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顧：作為傳媒現(xiàn)象的準社會交往】交往的不良的現(xiàn)象

　　摘要　本文首先介紹了準社會交往研究的心理學緣起，解釋準社會交往的“缺陷”論和“通用范式”論，然后對準社會交往作為傳媒現(xiàn)象的相關研究進行了回顧。 　　關鍵詞　準社會交往　回顧　使用與滿足理論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一、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與滿足”研究
　　
　　1956年心理學家霍頓和沃爾(Horton＆Wohl)在《精神病學》雜志上發(fā)表文章提出“準社會交往”概念(Para-socialInteraction，以下簡稱PSI)，用來描述媒介使用者與媒介人物的關系。即某些受眾特別是電視觀眾往往會對其喜愛的電視人物或角色(包括播音員、名人、虛構人物等)產(chǎn)生某種依戀，并發(fā)展出一種想象的人際交往關系，由于其與真實社會交往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霍頓和沃爾將其命名為“準社會交往”。霍頓和沃爾最早是在電視的收視情境中發(fā)現(xiàn)準社會交往現(xiàn)象的，他們觀察到當?shù)胤叫侣劜ヒ魡T在節(jié)目結束時說“晚安”時，很多觀眾會不由自主地回答“晚安”，就如家庭成員在睡前互道晚安一樣。
　　盡管“準社會交往”這一概念起源于精神病學領域的研究，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心理學話題，但霍頓和沃爾的研究論文發(fā)表后，一直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心理學家很少關注這一概念。傳播學者的相關研究也不多。20世紀70年代，大眾傳媒的相關研究驗證了準社會交往的存在，尤其是在“使用與滿足”理論(McQuail。Blumler，＆Brown，1972；Rosengren＆Windahl，1972)提出后，有關準社會交往的研究才逐漸得以開展。
　　麥奎爾等人(MeQuail，1972)在一項有關英國電視受眾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霍頓和沃爾描述的這一傳媒現(xiàn)象就出現(xiàn)在受眾對肥皂劇的反應中。在電視連續(xù)劇《加冕街》里發(fā)生汽車碰撞事件后，一位觀眾這樣評述：“你感覺他們就象真實的道路交通事故，你愿意為他們做些什么”(p.157)。研究者認為準社會交往有兩個基本的功能：友誼(companionship)和個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肥皂劇人物常常使觀眾回想起他們所認識的人，而且觀眾會將劇中人物出現(xiàn)的情境和行為作為理解自身經(jīng)歷的途徑。麥奎爾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對“使用與滿足”理論中的“人際交往”功能進行了詳盡的闡述：大眾媒介能夠提供人際關系(personal relationships)方面的滿足，媒介提供的材料可以滿足人們作為一種社會動物結伴與結群的需要，人們獨處時可以在媒介中“給自己找個伙伴”，并漸漸地“了解”媒介中的名流與角色，仿佛他們都是自己的私人朋友。換言之，準社會交往實際是一種新型的社交方式，源于電子媒介的興起帶來的新的場景特征，這種場景特征與社會行為的通用規(guī)則相互作用，并改變了社會交往的特征。過去的社會交往的對象是真實社會環(huán)境中的真實個人，而在準社會交往中，則替代為擬態(tài)環(huán)境中的虛擬人物，突破了真實社會交往中空間上的接近性和交往對象的熟知性。
　　
　　二、兩種范式
　　
　　自此準社會交往開始在傳媒研究中占據(jù)重要地位，西方研究者對之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然而，各個研究者都是基于個人的研究目的來框定自己的研究范疇，對于“準社會交往”概念和功能的理解也存在分歧。
