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沒有西安事變_端納往事：斡旋西安事變

　　威廉•亨利•端納,祖先是蘇格蘭人,1875年出生于澳大利亞,是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政壇最為活躍的外國人之一｡1903年,端納來到中國香港,成為《中國郵報》的一名編輯,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43年的政治生涯｡他以最先披露袁世凱和日本政府簽訂“二十一條”密約､為孫中山臨時政府起草第一個對外宣言而聲名大震｡他先后出任過晚清兩廣總督岑春煊､國父孫中山､少帥張學良的顧問和蔣介石的謀士,經(jīng)歷了從清朝覆滅､民國建立,直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近半個世紀的歷史進程,是民國史上重大政治事件的見證人｡端納在中國發(fā)揮作用最明顯的一次,就是在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充當調停人｡
　　今年恰逢西安事變發(fā)生70周年｡我們特發(fā)此文,以懷念這位異國友人｡
　　
　　最早營救蔣介石的使者
　　
　　1936年12月12日清晨,以張學良､楊虎城為首的東北軍和西北軍聯(lián)合采取行動,分別在西安和臨潼城內扣押了蔣介石和國民黨軍政大員幾十人｡接著,二人通電全國,提出了停止內戰(zhàn)､聯(lián)共抗日等八項主張｡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南京國民黨政府亂作一團｡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主戰(zhàn)派”和以宋美齡為首的“主和派”激烈爭吵｡何應欽企圖通過征討張､楊“叛逆”,進一步擴充自己的實力,進而奪取蔣介石的統(tǒng)治地位｡宋美齡則擔心仗一旦打起來,張學良和楊虎城很可能會把蔣介石置于死地｡于是她力主先派一個可信賴的人到西安了解情況,然后再設法把蔣介石營救出來｡
　　宋美齡選定了端納｡一則端納與張學良的關系甚篤｡當初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端納經(jīng)人介紹赴沈陽謁見張學良,從此,端納成了張學良的顧問｡在幫助張學良易幟､戒除鴉片煙癮等問題上,端納功不可沒｡“九•一八”之后,退守北平的張學良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被迫下野周游歐洲六國,期間又是端納朝夕相伴｡張學良對端納的才識和忠誠也佩服有加,始終把他當作伯叔老師似地尊敬｡用張學良的話講,兩人之間的關系密切到“沒有一個詞可以來形容”的地步｡二是端納與蔣介石夫婦的關系非同一般｡1934年,當端納陪張學良從歐洲回國后,適逢蔣介石發(fā)起所謂“新生活運動”｡宋美齡為宣傳這一運動,請端納幫助她處理信件和報告｡張學良本來不想割愛,但既然委員長夫人開了尊口,他也不好拒絕,最后有條件地只答應端納為蔣介石夫婦工作六個月,但最后端納還是被他們硬留在了身邊｡人們常稱端納做了蔣介石的顧問,但其實并無此職｡這一點,蔣介石在1936年12月14日《西安半月記》中已說得很明白:“端納者,外間常誤以為政府所聘之顧問,實則彼始終以私人朋友資格,常在余處,其地位在賓友之間,而堅不欲居客卿或顧問之名義｡”此外,在淞滬戰(zhàn)役期間,端納陪同宋美齡去前線慰問將士時,由于日軍飛機的轟炸,他們乘坐的車輛翻到路邊的水溝里,幸得端納和副官全力營救,宋美齡才得以脫險并得到及時的救治｡從此,蔣氏夫婦對端納信任有加｡三是端納具有的特殊身份｡作為一個外國人,他在國民黨政府內不擔任職務,不屬于任何派別,各方都可接受｡
　　作為“西安事變”后為營救蔣介石最早派出的使者,端納也深知完成這項任務的艱難｡當時,南京主戰(zhàn)派正調兵西進,交通受阻,音訊中斷,情況完全不明｡但端納卻把此次的重任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并且充滿“信心”｡12月13日午后,他沖破主戰(zhàn)派的層層阻力,帶著宋美齡寫給蔣介石和張學良的二封親筆信踏上了西安斡旋之路｡
