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 “不務(wù)正業(yè)”的王世襄

　　每次走進上海博物館,我都要在明清家具展館駐足再三,細細打量那些由王世襄收藏過的家具。我說不清哪一件曾在他家里見過,但有一種特殊的好奇和親切。 　　多年前的一個冬日,那時他還住在芳嘉園的院落,我走進零亂簡陋的房間里與他面對�；馉t不旺,屋里有些冷。但是,聽他談熟悉的友人,聽他談自己的往事,一時間,我感到物質(zhì)的因素在這個居室仿佛處在極不起眼的位置。他那種對文化的執(zhí)著,那種與眾不同的對藝術(shù)收藏所持的迷戀,漫溢出精神的暖意。
　　“我是不務(wù)正業(yè)�！泵看握f到自己的經(jīng)歷,這位30年代燕京大學的學生,總是這樣自嘲�？墒�,他正是從這種“不務(wù)正業(yè)”中,不經(jīng)意地履行著一個文化人的歷史使命。
　　
　　生在大家族
　　
　　王世襄,號暢安,1914年出生于北平,我國著名學者、文物專家,有“京城第一大玩家”之稱。祖上是福州的大家族,在其祖父那一代來到北平,從此定居于此,到王世襄已是第三代。
　　父親王繼曾在南洋公學畢業(yè)后,1902年隨中國駐法公使孫寶琦前往法國進修,并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09年回國后,曾一度擔任軍機大臣張之洞的秘書。民國后,1920年父親被派任駐墨西哥使館公使兼理古巴事務(wù)。本來全家要一起隨父親赴任,但此時王世襄的哥哥王世容不幸夭折,只有七歲的王世襄本人也患猩紅熱初愈,不宜遠行,母親為此只好留在上海。王世襄十歲時從南方回到北平。此后,除抗戰(zhàn)期間幾年流亡四川外,王世襄的一生都在這座古都度過。老北京的風土人情浸染著他,令他著迷,令他沉醉。
　　王世襄母親的娘家也是望族。王世襄曾說:“母親家有錢。外公在南潯鎮(zhèn)。發(fā)了財?shù)氖撬�的父親,做蠶絲生意。外公沒有出過國,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辦電燈廠,投資開西醫(yī)醫(yī)院,把幾個舅舅和我母親一起送出國,到英國留學,那還是19世紀末�！�
　　有這樣的家庭背景,實在是王世襄的幸運。一方面他可以從小受到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在頗為開放的教育環(huán)境中成長。
　　對王世襄的藝術(shù)興趣產(chǎn)生直接影響的恐怕要算他的母親和舅舅。大舅金北樓是20世紀初北方畫壇的領(lǐng)軍人物,其發(fā)起組織的湖社在美術(shù)界影響甚大。受其影響,王世襄的母親金章也成為著名魚藻畫家,二舅金東溪、四舅金西崖還是著名竹刻家。王世襄難忘母親的作品帶給他的快樂�？箲�(zhàn)后期,在川西小鎮(zhèn)李莊的艱苦環(huán)境中,他在梁思成帶領(lǐng)下從事古建筑研究,同時,他抽時間一筆一筆在油燈下用小楷認真抄錄母親撰輯的畫魚專著《濠梁知樂集》四卷,用母親的雅興來充實自己。人到晚年,他仍不忘精心編輯出版母親的作品集。他重新品賞一幅幅精美畫圖,看那些美麗的金魚呼之欲出,兒時在母親指點下欣賞金魚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70年代,王世襄曾受舅舅金西崖的委托整理他的專著《刻竹小言》予以出版。王世襄在此基礎(chǔ)上擴展而成的《竹刻鑒賞》,也就成了明清以來竹刻藝術(shù)精華的薈萃。
　　
　　幸遇梁思成
　　
　　晚年時王世襄自己曾這樣說過:“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yè)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懷鳴蟲,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彼�說這番話當然帶有自謙成分,但也道出了幾分實情。