　　如羅森格倫和溫德爾(Rosengren and Windahl 1972)認為，當受眾作用于某一媒介人物但并不認同該人物時，可將之稱為準社會交往。這是一個重要的區(qū)分，因為有關認同的研究最初起源于心理分析理論，其歷史比準社會交往長得多。羅森格倫、溫德爾和麥奎爾等人都認為，準社會交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作為替代性友誼的來源，因為這些受眾在社會生活中存在“缺陷”，因而依賴于電視來彌補孤獨。
　　同時期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進行的相關研究進一步拓展了準社會交往研究。該研究將準社會交往、認同的作用概括為“媒介交互作用”(Nordlund，1978)。然而，以瑞典青少年為被試的研究得到的數(shù)據(jù)未能支持“準社會交往作為社會交往之功能替代”的觀點，這表明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進行的相關研究存在結論的不一致性(Rosengren，Windahl，Hakansson，＆Johnsson-Smaragdi，1976)。
　　這兩項研究成果代表了長期以來在“準社會交往”研究領域中爭論不休的兩種觀點，即“缺陷”論和“通用范式”論。缺陷論認為那些最有可能大量接觸媒介、大量從事準社會交往的受眾，往往因環(huán)境制約或人格缺陷，從準社會交往中尋求補償以滿足社會生活中未能實現(xiàn)的交往需要。一些研究也表明，孤獨的人往往用更多的時間接觸傳媒，以改善其由孤獨帶來的負面情感(Davis＆Kraus，1989，Rubinstein＆Shaver.1982)。他們更樂意訴諸傳媒而不是面對面的交流以減輕自己的孤獨感(A.Rubin et al.，1985；Perse＆A.Rubin，1990)。
　　通用范式則認為，準社會交往來源于受眾跟傳媒人物的更普遍的情感聯(lián)結過程，而不是為了尋求補償(A.Rubinet al.，1985)。而且，受眾跟傳媒人物的準社會交往與面對面的交往渠道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補充的(Rafaeli，1990；A.Rubin＆R.Rubin，1985)。一些研究者指出，在后工業(yè)社會，看電視只是人們?nèi)粘Ｉ�活的有機組成部分(Noble，1975；Schramm，Lyle.＆Parker，1961)。在電視普及的現(xiàn)代社會中，個體通常產(chǎn)生一種強烈的對電視的“依賴關系”，因為電視壟斷了個體生活所必要的信息資源(DeFleur＆Ball-Rokeach，1989，pp，297-326；Grant，Guthfie，＆Ball-Rokeach，1991)。
　　“缺陷”論和“通用范式”論似乎存在相矛盾的地方，實際上，自霍頓和沃爾1956年提出準社會交往始，對人們準社會交往的動機和能力，就隱含兩種相沖突的解釋。他們指出，一方面，那些不善于社會交往的個體跟大眾傳媒產(chǎn)生準社會交往，以補償其人際交往的缺失以及替代性地享受正常社會生活的樂趣。另一方面，準社會交往又為大多數(shù)人所吸引，需要利用觀眾的能力去理解、同化，并遵循日常的、面對面的社會交往中同樣的規(guī)則(Horton＆Strauss，1957)。第一種解釋得出的結論是，準社會交往是出于對不充分的人際交往的補償，第二種解釋意味著準社會交往反映了一種更普遍的動機。事實上，如果沒有某些交往技能是不可能進行準社會交往的，而這些技能只能通過真正的社會交往才能獲得。
　　此后學者們展開了大量的驗證研究。在相關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幾乎所有受支持的假設，都屬于通用范式。研究發(fā)現(xiàn)，人際交往技能弱的被試，的確更多地看電視，這證實了缺陷范式所提出的補償性傳媒使用的概念。這些個體通過密集的、儀式化的、沒有具體內(nèi)容的傳媒使用，來尋求社交補償 (Davis＆Kraus，1989；Rubinstein＆Shaver，1982；A.Rubinet al.,1985)。然而，研究結果表明，同樣這些個體，即使對他們所喜愛的人物角色，卻表現(xiàn)出更弱的準社會交往。有趣的是，一些具有易于社會交往人格特征的個體，跟那些具有不利社會交往之人格特征的個體相比，前者的準社會交往意向并不更少些。
