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法的十大經(jīng)典案例【測量和觀察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應用】

　　摘要　親子溝通研究主要采用量表測量和觀察兩種方法收集數(shù)據(jù)，通過對有關實證研究的綜述，發(fā)現(xiàn)親子溝通研究在測量工具發(fā)展和實驗任務創(chuàng)設與分析方面存在理論基礎薄弱、工具建設缺乏理論指導、數(shù)據(jù)編碼與整理思路不清晰等問題，未來的親子溝通研究應在這些方面有所改進和突破。
　　關鍵詞　親子溝通；對話定向；服從定向；溝通能力
　　分類號　B844
　　
　　親子溝通指家庭中父母與子女通過信息、觀點、情感或態(tài)度的交流，達到增強情感聯(lián)系或解決問題等目的的過程。它作為兒童社會化的一個具體形式和重要途徑，成為一個被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所共同關注的主題。早期的親子溝通研究不是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而僅作為傳播學中一個應用在家庭成員身上的研究主題。因此，早期研究缺乏對親子溝通的專門界定，通常采用行為科學中對人類溝通的一般定義，認為溝通指兩個或兩個以上成員之間傳遞信息的過程，是以傳遞感受、態(tài)度、實事、信念和想法為特征的社會互動過程。親子溝通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收集數(shù)據(jù)的方法有兩種：量表或問卷法、觀察法。其中，采用量表或問卷進行的研究通過自陳量表考察被試在某些溝通測量指標上的得分，研究者據(jù)此概括出被試家庭中穩(wěn)定的、抽象的溝通特征和模式。而采用觀察法進行的研究則通過對若干親子溝通過程的觀察，歸納出核心的研究變量來描述親子溝通的一般模式(Dailey,2008)。下面將分別介紹這兩種方法在探究親子溝通的穩(wěn)定溝通模式過程中的應用和發(fā)展狀況。
　　
　　1　親子溝通研究中測量方法的使用與發(fā)展
　　
　　應用量表和問卷進行的親子溝通研究，其研究內(nèi)容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相應理論框架及測量工具的發(fā)展。本文就以親子溝通研究中的主要測量工具及相應理論框架的發(fā)展為主線來綜述測量方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使用情況。早期親子溝通研究缺乏獨立的概念體系導致這一時期研究工具的理論基礎相對薄弱，而且所謂的理論，大多只是作為測量工具編制基礎的簡單理論構念而已。這種情況可能導致測量內(nèi)容界定不準確，影響測量效度。例如，1969年由Bienvenu(1969)編制的家庭溝通調(diào)查，其項目主要來源于以往親子關系研究涉及的變量及作者有關家庭心理咨詢的實踐經(jīng)驗。調(diào)查大致包括如下五個部分：(1)父母的批評、挖苦和缺乏信任；(2)信息的傾訴與分享；(3)感受的表達、傾聽和語調(diào)；(4)父母的尊重、表揚和肯定；(5)父母的期望和理解。雖然該量表幾乎是最早出現(xiàn)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完整測量工具，但對其項目進行內(nèi)容分析之后，我們發(fā)現(xiàn)問卷的31個有效項目中，近一半實際測量的是教養(yǎng)行為與期望�？梢�，最初的親子溝通研究在理論框架建構和測量工具發(fā)展兩方面都不夠完善。