　　上小學前后,王世襄玩興十足。他先養(yǎng)鴿子、捉蛐蛐;稍大,用葫蘆養(yǎng)冬日鳴蟲,并學會在葫蘆上燙花。進燕京大學后,王家在校園附近擁有的一大片菜園子,居然成了他種葫蘆、養(yǎng)鷹、養(yǎng)狗、養(yǎng)鴿子、邀請玩家們來此相聚的世外桃源�？梢哉f,在十多年的時間里,王世襄這位家境殷實的孩子,活得無憂無慮,快活自在。動蕩的時局,似乎與他無關(guān),與眾多京城玩家們無關(guān)。他們沉浸在自己的快樂之中。
　　造成青年王世襄生活道路轉(zhuǎn)變的重要原因是母親的逝世。
　　1939年母親去世,對我打擊很大,覺得家里這么重視我的學習,我愧對他們。于是,我開始研究《畫論》。燕京大學沒有美術(shù)系,我在文學院做的算是跨學科題目,學校同意了,三年級獲碩士。我一直到進研究院才開始認真念書。
　　《畫論》是我一生中最難寫的一個題目,涉及哲學、歷史、藝術(shù)許多學科。研究院畢業(yè)時只寫到宋代,離開學校后父親鼓勵我把書寫完。1941、1942年兩年靠父親養(yǎng)著把全稿寫完,但自己還總覺得不滿意,太幼稚。一直想修改,未能如愿。后來又害怕被說成是唯心主義,故至今未出版。
　　也許可以說,撰寫《畫論》的過程,也就是王世襄真正完成未來道路選擇的過程。處在淪陷區(qū)的北平,未來局勢并不明朗,民族與個人的生存仍在危機之中,但學術(shù)性格既然形成,學術(shù)方向既然確定,像王世襄這樣的文人就會義無反顧地往前走去。
　　完成《畫論》之后,王世襄1943年辭別父親,離開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開始了輾轉(zhuǎn)求職的行程。
　　父親讓我找工作。我繞道河南、陜西到了西南。行程一兩個月。我到成都燕京大學分校,校長梅貽琦留我當中國文學助教。我不愿意,到了重慶。在故宮的辦事處見到了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馬先生與我父親是小學同學,他在故宮接待外賓時,還請我父親來任翻譯。馬先生是看著我長大的。馬衡給我一個秘書職位。南遷的文物,分別放在樂山、安順、峨眉山的山洞里。我提出想要看文物,但戰(zhàn)時不能看,我就不愿意當這秘書。我想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當時所長是傅斯年。梁思成帶我去見他。傅斯年對我說:“燕京大學畢業(yè)的學生,不配到我們這兒來�！�
　　未能被傅斯年選中,雖有遺憾,但王世襄慶幸的是他最終被梁思成選中。在見到梁思成之前,王世襄就已經(jīng)非常熟悉這個名字,也非常敬重他。王世襄的哥哥在清華大學與梁思成是同班同學,住同一個宿舍。梁思成的姐姐是他母親的好友,在北平時他就和梁思成的妹妹、外甥熟悉。
　　梁先生便要我參加營造學社工作,待了兩年。當時李莊集中了不少高級知識分子,同濟大學、營造學社都在那里。我到了李莊,研究古代建筑,也就與之有了關(guān)系。
　　營造學社是梁思成自美國留學歸來后,由朱啟鈐創(chuàng)辦、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筑研究機構(gòu)。這是一群令人欽佩、令人敬仰的知識精英。有他們在,有他們的精神渲染,遠離重慶四百多里的寂寞偏僻的川西小鎮(zhèn)李莊,如同一個溫暖的家園,讓漂泊的王世襄,找到了最好的棲身之地。從這些精英那里,他感受著中國知識分子最美麗的精神世界。而最終,他也會以自己的步履,走進他們的行列。
　　在李莊,王世襄開始研究古代建筑,和營造學社的同仁們一起進行野外調(diào)查。如參與李莊宋墓的調(diào)查,由他繪圖并撰文研究該墓的結(jié)構(gòu)、雕飾等。他對佛像的搜集和研究,對明清家具的偏愛,也始于此時。在北平撰寫《畫論》時確立的學術(shù)方向,現(xiàn)在有了更加廣闊的背景,因而根底也就更加扎實而深厚。
　　抗戰(zhàn)勝利在即,梁思成交給王世襄一項工作,由他負責校對中英文《戰(zhàn)區(qū)文物目錄》。
