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開,讓我歌唱八十年代【閃開,讓我們歌唱80年代】
發(fā)布時間:2020-02-22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民生記憶之80年代 1980年,全國每人平均消費糧食428斤;平均每人用于購買穿著的消費為42元。城鄉(xiāng)人民棉布消費雖未達到1957年水平,但穿著的質量大大提高。1980年皮鞋銷售量達1.69億雙,比1957年增長8倍。
1980年,全國平均每人用于購買日用商品的消費為42.4元。購買自行車、手表、縫紉機、電視機等占用的消費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24.5%。
上個世紀80年代,始于這樣一個并不富裕的基礎。但改革開放,打開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1971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莊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的閆偉,在上世紀80年代瘋狂迷戀汪國真而有過做一名詩人的夢想;也在女排姑娘的激勵下有過努力成為運動員的沖動;她也曾是三毛的忠實粉絲,想去撒哈拉大沙漠旅行和流浪。然而,在歲月的沖刷下,閆偉沒有成為運動員,也沒有成為詩人,而是成了一位頗有成就的女商人。
偶像是女排姑娘
1971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莊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的閆偉,在上個世紀80年代,度過了人生中的初中和大學時代。
那時,閆偉的父母嚴格遵守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條,認為一切業(yè)余活動都是浪費時間,給她唯一合法的運動就是每天早起頂著星星去跑步。不過,和很多年輕人一樣,閆偉也有一些父母不知道的秘密:背著父母偷偷打排球。
“女排姑娘的影響力太大了,我經常和男生一起打,也不管什么身高和技術,有的時候手都打青了。當時就因為女排姑娘的影響,還想做運動員呢!遍Z偉說,女排姑娘就是那時候的偶像和英雄。除了女排姑娘,他們那一代人眼里,還有張海迪、汪國真、瓊瑤、金庸、三毛,都是崇拜的對象。
回想起來,那時候的理想也不少:在女排姑娘的激勵下,想過當一名運動員,也曾經打算像汪國真一樣成為詩人;看了三毛的書,還想去撒哈拉大沙漠流浪。
大學時代的方便面
80年代,整個社會的物質還很匱乏。閆偉記得那時候的飯桌飲食很簡單和簡樸,除了青菜就是湯與粥,下館子也沒有多貴的菜,記得吃得最多的就是宮保雞丁了。
方便面,在閆偉的大學時代也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就算以后你的臉變得像方便面,我還是依然和你泡到永遠,我沒有車、沒有錢也不會說誓言,我只有一個愛你的心能堅持五百年⋯⋯”80年代,名不見經傳的新人歌手肖飛伴隨著方便面的興起,以一首清新歌曲《方便面》一舉成名。
閆偉說,1988年開始上大學的時候,兩元錢六塊面餅,為了省錢,吃了兩年方便面,甚至有一天三頓吃泡面的經歷。從那之后,已經將近20年沒有吃過方便面。
沒成為運動員和詩人的女商人
透過一個一個生活片段的回憶,閆偉在她所經歷的那個時代不斷地沖刷下,沒有成為詩人,也沒有做成運動員。
因特別的緣由,閆偉下海進入商界,第一桶金是靠服裝批發(fā)賺來的。閆偉說,80年代打造了一批人―不服輸。這批人在很多方面都是現今社會的脊梁。
依靠第一桶金,如今的閆偉,經營著一家頗具規(guī)模的企業(yè),經營領域涉及貿易、投資、餐飲、房地產、廣告公司。對于自己的事業(yè),閆偉不愿多談,她說,一個人的成功,并不能以金錢來衡量。
如今的閆偉,因為自己做了母親,有了更多的責任意識。她正在努力開拓另外一個領域―慈善,希望能用自己賺來的錢和經驗回報這個社會。
閆偉說,她以前做慈善,只是一個“微塵”,只是覺得自己應該回報社會。而在不斷做慈善期間,閆偉發(fā)現,在目前的石家莊,企業(yè)家、普通市民的慈善意識還很薄弱,需要用一些方式來促進石家莊慈善文化的發(fā)展,激起更多的人關注慈善,而不是僅僅靠一些人的一己之力。
站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末端,回望那個離我們并不遙遠的上個世紀80年代,閆偉們從詩人,到運動員,再到商人,再到慈善,一步步走來,一道道不可磨滅的年輪印記,或深或淺地折射著我們這個社會的變遷。
80年代民生關鍵詞:
北京第一家個體飯館――悅賓飯館
1980年,北京第一家個體飯館悅賓飯館開業(yè)。隨后,越來越多的個體飯館出現在北京大街小巷。1980年9月30日,北京內燃機廠炊事員郭培基出門上班前,幫愛人劉桂仙生著了爐灶。下班時,他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自家被人群里三層外三層地圍著,人都排出了胡同,排到了五四大街上。老街坊扯了扯他的袖口,小聲問他:“你家飯館都開了,你還上什么班?快回家看看,來了好多老外。”
當天中午,爐火一直沒滅,劉桂仙便用僅剩的36元買了4只鴨子,打算烹飪出幾道菜,讓鄰居們嘗嘗。結果,消息不脛而走,嗅覺靈敏的西方媒體記者蜂擁而至。郭培基進屋時,有三個外國記者沒吃上開張頭餐不愿意走。郭培基向鄰居借了點面條,做了幾碗打鹵面,幾名外國記者吃得兩眼放光。
美國合眾社記者龍布樂后來在他的報道里這樣寫道:“在共產黨中國的心臟,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業(yè)正在狹窄的小胡同里恢復元氣!