　　親子溝通早期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測量工具是由傳播學者McLeod和Chaffee(1972)編制的家庭溝通模式量表(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F(xiàn)CP)。雖然這一量表及后來的修訂版量表都冠以家庭溝通的名稱，但實際上，量表編制者和眾多使用者都以家庭中的代際溝通，即親子溝通為研究對象，因此其家庭溝通概念、相應理論觀點的提出及測量工具編制都是圍繞親子溝通展開的。McLeod和Chaffee(1972)認為，親子溝通模式對兒童信息加工方式有重要影響并決定兒童對傳播信息的加工方式。他們提出家庭中穩(wěn)定的親子溝通模式可以由概念定向(concept-orientation)和社會定向(socio-orientation)兩個維度描述。其中，概念定向指在親子溝通中溝通者強調(diào)對概念和觀點的分析，并以此作為判斷行為合理性的依據(jù)而社會定向指溝通中信息或觀點提出者的社會角色及其與兒童的關系在信息加工中起較大作用，可能影響后續(xù)的行為。與此觀點相對應，其家庭溝通模式量表也以這兩個維度描述親子溝通。概念定向得分較高表明在溝通中兒童更重視對概念和觀點的加工；社會定向得分高意味著社會角色和人際關系對兒童信息加工影響較大。這一工具被廣泛應用到傳播學和心理學的相關研究中，如Blandon和Volling(2008)考察了親子溝通傾向與兒童服從行為的關系。
　　1990年，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提出，由于學科興趣的限制，McLeod等人的量表不能從整體上描述親子溝通模式，因此他們對這一工具進行了修訂。修訂后的家庭溝通模式量表(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RFCP)仍由兩個維度構成，只不過維度名稱稍有改變，分別稱為對話定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和服從定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其中對話定向的溝通指父母鼓勵兒童表達自己的觀點，容忍親子之間的觀點分歧；而服從定向的溝通則強調(diào)兒童對父母的服從�？梢�，Ritchie和Fitzpatrick所做的修訂僅僅是針對量表項目表述和維度名稱的調(diào)整，其修訂工作并沒有突破原來McLeod和Chaffee所設定的兩大維度的理論框架，也沒能超越親子之間服從與被服從關系的基本理論假設。
　　盡管如此，這一量表仍被國內(nèi)外致力于親子溝通研究的心理學工作者廣泛采用。根據(jù)對話和服從定向兩個維度的得分高低還可將家庭溝通劃分為4種類型：高對話一低服從型、高對話。高服從型、低對話一高服從型和低對話，低服從型。這種清晰的“兩維度四類型”的分析模式也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青睞，讓這一工具廣泛傳播。而且，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兩種定向的溝通模式能有效區(qū)分和預測個體的人際交往能力和認知復雜性(Koestcn & Anderson，2004)；同時，4種親子溝通類型的兒童在親子沖突解決策略(Shearman & Dumlao，2008)和壓力應對策略的選擇上(Vashchenko，Lambidoni， & Brody，2007)存在顯著差異。
　　除了以上兩個理論觀點明確、測量工具結(jié)構較清晰的親子溝通量表之外，還有研究者根據(jù)自己研究所需編制了其他一些測量工具。例如。Lucchctti和他的同事(Lucchetti，Powers， & Love，2002)編制了親子溝通理解量表(Child-Parent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Scale，C-PCA)，側(cè)重考察親子關系在溝通中的表現(xiàn)；McCarty和Doyle(2001)編制了親子溝通量表(Parent-ChildCommunication Scale)在親子溝通總體狀況之外專門加入測量兒童溝通行為的項目。但是，這些工具存在一個共同問題，即工具的編制和使用大都就事論事，缺乏深刻的理論思考，未能提出專門的理論觀點或找到相應的理論基礎。例如，McCarty和Doyle(2001)僅提供了量表的測量常 模資料，還未針對量表背后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框架建設進行介紹和說明。這可能導致工具所使用概念(如“交流開放性”“交流技巧”“情感表達”)和測量維度都因缺乏專門界定和說明而被誤解、誤用，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礙了這些測量工具的傳播和推廣。
