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耀庭：東京，“外宣”與“外交”在這里握手_鄒城外宣網(wǎng)

　　徐耀庭，原《人民中國》雜志社副社長，近六年以來，他一直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做新聞官。在此次“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畫卷圖片展”系列活動中，徐耀庭以對新聞業(yè)務的了解以及嫻熟的日語成為了一員干將，尤其是在布展現(xiàn)場，他質樸的工作作風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5年10月7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靖國神社，記者在北京一些報紙上看到日本65%的媒體都對此持反對態(tài)度，而事實到底是怎樣的？在日本工作了多年的他對中日關系的未來有哪些深入思考？在與國內戰(zhàn)友重逢時，他被哪些人和事“碰撞”并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他對我們的對日宣傳工作有哪些具體的建議？帶著一連串的問號，記者與尚在東京的他連線了兩個小時，在電話線這端，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對外宣工作的思考……
　　
　　關于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一事，日本一直有兩種觀點，明確反對的是一方，另一方也不是一定支持小泉參拜，他們更多是在為小泉作辯解，他們會說小泉去參拜是為了祈禱和平啊，是為了不再發(fā)動戰(zhàn)爭啊，等等。當你們問到小泉的一意孤行是否對中日關系起了破壞作用這個問題時，我想這真是問到了我們很多外宣干部的痛處。小泉參拜所起的破壞作用是非常大的，長期以來我們通過外交為中日友好作了很多努力，他的這一舉動必然給亞洲地區(qū)愛好和平的人們一個很強烈的刺激，同時也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用外交的語言說，他的這一行為損害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用我們外宣工作者的語言說，他是破壞了中日兩國共同營造的友好氣氛。
　　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是有的，在此基礎上再繼續(xù)努力，中日兩國的光明前景應該是美好的。但小泉的行為讓我們所有人的期望都一時變成了泡影。不管這些人如何為小泉辯解，靖國神社里畢竟有甲級戰(zhàn)犯的牌位，這是讓中國老百姓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的。小泉的這一行為也使我們這些剛剛經(jīng)歷了“中日兩國友好畫卷”圖片展成功喜悅的人心情很灰，那種感覺是所有的努力都被付諸東流、所有美好的東西都被砸破的一種來自心底的傷痛和無奈。
　　但事實也告訴我們，半個世紀以來，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一直都沒有停止過，我們的外宣工作就是要在民間的層面上面對最廣大的日本民眾去做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有多少無奈和傷痛，我們的工作是一天都不能停下來的。
　　“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畫卷”圖片展是國務院新聞辦實施的“感知中國”外宣工程之一，準備在2005年7月28日赴日本展覽。在展覽中，同時要舉辦《中日兩國關系60年》畫冊首發(fā)式。此前“感知中國”活動已用圖片展、演出等形式走出國門到美國、澳大利亞、泰國等國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小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教科書等激起了中國民眾要與日本老賬、新賬一起清算的強烈情緒下，去舉辦這樣的活動，確實是一次逆風航行。
　　我在外文局工作已經(jīng)30年了。中國外文局幾十年來以業(yè)務圖書、期刊出版為強項。而這一次是做策劃展覽，包括設計制作展品、布展撤展，制作反映現(xiàn)代中國的電視片，還有連推介活動都要一起上，這在對外宣傳上可謂是大手筆的操作。這次活動是一個需要從總體上協(xié)調的項目，這在外文局以往的歷史上是沒有過的。