時隔近30年后的2008年,《京華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記述了當時正上高中的陳林到悅賓飯館吃飯的感受。
當時,陳林從《北京晚報》的頭版看到了這個消息,他央求父親帶他去排隊嘗鮮。至今他還記得,在那個下著雪的冬夜,一家三口在等了兩個小時后,終于能夠擠在狹窄的角落里,點了三菜一湯――燒鍋鴨、魚香肉絲、扒白菜以及鴨架豆腐湯,杯碗碟堆了一桌子。父親因為高興,還特意要了一瓶3毛9分錢的啤酒。
“從沒吃過那么好吃的菜。”陳林回憶著自己滿嘴是油的幸福表情,重復當初在悅賓飯館里的感嘆。這頓飯花費了不到4塊錢,相當于當時陳林家四天的伙食費。
悅賓飯館的名氣越來越響。1981年春節(ji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姚依林到悅賓拜年,鼓勵郭培基夫婦“把買賣做大”。有了“大人物”的肯定,夫婦倆高興地買了一麻袋鞭炮,讓孩子們都放了,足足響了半個鐘頭。
崔健《一無所有》橫空出世
1986年,在北京舉行的紀念’86國際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崔健“平地一聲吼”了一首《一無所有》,橫空出世。
崔健當時穿了一件頗像大清帝國時期的長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兩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臺時,臺下觀眾還不明白發(fā)生了什么事情。
當音樂響起時,崔健唱出了“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臺下變得靜悄悄。十分鐘后,歌曲結束時,在熱烈的歡呼和掌聲中,中國第一位搖滾樂人誕生了!
從此,崔健被譽為中國搖滾之父。
從此,《一無所有》在中國搖滾甚至流行樂的歷史上,成為一個里程碑。
在國外,搖滾樂其實就是通俗流行音樂的一種,然而在中國這個文化底蘊無比豐富的五千年文明古國里,我們的搖滾,成了一種與流行樂截然不同的音樂。因為在國外,搖滾是主流,而在中國,搖滾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另類”。
崔健和《一無所有》是一個符號,他告訴世人,中國也有世界級的歌手和搖滾樂。此后,搖滾樂蔚為大觀,均得益于崔健的“平地一聲吼”。
崔健說的好,《一無所有》的精神仍在延續(xù),那就是敏感的質疑。
今天的社會,一無所有已不再光榮,許多人夢想成為中產階級,此時,重溫當年崔健的一聲《一無所有》,還是讓人難以平靜。
正如一位樂評人所說,那時,崔健的歌是我們唯一相信的東西,他的愛情讓我們溫暖,他的憤怒是我們的不平,他的晦澀令我們拘謹,他的溫柔是我們的聲音。
《一無所有》標志著一個時代的心態(tài)。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以1987年《信天游》為標志,“西北風”的狂潮開始影響了一代人!拔壹易≡邳S土高坡,大風從坡上刮過,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薄饵S土高坡》成為“西北風”最廣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
“西北風”把眼光聚向溝壑縱橫、沙丘起伏的黃土高原,大自然賦予它空曠、奔放、高亢、悠揚的格調;它產生在土壤貧瘠,雨量稀少,氣候嚴寒的生存條件下,貧困賦予它蒼茫、悲涼、激越、深沉的情懷。這些灼熱粗獷的歌唱,像破碎的楊花飄落我們肩頭。他們卸下了一代人的苦難,延續(xù)成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長城飯店只有窗外的塵土是中國貨