　　采用測量方法進行親子溝通研究的研究者中，另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就是以家庭功能研究著稱的Olson及其同事。Olson以其家庭功能理論為基礎先后編制了兩個與親子溝通有關的測量工具(Galvin，Bylund， & Bromine，2004)。雖然Olson的家庭溝通理論明確提出溝通是家庭實現(xiàn)其各種功能的途徑，也是提升其家庭功能的核心但是他并未在理論上詳細界定親子溝通的結(jié)構和特征。這為其工具編制帶來一定困難。果然。Olson所編制的第一個測量工具：父母一青少年溝通量表(the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Scale，PACS)在后來的應用中就出現(xiàn)了測量維度難以區(qū)分、測量內(nèi)容含糊不清的問題。
　　父母一青少年溝通量表主要關注親子溝通質(zhì)量，包括兩個維度：一個是“開放的父母溝通”，描述了積極的親子溝通，如“父親努力理解我的觀點”；另一個維度是“有問題的父母溝通”，測量消極和沖突的互動，包括“母親生氣的時候傷害了我”等項目(Hartos & Power，2000)。這一工具在家庭咨詢實踐和實證研究中應用較為廣泛。它所表現(xiàn)出的問題主要有兩點：(1)量表結(jié)構不清晰。量表兩維度實際代表的是溝通質(zhì)量這一量尺的兩個極端(積極和消極)，兩個維度之間必定存在較高負相關，這為兩個維度的計分和分數(shù)解釋帶來困難，也導致該工具在后來的應用中普遍存在計分方式不統(tǒng)一的問題。(2)測量內(nèi)容不明確。雖然，這一量表在實際應用中經(jīng)常被作為衡量“親子溝通質(zhì)量”的工具，但對其具體項目的分析表明，該工具實際測量的是父母在與兒童溝通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的“溝通能力和傾向”。后來，Olson吸取教訓，在其第二個家庭溝通量表中明確強調(diào)其測量目的為家庭溝通中個體的溝通能力。該量表結(jié)構也較簡單，主要從傾聽技巧、說話技巧、自我表白、說話的清晰性、話題集中程度和對他人的尊重等六個方面測量了家庭成員的溝通能力(GaNm，et al.，2004)。
　　綜上所述，測量方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應用表現(xiàn)出一些獨特優(yōu)勢，如其通常采用的被試自評方式能夠幫助研究者迅速把握親子溝通中抽象的、穩(wěn)定的特征和模式；再如，各種測量工具從溝通模式、溝通能力等不同角度描述親子溝通狀況，豐富了我們對親子溝通概念的認識和理解。但是，測量方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應用也表現(xiàn)出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專門的親子溝通理論模型缺失，導致測量工具缺乏理論支持；目前研究主要關注溝通中的服從性和開放性，缺乏對其他重要溝通模式的考察：由于缺乏理論背景和相應概念體系，目前測量研究中測量層次(關系模式層面、個體能力層面等)混亂。鑒于此，許多研究者開始嘗試使用觀察法直接收集、分析原始的親子溝通過程，希望能從中抽取并概括出更豐富的、更有代表性的溝通模式。
　　
　　2　親子溝通研究中觀察法的使用與發(fā)展
　　
　　在親子溝通研究中，觀察法的應用主要集中在臨床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兩個領域中。兩個領域的研究者都關心親子溝通過程，并能從豐富的溝通行為和復雜的溝通現(xiàn)象中抽象、概括出相對穩(wěn)定的溝通模式。但是兩者在對觀察資料進行分析時可能會采用不同的分析維度，同時，兩者對觀察中所設定的溝通任務的看法也有一定差異。下面將分別從這兩個方面對觀察法的應用情況進行綜述。
　　
　　2.1　觀察資料的分析維度