　　當務(wù)之急是如何才能讓中國的士兵和美國的空軍知道需要保護的文物有哪些處,確切的位置在哪里。如果能使他們多少知道一點鑒別知識則更好。只有如此,反攻時文物古跡才能避免遭受炮轟和轟炸。具體的辦法是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編出一本文物古跡目錄,并在地圖上標明名稱和方位。中英文各備一份。
　　時隔半個世紀,王世襄才在“文革”后發(fā)還的一捆資料中意外發(fā)現(xiàn)了這本《戰(zhàn)區(qū)文物目錄》。他細細翻閱,當年的戰(zhàn)火硝煙,后來的風風雨雨,都歷歷在目。
　　
　　追尋國寶的歷程
　　
　　戰(zhàn)火硝煙尚未散盡,身負重任的王世襄,便開始了追尋國寶的行程。
　　1944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重慶成立了一個“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由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擔任主任委員,馬衡、梁思成、李濟等擔任副主任委員。王世襄負責校對的《戰(zhàn)區(qū)文物目錄》,即是以該委員會名義編印的。該委員會還計劃隨著進軍步伐,配備相應(yīng)的文物工作人員,隨行保護文物。梁思成征求王世襄的意見,是否愿意參加類似工作,王世襄表示同意,并希望能到北方去。一來北平一帶他比較熟悉,二來老父一人在家,可以借此機會回家看看,三來希望能回家完婚。
　　王世襄思念中的戀人是他燕京大學的校友袁荃猷。袁荃猷比王世襄要低幾級,且是在教育系,大學期間兩人并不認識。當王世襄1940年在研究院攻讀研究生撰寫《畫論》時,袁荃猷準備編寫一部中國繪畫教材作為大學畢業(yè)論文。燕京大學沒有美術(shù)系,教育系主任便介紹袁荃猷來找王世襄,請王世襄指導編寫。他們的愛情從此開始。王世襄到營造學社后,兩年時間里從未停止過給留在北京的袁荃猷寫信,雖未收到多少回信,但他已下定決心,非袁荃猷不娶。
　　后來的日子證明,他的選擇非常正確。他們有著共同的文化興趣和性情。袁荃猷充分理解和支持王世襄傾心收藏的舉動,哪怕經(jīng)濟拮據(jù)時,哪怕身陷逆境時,她從未有過半點怨言。袁荃猷喜愛刻紙,熟諳古琴。她雖未學過繪圖制圖,但王世襄后來所有著作中的線圖和彩色繪圖,如明清家具、鴿哨等,都由她精心繪制而成,其細致、簡潔、準確,令人贊嘆不已�？梢哉f,他們的生活和事業(yè)已經(jīng)緊緊連在一起,融為一體了。
　　1945年9月抗戰(zhàn)勝利之后,王世襄離開李莊,來到重慶,經(jīng)馬衡、梁思成引見,杭立武同意委派王世襄到該委員會平津區(qū)辦公處工作。教育部特派員沈兼士(曾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當時兼任該委員會平津區(qū)代表,考古學家唐蘭、傅振倫任副代表,王世襄是平津區(qū)助理代表,這一年,他三十一歲。
　　他于當年年底與袁荃猷結(jié)婚,與此同時,他也開始了追尋國寶的工作。經(jīng)過一番了解后,辦公處感到應(yīng)把力量放在清查日本人、德國人隱匿的文物上才能有所收獲。于是,王世襄開始廣泛走訪京城古玩商,還在中山公園董事會設(shè)宴招待北平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王世襄早就熟悉北平古玩界,如今置身其中,他如魚得水。
　　從1945年11月起到1946年9月止,約一年時間里,他在京、津兩地經(jīng)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以下六項:沒收德人楊寧史青銅器二百四十件;收購郭觶齋藏瓷;追還美軍德士加定少尉非法接受的日人瓷器;搶救面臨戰(zhàn)火威脅的長春存素堂絲繡;接受溥儀存在天津張園保險柜中的千余件文物;接收海關(guān)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
