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傳播中的“我是誰”】我是誰中文在線觀看

　　 　　這個采訪是由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20世紀中國文學史》引起的。這是德國漢學家顧彬的著作。一個歐洲人把中國文學史有觀點地談出來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關(guān)注的是，西方漢學界是如何將原本從語言學出發(fā)而進行的漢學研究，現(xiàn)今已將其枝蔓延伸至“跨文化傳播”的領(lǐng)域并鋪展開來，這個生機勃勃的研究領(lǐng)域給中國帶來了什么？
　　《對外傳播》就以上問題采訪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海外漢學中心主任張西平。
　　
　　《對外傳播》： 顧彬先生撰寫的《中國文學史》是個浩大的工程，前一段時間，有眾多中國學者參加的“漢學視野下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圓桌會”，討論的熱烈程度空前。您怎樣看待這個現(xiàn)象？
　　張西平：《中國文學史》有十卷本，顧彬編寫了其中的《中國詩歌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散文詩》（部分）以及《中國戲曲史》等部分。
　　漢學研究可促進中西學術(shù)界的對話和交流，通過這座橋梁也可了解中國在外部的形象。西方的中國文學研究，表現(xiàn)出的是他們從自身文化立場出發(fā)，對截然不同的異域文學的選擇、解讀和詮釋，這種具有西方文化和審美特征的解讀與中國學的研究不同。比如，同樣是《紅樓夢》，在漢學家那里和在劉心武那里是完全不同的，這種文化間的理解、“誤讀”現(xiàn)象很值得我們關(guān)注。值得注意的是，顧彬的文學史已經(jīng)開始從學術(shù)史的角度去關(guān)注中國文學的主流和整體進展，通過對優(yōu)秀中國典籍的文本分析，向西方學界展示中國文學藝術(shù)固有的價值和世界意義，以及與西方文化之間所具有的不同精神和美學意蘊，這是顧彬文學史的重要貢獻。顧彬教授作為一個歐洲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漢學家，他與中國文化的這種溝通與對話尤顯寶貴。
　　
　　怎樣理解自己和別人
　　
　　《對外傳播》：中國海外漢學中心成立已兩年了，你曾說過“研究漢學的目的在于從世界各國文化角度出發(fā)，探討中國在域外的傳播和影響�！蹦敲�，我們?nèi)绾谓梃b西方的經(jīng)驗來傳播中國人的傳統(tǒng)文化乃至中國的價值觀？
　　張西平：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在世界各地為傳揚中國文化奔走。受知識的局限，我的理解可能帶有個人色彩，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談我的觀點。
　　在一個世界史的視域中看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
　　首先，我覺得傳播這個緯度，應當從一個世界史的視域來看。全球化開始的階段，早在1493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時就已經(jīng)開始。1523年，巴拿馬發(fā)現(xiàn)了印度洋，接著就是麥哲倫全球航海成功。這樣說來，全球化已經(jīng)有了將近400年的歷程。在今天全球化變成現(xiàn)實的時候，特別是信息技術(shù)以后，人們的文化傳播技術(shù)不斷進步，任何壁壘都不能遮住文化之間的傳播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向別人介紹自己？如何理解自己？如何理解別人？這已經(jīng)成為一個全球的問題。全球化最根本、最本質(zhì)的是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相互適應的過程。我們在這個意義上做好對外傳播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其次，我覺得實際上要做好對外傳播，或者向外介紹自己的文化，首先對自己的文化認知要正確。目前我們處在中國歷史3000年未有之變局中，中國在這么短的時間內(nèi)發(fā)生如此之巨變，也是人類史上所沒有的。在這樣的變化面前，我們的文化心態(tài)遠遠沒有跟上。你首先應當清楚地認知自己的文化，才能向別人說明我是誰，你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怎么去說你是誰呢？在這方面，我們基本上處在兩個極端上：一種心態(tài)就是國粹心態(tài)，另一種是崇洋心態(tài)。我們中國是很大的國家，在將近3000年的歷史中引領(lǐng)世界，居于群雄之上，那時候是萬邦朝拜的，中國是天下之尊，四邊都是朝貢國。這么一個泱泱大國，我們充滿著一種民族自豪感，或者說一種至上感覺。這種國粹主義的心態(tài)是狹隘的愛國主義心態(tài)的極端化的結(jié)果。不過這樣的一種文化心態(tài)，后來馬上就被第一輪來自西洋的全球化所打破了。