　　雖然臨床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研究者都觀察并記錄了親子溝通過程，但在分析這些過程時他們根據(jù)各自的研究興趣和關注點分別抽取不同的分析維度，因此也發(fā)現(xiàn)了不同的溝通規(guī)律和模式。臨床心理學工作者關心某些心理病理學問題(如焦慮、抑郁、攻擊行為等)在某些家庭內(nèi)的代際傳遞現(xiàn)象，于是深入到親子溝通的實際情境中探究特殊被試的家庭溝通模式是否有別于正常被試(DiBanolo & HeR，2007)。多數(shù)研究者對親子溝通過程的分析沿用鮑姆林德在教養(yǎng)行為研究中提出的“溫情”和“控制”兩個維度。這兩個維度分別從情感和行為兩方面考察了親子溝通特征，也符合多數(shù)家庭功能研究、家庭咨詢和治療實踐者的分析思路。因此，“溫情”和“控制”成為親子溝通模式的觀察研究中最常見的分析結(jié)構。例如，Barrett，F(xiàn)ox和Farrell(2005)對有能力的、攻擊傾向和焦慮的三類幼兒與父親在認知任務中溝通行為的研究就是從控制行為和積極情感這兩個維度的比較中發(fā)現(xiàn)三類被試的親子溝通模式差異的。雖然在具體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的分析維度會冠以不同的說法。甚至還有研究者增加了其他，如身體控制、打擾性卷入(Hudson & Rapee，2001)、積極情感(Rubin，Cheah， & Fox，2001)等指標，但當研究結(jié)果需要解決理論或假說層面的爭論時，這些指標又會被歸為“溫情”和“控制”兩大類。
　　教育心理學家們將親子溝通看作一個“教學”過程，希望通過觀察親子溝通中雙方的具體行為來研究父母提供的“腳手架”質(zhì)量與兒童認知發(fā)展之間的關系。因此，他們通常不會使用教養(yǎng)方式研究中慣用的“溫情”和“控制”維度，而是根據(jù)父母溝通行為所充當?shù)摹澳_手架”或“認知支架”的水平或類型來命名溝通行為，如“開放式提問”、“提出建議”等，通過分析溝通行為所引發(fā)的兒童認知活動的類型來判斷親子溝通的優(yōu)劣(van derVeer & van Ijzendoom，2000)。例如，Portes，Zady和Dunham (1998)對母親和兒童在科學任務解決中的溝通行為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了由“父母問開放式問題”、“兒童啟動任務操作”、“兒童打斷父母”等溝通行為組成的“合作性問題解決行為模式”，這種溝通模式能夠預測兒童在科學任務上的表現(xiàn)及學業(yè)成績。再如，Tenenbaum和同事們(Tenenbaum & Callanan，2008；Tenebaum & Leaer，2003)的研究以“使用科學術語”、“做概念性解釋”、“運用因果推理”作為衡量親子溝通質(zhì)量的指標，發(fā)現(xiàn)父母高質(zhì)量的溝通與兒童對科學的興趣和突出的能力表現(xiàn)有關。
　　
　　2.2　觀察研究中溝通任務的設置與作用
　　采用觀察法進行親子溝通研究時，研究者通常設置一些任務情境以展示親子溝通過程。研究者們常用的實驗任務有三類：認知任務、社會性任務和自由活動。其中，采用認知任務作為溝通背景的研究通常選擇對兒童被試而言較為復雜的任務，或者是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兒童不可能獨立完成的任務，如復雜的折紙任務(Barrett et al.，2005)、迷宮找捷徑任務(Dumas & LaFreniere， 1993)、復雜的七巧板拼圖任務和拼詞任務(Hudson & Rapee，2001)、科學實驗等(Portes et al.，1998；Tenenbaum & Leaper，2003)。這些對兒童認知能力構成較大挑戰(zhàn)的任務能夠充分激發(fā)親子互動，從而在較短時間內(nèi)最大限度地展示日常生活中的親子溝通過程。這個過程在臨床心理學家眼中是一個生動的教養(yǎng)實踐過程：父母在某些觀念的指導下做出各種適宜的和不適宜的行為。而它展現(xiàn)給教育心理學家的則是一個“教學過程”：父母作為有能力的成人、“教師”和知識權威與認知水平上處于弱勢的兒童之間展開的知識傳授和溝通過程。
