爭與妥協(xié)，構成了后世中國思想發(fā)展的一條主線，直到唐代禪宗的出現(xiàn)，才使問題得到圓滿解決。禪宗以為，證得佛果關鍵在于心靈的超越，無關乎外在的形式，只要心有頓悟，不離滾滾紅塵，一樣可以立地成佛。這就將佛教導引到純精神領域，限制在人的內心，從而將世俗世界留給儒家去打理。這就在精神上使二者得到了協(xié)調，不過此時的佛教，早已是中國化的佛教。二者角力的結果，終究還是儒家占據(jù)了上風。
然而，正是儒釋道相互之間的斗爭、妥協(xié)、吐納、整合，才讓中華文化的內部結構充滿了張力。這也正是中國化文化煥發(fā)青春、保持活力、不斷創(chuàng)新的內在動力。由于魏晉處在儒釋道多元對峙的初期，所以這個時代的文化更加富有活力，更加個性鮮明。
五
伴隨著佛教進入中國，另一個重大的歷史現(xiàn)象也在同時發(fā)生著，那就是中華民族的血統(tǒng)，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兩個重大的歷史進程，其實源于一個歷史事件，那就是游牧民族對中原的大舉入侵。佛教因軍事征服而大大加快了傳播的步伐，中華民族的血統(tǒng)，也因為異族的征服，被注入了一股強悍的馬背上的雄風。從某種意義上說，大漢王朝確立的漢民族，其血統(tǒng)的純潔性止于秦漢。魏晉開啟了一個民族融合的巨大歷史進程，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始自魏晉。
黃巾之亂后，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勢，連年征戰(zhàn)，生靈涂炭，人口銳減，經(jīng)濟衰退，漢代雄風不再，中原元氣大傷。東晉短暫和平后，司馬氏家族內部紛爭再起，八王之亂又一次把中原推入戰(zhàn)禍。此消彼長，漢族實力大減，北方游牧民族乘勢而起，向中原發(fā)動了接力式的進攻。匈奴人，鮮卑人，羌人，氐人、羯人紛紛在北方建立政權，形成了“五胡亂華”的混亂局面。此后，漢人的東晉政權，與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權，隔江相望，各自畫地為牢。
這時，一個叫苻堅的人進入了我們的視野。他是一個游牧部落的首領，卻有著難得的世界情懷，他堅持多民族和平共處，不搞民族差別，這情懷比起幾百年后的蒙古大汗、滿清皇帝，實在是高明了許多。他在世界情懷的鼓舞下，立志要一統(tǒng)天下。于是，他發(fā)戎卒六十余萬、騎二十七萬，陳兵于淝水之濱，力圖一戰(zhàn)而宇內定。
歷史在這里做出了不合常理的選擇，東晉名相謝安之侄謝玄，竟以區(qū)區(qū)八萬之師，大敗前秦，苻氏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僅以身免。其實，歷史的非理性往往蘊涵著真正的理性。苻堅所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上尚未做好接收天下的準備，假如苻堅成功，天下必將陷入更大規(guī)模的、更為持久的混亂。
淝水之戰(zhàn)使南北朝對峙的態(tài)勢穩(wěn)定了下來，也為后來融合了胡人血脈的新漢人一統(tǒng)天下預留了機會。這以后，北方胡漢相融的進程加快，胡人在先進的漢文化熏陶下，迅速由野蠻走向了斯文，漢文化也敞開懷抱，大劑量地吸收著異族文化的新鮮成分。百余年后，不僅文化上難分彼此，血統(tǒng)上也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海內混一。
南朝的東晉，卻是另外一番情景。永嘉之亂以前，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始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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