1984年6月20日,北京首家中外合資五星飯店―長城飯店開業(yè)。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84年6月6日報道,聳立在北京市郊的長城飯店是一座富麗堂皇的20層高樓,乍看上去,它好像與周圍的環(huán)境不大協調,是西方物質主義時尚的一個實例。“在這里,只有窗外的塵土是中國貨。”
長城飯店開業(yè)歷程,記錄的是中國旅游業(yè)在改革開放中艱難起步的歷史。
1984年,中國有了高爾夫――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
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位于廣東省中山市石岐以南約23公里,由香港知名人士霍英東先生及鄭裕彤先生等投資興建。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是中國第一家高爾夫球會,同時亦是中國第一個具備三十六洞可作錦標賽的標準高爾夫球場。球場最獨特的地方是由兩位舉世聞名的職業(yè)球手阿諾龐瑪(Arnold Palmer)和積尼告斯(Jack Nicklaus)精心設計而成,堪稱世上獨一無二的佳作。
1987年5月5日,首都第一座跑馬場在京西稻香湖公園建成,并開始接待游人。這座由京郊蘇家坨鄉(xiāng)“奔馬”經濟旅游開發(fā)公司投資經營的跑馬場,占地75畝,擁有跑馬、走馬20匹。
遙遠時空中的超級無敵親愛的麥乳精
麥乳精是一種以牛奶(或奶粉、煉乳)、奶油、麥精等為主要成分制成的速溶性飲品。80年代初期的禮品消費文化是“溫飽型”,補品并不多見。盡管那時已有了“蜂王漿”之類,但人們走親訪友,送麥乳精還是最流行的。
有一篇博客《遙遠時空中的超級無敵親愛的麥乳精》寫得很俏皮,但也讓許多人感同身受:
今天翻雜志,看到“上海牌麥乳精”六個字,懷舊情緒油然而生。
80年代末90年代初,風靡中國的探望病人、長輩的必備禮品。
在那個零食匱乏的年代,我經常偷吃奶奶的麥乳精,并不知疲倦地發(fā)明了N種吃法。最喜歡干吃。
閉上眼睛我就能想起它的樣子:胖胖的,上面有麥苗圖畫的黃色圓柱體里裝著我親愛的粉嫩嫩顆粒狀的麥乳精。
后來不知怎么,麥乳精就從國人的生活中消失,也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也很不厚道地慢慢忘記讓我曾經無限HAPPY過的它。
今天我終于明白為什么到現在過年回家,奶奶和外婆總還是把人家送給她們的奶粉、麥片之類的東西,硬塞給我。原來她們還記得那個愛吃麥乳精的孩子。
當時市面上比較多,是“強化牌上海麥乳精”,相信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盼著家里人生病,探望的人總會帶來麥乳精;一把一把地干吃,然后被父親發(fā)現,然后挨打。
像磚頭一樣的“大哥大”
1985年3月5日《工人日報》報道,從1984年10月開始,上海出現了“私人電話熱”,10月至12月平均每日申請安裝私人電話數猛增到1500余戶。
整個90年代,私人電話漸漸進入中國普通人的家庭。2001年6月24日下午,上海電信公司線務員卞金凱拆除了新橋傳呼電話服務站的通訊設備,因為居民幾乎家家裝了電話,傳呼電話沒人打了,功成身退。
1987年,摩托羅拉公司推出了一款像磚頭一樣大小的手機,學名叫800兆移動電話。
民間管它叫“大哥大”。
“大哥大”一下子成了絕對的身份象征,擁有者差不多全是各界顯要人士:包工頭、大老板或者是當年第一批下海淘金的中國股民。那時候拿這么個物件,在馬路上大聲喊話,會引來羨慕的眼光;擁有者到公共場所,一坐下來,必然是什么話也不說、什么事也不做,先把這大家伙放在桌上,勝過千言萬語,絕對的顯擺!