　　認知任務背景中的親子溝通過程呈現(xiàn)出許多有價值的信息，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各取所需。臨床心理學家關注特殊兒童(如具有焦慮、抑郁、退縮等問題的兒童)的父母在親子溝通過程中是否出現(xiàn)特殊的行為或情感反應。因此，他們的分析重點是父母的行為模式，而不關心任務的完成情況(如Barrett et al.，2005；Greco & Morris，2002；Hudson & Rapee，2001等研究)。與此不同，教育心理學家更關心親子溝通過程中父母行為對兒童任務完成的影響，因此，其分析更加側(cè)重溝通行為與任務完成之間的關系。例如，Portes等人(1998)詳細觀察并記錄了母親與兒童在問題解決過程中的行為序列，并根據(jù)任務完成情況及兒童在任務中的表現(xiàn)評價各種溝通行為的有效性，最終挑選其中最利于任務完成的溝通行為組合�？梢�，在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中認知任務本身就是分析對象，研究者對溝通行為的分析不會脫離溝通任務。
　　親子溝通研究中常用的社會任務包括制定度假計劃、社會沖突情景討論、模糊情節(jié)故事講述與討論、親子沖突事件討論等(Root & Jenkins，2005)。這類任務通過壓力事件引發(fā)親子之間觀點的充分交流，而且對這類問題的討論會增加溝通雙方的焦慮水平，使他們表現(xiàn)出未經(jīng)思考、已經(jīng)自動化了的溝通模式，以模擬家庭背景中自然的消極溝通過程。這種任務常被臨床心理學家用來研究具有抑郁、焦慮等情緒問題的被試所表現(xiàn)出的消極親子溝通模式(Root & Jenkins，2005)。
　　家庭中的自由活動被認為最真實，因此也被用來作為親子溝通的分析背景，如考察母親與害羞程度不同的幼兒之間的自由溝通(van Ingen，Moore， & Fuemmeler,2008)。但是，自由溝通由于無法控制親子溝通內(nèi)容和難度，可能給溝通行為評價和比較帶來困難。此外，自由溝通普遍缺少壓力刺激，不能體現(xiàn)親子溝通的深層模式和動力特征(Granic & Lamey，2002)，而這些特征可能正是我們所關心的、導致兒童發(fā)展差異的重要因素。由于以上這些原因，自由活動任務在親子溝通的觀察研究中較少使用。
　　
　　3　測量與觀察法在親子溝通研究的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通過對測量和觀察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應用與發(fā)展狀況的梳理，我們發(fā)現(xiàn)目前的親子溝通研究在理論建構、測量工具建設和觀察資料分析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3.1　測量研究普遍缺乏理論依據(jù)
　　在親子溝通的測量研究中，雖然有些研究工具被廣泛應用，但是當我們對所得結(jié)果進行分析時卻發(fā)現(xiàn)這些工具背后的理論建構工作極為薄弱，有些甚至缺乏相應理論基礎。例如，目前被廣泛使用的親子溝通工具(Ritchie & Fitzpatrick，1990)雖然對維度名稱等進行了修改，但其理論框架卻仍然沿用傳播學的溝通理論，這可能導致研究結(jié)果和理論目的相脫離，阻礙研究者深入、有效挖掘研究結(jié)果的意義。目前的親子溝通研究者大都放棄對溝通過程本身的深入研究，而采用被普遍接受的工具研究不同群體的溝通特征(colaner,2009；Zhang，2008)，或者研究親子溝通的各種影響因素(Keaten & Kelly，2008；Koesten，Schrodt， & Ford，2009)，這可能與該領域缺乏堅實的理論依據(jù)或有效的理論模型有關。
　　另外，由于缺乏明確、統(tǒng)一的理論基礎，現(xiàn)有的各種溝通模式的理論構想(主要是對測量工具的說明)、所使用概念體系不盡相同。這導致相應測量工具中出現(xiàn)使用不同概念稱謂同一特征，或者使用同一概念測量不同內(nèi)容的情況。例如，上文中McCarty和Doyle(2001)的“親子溝通”既指父母溝通開放性這類溝通模式特征，也包括父母或兒童的溝通行為特征。這些表現(xiàn)在測量工具中的問題很多都與理論建構有關。我們認為這是影響親子溝通領域研究繼續(xù)深入開展的關鍵問題。
　　
