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 尼克身份 論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的身份建構問題

　　[摘要]《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小說獨特的敘事方式是引起讀者關注的原因之一。本文試圖從重復敘事這一敘事角度來分析小說背后隱藏的身份建構問題。不僅僅是女性的身份建構，更重要的是加拿大文化的身份建構。
　　[關鍵詞]《使女的故事》；重復敘事；身份建構
　　[中圖分類號]1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1)01-0125-1.5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當代文壇上最負盛名的加拿大作家之一，享有“加拿大文學女王”的美譽。《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第六部長篇小說。1985年該小說一經問世立刻在國際文壇上引起轟動，被稱為“女性主義的《一九八四》”。本文力圖從“重復敘事”這一視角，對小說的敘事藝術展開進一步的剖析和闡釋。在重復的文本中我們看到的是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缺失，而這種個人身份的缺失也正是加拿大文化在世界文化構建中的自我身份的缺失。作者不僅在講女性的身份缺失問題，同時也試圖構建屬于自己的加拿大的本土文化，并希望得到世界的認可。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中的重復敘事首先表現(xiàn)在文本的表層重復敘事之中，例如，回憶片段之中�；貞洠�我們可以簡單地理解為話語重復的變形形式，也就是對過去的重現(xiàn)，對刻骨銘心的經歷、難以釋懷的舊事的重新展示。小說中，主人公奧芙弗雷德(offred)始終處在對過去美好生活的回憶中，每到一處她都會回憶以前的事。對回憶的反復描寫使得現(xiàn)在的情況與以前形成鮮明的對比。以前的學校，現(xiàn)在成了行刑的地方；以前作為化妝品名字的詞語，現(xiàn)在成了人的名字；以前救死扶傷的醫(yī)生，現(xiàn)在成了死囚犯；等等�！爸厥坝洃洝笔侵魅斯�再次活下去的動力，她時刻牽掛著自己的丈夫、女兒還有母親。這也是她屬于自己的見證。因為只有在他們那里主人公才是自己，才屬于自己。場景的重復也是文中鮮明的特點之一。整本書中，除了“史料”部分之外，全書共十五章，而以“夜”為篇名的就高達七篇，而且是以每隔一篇出現(xiàn)的。作者重復使用“夜”為題，很顯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作者特意為之。作者反復使用“夜”這個對人們來說充滿恐怖又使人產生無限想象的意象作為篇名，首先，會讓讀者對使女在基列國所經歷的黑暗的日子印象異常深刻；其次，這種反復描寫的“夜”也是主人公渴望尋找自由的表現(xiàn)，在肉體受到禁錮的情況下，也只有思想是可以遨游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場景也在重復再現(xiàn)，例如小說反復地描寫“挽救男人儀式”的場景，尼克反復地擦車，感化中心的生活反復地出現(xiàn)，等等，這些場景的反復出現(xiàn)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很顯然作者是故意在重復這些場景，她這樣做是想告訴我們，在這種單調乏味的重復背后，隱藏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身份的缺失。
　　小說的互文性也是重復敘事的表現(xiàn)方式之一。在基列共和國，極權主義統(tǒng)治者們視《圣經》為他們唯一的信仰，對《圣經》進行純字面的解讀，完全照搬《圣經》里的生活狀態(tài)，同時也在不斷地引用《圣經》中的原文。小說與《圣經》的重復互文是小說的重要部分。統(tǒng)治者認為只要他們相信上帝，便可以沒有任何的煩惱和憂愁。我們知道《圣經》是西方文化的起源，也是西方文化的中心，西方人把《圣經》作為他們唯一的信仰，而基列共和國這個未來的世界也是如此地依賴于《圣經》文化，足見《圣經》在西方人眼中的重要性。隨著美國的強大，美國文化已經滲透到世界的每一片土地上，而作為距離美國最近的國家加拿大當然也不能幸免。加拿大是受美國文化滲透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長期以來，在美國文化的滲透之下，加拿大人逐漸地忘記了自己原有的文化，他們自己的文化被逐漸地邊緣化。在“西化”的影響下，加拿大人也再沒有屬于自己的聲音，因為《圣經》已經滲透到加拿大每個人的骨子里。在當今世界發(fā)展如此迅速的前提下，加拿大人希望可以找回屬于自己的聲音，但他們又必須依附作為“根”的《經經》才能站住腳，所以才有了《圣經》文化的深入滲透以及與《圣經》的互文。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小說與西方同類小說的不同，正是這種不同表現(xiàn)了阿特伍德對加拿大文化身份建構的使命感。