　　日益強大的中國必須回到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礎(chǔ)上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實在是沒有別的路可走了，只有學習外國，才能救這個國家。在學習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地批判自己的傳統(tǒng)，才能走出這個艱難的歷程。因此從19世紀中期之后，就是一個不斷批評自己，反省自己的過程。這樣一個歷程如果走向極端，很容易成為以西方為中心，而對自己的文化蔑視的文化心態(tài)。當時的文化名人，大都說過很偏激的話。因此，從“五四”以后，基本上就是以西洋為尊：中國富強只有一條路，就是向西方學習。
　　但是這樣一條道路，會引發(fā)另一個問題，亦即長期以來，我們對自己文化的漠視�，F(xiàn)在中國經(jīng)濟終于發(fā)展到了這樣的地步：不到30年間，已經(jīng)坐上了世界交椅的第四把。在這個時候，我們才突然發(fā)現(xiàn)應當向外部世界介紹自己，而在介紹的時候，又不知道自己是誰。而一個偉大民族的崛起，在變成世界強國的時候，它就必須在原有傳統(tǒng)文明的基礎(chǔ)之上，不斷地吸收外來文化，創(chuàng)造新的文化。離開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這種新文化就沒有根基。
　　現(xiàn)在國外漢學家普遍認為，中國文明達到了最高潮的時候是宋代文明。在宋代我們幾乎所有的農(nóng)業(yè)文明都擁有了，在此基礎(chǔ)之上，文學藝術(shù)也達到了頂峰。
　　因此今天的中國，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必須回到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礎(chǔ)上，吸收外來文化，重建中國文化。對自己文化的尊重、熱愛和珍視，這是每一個中國人做學問所應有的基本文化立場。
　　當然這種尊重和熱愛絕不是排外的，絕不是民族主義的。
　　我認為，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斷地揉和外來文化，它具有較強的包容性，接收所有的文化，什么文化它都能融合到自身之中，這是我們文化最偉大的地方。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沒有像兩河流域、印度、埃及等文化一樣死去的原因所在。因此我覺得，我們應當以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繼續(xù)學習外來文化，學習所有好的東西，克服一種狹隘的愛國主義，同時又以一種比較謙卑的態(tài)度對待他國文化，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文化態(tài)度。
　　
　　對外傳播不能獨語
　　
　　《對外傳播》：是的，在真正的全球化到來的時候，我們應不斷地問，我是誰，我具有什么樣的身份？現(xiàn)在想問另一個問題，現(xiàn)在大家都在談跨文化傳播，您認為這其中最難跨越的，或者最應該先跨越的是哪一段？
　　張西平：幾十年來的經(jīng)驗證明，以意識形態(tài)至上的方式來搞對外宣傳是不妥的。重要的是，跨文化傳播中，如果你要想讓別人了解你，你得知道別人已經(jīng)了解你多少。因為你讓別人了解你，首先你自己得有底氣，你告訴他，自己是誰。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我們是陌生的路人，還是久遠的朋友，我們必須從文化的角度來予以說明。我們?yōu)槭裁匆�講徐福，要講馬可?波羅，就是想以此來證明我們是久遠的朋友，從文化傳播方面來講，就是你得知道我們的文化在世界上傳播的歷史，知道我們的文化，在別國的影響，或者知道我們在人家那里是個什么形象。對外傳播，不能是獨語啊！
　　我覺得，做好跨文化傳播，首先要了解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傳播的歷史，了解世界各國對中國文化接受的歷史，中國在世界各國的形象，是我們做好文化傳播的一個最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這可以叫做有的放矢吧！
　　我覺得在一定的程度上，漢學是一個緯度――是我們知道別人怎么認識我們的緯度。德國人、法國人，什么時候知道中國的呢，一般的西方人也不認識漢字，那肯定是從漢學家那里知道了我們。實際上漢學就成為中國文化在海外傳播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渠道。因此，做好漢學研究，是我們了解人家認識我們的歷史的一個基本途徑。
　　了解漢學，分清漢學的各種情況，是做好中國在外部世界形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窗口。當然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最重要的對手也是他們。德國對中國的政策是誰制定的呢，那肯定是德國的漢學家們。這些漢學家每天看中文報紙，簡直像看德文、法文是一樣的。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政治意義、國家利益來說，團結(jié)對華友好的漢學家，無疑是國家的戰(zhàn)略性任務，因為它涉及國家的安全。
　　在如何向外部世界傳播自己的語言文化方面，西方極其老到，可以說非常成功。在這個意義上，我建議，應當好好地學習和總結(jié)西方文化傳播的經(jīng)驗、歷史乃至教訓。