　　盡管只有極少的實證研究支持“缺陷”論(Rafaeli，1990，p.139；A，Rubin，Perse，＆Powell，1985)，但缺陷范式引發(fā)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范圍包括電視新聞和電視肥皂劇，以及其他各種傳媒內(nèi)容。
　　
　　三、轉(zhuǎn)向?qū)嵱煤筒僮骰�的準社會交往研�?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準社會交往研究跳出了“缺陷”論和“通用范式”論爭執(zhí)不休的二元化的桎梏，轉(zhuǎn)向了更加實用、具體和操作化的范疇，如嘗試對準社會交往進行測量，此類研究在北美國家取得了重要進展。馬克?萊維(Mark Levy，1979)對年長成人觀看地方電視新聞時出現(xiàn)的-，準社會交往情況進行了研究。萊維實施了一系列的中心組訪談，研究了觀眾跟新聞播音員的準社會交往，并在這一研究數(shù)據(jù)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套由42個條目組成的心理測量量表，來考察觀眾跟地方新聞播音員準社會交往程度的強弱。在這些條目中，與準社會交往正相關最強的包括：“我將自己的想法跟新聞播音員的想法進行比較”，“新聞播音員互相開玩笑時。節(jié)目更好看”。在所有這些人口統(tǒng)計學變量中，教育年限跟準社會交往具有最強的負相關(r=-5.1)，但是，如果考慮教育年限，其他變量跟準社會交往就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此項研究對于觀察和促進播音員主持人與觀眾的準社會交往意義重大，西方的主持人中心制和主持人明星制的進程遠遠領先于我國，與這些研究的成果分不開的。
　　此后，大多數(shù)準社會交往研究均采取“使用與滿足”研究的心理測量范式，即把準社會交往和其他行為變量一起納入預測媒介使用情況的數(shù)學模型。大多數(shù)研究采用了魯賓等人(A.M.Rubin，Perse＆Powell，1985)設計的量表所測量的變異值(variation)，為準社會交往設立一個操作性定義。研究者在萊維(1979)設計的量表和此前準社會交往研究的基礎上制訂了一套由29個條目組成的測量量表。將該量表以成人為被試(n=329)進行測量后，刪除了9項冗余條目，得到了可接受的內(nèi)部信度(a=.93)。其中有一個因子最能說明數(shù)據(jù)，該因子對方差的貢獻率達到45.7％。該研究的基本思路仍是測量受眾跟新聞播音員的準社會交往，并再次得出先前斯堪的納維亞研究中類似的結論，即準社會交往與孤獨似無相關。
　　后來的研究開始使用20個條目組成的量表測量觀眾與其他媒介人物之間的準社會交往，如肥皂劇人物(A.M.Rubin＆Perse.1987)，戲劇演員(Auter，1992)，電視購物嘉賓(Grant，Guthrie，＆Ball-Rokeach,1991)，以及跟所喜愛的任一類型的電視人物的準社會交往(R.B.Rubin＆MeHugh，1987；Turner,1993)。1987年，A.M.魯賓和皮爾斯(A.M.Rubin＆Perse)對量表進行了修訂，將條目減少至10個，仍具有較高的內(nèi)在信度。隨后，這一量表被廣泛應用于各類研究中，最著名的包括皮爾斯和R.B.魯賓(Perse&R.B.Rubin，1989)以及康威和A.M.魯賓(conway＆A.M.Rubin，1991)的研究。后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準社會交往跟大多數(shù)觀看電視動機存在相關，而且比其他行為測量更能預測電視使用情況。也就是說，準社會交往作為一種觀看動機，也許比節(jié)目內(nèi)容本身更重要。
　　使用PSI量表的有關研究發(fā)現(xiàn)，媒介使用者評價媒介人物的標準類似于其評價生活現(xiàn)實中遇見的人物(A.M.Rubin et al.，1985；A.M.Rubin＆Perse，1987.R.B.Rubin＆McHugh，1987)。對電視的依賴度以及看電視的時間長短跟PSI也存在相關(Gleich,1997；Grant,Guthrie,&Ball-Rokeach.1991；A.M.Rubin et al.,1985；Vorderer,1996)，從使用與滿足的角度看。這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培養(yǎng)理論也具有重要啟示(Cohen,1999)。然而，對許多變量來說，特別是人幾統(tǒng)計學變量，不同研究之間存在著結論的不一致性。例如，PSI分數(shù)并不總是與單獨看電視相關。至于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也均有各種不同的結論。
