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城到公州：難解的首都情結】 韓國首都是漢城還是首爾

　　 　　韓國政府２００４年６月初宣布，將把首都從現(xiàn)在的漢城遷往忠清南道的公州，決定一經(jīng)宣布立即在國內(nèi)激起強烈的反響。民意測驗表明，反對與支持的意見旗鼓相當，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反遷都的聲音越來越響亮。
　　
　　歷史的重疊：從漢城遷都公州
　　
　　或許是出于歷史的巧合，大約在１５００年前，韓國也曾發(fā)生類似事件，不堪北方壓力的百濟王國把都城從漢城遷至公州（史稱熊津）。
　　據(jù)朝鮮史籍記載，公元前１８年，百濟王國興起。百濟始祖溫祚王在這一年自扶余（史稱泗?）南遷至漢山，設立都城慰禮城。１４年后，遷都漢江之南，地點大致在今天的南漢山一帶。公元１３３年，第五代國王蓋婁王筑北漢山城，擴大了百濟都城的防衛(wèi)圈。
　　此時的朝鮮半島，百濟、新羅和高句麗三國鼎立。進入強盛時期的百濟于公元３７１年北上攻擊高句麗大獲全勝。此后百余年間，百濟與高句麗的戰(zhàn)爭頻繁，加之旱災地震等天災降臨，百濟國力日趨衰落。
　　為求生存，百濟一方面與東晉、南朝通貢求封，取得中原王朝的支持；另一方面，密切與倭國（日本）的關系，遣使往來。倭濟雙方甚至結成軍事聯(lián)盟，對抗南下的高句麗。
　　公元４０４年，高句麗舉軍南進，擊潰倭濟聯(lián)軍。公元４７５年，國勢更加貧弱的百濟，在漢城被高句麗軍攻破之后，遷都地處錦江南岸的熊津城。熊津城北以錦江為天然屏障，東南背靠雞龍山，地險土肥，為百濟的生息發(fā)展提供了較為理想的生存空間。然而，由于高句麗西進的擴張受到北魏的有力遏制，轉而越來越加緊南進的步伐。公元５３８年，百濟圣王在這種情況下再度沿錦江向南遷都，移至泗?城，但熊津城依然是百濟的重鎮(zhèn)。這樣，熊津―泗?城，即今天的公州和扶余，就成為百濟后期發(fā)展的代表性城市。直至公元６６０年百濟敗亡，再無遷都之舉。
　　
　　漢城：驕傲的千年古都
　　
　　從城市政治功能演化的歷史過程來看，從公元前１８年至公元４７５年，今天的漢城地區(qū)曾經(jīng)是百濟立都近５００年的政治中心。今天的公州，若包括扶余，作為百濟都城的歷史，不過１８０余年。在此后高麗時代（公元９１８～１３９２年），漢城（史稱揚州）作為陪都南京，發(fā)揮了百濟時代曾經(jīng)起到過的作用。在朝鮮時代（公元１３９２年～１９１０年），漢城的都城地位與這個統(tǒng)一王朝５００余年的興衰史相始終。因此，在漫長的古代城市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漢城和公州不在一個等量級。站在千年古都驕傲的漢城面前，僅有不到２００年立都資歷的公州只能保持謙卑的低姿態(tài)。
　　從地域文化的發(fā)展及其特點來看，今天的漢城和公州，均可稱為古老的歷史名城。在百濟遷都熊津城之后，高句麗占領了百濟昔日的都城地區(qū)。公元５５１年，新羅聯(lián)合百濟北擊高句麗，控制了漢江流域。公元６６８年新羅基本統(tǒng)一朝鮮半島后，在漢江流域設漢山州，后來又設漢陽郡。公元９１８年高麗朝創(chuàng)立，在開京（今開城）立都，漢陽改稱楊州。高麗時代的國王們看中了依山（漢山）、傍水（漢江）而自成天險的寶地漢城，將其與西京平壤、東京慶州并列，稱地處開京之南的楊州為南京，共同拱衛(wèi)都城開京。這樣，漢城在百濟南遷、失去都城地位４４０余年之后，獲得陪都的地位。
　　公元１３９２年，李成桂創(chuàng)建朝鮮朝。兩年后，在昔日的南京設立了新王朝的都城漢陽，漢城重新成為統(tǒng)一國家的都城，直至１９１０年“日韓合并”，漢城淪為日本朝鮮總督府的所在地，改稱京城。１９４８年大韓民國成立，漢城再次恢復首都的地位。與歷史上曾經(jīng)作為都城的其他城市相比，漢城在朝鮮朝作為都城，凡５００余年。加上百濟時代在此立都的近５００余年和高麗朝４７０余年作為陪都的歷史，漢城堪稱韓國歷史上千年古都，最富盛名的歷史名城。公州在朝鮮朝作為忠清道的首府，也享有歷史名城的聲譽。因此，在歷史名城之間選擇都城，似乎不會構成過于強烈的文化心理沖擊。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漢城與公州：差異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心理
　　
　　漢城與公州在同享歷史名城聲譽的同時，也存在許多差異。這種差異，在悠悠歲月中，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心理。從歷史文化的演進軌跡來看，公州是古代百濟文化的代表，漢城則是近世乃至近代朝鮮時代文化的中心。在文化心理上，公州－扶余是人們公認的百濟的世界。直到今天，在后期百濟故地忠清南道，反映當年百濟歷史文化風貌的遺跡遍地皆是。在漢城，反映百濟時代的歷史遺跡，幾乎蕩然無存，相反，體現(xiàn)朝鮮時代興衰的景福宮、昌德宮、昌慶宮、德壽宮、宗廟、秘苑、云峴宮、北漢山城、南漢山城、東大門、南大門等勝地，卻遍布漢江南北。漢城屬于朝鮮時代，朝鮮時代的文化代表在漢城，這就是漢城最顯著的歷史文化特征。
