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的三張“變臉”_變臉最多可以變多少張

　　策劃人語 　　 　　 　　媒體是社會公器，是公共信息的平臺。近年來中國傳媒業(yè)有了巨大的發(fā)展，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fā)揮著越來越廣泛的作用。很多時候，媒體是戰(zhàn)士，是社會的良知，是“大地的嗓子”，呼喊出最真實的聲音。然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某些制度尚不健全、局部尚不和諧、社會發(fā)展尚不成熟的今天，媒體的身份在一些領域也被錯位了，扮演了一些它本不該扮演的角色。在一個機遇與困惑并存的時代，中國媒體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中國媒體人應該肩負怎樣的歷史責任？這需要我們全體媒體人用行動作出回答。（執(zhí)筆/黃菲）
　　
　　中國媒體三張“變臉”及其他
　　黃菲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中國媒體有這樣三張熟為人知、深入人心的臉。第一張是包青天的臉――有冤情，有糾紛，找媒體，媒體出面，問題解決，沉冤得雪；第二張是慈善家的臉――有困難，有不幸，找媒體，媒體出面，捐款涌現(xiàn)，困難解決；第三張是狗仔隊的臉――看明星緋聞，看名人隱私，找媒體，媒體出面，緋聞隱私包你看夠。不容置疑，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這三張臉曾經(jīng)有、甚至現(xiàn)在還有各自存在的價值。然而，這三張臉都是社會發(fā)展不成熟、某些制度不健全的產(chǎn)物，是三張被扭曲的臉，三個被錯位的角色。中國媒體，應該有真正屬于自己的臉，真正屬于自己的角色。
　　
　　包青天的臉
　　
　　有冤情，找媒體。從“焦點訪談”，到各類法治類欄目、調查類欄目的推出，媒體日益成為了人們尋求社會正義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據(jù)了解，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欄目每周收到群眾來信1500余封，其中90%反映的都是司法不公問題。媒體的作用也令人矚目。毒奶粉、西安彩票等一系列大案都是先由媒體報道，引發(fā)關注，進而司法介入。遇到了糾紛找媒體，受到了不公待遇找媒體，想揭露和舉報黑暗現(xiàn)象找媒體，在公眾眼里，媒體似乎越來越成為無所不能、公正廉明的“包青天”。
　　有些群眾有冤不去法院而來找媒體，這是中國新聞界的悲哀，也是對法制建設的諷刺。媒體成為“包青天”，確實說明了我國法治建設的力度還有待加強，尤其要注重在人們心中完全樹立起權威的法律。老百姓知道冤屈要得到申雪最終要靠法律，他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相信“世間自有公道”，但他們之所以去找媒體而不去找法院，乃是對如何實現(xiàn)法律的公正心中還沒底，他們對程序的公正多少還持一種懷疑態(tài)度，這可能有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但更多是因為“打官司就是打關系”的現(xiàn)實的教訓，而打官司，首先就是打程序，當程序的公正得不到貫徹時，當有人以言代法以言亂法時，當司法的及時性原則未能得到充分體現(xiàn)時，他們不去找記者又去找誰呢？何況這里還有“問題久拖無果，記者曝光，上級重視，很快搞掂”的“示范性”作用。雖說這樣的“示范性”作用，對法律權威的樹立并無益處，但總算說明了公道的存在，而這也正是在警示人們，要實現(xiàn)真正的法治，僅靠法律的工具性價值是遠遠不夠的，法律的技術性條件再完備，在法治建設中真正起關鍵作用的，還是對法律的真誠信仰。