　　在大多數(shù)采用北美樣本的研究中，研究數(shù)據(jù)可用某個單因素進行描述，它對總方差的貢獻率通常超過30％。但有趣的是，當格萊奇(Gleich，1997)使用德國樣本時，研究結果顯示有三個因素可解釋大部分方差。首先是“友誼”，它可解釋許多條目，如“我感覺自己是他們這個群體的一部分”。第二個因子是個體――節(jié)目關系，包括那些跟節(jié)目內(nèi)容有直接關系的條目，如“假如A出現(xiàn)在另一個節(jié)目中，我就會觀看那個節(jié)目。”第三個因子是移情作用。包括那些具有某種行為或情感反應的條目，如對媒介人物發(fā)表口頭講話，或當媒介人物出錯時感到不安。格萊奇發(fā)現(xiàn)，德國樣本在這些條目上的得分跟A.M.魯賓等人(1985)使用的美國樣本不相同。另一項來自德國的研究(vorderer，1996)也發(fā)現(xiàn)。三因子解釋更能說明PSI量表測量中獲得的數(shù)據(jù)。
　　這也許反映了受眾之間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差異，或是廣播方式的差異，美國的主持人和播音員的廣播方式也許更可能引起受眾的情感反應。
　　除了李克特量表外，一些PSI研究還使用語義區(qū)分量表(Auter＆Davis，1991；Koenig＆Lessan，1985)，以及凱利方格技術(repertory grids)(Gleich，1997)。另有少數(shù)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定性研究方法(Alperstein，1991；Papa et al.，2000；Sood＆Rogers，2000)。
　　近年來，準社會交往更多地轉(zhuǎn)入了對名人和電視角色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名人崇拜和追星研究。如苗條名人對青少年飲食紊亂的影響研究，常常受到極大的關注(Harrison，1997；Heilman，1998)。2003年美國佛羅里達德福瑞大學奧蘭多分校(DeVry Institute－Orlando Campus)的心理學家麥克卡臣(Lynn E.McCutcheon)在準社會交往量表基礎上，編制出名人崇拜量表(Celebrities Worship Scale，CWS)對追星者的行為和態(tài)度進行了測量，并將其劃分為三個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人們追隨明星是因為所謂的“娛樂社會性”(entertainment social)的原因，人們對名人產(chǎn)生偶然的興趣；第二階段為“強烈的――個人的”(intense personal)態(tài)度，人們已經(jīng)不能將幻想、白日夢與現(xiàn)實分開，開始宣稱自己喜愛的名人是自己精神上的伙伴，并認為自己跟所喜愛的明星有某種特殊的關系。追星者中有10％的人處在這一階段，此時的明星崇拜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一種上癮行為。最后，是最強烈的名人崇拜，這種情況達到了“臨界病理狀態(tài)”(borderline-pathological)，可能會導致犯罪和危險行為。追星人群中有1％的人會出現(xiàn)這種情形。這類人包括那些打著名人旗號去傷害別人或傷害自己的人，1984年為了向影星朱迪?福斯特示愛而行刺里根總統(tǒng)的欣克利即為一例。
　　除了研究者們在傳播學領域廣泛開展的相關研究探索之外，心理學和社會學也在對準社會交往進行了相應的研究，李維斯和安德森(Reeves＆Anderson，1991)曾呼吁通過研究媒介來豐富心理學。準社會交往研究的存在，實際上再次向我們重申了傳播學學科的交叉性特征，對這一概念以及對這一行為現(xiàn)象的深入探索，對提出相關的心理學理論和傳播學理論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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