　　《一九八四》是英國著名的作家奧威爾的代表作。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一出，便被稱為是“女性主義的《一九八四》”，足見兩者是有許多的相似處的。兩者之間的互文是不容忽視的。首先，兩部作品描寫的都是未來社會的場景，都是作家對未來世界的預見：一樣的極權統(tǒng)治，一樣的處在監(jiān)督之下，一樣的沒有人身自由，等等。這樣恐怖的反烏托邦的世界就是人們未來的世界，令人不寒而栗。其次，兩部小說的主人公同樣是處在極權世界中的自由的思想者。他們都渴望能夠得到自由。但是，我們著重要談的是兩者的不同。兩部小說最大的不同則是結局的不同。奧芙弗雷德不像溫斯頓變成了“傻子”，而是成功地逃離了恐怖的社會，得到了解脫。另一個明顯的不同則是小說主人公性別的不同，《一九八四》中溫斯頓是一個沒有自由、時刻被監(jiān)視的男性形象，而《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卻選擇了原本就處于弱勢群體的女性，奧芙弗雷德在故事中的反抗不僅僅是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同時也是對女性地位的不滿。她希望可以得到雙重的解放，從而徹底獲得自由!在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大力滲透之下，加拿大本國的文化在逐漸地消失。在倡導發(fā)揚民族文化的今天，每一個作家都想在世界文壇上發(fā)出屬于自己的聲音；而對西方文化的長期依賴使得加拿大文化必須以西方文化作為支柱，加拿大人們永遠處在那種離不開又想離開的尷尬境遇之中。所以，作為加拿大作家的阿特伍德渴望主人公可以逃出去，逃出以《圣經》為準繩的基列共和國，去自由的國土上發(fā)出屬于自己的聲音。
　　從對小說的敘事方式的分析中，我們知道，無論是文本表層的重復敘事，還是該小說與其他作品的互文上，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小說敘事的精彩，更是隱藏在精彩的文本后面的深層含義。小說的重復敘事并不僅僅是在告訴我們主人公在基列共和國的枯燥乏味的非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身份的缺失，沒有自我的世界是更加令人難以忍受的。女性，這個被稱作“第二性”的性別種類永遠處在被人們統(tǒng)治的地位上，沒有話語權、自主權。即使這樣阿特伍德還是給女性們找到了一條出路，那就是思想。只有思想的自由才會讓女性們獲得身體上的自由，這是女性身份建構的基礎，也是根本。對于互文來說，羅蘭?巴特說過：“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個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圍文化的本文。”所以，一個文本與另一個文本的互文現(xiàn)象是必然存在的，但是我們更加關注的是互文文本之間的不同之處，也就是在前面提到的與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的不同，這種以最后的逃離來結束文本的開放式結局，表達了阿特伍德渴望脫離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束縛的迫切性，同時希望可以有一天在全球化的今天發(fā)出屬于加拿大人自己的聲音。其實《使女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奧芙弗雷德的反抗經歷不僅僅是作為女性的她的反抗，更是作為加拿大人的反抗。阿特伍德希望的不僅僅是女性的身份可以得到重新建構，更希望加拿大作為一個民族可以重新建構自己的身份，發(fā)出屬于加拿大人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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