　　媒體有一張“包青天”的臉，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媒體的言路越來越寬，影響越來越大，人們覺得通過媒體能讓知情面擴大，可以更廣泛地獲得正義力量的支持，所以愿意尋求媒體的幫助；二是媒體的地位特殊，它通常是按照行政區(qū)劃和級別來設置的，有較濃的行政色彩，往往找的媒體級別越高，出來講話或者作批示的領導的級別往往也相應較高，解決問題就可能更順利一些；三是媒體解決糾紛的成本較低，求助者不必到法院，先交訴訟費，然后等開庭，即使贏了官司還要等執(zhí)行，而媒體只要發(fā)現(xiàn)你反映的事情有新聞價值，記者們的職業(yè)要求他們在第一時間搶到新聞，一旦事情經(jīng)媒體傳播，過去你找他都不理不睬的領導，現(xiàn)在則可能主動來找你。所以，人們把媒體視為“包青天”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法治社會絕不應該有媒體“青天”，從媒體最終還得依賴法律和權力解決問題來看，這種“青天”是法律和政治體制不完備或運行不到位的產(chǎn)物。
　　媒體的功能，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道德層面的，有其局限性。媒體不是執(zhí)法部門，更不是“包青天”。媒體更重要的責任在于宣傳、弘揚推動社會進步的事物以及精神，這是社會分工決定的。由于法制的不夠健全或某些執(zhí)法項目的不落實，由于一些權力部門的不作為或權力濫用，總之由于整個社會發(fā)展的不成熟或局部的不和諧，就出現(xiàn)了糾紛、怨恨、矛盾。在事情未得到解決或未得到很好解決的情況下，老百姓將“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媒體身上。殊不知，媒體也有“不能承受之托”，也有其明顯的局限性。輿論監(jiān)督是一個正常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是媒體不可推卸的責任之一，但輿論監(jiān)督不應成為這個社會唯一的希望，媒體也不應該成為包青天。
　　另一方面，媒體成為“包青天”，正說明了我們的輿論監(jiān)督的力量得到了加強。普通老百姓并無多少“話語權”，有冤難申時，自然會想到“鐵肩擔道義”的媒體，想通過他們來伸張正義，這是無可厚非的。新聞媒體在這個時候需要把握好原則，牢記媒體的責任是要忠實于事實，讓人民知情，而不能大搞媒體審判，從而妨害司法公正。要把公眾的情緒煽動起來并不難，揭社會的瘡疤誰都會，誰都會發(fā)牢騷，但傳媒不應當成為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人，應該有一種對社會負責任的態(tài)度，應當注重社會效果，應當樹立人們的信心，應當讓大眾看到希望和光明。完善的法治環(huán)境需要一個建設過程，而輿論監(jiān)督的有效配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公正離不開公開，公開更有益于公正。媒體應當以嚴謹、理性、公正、勇敢的態(tài)度發(fā)揮自身的監(jiān)督作用，讓社會的法制建設在輿論監(jiān)督下越來越健全，讓司法成為人們心目中真正的“包青天”――這無疑是個漫長的進程，這個進程中，媒體任重而道遠。
　　
　　
　　慈善家的臉
　　
　　現(xiàn)在不但流行“有冤情，找媒體”，讓媒體成了公眾眼中的包青天，還流行“有困難，找媒體”，使媒體在很多時候扮演了慈善家的角色。
　　我們經(jīng)常在報紙或電視上見到這類似的案例：
　　為救身患重病的母親，安徽科技學院2002級學生袁雪華全家負債6萬元，面對醫(yī)院開具的30多張催款單和“不交款，就停藥”的警告，袁雪華懷揣民政部門的特困證明多方求助未果，走投無路之下，她找到媒體。經(jīng)媒體報道后，袁雪華的困難得到了解決。
　　張林曾因車禍致殘，離婚后帶著兒子和父母一起生活，一家4口全靠父親的低保金生存。2005年8月，張林因給兒子偷山地車被抓后在勞教所勞教。2006年1月，10歲的兒子張果被機動三輪車撞成腦骨粉碎性骨折，3次病危。大墻內的張林得知后開始自殘。因家太窮，借的7萬多元花完后，張果不得不出院。勞教所民警向媒體送來求助信，經(jīng)媒體報道后，社會上許多好心人都對小張果伸出了援手。