　　這些追尋回來的文物,不少堪稱國寶。楊寧史的青銅器中,有唐蘭定名為“宴樂漁獵攻戰(zhàn)紋壺”的戰(zhàn)國銅壺等,藝術(shù)價值極高;郭藏瓷器中清官窯古銅彩犧耳尊,為故宮所缺;存素堂絲繡是朱啟鈐民國前期的藏品,張學良收購后存于長春銀行內(nèi),曾被偽滿洲國定為“國寶”;溥儀張園藏品中,有商代鷹攫人頭玉佩無上精品,宋元人手卷四件等。
　　
　　蒙冤的歲月
　　
　　1946年7月,王世襄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
　　王世襄與故宮是有緣分的。王世襄的父親與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馬衡是小學同學,也是摯友。而舅舅金北樓曾經(jīng)負責將熱河的文物運到故宮前庭,開辟古物陳列所并展出。一個熱愛文物的人,能夠成為故宮的一員,并擔任重要職務(wù),這的確是王世襄最理想的選擇。1948年5月,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曾給故宮一個去美國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的名額,馬衡派王世襄前往。一年多后,1949年8月,王世襄途經(jīng)香港回國,又走進了幽深的故宮。他的事業(yè)、情感與夢想,都與這里緊緊相連。
　　尷尬與屈辱在1952年突然降臨。這一年,國家各機關(guān)開展大規(guī)模的反貪污、反盜竊、反浪費運動,由于他有追還大量國寶的特殊經(jīng)歷,運動中便成了故宮的重點審查對象。有關(guān)人員說什么:國民黨還有不貪污的?你是接收大員,難道沒貪污?就這樣,他毫無來由又順理成章地成了“大老虎”。
　　被懷疑、被囚禁的經(jīng)歷讓他困惑、憤懣。
　　“三反五反”時我在故宮。被關(guān)押到東岳廟,遭逼供,窮追猛打,疲勞轟炸。
　　有一個叫李連鏜的,喜歡收集小絲繡,譬如繡像、經(jīng)版和各種荷包之類的東西,當時這些東西很便宜。他買時也給我看過。運動把他逼得沒辦法了,只好交代是偷來的。
　　我那時對黨充滿崇高敬意。心想毛主席說要實事求是,他們胡說,我就應(yīng)該糾正。你看天真到何種程度�？葱绽畹倪@樣說,我就向組織匯報,說李的那些東西都是買的,不是偷的,因為故宮藏品中沒有這種東西,而且他在買后都給我看過。結(jié)果說我是破壞運動,單獨開大會批判,甚至還擺出要槍斃我的陣勢。
　　我們在東岳廟開全體大會,我不知道要說假話,說真話反而不行,實事求是不行的。許多人都是胡說八道。一個姓季的編了一大套,說有王世襄,有他,一起拿鑰匙去開柜子,開開了,最后又擱回去了。還有一個人,實在被逼得沒轍了,上廁所時只好偷偷地對一個真偷了文物的人說:我實在交代不出來,天天受罪。求您把您偷的東西勻一點兒給我由我來交代好不好?你看,情況就是這樣。此事后來成了笑話,逼得向賊勻贓,豈不是笑話。可見逼供要不得。國家明明規(guī)定不準逼供,事實上是徹頭徹尾的逼!
　　在東岳廟我被關(guān)押了四個月,然后又關(guān)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手銬腳鐐。在那里我被關(guān)了十個月,得了肺病。他們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鋪查了,沒有找到我的問題,家里的東西全抄走,也查明沒有問題,后來才全部退還。我終于被放了,因為我確實清白無辜。但至今沒有作任何結(jié)論或給個說法。
　　一時受到懷疑也許還能忍受,因為自己心底坦蕩,不懼怕誣陷或誤會。但最大的打擊卻隨后來到:
　　審查結(jié)果,沒有貪污盜竊問題,釋放回家。但同時接到文物局、故宮博物院通知,我被解雇,開除公職,令去勞動局登記,自謀出路。這豈不是把追還大量國寶,認為是嚴重罪行?否則怎會如此處理!就這樣我在家養(yǎng)病一年后,勉強地接受民族音樂研究所李元慶、楊蔭瀏所長要我參加工作的邀請。失去了視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離開了曾以終身相許的故宮博物院。