　　到了近現(xiàn)代，漢城更成為韓國興衰榮辱的象征之地。無論是１８６３年～１８７３年大院君實行改革、重建景福宮，還是１８８２年抗議閔氏家族腐敗統(tǒng)治的“壬午兵變”、１８８４年開化派試圖實行韓國版明治維新的“甲申政變”，或者是１８９４年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張”、１８９５年殘殺閔妃的“乙未事變”、１８９７年高宗宣布成立“大韓帝國”、１９０５年伊藤博文將韓國變成日本的保護國、１９１０年日本吞并韓國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都發(fā)生在漢城。
　　１９１９年，全民族奮起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進而演變成“三?一”獨立運動的怒潮，這一壯舉也首先發(fā)生在漢城，而后席卷全國，揭開了韓國獨立運動嶄新的一頁。１９４５年９月，日本末代朝鮮總督阿部信行在漢城簽署投降書，結束了日本對朝鮮半島長達３５年的殖民統(tǒng)治。二戰(zhàn)后，無論是５０年代朝鮮戰(zhàn)爭期間的戰(zhàn)線推移，還是７０年代韓國經(jīng)濟騰飛的“漢江奇跡”、８０年代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抗爭的民主化運動，都使?jié)h城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時至今日，提起韓國，人們自然聯(lián)想到漢城；說到漢城，腦海中又會隨即浮現(xiàn)出韓國的景象。首都與國家的重疊，這就是戰(zhàn)后漢城在韓國政治文化中的復合形象。而公州在韓國近現(xiàn)代史上幾乎是默默無聞。留給人們更多的，是百濟時代文化鼎昌的精神記憶。
　　
　　不可輕言告別漢城
　　
　　曾經(jīng)作為古代文化之都，并將大陸先進文化傳播到日本的中轉站百濟，它能夠通過２１世紀的遷都之舉再現(xiàn)曾經(jīng)的輝煌嗎？答案不難作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很難再現(xiàn)昔日的輝煌。正是漢城和公州在歷史文化天平上的量級懸殊，成為人們反對遷都的一個有力的理由。畢竟，今天的韓國人并非１５００年前的百濟人，驟然割舍與漢城的首都情結，談何容易。眾所周知，韓國人歷來以頑強地維護傳統(tǒng)而著稱于世，在首都情結的文化心理上讓人們輕易地告別漢城，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文化資源配置的現(xiàn)實狀況來看，漢城是韓國文化資源最豐厚的聚集地，公州與之相比，則顯得無足輕重。以高等教育為例，諸如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成均館大學、梨花女子大學、中央大學、建國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等著名大學，無一不設立在漢城。公州的高等院校在學科設置、教師隊伍構成、研究生教育、辦學經(jīng)費、社會教育規(guī)模和國內(nèi)外知名度等方面，都難望其項背。另外，公州所在的忠清南道共有高等院校十余所，而漢城則擁有６０余所。無論在數(shù)量上，還是在質(zhì)量上，漢城與公州的差距，誠可謂天壤之別。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政府的遷都決定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反對，自然不難理解。除了遷都所要耗費的巨大投資和對南北統(tǒng)一進程的政治影響外，根深蒂固的漢城首都情結，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文化心理障礙，也都出現(xiàn)在韓國政府面前。
　　當然，作為千年古都、經(jīng)濟開發(fā)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地帶，漢城也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和發(fā)展包袱，漢城的“城市病”成了“韓國病”最明顯的癥候之一�？朔�文化資源配置上過于偏輕偏重的弊病，自然有其道理。但付諸行動，卻難免遭遇來自歷史文化沖突、文化心理沖擊以及若干現(xiàn)實問題。韓國政府和民間有識人士如何運用其智慧，圓滿地解決這些問題，尚須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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