　　在我們很多人看來，圖片展之所以能夠成功，中國外文局常務副局長周明偉起了很大的作用。從小的地方看，為了完成他對這件事情的設想，他可以和大家一樣不吃飯不睡覺，那是一種真正的身先士卒。
　　從大的方面談，由于業(yè)務關系，我自始至終跟周明偉在一起，一直目睹著他在談判中是如何始終堅持中方立場取得談判成功，并如何使得日本外務�。ㄏ喈斢谥袊�的外交部的政府機構）按原計劃做了展覽活動的后援單位也就是協(xié)辦單位的。盡管周明偉不懂日文，但由于他在歐美讀過MBA，談判的時候他對國際上的規(guī)則很清楚，交鋒起來能把握住話語權，使其來來往往，坦坦蕩蕩。
　　這之中有幾個日子讓人很難忘。
　　2005年7月14日，到東京機場接周局長一行出海關的日本方面森大廈（圖片展的展覽場地設在森大廈）的負責人，先安排大家在一個咖啡館會談。我們面前的大島正先生是一位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崇拜毛澤東的人。大島正原本說話很謙恭的，但那天，他指著中方帶去的畫冊樣書中的內容列舉了20多個在他看來不宜出版的地方，并嚴正聲明說，畫冊上“中日友好關系60年”的“60”字樣不能出現(xiàn)。他還抱怨說，他只是一個房地產(chǎn)商，然而這次他的公司卻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場政治斗爭。他特別強調他的顧慮，不想因為這次活動讓人以為他是因為在上海搞房地產(chǎn)，而要支持這樣的活動拍中國的馬屁。
　　大家可以看到，無論是圖片展還是畫冊，都有一個“60”的形象設計在里面，也是我們這次活動的一個契機。不僅在書上，在展覽中的展板上，就是在會場要發(fā)放的手提袋上都有“60”的字樣。而與開幕式一同首發(fā)的《和平友好共創(chuàng)繁榮》的畫冊，看起來是這次展覽的附帶內容，其實，它也是這次活動的重頭戲，一次活動或展覽可能給人留下的印象是瞬時的，但留有文字和圖片的畫冊相對而言卻是長久的歷史見證。更何況畫冊中還帶有一部分我們中方堅決要放進去的內容，而日本人也比較清楚這一點。當時世界各國“反法西斯勝利60周年紀念日”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中國“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也正聲勢浩大地舉行著，他們當然對這個數(shù)字相當敏感。但問題的實質是中方是為中日友好而來，是為促進中日之間的互相理解而去的。
　　每次談判都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時刻，我深知周明偉承擔的壓力。
　　面前的大島正對周明偉說：希望你們能用智慧的方法解決問題。
　　周明偉冷峻地說：“什么叫智慧，用你要挾的條件，來讓我們滿足你的要求就叫智慧嗎？”這位日本人急了，聲音開始大了起來。此時的周明偉也抬高聲音說：“你從現(xiàn)在起就做最壞的打算吧，如果別人知道，這樣一個充滿了友好聲音的畫展都被日本封殺了，那中日之間還談什么友好理解。你就準備各個媒體都炒這個話題吧！”大島正一下子愣住了，因為他可能從外表看認為周明偉是一個書生樣的人。從這開始，氣氛緩和下來了。但他堅持說，如果外務省對畫冊內容通不過，圖片展就不能在他的森大廈展覽館里舉辦。
　　從咖啡屋里走出來，周明偉說，我們要準備“狠”下來，絕不能按日本人的思維讓事情扭曲到他們所謂“能接受”的程度。但我知道他此刻心理承受的壓力――國內已把各項工作基本準備就緒了。
　　2005年7月14日，到達日本的第一個晚宴是中方與外務省官員共進晚餐。周明偉后來說，那是他記憶中比較苦悶的一頓晚宴。因為外務省的官員當天下午5:30分剛從大島正那里拿到畫冊樣書，肯定還沒有看完，所以盡管這位官員滿臉堆著笑，與中方聊著中國的漢語，聊著蒙古語，但誰都看不到面前這個日本人的真實意圖。那個夜晚周明偉幾乎是睜著眼迎接東京黎明的。說到這里，我的確有一種感動，他在當時承擔著幾近崩潰的壓力，但卻沒有絲毫的動搖，我看到了一個外宣領導干部對事業(yè)的高度忠誠，看到一種果敢無畏的精神境界。
　　第二天（7月15日下午），日本方面約中方5:30分，也就是日本人下班后的時間到外務省辦公室談判。我和周明偉都比較警覺，那是一個危險的時間，因為第二天就是雙休日，雙休日過后，就是日本的國休日。國休日過后就到了7月19日，而7月24日，國內的團隊就要過來布展了。很有可能我們的時間就被他們這么消耗掉了。