　　3.2　測量工具存在的問題
　　采用測量方法進行的親子溝通研究中，主流測量工具及其相應的理論說明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抽象溝通模式的有效手段和合理的解釋框架，但這些工具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各種溝通模式的理論構想、量表維度界定都不盡相同，但在實證研究中卻經(jīng)常被相提并論，進行直接比較。從前面的綜述可以看出，目前的親子溝通測量工具基本可以分為三類：(1)對個體溝通能力的測量(如Olson的家庭成員溝通能力量表)；(2)對溝通模式或關系的測量(如McLeod和Chaffee編制的溝通工具，以及Ritchie和Fitzpatrick的修訂工具)；(3)兩者同時測量(如McCarty和Doyle的家庭溝通測量工具)。顯然，有些工具測量的是溝通的不同方面，但在實證研究中卻會出現(xiàn)將不同類型工具得到的結(jié)果互相比較，或者將測量不同方面的項目合成一個總分作為親子溝通模式測量指標的現(xiàn)象(Lucehetti et al.，2002；McCarty & Doyle，2001)。
　　此外，這些工具大多存在明顯的方法論缺陷：缺乏對溝通目標和具體行為特征的區(qū)分。通常，溝通是有目的的，或者旨在解決某個問題(如父母和孩子討論如何改進學習)，或者通過溝通增進雙方的關系或確保自己在人際關系中的特定地位(如父母顯示自己對孩子擁有權威)。而溝通行為特征則是親子之間典型的溝通行為特點，它可以是習慣化而無意識的行為，也可以是為達成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有意識的做法�，F(xiàn)有的量表要么是將溝通目標與具體行為(達成目的的手段)特征混為一談，要么只是測定某個方面，缺乏方法論層面的思考。以上兩個方面的問題都已嚴重阻礙了測量方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有效應用。
　　
　　3.3　觀察資料分析維度界定不清晰
　　采用觀察法進行的親子溝通研究中，“溫情”和“控制”維度是應用最廣泛的溝通行為分析維度(DiBartolo & Helt，2007)。雖然這兩個維度在理論界定上較為成熟、統(tǒng)一，但是在實證研究層面卻出現(xiàn)操作定義不一致的問題，導致同一概念在不同研究中含義不同，這為研究結(jié)果的比較和整合帶來困難。
　　在觀察研究中，研究者用來測量“控制”的指 標包括敵意策略、打斷、過度保護、關系退縮、命令、語言或行為壟斷、過分溺愛以及在認知任務中接觸兒童的游戲材料或給予太多提示(Rubin et al.，2001)。顯然，其中的許多行為是不同性質(zhì)的，應該劃歸不同類型，但在觀察研究中卻被視為對同一變量的測量。同樣的問題在“溫情”概念上也存在。許多不同質(zhì)的行為被作為溫情的操作定義，如低溫情指退縮行為、不關心、拒絕，同時也指批評和消極行為。這就導致同樣是溫情得分低的父母可能是對孩子漠不關心的，也可能是對孩子有敵意的，但這兩種類型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卻根本不同。除此之外，溫情和控制兩個概念在實證研究中還存在很大交疊。例如，Rubin等人(2001)用“過分熱切關注”作為控制的形式，而其中卻包含了明顯的溫情成分：Greco和Morris(2002)在其研究中將明顯的“退縮”歸為低溫情，而這可能被其他研究者評為低控制。
　　
　　3.4　觀察資料分析中的還原論傾向
　　還原論思想在親子溝通的觀察研究中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相互關聯(lián)的方面：一個是將連貫的親子溝通過程肢解為單個的行為元素；另一方面指對親子溝通行為進行“去背景”的分析，將親子溝通行為與其發(fā)生的具體任務背景剝離開來。下面將分別論述這兩種情況。