黃宏和宋丹丹后來諷刺的“移動電話要移動著接”,是生活的真實寫照。
“大哥大”的出身其實很粗俗。黑社會叫小頭頭為“大哥”,叫大龍頭為“大哥大”,港匪片里的黑社會老大拿著一個磚頭似的玩意,沖著它惡聲喝叫,很神氣很牛氣。
當時人們月收入從百元至一千元不等,但“大哥大”每臺售價卻要3萬多元,加上入網費,每臺價值4萬多元,黑市價值更高達5萬元;通話費也十分昂貴,一般人可買不起、也用不起“大哥大”這種奢侈品。價格貴貨源也少,基本上都是從香港過關的進口貨,沒相當過硬的關系,即使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得到。
所以在當時,“手拿大哥大,腰別BP機”―但凡街上有人是這副裝扮,不用說,要么就是剛發(fā)跡的“萬元戶”,要么就是有權勢的大人物,讓人又羨慕又敬畏,崇拜不已。
“大哥大”出現不久,尋呼機作為它的兄弟,進入人們的生活。從數字升級到了漢顯,它的普及率逐漸地提高。
也有人叫它BP機。
那時,一部呼機加上入網費等要花費2000多元,而且買呼機還要托人。
后來有篇《蘇廠長的一天》報道說,上海三槍集團董事長蘇壽南的司機沈建華,腰上掛著兩只BP機,原來,其中一只BP機是小沈為了保證每天6點能準時接蘇壽南上班,而設置的定時呼叫機。
“有事您呼我”曾經是最時尚的告別語。
老百姓可以買金戒指、金項鏈了
1981年開始,在國內發(fā)行國庫券,當年發(fā)行40億到50億元。
1982年8月9日,中國人民銀行發(fā)出通知,在國內恢復銷售黃金制品。
1982年9月28日,《新民晚報》記者潘新華和同事劉開明起了一個大早,來到上海南京西路大光明電影院東邊的“上海工藝美術品服務部”。
商店開門之后,潘新華看了一下柜臺里面,只有三樣黃金飾品:戒指、項鏈、雞心掛件,都是14K金的,每克30元。
那天,是黃金飾品開始銷售的日子。
正在潘新華端詳那些黃金飾品時,顧客已在店里排起了隊。
打頭的是一對母子,母親是羊毛衫廠的工人,兒子是特地陪她來的。來人買一枚37.1元的14K金戒指,“家里的日子現在過得不錯,人人都有工作,所以決定買枚金戒指!眱鹤咏忉屨f,“這都是媽媽用自己的錢買的!
當時商店的經理葉鴻年告訴潘新華,“今天我們賣的是14K的金飾品,11月3日我們會賣成色更好的!1982年11月3日那天,潘新華再去這家商店時,品種果然增加了許多,金飾品中出現了純度更高的18K金。他記得,當時18K金飾品中,最便宜的是49.2元,比一級工42元的月工資還要高。戒指里面增加了老上海喜歡的閃光戒、花細戒,項鏈也多了方絲鏈、馬鞭鏈等品種。
事實上,1964年央行為金銀加工業(yè)停止供金之后,到1982年長達18年的時間中,老百姓購買金飾品的渠道是斷絕的。
又暖又輕的軍大衣
80年代中期,陡然又見中國民眾在冬季來臨時,不分階層、不分男女、不分職務、不分老少地幾乎每人一件軍綠色棉大衣。
究其原因,一是時髦青年進入舞場等娛樂場所后,需要著裝單薄,而當時交通工具又以自行車為主,所以室內服裝無法適應室外的寒冷氣候,購一件裘皮大衣按當時的經濟水平又很難做到。加之剛興起來幾年的防寒服衣身太短,不能保證腿部溫暖,這時的權宜之計就是花上相當于一般月工資三分之一的價格去購一件價廉物美的軍綠色棉大衣。
年輕人一旦率先穿起,軍大衣竟成了新潮時裝。
或許是軍大衣確實價格適中,又暖又輕,或許是中國人求同從眾心理很強,一時各工作單位發(fā)放福利品時也常有軍大衣。各級領導干部去工廠、農村視察、檢查工作及勞動,凡冬日總是以軍大衣為外套的形象出現。再接著,離退休老干部、中青年醫(yī)生和教師等也都以軍大衣為現代、年輕、精力充沛且不脫離群眾的象征。
這股軍大衣風刮了近十年,直到90年代初期,皮衣大量上市,且低、中、高檔價格能滿足不同經濟水平的著裝需求,人們才開始舍棄軍裝包括“軍大衣”了。
成了“萬元戶”都不敢跟別人說
“萬元戶”,一個80年代初很流行的詞,也是許多農民羨慕的稱謂。顧名思義,“萬元戶”就是收入達萬元的戶,或是家里有萬元積蓄的戶。在當時的農村,誰家能稱得上“萬元戶”,就是家庭擁有巨額財富的代名詞,是先富起來的代名詞。
1980年4月18日,新華社播發(fā)了一篇通訊《雁灘的春天》,報道了1979年末蘭州市雁灘公社灘尖子大隊一隊社員李德祥家里有六個壯勞力,當年從隊里分了一萬元錢,社員們把他家叫“萬元戶”,李德祥成為我國首個公開報道的“萬元戶”。
1980年11月17日,新華社發(fā)表了記者李錦拍攝的一幅照片,報道了山東臨清八岔路公社趙塔頭村一隊社員趙汝蘭,當年一家種棉花純收入10239元,這是媒體首次報道山東“萬元戶”的消息,趙汝蘭也成了山東首位見諸報端的“萬元戶”。這則攝影報道先后被國內外51家新聞媒體采用,“萬元戶”一詞也隨之流行起來。
趙汝蘭老人已于2004年去世,他的老伴王立芬回憶:“那時候他爹領著幾個孩子,一天到晚撲在棉花田里。年底賣了棉花,家里一下子成了‘萬元戶’。從那時起,不但全家人的吃穿不愁了,而且當年就用賣棉花的錢,先后添置了5輛自行車、三臺縫紉機、2塊手表、一臺座鐘和2部收音機!