　　那天上午首先和周明偉過招的是前日本駐英國大使，這位大使是森大廈的顧問。日本政府要用他先和中方談，無非是想打商界這張牌。周明偉原本和他是相識的，但在電梯間相遇時，這位日本人雙臂抱在胸前，眼睛望著天花板，一幅傲慢的神情，周明偉毫不示弱，隨之也傲然地把雙臂交叉在胸前。
　　交談中這位前日本駐英國大使先游離開活動本身發(fā)問：“二戰(zhàn)后德國總理每一個場所都可以去，為何我們的小泉首相不能去靖國神社？”見他直奔兩國的政治立場而不談這次友好交流，周明偉正色回答，如果你腦子里的政治問題解決不了，那活動細節(jié)我們就不用談了。此言一出，這日本人立刻就軟了下來，直說：“讓我們平靜下來再認真談談”。當然，我們也知道當時這個日本商人的壓力特別大，有中方給他的壓力，又有日本極右派勢力給他的壓力，還有外務省給他的壓力，他說他那幾天腦袋都“大”了。周明偉和他談了整半天，寸步不讓地堅持著，徹底把他壓住了。
　　下午，5:30我與周明偉以及國務院新聞辦二局副局長丁小鳴一起到了日本外務省。面前那么大的一張辦公桌上，沒有按談判慣例在我們面前各放上一張紙，也就是說根本沒有談判的氣氛。桌子上攤開的是拆開的畫冊書頁，許多書頁上貼著小黃條，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小黃條意味著中日雙方將要交鋒的問題。
　　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畫冊方形的大16開本，中國傳統(tǒng)青花制作成的 “60”字樣仿佛浮雕一樣鑲嵌在封面上。這里面既有對歷史嚴峻的回顧，又有對友好歷史的珍貴記錄，有些歷史鏡頭從對中日兩國關系發(fā)展的歷史看還相當?shù)恼滟F。然而就是這樣一本畫冊，日本外務省卻表現(xiàn)出了膽顫心驚的恐懼感，這確實令人感慨不已。
　　談判進行了幾個小時，該堅持的地方周明為寸土不讓，比如，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照片一張不能撤，他說中日之間的60年歷史能不談“南京大屠殺嗎？”但在可以讓步的地方，我們也做了相應的讓步，比如，日本人提出不要用紫荊花合唱團歌詞中唱的“殺光、搶光、刺刀刺進你的胸膛”。這首歌曲原本是日本紫荊花合唱團作的詞，這個合唱團還專程到南京譴責戰(zhàn)爭，向往和平。這幅照片拿下去了，但日本外務省復雜的心理活動也昭然若揭。問題一路談下來后，周明偉嚴肅地說，如果這樣一本帶有友好性質的畫冊你們都做不下去，那就再也找不到令你們愉快的事情了！這句話的分量相當重。從下午五點半鐘一直談到晚上九點鐘，日本方面在一點點地接受著我們中方的意見。臨走時，周明偉還鄭重地對外務省的官員說：“明天不是我等你們的決定，而是你們要等我們的回答，如果畫冊通不過，我們將放棄在日本舉行展覽。”
　　從日本外務省出來，早就在外面等候我們的中國駐日使館文化參贊黃星原急切地跑了過來，當聽完我們的談判過程后，激動地說，這是重大的勝利。稍后，我們就聽到消息說，日本外務大臣町村信孝在著手為圖片展寫致詞了，大家心里就有了底。黃星原馬上把這個消息報告給了中國駐日大使王毅，周明偉的談判受到王毅大使的首肯。
　　談判的成功等于給了日本各界一個信號――這次展覽是日本政府支持的活動，這就擺脫了我們在外宣舞臺上“自拉自唱”。這樣一來，下邊的很多策劃都容易實施了。后來事實的發(fā)展也的確如此。我認為這次活動成功的標志是參觀的人數(shù)多，來賓檔次高、范圍廣，更重要的是王毅大使非常重視這項工作，自始至終親自安排和指揮相關的每一項工作，使得外宣與外交工作之間有了一次很好配合的機會。
　　2005年7月26日東京森大廈布展的不眠之夜是又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那一天為了準時趕上試展時間，每一個人都動手為布置展覽往展架上擰螺絲釘，事實上是大家都把自己當作螺絲釘擰在這個大的事業(yè)中了。
　　當然對于我而言各項工作中最難的是請日本各界名流為畫冊做“寄語”。那些名流是我們用一個個電話，一次次見面才聯(lián)絡邀請到的。寄語中這些日本社會知名人士從不同側面、不同層次反映出中日友好各個時期他們所作的貢獻，還寫上了他們對將來的期望。其中與日本駐中國前任大使中江要介聯(lián)絡時，正逢他出差在國外，我是三番五次地找他聯(lián)絡，告訴他“寄語”的方式，包括“寄語”所用的照片大小。這其中還包括原新聞辦主任趙啟正為了給活動“提氣”，需要我們以他個人的名義邀請一些日本的“老朋友”。趙主任為我提供了一張列著好幾十人的名單，我一個個地去聯(lián)絡，真是下了一番功夫，所幸的是，名單上的人幾乎是全部找到了。