　　這次變故對我是很大的打擊,情緒也受到極大的影響。1948年我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到美國考察,我在國外時幾所大學請我去當副教授,我沒有考慮,還動員一個堂弟去學習文物保護。他是學習化學的,我也動員他回來搞文物保護。我滿腔熱忱為故宮工作,可是“三反五反”卻給我這樣的打擊,那么不講情理。從此,我只好自己干自己的。想想從抗戰(zhàn)勝利后,我在故宮不搞研究,而去修庫房、做柜子、整理卡片和資料分類等基礎(chǔ)工作,一心想搞成一個現(xiàn)代的博物館,沒有半點私心。但結(jié)果是這個下場,并從此受到不應(yīng)有的歧視。很喪氣,萬念俱灰。
　　1957年,已經(jīng)在民族音樂研究所工作的王世襄,在鳴放中提意見,對自己在“三反”中的冤屈發(fā)表看法:不該沒有確鑿證據(jù)就長期拘押他;不應(yīng)違反黨的禁令,采取“逼供”;不該查明沒有問題,而且是曾追還大量國寶的人,實為有功無罪,卻將他開除公職。這些堂堂正正的意見轉(zhuǎn)而成了王世襄新的“罪狀”,他成了“右派”。1962年,王世襄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調(diào)他歸隊,回文物單位工作。當時征求他的意見是否回故宮。他執(zhí)意不去,而是去了文物研究所。幾十年后,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人事不可知,無端系牢獄。
　　只因繳獲多,當?shù)郎�疑竇。
　　十月證無辜,無辜仍棄逐。
　　蒼天胡不仁?問天堪一哭!
　　欲哭淚已無,化淚為苦學。
　　寫此詩時,王世襄整整八十歲。
　　
　　走出“文革”的陰霾
　　
　　政治動蕩的年代,最大沖擊在“文革”初期的“破四舊”中來臨。
　　鋪天蓋地的風暴中,王世襄被迫率先起來“自我革命”。他環(huán)顧四周,家里都是多年精心收藏起來的珍貴文物。明式家具、佛像、銅器、鴿哨等,在這場風暴中,它們無疑都屬于應(yīng)該破除之列的“四舊”。在這樣的情形下,王世襄非常害怕這些他所珍愛的東西,會在隨時可能沖進家中的紅衛(wèi)兵們手中化為灰燼。他主動跑到文物局,請文物局的紅衛(wèi)兵前來抄家。這些紅衛(wèi)兵的確與眾不同,雖然是抄家,卻知道這些文物的價值,運走時非常小心。有這樣一個細節(jié):一個小學生到院子里來看熱鬧,在一塊古代巨型條磚上踩了一下,一位紅衛(wèi)兵便訓斥道:“靠邊點,踩壞了怎么辦?”那個小學生說:“踩壞了我賠!”紅衛(wèi)兵說:“你賠得起嗎?你知道這是哪個朝代的?”嚇得小學生趕緊站到了一旁。
　　文化盡管會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卻不會泯滅。文化的延續(xù)正有賴于一個個普通文人生生不息的文化信念。
　　懷著這樣的信念,王世襄默默地在風雨飄搖之中走著。難以放棄的是自小感興趣的一切,無法割舍的是對傳統(tǒng)、對藝術(shù)的鐘愛。因為種種原因,多年來他除了偶爾發(fā)表一兩篇文章外,專著甚至連一本也沒有機會出版。但他沒有放棄自己的選擇。
　　“文革”期間他在干校三年半,在那里放牛、種菜、種水稻,什么活都干過。讓他欣慰的是,他的肺病居然因勞動而痊愈。在他看來,這是自己命大。盡管前途尚無法預(yù)料,但他下決心要養(yǎng)好身體。早已形成的文化情趣,任何情形下都無法拋棄。他留戀著自己的夢,他惦記著許多積累的材料還未寫出書來。他發(fā)誓一定要把想寫的東西寫出來。在菜地忙碌時,滿目金黃的菜花讓他有感而發(fā),寫下題為《菜花精神》的一首詩。詩曰:
　　風雨摧園蔬,
　　根出莖半死。
　　昂首猶作花,
　　誓結(jié)豐碩子!
　　他說這便是他的座右銘。
　　有這樣的信念與堅韌,他才沒有自暴自棄,沒有在最容易無所作為的年代無謂地浪費生命。正因為如此,當浩劫過去,一本本獨特的著作相繼問世,博得海內(nèi)外陣陣喝彩�！�
　　(責任編輯/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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