　　2005年6月，張店一對孿生姐妹中姐姐高考前夕身患白血病，父母賣掉房子為女兒治病。媒體報道了這一感人事件后，社會各界紛紛獻愛心，為這遭遇不幸的一家捐款。
　　2005年8月初，廈門大學研究生楊德超向媒體發(fā)出“尋找瘋姐姐”的吁請。一時間，包括本刊在內的全國數(shù)十家媒體聞風而動，參與其中，結果僅僅用了100多天時間，就使苦苦奔波了3年的楊德超找到了離家出走5年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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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困難找媒體”，有關職能部門不能解決的困難，一旦媒體披露后即可解決。這反映了社會救助機構的不健全和失職。“有困難找媒體”，這句話表面上是對媒體社會作用的肯定和褒揚，實際上是反映了社會救助體系的缺失。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媒體是挺身而出為確有漏洞的社會救助體系越俎代庖，還是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從根本上推動社會救助體系的建立與完善？這值得媒體深思。
　　有這樣一個案例。陜西旬陽農村小伙子曾青7次考上大學，卻無力圓大學夢。媒體以《六次金榜題名次次失之交臂主要原因是家境貧寒》為題報道了這一事件，并為曾青設立讀者熱線，吸引社會關注。許多個人和企業(yè)紛紛為其捐款。曾青卻與曾幫助他的媒體產(chǎn)生了矛盾――原來，曾青退學并不完全因為貧困，還有其他諸如學校、專業(yè)不理想等因素在內。曾青第7次退學之后，媒體再次深入調查，將其前6次退學背后的事實披露，旋即就有企業(yè)要求曾青將捐款退出。一場媒體號召的“獻愛心”活動，就這樣被推到了一個尷尬境地。捐助者和受捐人，以及其間的操作者――媒體，對這一場社會捐助活動都沒有一個很完整的概念。受捐人的實際情況如何，整個捐助過程是否有一套科學的管理、控制體系跟進，捐助資金該如何合理支配等等，都是模糊不清的。本應該有一套系統(tǒng)、按照一定程序嚴格運作的社會慈善活動，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隨意性。媒體代替了慈善機構，記者在履行新聞報道之職的同時，還肩負了“慈善家”之重任，“愛心”捐助難免因此陷入尷尬。
　　慈善事業(yè)，媒體不能缺席，然而媒體該如何發(fā)揮自身的優(yōu)勢，以應有的身份推動中國的慈善事業(yè)？美國媒體在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在《嫁給比爾?蓋茨》一書中，蓋茨夫人愉快地透露出促使蓋茨參與慈善活動的一個細節(jié)。愛心清單美國消費者權益協(xié)會的活躍分子納德寫信給蓋茨，希望他能帶領全球358名億萬富翁召開一個會議，討論美國及全球貧富懸殊問題，并制定一項資助窮人的計劃。這封來信被媒體公開以后，在美國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許多人都拭目以待―――比爾將如何行事。蓋茨隨即表態(tài)，通過媒體告訴公眾，他會自主地參與這種活動，回報社會。就這樣，媒體以十分策略的方式促成了世界首富走上更積極、更廣泛參與慈善和公益事務的道路。如今，蓋茨夫婦已將其財產(chǎn)的一半以上（200多億美元）投入到全球慈善事業(yè)中。
　　在慈善事業(yè)上，美國媒體還很注重新聞的選擇性和輿論的引導功能。它們認為，在不放棄監(jiān)督型角色的同時，也可以起到引導型的作用。在美國媒體上，人們經(jīng)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消息：戴爾公司總裁邁克爾?戴爾的4個孩子現(xiàn)在都成了小慈善家，他們生活節(jié)儉，熱衷公益事業(yè)；安?魯瑞的6個孩子生活簡樸得一如平常人家的孩子，魯瑞以他們每個人的名義各設立了一項慈善基金，讓他們捐款救助他人。