　　目前，“和平友好，共創(chuàng)繁榮”（1945-2005）圖片展在森大廈展覽結束后，又到了日本名古屋世博會、伊勢丹百貨“中國文物展”以及東京的日中友好會館等場館一次次重展和擬再展，這些都是因為我們確實感到了日本民眾想了解歷史的愿望。圖片展和畫冊雖然很少出現(xiàn)那些關于戰(zhàn)爭的血淋淋的畫面，但折射出的那段歷史仍然讓參觀者反思。
　　這次圖片展在日本舉辦，我從內心感到非常高興。一是我能有機會在駐日使館工作期間，以三重身份（活動的主辦單位國務院新聞辦是我的派出單位、承辦單位中國外文局是我的原工作單位、駐日使館是我現(xiàn)在的工作單位）參加圖片展的計劃實施與全程工作。在工作中，就好像是我們自己買了棟房子后，全身心地投入進去為這座房子一點點地做著裝修，那真是想把它做得越好越好。更為高興的是，為了配合圖片展，活動的主辦方還邀請了中國香港著名影星成龍和日本著名乒乓球運動員福原愛出任活動的形象大使�，F(xiàn)場還有中國民樂小演奏家的助興，這些都可謂是“大外宣”的一種成功嘗試。
　　在和國內同事們相逢的日子里，就好像使我又回到了和大家一起在國內工作的情景，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國內的變化。有一個變化非常明顯，那就是大家的意識都普遍地和國際接軌了。盡管很多人都不是學日語的，但他們了解外面世界的情況，有新的外宣意識，不再是墨守成規(guī)。還比如在整個的制作過程中，大家都有很強的時間概念，無論前面加了多少班，都會趕計劃把工作在預定的時間內提前完成。
　　在日本，我的工作對象是日本的三大塊媒體。第一塊，是日本的主流媒體，如六大報紙，電視臺有日本對民眾影響最大的半官方媒體NHK，還有以青年為主要對象的富士電視臺，還有朝日電視臺，在這個電視臺上，有一個每周論壇節(jié)目，經(jīng)常請一些政治家或專家在這個論壇上進行辯論，比如說趙啟正主任與日本著名主持人田原總一郎以及與三位經(jīng)濟學家的辯論。還比如，國務院新聞辦蔡明照副主任在《訪日隨記》一文中提到的TBS電視臺的時事放談節(jié)目，我們都協(xié)調和利用得比較好。第二塊是中國的駐日媒體，如新華通訊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國新聞社《光明日報》《中國科技日報》《北京青年報》等二十幾家媒體在日本都設有記者站。第三塊是在日本國內的華文媒體。日本有些媒體有時會對中國有一些不符合事實的報道，面對這些，我們要隨時隨地做工作，隨時隨地要做出有針對性的反應，表明中國的立場和態(tài)度。也許有人會擔心，日本媒體會發(fā)我們的消息嗎？日本媒體會發(fā)的，因為日本媒體特別關心亞洲針對日本國策做出的反應，包括中國政府，還有國民的反應等等，他們都是非常關注的。因而，無論是電視、廣播，還是紙質媒體，他們都希望在最快時間內報道相關的消息。我們在這里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及時發(fā)出中國的聲音，對突發(fā)事件作出快速反應。
　　談到改革開放后中國外宣局面的轉變和我對外宣工作特點的體會，我想那就是這個時代對我們工作的要求越來越高了。你所會的日語那僅僅是一門工具，還需要你對日本這個國家歷史和現(xiàn)狀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才行。對我而言，考慮得更多的是在今天這個社會中怎么樣才能讓媒體在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工作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在國內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外宣工作，到了國外還是做同樣的工作，但兩者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更多的感受是工作起來比較容易有的放矢，你會感覺你與對象國在真實地縮短著距離。在日本能夠最直接地觸摸到中日關系最敏感的脈搏。如果說我對我們國內的業(yè)內外宣工作者有什么希望的話，我希望大家多了解對象國，多研究對象國，知道國外需要什么，關心什么。對于對日工作的同仁來說，方法之一是要和日本駐中國的媒體多接觸。因為現(xiàn)在日本媒體常駐中國的記者有95位，多數(shù)駐中國記者都集中在北京。
　�。ū疚奈淖钟杀究�記者雪石記錄整理）
　　責編：雪石 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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