趙汝蘭的大兒子趙光澤回憶,“當上面有人來問我們家當年的收入時,我父親又‘害怕’了,吞吞吐吐只說沒收幾個錢!
“萬元戶”,掀開了中國致富的潮流。
據曾任廣東省南?h委書記的梁廣大回憶,80年代初期,南海富起來了。有一年春節(jié),縣里開著一溜車隊,敲鑼打鼓進入那些先富起來的村,下車后干部們抬著6頭重達百斤的豬,還有自己釀造的10壇酒請社員吃飯。
1982年,誰也不敢露富的時候,上海嘉定的農民陸榮根,公開宣稱:“我承包養(yǎng)雞,去年收入超過一萬五!彼蔀樯虾=紖^(qū)第一個主動亮相的“萬元戶”。
我們都下海吧
有人說1984年是一個躁動而熱烈的年份,更有人說1984年是“公司元年”、“下海元年”,“我們都下海吧”,是流傳在年輕人之間最具蠱惑性的試探。
1984年,似乎是一個屬于珠江三角洲的年份。
1983年來到深圳的王石,乘小巴去蛇口。從深南路拐進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見路北一側聳立著幾個高大的白鐵皮金屬罐。在蛇口碼頭邊,也見到三座類似的金屬罐。他好奇地向周圍的人打聽,得知是飼料廠的玉米儲藏倉。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國正大集團、美國大陸谷物公司與深圳養(yǎng)雞公司合資的飼料生產企業(yè)――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碼頭的飼料廠是新加坡遠東集團投資的面粉加工以及飼料廠――蛇口遠東金錢面粉飼料企業(yè)。
經打聽王石得知,香港大量需要玉米,而香港本土并不生產玉米,幾乎都是從外地進口。王石想為何不從東北直接運到香港呢?
于是,王石的第一單玉米生意開始了,經過幾番周折,他與正大康地公司簽訂了第一單生意,“空手套白狼”賺了40萬。這是他挖到的第一桶金。
有了第一桶金,王石在1984年組建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這就是“萬科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特區(qū)和毗鄰港澳的地理優(yōu)勢,使幾乎所有在20世紀崛起于珠三角的企業(yè),找到了先發(fā)、先行的機會。80年代中期,中關村繁榮初顯。柳傳志走出中科院,從兜售電子表和旱冰鞋,批發(fā)運動褲衩和電冰箱開始“聯想”,終于在20年后以12.5億美元收購了IBM的PC事業(yè)部。
柳傳志在談到自己創(chuàng)業(yè)心得時,如實地回憶說,在1984年創(chuàng)業(yè)之初,他們總共拿到了20多萬元投資,但誰都沒有想到,不到一個月就被騙走了14萬元,而且還是被一個女子騙走的。這對當時剛下海的柳傳志的打擊,實在是難以想象。
一代企業(yè)家,用或婉約或極端的方式,開始了破繭成蝶的自我蛻變與不可思議的創(chuàng)業(yè)傳奇。
浙江海鹽襯衫廠步鑫生,遼寧本溪蔬菜公司女工關廣梅,河北石家莊造紙廠馬勝利(外號“馬承包”),都是80年代商品經濟的風云人物。
相關熱詞搜索:讓我們 閃開 歌唱 閃開,讓我們歌唱80年代 閃開讓我唱八十年代吉他書 歌唱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