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能否孵化出大師 機大師孵化營

　　近些年，隨著國學熱的持續(xù)升溫，與國學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書院，也逐漸進入人們的視線；與此同時，隨著張岱年、季羨林、任繼愈等幾位大師先后離世，人們對新的大師的出現(xiàn)又充滿著期待。在唐朝以后的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絕大多數(shù)大師與書院有著密切關系，如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由此，隨著書院眼下呈現(xiàn)“復興之勢”，人們自然而然地去想：以后的大師，會不會由書院來“孵化”?
　　如果真的指望書院能造就大師，這種想法可能是徒勞的。考證歷史就可以發(fā)現(xiàn)，書院與大師之間其實沒有必然聯(lián)系。在中國歷史上，常見的情形是，大師是書院的創(chuàng)辦者或修復者，大師是被邀請到書院的講學布道者。比如，朱熹1178年到白鹿洞書院時已48歲，他在白鹿洞書院的工作是修復書院，制定學規(guī)，招收門徒。陸象山1186年來到象山(今龍虎山)，是年他47歲，學生彭氏為他建造書院，主要是講學。錢穆先生1949年在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那時錢先生早已成大師。也就是說，大師不是從書院走出來的，而是從外邊走進書院的。
　　再研究一下大師的生平和成長，也可以發(fā)現(xiàn)，王國維、陳寅恪、熊十力、錢穆、錢鐘書等人之所以成為大師，乃是同時具備了主觀、客觀兩方面要素。主觀方面包括先天素質、后天努力等，而客觀方面則包括環(huán)境、時勢、機遇。所謂“時勢造英雄”，像清初“三杰”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的成就，與那個時代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再者，衡量大師的標準應該是“學高”，即他的學問達到的高度。書院固然可以提供一個講學的平臺，但是一個人再能講，講的都是別人的或者沒有什么深度的東西，也是永遠成不了大師的。比如眼下在全國都很紅火的“講壇熱”，你能說那些經由現(xiàn)代傳媒捧紅的“講師”就是“大師”么?
　　盡管給書院潑了不少冷水，但筆者認為，結合當今中國教育的大背景，書院在大師產出過程中仍可以發(fā)揮某種特殊作用。簡單來說，它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講會制度。所謂講會制度是指書院之間或不同學派之間的學術討論會，它是書院中的基本學術制度，主要功能是論證、闡發(fā)各自學派的學術思想，論辯不同學派觀點的真?zhèn)萎愅�，評議時政得失等。可以想見，學者們通過講會可以展開交流，通過交流可以實現(xiàn)碰撞，從而在心靈和思想上得到營養(yǎng)與提升。而考之中外大師成長的歷史，學術專制環(huán)境下而成為大師的幾無一例。從這個意義上講，講會制度對于大師的成長確有幫助。
　　二是自由爭辯制度。在歷代書院，自由爭辯是其核心精神。朱熹與陸九淵在鵝湖書院的辯論，至今讀來栩栩如生。那種毫無顧忌、認真執(zhí)著的自由之辯，讓朱熹與陸九淵思想都得到升華。如果沒有學者問的自由爭鳴，哪里有杰出的學術成果問世?那種讓人嘆為觀止的學術成就，那種永遠被翻閱和詮釋的文本，那種歷久彌新的學術思想，只能產生于沒有任何約束的爭鳴中。書院崇尚自由爭辯，并將其確定為制度，對于大師的成長而言，當然是具有非常積極意義的。
　　三是門戶開放制度。書院不是封閉的，對待外來的思想、學術、觀點，書院的態(tài)度是關注、理解、吸取，對書院以外的人才，書院是接納和尊重的。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新亞書院之所以能夠吸引無數(shù)大師并因此聲名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寬廣的胸襟、博大的氣概。大師是學者之王，一個人如果不能寬容他人觀點，不能積極吸收他人思想，不要說成為大師，怕不用多長時間，自己便干枯了。因此，書院的門戶開放制度的確也是有利于大師成長的。
　　概言之，如果我們能夠繼承并發(fā)揚書院制度中有益于學術發(fā)達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同時根據(jù)現(xiàn)代教育的發(fā)展狀況對書院制度進行完善，那么，對于書院在培養(yǎng)大師方面的積極作用，我們是樂觀期待的。(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李承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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