　　第一個方面，親子溝通的觀察研究通常按照某個編碼系統(tǒng)或分析維度對連續(xù)的溝通過程進行拆解，挑選編碼系統(tǒng)中的行為或維度(如控制、溫情等)進行分析(Barrett et al.，2005；Dumas & LaFreniere，1993；Hudson & Rapee，2001；Kubin etal.，2001)。這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肢解完整溝通過程的還原論思想，可能導致許多有價值信息的流失。整體的行為序列和過程對研究結(jié)果的巨大影響在Capaldi對攻擊性兒童的親子溝通研究中可見一斑。Capaldi和同事的研究(capaldi & Stoolmiller,1999)采用觀察法比較了純攻擊和混合攻擊兩類青少年與父母的溝通行為，未發(fā)現(xiàn)顯著差異。后來，有研究者(Granic & Lamey，2002)拋棄了Capaldi等人研究中所采用的測量指標(溝通行為各維度分數(shù)之和)，轉(zhuǎn)而通過分析溝通行為變化的即時模式，發(fā)現(xiàn)了兩類兒童親子溝通存在的結(jié)構性差異。
　　第二個方面，在肢解溝通過程時，研究者無意中剔除了行為發(fā)生的背景信息，也消解了觀察法相對于測量法而言較強的即時性和生態(tài)化優(yōu)勢。而且，行為對背景有天然的依賴性，那種將親子溝通行為與其賴以發(fā)生的具體背景剝離開來的分析方法可能帶來對溝通行為界定和解釋的偏差。例如，Rubin等人(2001)的研究發(fā)現(xiàn)，父母在親子自由活動和認知任務兩種不同的實驗條件下表現(xiàn)出的溝通行為不同；Tenebaum和Callanan(2008)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父母在博物館和在家庭兩種環(huán)境中與兒童進行科學問題溝通時所使用的語言不同，溝通深度也不同。這表明，只有結(jié)合親子溝通發(fā)生的背景才能準確判斷父母行為對兒童發(fā)展的影響。
　　
　　3.5　對兒童溝通行為的普遍忽略
　　目前。有關親子溝通的大部分測量工具都將關注點集中在父母行為上，較少關心兒童作為一個獨立而具有主動性的個體在溝通中的表現(xiàn)。在此僅以親子溝通研究中被廣泛采用的測量工具――修訂后的家庭溝通模式量表為例說明這種研究設計中的偏差。該量表共有26個描述親子溝通的項目，而其中只有4個項目是描述兒童溝通行為的(Ritehie & Fitzpatrick，1990)，即使在這個工具的兒童版中描述成人與兒童溝通行為的項目數(shù)量亦是如此。
　　這種對親子溝通雙方關注程度嚴重不對稱的現(xiàn)象也體現(xiàn)在觀察法的應用中(Barrett et al.，2005)。多數(shù)研究在編碼和分析親子溝通行為時根本不對觀察到的兒童行為進行處理。有些研究即使對兒童行為進行了編碼，也不會將其作為正式結(jié)果呈現(xiàn)。而確實有證據(jù)表明溝通中兒童行為特征對父母行為具有一定影響。例如，Dumas和LaFreniere(1993)的研究發(fā)現(xiàn)焦慮兒童的父母在同一任務中與自己孩子和不熟悉兒童的溝通行為不同。這說明父母對孩子表現(xiàn)出怎樣的行為可能部分取決于兒童的溝通行為。
　　其實，親子溝通模式本來就是在父母和兒童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應反映“親”和“子”雙方面的行為。Portes等人(1998)對親子溝通行為序列的研究就發(fā)現(xiàn)，良好的溝通模式既包括父母的提問、指導，也包括兒童對父母提問的反應、建議和主動發(fā)問等。同樣，Granic和Lamey(2002)的研究也指出，穩(wěn)定的親子溝通模式源自父母和兒童之間上百次的行為嘗試和互動，最終形成一個動態(tài)穩(wěn)定結(jié)構，即溝通模式。所以，研究者們不應忽視溝通的雙向性，在未來的實證研究中應同時關注溝通中每個成員的行為，這樣才可能看到真實的溝通行為序列，發(fā)現(xiàn)親子溝通的真正規(guī)律。
　　
　　4　測量和觀察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應用前景
　　
　　根據(jù)上文所分析的測量和觀察兩種方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應用的狀況及存在的不足，我們認為未來的研究應該在親子溝通理論模型的建構、測量工具建設、觀察資料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所改進和突破。