　　不僅如此，美國媒體還積極配合全國慈善機構咨詢局等部門，將根據(jù)慈善機構主動提供的財政收支情況寫成的報告公之于眾，對于那些拒絕提供財政收支情況的機構也同時廣而告之，而美國民眾則根據(jù)媒體公布的監(jiān)督性報告，自主決定向哪個慈善機構捐款。
　　事實證明，媒體對慈善事業(yè)的態(tài)度及其積極扮演的“慈善媒介”的角色，在塑造美國慈善文化的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包括媒體在內的諸多社會力量和文化傳統(tǒng)的牽引下，慈善意識在美國社會已深入人心，而美國每年幾近天文數(shù)字的巨額捐款也主要來自普通的民眾。
　　作為有愛心、有良知、代表社會先進文化的媒體，確實應該有悲天憫人的情懷，積極為弱勢群體鼓與呼，但在程序上，應該將協(xié)調、組織、籌款等具體工作交給民政部門和慈善機構，而媒體該做的，是發(fā)揮自身的監(jiān)督功能和引導功能，從根本上推動社會救助體系的建立與完善。美國媒體的慈善功用也同時驗證了這樣一個事實：在這個信息時代，無論是成人還是孩童，都從各種媒介中學到態(tài)度、情緒反應和新的行為風格，這一切沉淀久了，就會成為塑造新的社會風氣的重要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家有人格力量和積極的社會文化意識的媒體，都是同樣值得尊敬的慈善家。希望我國的媒體，扮演的也是這樣的慈善家。
　　
　　狗仔隊的臉
　　
　　狗仔隊，原為意大利文“Paparazzi”，首次出現(xiàn)于1958年，正式翻譯名應為“追蹤攝影隊”。中文翻譯的“狗仔隊”由香港人開創(chuàng)。這種調查追蹤方式被香港記者發(fā)揚光大后，善于追蹤明星隱私的記者便被稱為“狗仔隊”。
　　2006年5月10日，幾乎所有報紙和網(wǎng)站都為這樣一件事情沸騰了：歌手竇唯怒闖北京某報社，砸壞該報社電腦、電視等辦公用品，點燃了一輛有該報停車證的灰色威馳車。隨后，竇唯被警方帶走。惹得竇唯“沖冠一怒”的原因是該報4月5日《丁武奉勸竇唯去看心理醫(yī)生》，和5月10日《竇唯否認罵李亞鵬虛偽，李亞鵬將暫時全休陪伴王菲生產(chǎn)》這兩篇文章。出人意料的是，對竇唯此舉，兩大門戶網(wǎng)站的讀者留言，竟然有3／4的聲音是在支持竇唯。
　　無獨有偶，馮小剛導演在《天下無賊》發(fā)布會上，因為某娛樂周刊在報上以地圖的形式登出了其家庭地址，使其生活受到嚴重騷擾，當場大罵該周刊記者“混蛋”，而被馮小剛導演大罵的該記者理直氣壯地回答說：“這么登也是為了增加發(fā)行量�！�
　　這位記者一語道破天機，“增加發(fā)行量”恰恰就是個別媒體和記者遭到馮導“語言暴力”和竇唯“行為暴力”的淵源。在娛樂新聞領域，為了“增加發(fā)行量”，“不厚道”的例子更是屢見不鮮，不勝枚舉。明星個人隱私得以在傳媒上游走，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隱私能為傳媒帶來受眾，使傳媒從隱私中獲益，大眾窺私使媒體“繁榮”找到了突破口。當滿足大眾窺私后能擴大受眾，帶來豐厚的回報，媒體就義無反顧地選擇了這條生財之道。
　　在名人隱私報道中，媒體被認為是“十惡不赦”的罪人，身負“七宗罪”：
　　罪之一，庸俗。就拿那張“明星地圖”來說，上邊極其無聊地將明星的住宅進行了一個極其虛榮的比較：檔次、價格、位置、環(huán)境、設施……除了制造不負責任的浮華、虛偽和膚淺的喧囂，實在看不出這種報道有任何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罪之二，惡俗。布蘭妮的試孕紙，哈里 貝瑞的蕾絲內褲，言承旭垃圾桶里帶血的衛(wèi)生棉……這些令人目瞪口呆的垃圾居然可以讓媒體找到可以挖掘的“新聞價值”。
　　罪之三，臆斷。為了制造公眾與名人間的所謂“平衡”，他們時不時地謀劃著將名人的不幸推向極致，于是，“自殺”接二連三：黎明、董文華、劉曉慶、趙忠祥……不知道下一個會安排誰，不過事實證明，這些人都還活著。
　　罪之四，欺詐。用假新聞假噱頭誤導公眾。
　　罪之五，猥褻。這是一種大勢，媒體對名人的性丑聞越來越有熱情。
　　罪之六，冷血。媒體對名人是殘酷的。對人、人的感情、人的生命，他們幾乎只剩下麻木了。