　　《對外傳播》：一幅《清明上河圖》再現(xiàn)了宋代領(lǐng)先于世界的農(nóng)業(yè)文明帶給社會的活力。而與宋朝同期的歐洲，還正處在蒙昧的中世紀。他們那里的城市更像是一座座隨時進入臨戰(zhàn)狀態(tài)的軍事要塞。我們何時開始仰望西方，歷史為什么讓我們撞上了今天這道檻？
　　張西平：我認為這是個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國在咸豐年間的時候，GDP占的比例還幾乎與英國相當，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嘛。歷史地看，中國地域遼闊，加上當時的世界交流的手段也比較少，我們對外國文化的接觸是不容易的。農(nóng)業(yè)社會的時候，中國在全世界居于領(lǐng)先地位，和當時社會的全球化沒有形成有關(guān)。在第二個階段中，我們完全仰慕他人、洋人，是一個失去自我的過程，這是百年來中國積貧積弱的歷史造成的，這也是實在沒有辦法的。第三個階段是我們近50年的這個時期。這樣的歷史造成了三種外宣的模式，確切地說，一種是具有文化優(yōu)越性的模式，但容易導致狹隘的民族主義；一種是沒有自我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模式，容易導致崇洋媚外的思想；一種是意識形態(tài)至上的模式，導致了我們被孤立。我覺得這樣三種模式，都應該注意予以克服。
　　國家這20多年的發(fā)展速度實在是太快了，因此我們幾乎停不下腳步來反思我們的很多問題。社會轉(zhuǎn)變過于急促，發(fā)展速度太快了，就消化不良，就會出現(xiàn)很多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的國力得到了空前的增長，為我們下一步發(fā)展搶得了時機。但我們所面臨的文化問題，可以說比經(jīng)濟還要嚴重。一個健康型的中國文化的重建，是一個同經(jīng)濟的現(xiàn)代化重建幾乎是同樣重要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我認為中共十七大報告是很偉大的�？v觀中共歷史上的多個報告，從來沒有出現(xiàn)將中華文化作為我們民族精神家園的提法，可以說將中華傳統(tǒng)文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把中國故事放在世界史敘事之中
　　
　　《對外傳播》：您在一次被采訪中曾說“把中國介紹給世界是北外的新使命”您認為我們在向世界介紹中國故事的時候應注意什么？
　　張西平：我認為最重要的一條是不能粉飾中國，要告訴外國人，我們中國現(xiàn)在完成的歷史是整個人類史上從來沒有經(jīng)歷過的歷史。因此我們面臨的各種問題實際上是人類面臨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如實地告訴我們的朋友，告訴世界，我們在經(jīng)歷著什么。中國是一個青春的中國，是一個轉(zhuǎn)變的中國，它的光明、成就在人類史上前所未有，問題也很突出。我們要把自己放在一個世界史的敘事中來與別人比較，來講述我們的故事。我們?yōu)槭裁匆�掩飾自己的錯誤呢？我們在30年間走完了人家百余年的道路，那我們有些錯誤是很正常的，關(guān)鍵告訴人家我們在怎樣努力完善。我認為，宣傳報道第一要真實，因為只有真實才能打動人。
　　《對外傳播》：您說把中國的這個故事放在世界史的敘事之中，我很贊成，因為這樣的話，我們與世界就有了共同的坐標系可參照，可以相互借鑒地穿越這段歷史。那么，在西方史上他們經(jīng)歷的哪些苦難可以為我們所借鑒，我們中國在發(fā)展中可借鑒他們哪些經(jīng)驗，繞過哪些暗礁？
　　張西平：現(xiàn)在我們進步的速度已經(jīng)是非�？炝�，如果從上述的角度去介紹中國的話，在介紹功績的同時也承認錯誤，洋人就會覺得你特別偉大。只有實事求是地報道，直面一切問題，這樣才可能在外宣上做出成就。
　　比如，法國人批評中國的時候常常從法國歷史出發(fā)，因為法國就是這樣單一民族國家的歷史，但是他們這樣認識中國是有問題的。從羅馬帝國解體到歐洲單一國家形成的歷史告訴我們，簡單地將西方的單一國家歷史與中國幾千年多民族歷史相比附，是不對的。但是他們是有理由提出這樣一個論點的，你不能否定他們的提問權(quán)。只是做說服工作的前提是必須要了解對方。今年3月份“拉薩3.14打砸搶燒事件”發(fā)生后，我和我在巴黎讀書的女兒每天都通話。我女兒用了我的很多觀點來說服法國人，都很成功。比如法國人就認為中國人統(tǒng)治西藏就是對異族的一種壓迫，西藏應該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他們很難從一個多民族國家的視角思考問題。我告訴女兒，中國的多民族有幾千年的歷史，不能因為法國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就不允許世界上有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存在。我們的多民族社會形態(tài)并不是現(xiàn)在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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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喬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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