　　上文中談到的許多問題本質(zhì)上都源于這一領域缺乏建構良好的親子溝通理論模型。例如，觀察資料分析中核心概念界定不清和操作定義混淆的問題意味著那些在理論上被確立的維度可能缺乏生態(tài)效度，不能有效地描述真實的親子溝通，所以我們在指出具體研究的不足時也應當反思一下親子溝通理論建設這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同樣，測量工具存在的測量內(nèi)容和方法論等問題的解決也需要一個概念體系明晰、觀點明確的理論模型提供依據(jù)。而且，建構良好的親子溝通理論模型能夠為兩種研究方法的結(jié)合、兩類研究結(jié)果的交流提供平臺，有利于親子溝通這一研究領域的整體推進。最近，國外一些研究者已經(jīng)意識到這個問題，正在著手就親子溝通研究內(nèi)容、相應理論框架等問題進行研究(Edwards & Graham，2009；Vries，Bakker-Pieper，Siberg， & Vlug，2009)。例如，Edwards和Graham(2009)試圖突破以往服從定向、對話定向的二維溝通模式，發(fā)現(xiàn)其他有意義的溝通模式，于是提出每個個體都有自己內(nèi)隱的親子溝通理論，這個溝通理論會影響個體在親子溝通中對交流信息的編碼和解讀；Vries等人(2009)則通過多項詞匯研究，歸納出清晰性、反應性、支持性等七個衡量親子溝通能力的維度，并用實驗證明個體對自己和他人溝通能力的評價維度不同。這些結(jié)果都為今后的親子溝通理論建設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測量工具方面，目前常用親子溝通量表主要測量家庭成員溝通模式(主要指溝通的開放性和服從傾向)和溝通能力兩個方面。但僅這兩個方面還不足以描述親子溝通的全貌。親予溝通的效果如何，不僅取決于個體溝通能力的高低和溝通模式，家庭成員之間的權力關系、父子和母子關系特征、甚至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觀念是否一致等都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Bomstein(2009)新近的研究也強調(diào)家庭中的各種關系、個體及關系特征等所構成的環(huán)境氛圍對親子溝通和個體成長產(chǎn)生的影響不容忽視。所以，如何理清溝通能力、溝通模式、親子關系、教養(yǎng)觀念、溝通目的等與親子溝通有關的概念之間的關系，如何建構一個測量層次分明、測量內(nèi)容明確的工具系統(tǒng)將是這一領域研究者的重要任務。
　　在觀察資料分析的思路上，一方面我們應廣泛吸取目前心理學中出現(xiàn)的最新研究設計模式和資料分析方法的優(yōu)勢，同時，我們還要適當借鑒其他學科中的思想和方法，如數(shù)學中的動力系統(tǒng)模型建構(Granic & Lamey，2002)、社會學中的個案分析等，發(fā)現(xiàn)適合的資料分析思路。例如，社會心理學和社會網(wǎng)絡分析中區(qū)分了不同角色的團體成員與同一個體的互動行為不同，其行為對個體的影響也不同(黃光國，胡先縉，2005；Blandon & Volling，2008)，這也提示我們父親和母親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其親子溝通所遵循的溝通規(guī)則可能也不同，而并非如我們目前的測量工具假設的那樣，都是權威角色，享有同樣的話語權。再如，社會學中人際交往的個案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人在人際交往過程中較少出現(xiàn)西方的認知失調(diào)，而經(jīng)常出現(xiàn)特有的關系失調(diào)(翟學偉，2001)。這提示我們在我國的文化背景中，牽涉第三方他人(同學、老師、父母同事、祖輩等)的親子溝通過程可能與單純涉及親子雙方的溝通不同，在兩種溝通中父母(可能包括較大年齡的子女)的言語和行為可能有較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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