　　罪之七，錢。萬罪歸宗。
　　對商業(yè)價值的追求已經(jīng)讓某些媒體漸漸迷失了自我，他們一味在公眾興趣與名人沖突成本的平衡中投機，對公眾的諂媚以及自身責任心的缺乏，讓公眾的口味變成了社會的口味，然而并非喜歡吃的就是身體需要的，這樣的寵溺只會有一個結果，那就是讓整個社會營養(yǎng)不良，甚至發(fā)生畸變。對名人、對公眾、乃至整個社會，這樣的悲劇，媒體的責任不可推卸。
　　從藝人被狗仔隊揭秘的新聞占據(jù)了市場，更可清楚看到這一點。演藝界的文化藝術，已鮮有被報道，圈內文藝創(chuàng)作的社會性，在公共空間中已變得沒有地位，受眾了解的，都是藝人的隱私，并隨時可以說出一大堆性丑聞的資料；但藝人的演出、創(chuàng)作及文化水平、對社會的影響，都被忽略�？梢娺@種閱讀的轉移，會令大眾喪失了文化消費可獲取的文化意義，而藝人或創(chuàng)作人的表演或創(chuàng)作心血，終也不敵狗仔隊的一段揭秘文字和一幅揭秘圖片，試問耕耘何價？
　　作為新聞媒體，不多多注重現(xiàn)實問題，為廣大老百姓呼吁解決實際問題，不對社會輿論進行引導，不對社會不良和丑惡現(xiàn)象進行揭露和批判，為了擴大市場份額，增加發(fā)行量，換取更多的廣告利潤，一味地迎合市場、迎合受眾，把所謂的“娛樂”，完全定位在挖掘明星隱私、窺探名人私生活上，把好好的一個“娛樂版”，變成了“八卦周刊”，將堂堂的社會主義新聞記者，變成了“狗仔隊”，將社會的基本道德和良知拋之腦后，那么這樣的媒介，實在辜負了黨和人民賦予它們的那么多權利和希望。
　　讓媒體不再扮演狗仔隊的角色，需要媒體社會道德意識的提升，國家新聞法規(guī)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國民整個道德、文化水平的培養(yǎng)和提高。
　　
　　他們是媒體的哪張臉
　　
　　我的一次“有償新聞”
　　譚石
　　
　　我剛到辦公室，就接到主任的電話：“東方紅小學上午有個重要活動，你立即去采訪一下�！蔽乙宦肪o趕過去，來不及坐下來，接過粉紅色《倡議書》，邊看邊調整相機，作拍攝的準備。這時，我才知道這是一次為白血病學生募捐動員大會。這個苦命的孩子才12歲，小學四年級學生，查出白血病后，家人傷心欲絕，傾家蕩產(chǎn)帶孩子四處求醫(yī)，在天津骨髓庫里找到了配對的骨髓。然而，骨髓移植成功后，還需要幾十萬元抗排異治療費，他們已經(jīng)沒有能力籌措這筆巨款了。消息傳到孩子所在的東方紅小學，校長、老師、學生們坐不住了，他們開始向社會發(fā)倡議、作呼吁……
　　會場上，有孩子父親哀哀求助的聲音，有請人代讀的孩子感謝信，有不同身份人的倡議……會議的最后一項議程是現(xiàn)場捐款，人們自覺排起長隊往捐款箱里放錢，50元、100元、3個硬幣……攝像機不停地拍攝，相機不斷地被按下，現(xiàn)場的記者都試圖記下這感人的場面，留下每個好心人的身影……
　　最后一名捐款人投下錢后，兩名工作人員上來托起捐款箱，準備到一邊去開箱清點。突然，一個聲音響了起來，“慢――”在全場目光注視下，市電視臺的老記者舉著一張百元大鈔，“等一下，我還沒捐呢！”
　　他的話驚醒我們其他幾位正忙碌的記者，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活，把手伸進了口袋……立時，全場響起長久而熱烈的掌聲。
　　采訪結束，我們與校長道別，校長接過旁邊人遞來的信封，拿出一疊錢來：“你們來為活動作宣傳，已經(jīng)讓我們感謝不盡，哪能讓你們掏錢呢？你們捐的那些錢，我們學校給補上……”
　　 “這怎么行呢？”我們不約而同地嚷了起來，我們記者也有良知、有愛心，總不能筆下寫的是一套，自己行動上是另一套吧？這是我們給這位同學的一點愛心，說啥也不能再回收！
　　校長搓著雙手，挺不好意思地說，“你們來采寫新聞，還掏錢出來，這叫――”他的話還未出口，我們脫口而出――“有償新聞！哈哈……”
　　那一次，我的報道寫得很成功，很多人打電話到編輯部，說是看了我寫的報道后自發(fā)去捐款的……我知道，這是“有償新聞”的結果。
　　
　　無悔的選擇
　　楊清舜
　　
　　1999年至2005年，我曾在一家地州級小報工作。在幾年的工作中，我曾多次在采訪中因車被堵受困，兩次遇到車禍，無數(shù)次在極為危險的原始森林、災難發(fā)生地采訪，歷盡艱辛，并因為寫輿論監(jiān)督報道，部分違法者將我恨得咬牙切齒。但這些卻從沒有使我改變新聞寫作的志向。
　　2002年底，我與邊民一起闖進原始森林中尋找傳說中二戰(zhàn)期間墜毀在中緬邊境的美國飛機，忍著勞累和饑餓在一天中找到了三架飛機。尋找這三架飛機的新聞發(fā)表后被國內外數(shù)十家新聞媒體采用，并引起外交部領導的高度重視，而新聞采寫過程中的艱辛，或許只有我們記者行業(yè)的人知道。
　　在寫批評報道中，我曾因寫《潞西市59名青少年連釀血案》等文章，觸動了地方保護主義的神經(jīng)，遭有些領導的怒罵，但老百姓的呼聲卻讓我不能自已。我寧愿選擇壓力，為民請命。
　　面對微薄的收入和自己無休止的勞累，有時候我會在問自己這樣沒命地忙碌值不值得，但是當看到白發(fā)蒼蒼的老嫗為兒子因公傷犧牲而得不到公正待遇的時候，當看到被歹徒打傷的學生躺在醫(yī)院的病床上呻吟不止的時候，當默默奉獻的典型人物或突發(fā)新聞出現(xiàn)的時候，無論怎樣我還是會迅速帶上筆記本與相機踏上征程，因為我知道我是記者，我是媒體人，我是社會的良心。
　　
　　“吃飽了撐的！”
　　許叢軍
　　
　　做了10年媒體，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你們真是吃飽了撐的，多管閑事�！�
　　去年7月中旬，烏蘇里江禁漁期快要結束時，我打電話找到了有關部門，要求和他們一起下江了解禁捕期期間魚類資源保護的情況。
　　我們坐船剛到一個打魚的網(wǎng)灘，就看到了有幾個人在使用嚴禁使用的漁具，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跳下船直接就奔那幾個人去了，提出要沒收漁具，并小聲說道：“今天你們真的有點兒背，讓記者遇見了。”那個聰明的漁民馬上就奔我來了，向我求情說：“我們今天是來這里玩的，你就放了我們吧�！蔽耶敃r就很不理解：“我是來采訪的，你向我求什么情啊，我又不是執(zhí)法的�！笨次也焕聿牵�這個漁民的態(tài)度就很不友好，高聲說：“還不是你多管閑事！純粹是吃飽了撐的你！”我說你和我說不著，就沒有再理他們，進行自己的采訪。好在那幾個人當面只是罵罵咧咧，并沒有動粗。
　　事后才知道，一些河道和江岔子已經(jīng)被執(zhí)法部門“承包”給了打漁人，收了好處之后自然在執(zhí)法力度上就要減弱了。
　　另外一次是記者暗訪假冒食品加工廠，驚動了某一執(zhí)法部門，趕到現(xiàn)場后一執(zhí)法者好像是感到自己面子上過不去，居然和造假者一個口氣：“你們真是吃飽了撐的，管點什么事兒不好，你咋不查貪污��！”等到被記者曝光之后，恐嚇電話也就來了。
　　我沒有被這些事情阻擋，依然做著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只是心里有些不舒服，頗有不吐不快的感覺。
　　
　　我在記錄，我要記錄
　　陳小平
　　
　　大學畢業(yè)后，我一直在媒體工作，做過電視編導，做過報紙記者。不只一次有人這樣問我：“你寫了那么多容易得罪人的文章，做那些得罪人的節(jié)目，難道不怕惹麻煩么？”我怕惹麻煩�？墒钱斘乙淮斡忠淮蔚孛鎸δ切╁钊醯那笾�的目光時，我的靈魂就無法安寧。我無法躲避。我只不過是用筆，用攝像機，真實地記錄了一些人的喘息、淚水、祈求和不幸。我只不過是為他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盡管有時是徒勞無果的。
　　筆可焚而良心不可奪，身可殺而事實不可改。我一直將這話當作我記者生涯中的座右銘�！盀槭裁次业难劬χ酗柡瑴I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我說不清楚，是因為為老百姓說話而熱愛這一切，還是因為熱愛這一切而為老百姓說話呢？我想，這是沒有多少區(qū)別的。
　　今年四月，一些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我一度想離開這個奉獻和奮斗過的崗位，疲憊、煩躁像寒流一樣侵襲著我。我躺在病床上，關了手機。然而，我曾幫助過的一對姐妹還是幾經(jīng)周折找到了我，還給我?guī)�來了一束她們自己種的鮮花。她們是一對相依為命的孤兒，在我的報道和熱心幫助下，她們又有了完整的家。她們在我的病床前向我講述現(xiàn)在生活中的各種趣事，陽光般燦爛的笑臉讓我感覺到了自己所做的一切的價值。我又找回了往昔的自己。
　　我在記錄，我要記錄。我對自己說。
　　
　　答案就在他心中
　　李成貴
　　
　　程水清和童志清是《黃岡日報》的記者。2003年6月上旬的一天，程水清聽說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某村一農家4個成年子女，有3個都因得了肝病而去世。程水清當即和童志清前往采訪。
　　原來，62歲的農婦占玉華老人接連遭受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的不幸，3個子女先后去世，丟下3個正讀小學的幼孫，她不得不將三個破碎的小家合并成一家，由她挑起這個家庭的擔子。童志清和程水清滿懷敬意和同情，寫出了《她用破碎的心支撐著不幸的家》。文章見報后，引起了黃州區(qū)委書記蔣國平的高度重視，他帶著區(qū)教育局、民政局和禹王辦事處負責人，送去了3600元現(xiàn)金，接著又以文件的形式落實了3個小孩從小學到初中的全部學費和全免占家的農業(yè)稅；區(qū)紅十字醫(yī)院送去了4000元肝病治療藥品，并對其全家免費體檢。
　　談起這個故事，程水清很有一番感慨。他說，開始他對為弱勢群體實施新聞救助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表示懷疑�，F(xiàn)在看來，作用不可小看。這位從農家走出的老記者，在30多年的媒體工作生涯中，已經(jīng)養(yǎng)成了愛“管閑事”的同情心和責任感。
　　正是憑著這種同情心和責任感，程水清和童志清這對金搭檔，用良知和心力寫出了一個又一個故事。黃州區(qū)委的一位領導同志曾經(jīng)問程水清：“這么多事情你們是怎樣發(fā)現(xiàn)的？真得感謝你們?yōu)槲覀儏^(qū)委區(qū)政府提供的輿論幫助！”對此，程水清沒有回答。其實，答案就在在他心中。
　　
　　學習小莉好榜樣
　　霏 霏
　　
　　我是一名娛樂記者，眾人口中的“狗仔隊”。媒體為何有這么多的緋聞？應該說，娛記的“功勞”功不可沒。一些娛記，寫正兒八經(jīng)的新聞沒本事，也沒有興趣，寫名人或演藝界的緋聞卻興趣很濃。你若告訴他今晚某名人將要住在某賓館，他就會想方設法溜進名人對面的陽臺上，一個晚上都舉著長鏡頭照相機，不信搞不出一點帶“葷”的東西出來。你若告訴他今天看到演藝界某男某女一起走在大街上，好了，明天的報紙準是鋪天蓋地的“師生戀”、“姐弟戀”、“三角戀”，現(xiàn)場照片拍不到，海報照片也要弄上一張，并且還要設計一句酸溜溜的臺詞：“看哇，我倆多般配！”
　　我就是這樣的娛記。雖然有許多厭倦和無奈，但我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為由，樂此不疲。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江南時報》一篇《十問吳小莉》的文章。其中問到吳小莉專訪郭晶晶時為何回避鬧得沸沸揚揚的郭晶晶的緋聞。吳小莉說：“其實不是郭晶晶回避緋聞，而是采訪時，我說我不關心緋聞，我只關心她與田亮那種感情�！辈⒄f：“這樣的緋聞也不需要問，我不感興趣�！�
　　吳小莉的回答令我肅然起敬。講新聞競爭，香港不比大陸激烈？人家尚且能對緋聞“不關心”、“不需要問”、“不感興趣”，能追求高質量、高品位，而我，我們一些記者、一些媒體卻像蒼蠅逐臭一樣，眼里只有緋聞，盯住緋聞不放，相比之下，顯得多么庸俗。娛樂新聞有廣闊的報道領域，有豐富的新聞資源，有得天獨厚的題材優(yōu)勢，靠“出賣”名人的隱私，拿名人的隱私招睞讀者，終究不是辦報辦刊辦臺的正道。
　　就是從那一天起，我下定決心：學習吳小莉，在庸俗猥褻的隱私面前，理直氣壯地說：“我不關心，我不需要，我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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