　　
　　“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從12月12日事變發(fā)生至25日張學良護送蔣介石返回南京期間,端納分別于13日和22日兩次飛赴西安,在整個事變解決的過程中,一直是南京和西安之間信息的傳遞者以及蔣介石､宋美齡情緒的安撫者｡
　　12月14日下午,端納輾轉洛陽到達西安｡在與張學良的會談中,進一步證實了他的判斷,蔣介石目前不僅沒有生命危險,而且張､楊對他并無惡意｡端納表示同意張學良提出的主張,并承諾竭力去說服蔣介石｡會談結束時,他還一再告誡張學良,千萬要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如果他性命不保,中國必然大亂,這只能對日本有好處｡
　　傍晚時分,在張學良的陪同下,端納來到了臨時扣押蔣介石的地方｡一進屋,端納就看到蔣介石躺在一張木床上,拿毯子蒙著頭,面向著墻,一言不發(fā)｡
　　當蔣介石聽到有人用英文對他說“你好啊,委員長”時,猛地轉身坐起來｡他做夢也想不到是端納站在他的面前,頓時激動得流出淚來｡正如他在《西安半月記》中所寫得那樣:“以一異國人而不辭遠道冒險前來省視,其忠義足令人感動｡”緊接著,端納趁熱打鐵說,“我這次是受蔣夫人的委托而來的｡同張漢卿將軍談話以后,我首先向蔣先生告慰,就是張將軍對蔣先生并無惡意,只是要求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只要蔣先生答應這個要求,張､楊兩將軍還要竭誠擁護您做領袖｡我認為這個主張不僅是張､楊兩將軍的主張,也是全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許多西洋人(暗指英､美等國)也贊成｡蔣先生若能接受這個主張,今后將變?yōu)檫@樣大大的偉人(說著舉起手高高地比劃著)｡要是不接受這個主張,今后將變?yōu)檫@樣小小的人(俯下身子用手在地上比劃著)｡國家和蔣先生個人的安危榮辱就系于蔣先生個人心思的一轉｡”聽了端納這一習話,再看了宋美齡的來信,又聯(lián)系到張學良､楊虎城對他的態(tài)度,蔣介石終于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并沒有什么危險,也明白了“兵諫”的真實意圖｡于是,蔣介石固執(zhí)的態(tài)度漸漸地轉變了｡在張學良､端納的陪同下,順從地搬到了金家巷張公館附近的高桂滋公館｡
　　當晚,端納便將張､楊無意殺害蔣介石,只是要求其停止內戰(zhàn)領導抗日的電報發(fā)回南京,他的消息使神情高度緊張的宋美齡等人壓在心中的石頭終于落了地,也廓清了紛傳于南京五花八門的猜測｡
　　緊接著,端納又帶著蔣介石給何應欽停止進攻和讓宋子文前來西安與張､楊談判的手諭回到了南京｡至此,一場可能爆發(fā)的內戰(zhàn)終于避免了｡
　　后來,宋美齡在談到“西安事變”時,把端納的這一次西安之行,比喻為事變后發(fā)現(xiàn)的“第一次希望的曙光”而對他大加贊揚｡
　　
　　“端納打下基礎,子文兄弟筑好墻,我蓋上了屋頂”
　　
　　端納在“西安事變”中的第二個貢獻是積極支持并促成了蔣介石夫婦與周恩來的會面｡事件發(fā)生后,由于蔣介石采取不合作態(tài)度,騎虎難下的張學良､楊虎城只好請來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協(xié)助解決問題｡
　　12月17日,當蔣介石聽到中共也派人來到了西安時,急切地問侍衛(wèi)蔣孝鎮(zhèn):“來人是誰?”蔣孝鎮(zhèn)回答:“周恩來｡”蔣介石頓時癱坐在沙發(fā)上｡
　　其實,周恩來一到西安,端納就盤算著讓蔣介石夫婦和與周恩來見一次面,以利用他的影響促使張､楊早日放蔣｡當宋美齡也到達西安后,他立即就此事與她進行協(xié)商｡宋美齡一想到與共產(chǎn)黨征戰(zhàn)了十余年,周恩來是他們的冤家對頭,就覺得心里沒有把握｡她不停地問端納:“我該見他嗎?”端納十分肯定地說:“不僅應該見,而且越早越好,這對委員長的安全非常有好處｡”很快,在端納的精心安排下,宋氏兄妹與周恩來進行了一次長談｡周恩來向宋美齡明確表示,共產(chǎn)黨支持蔣介石領導全國抗日,只要蔣先生抗日,共產(chǎn)黨當全力以赴,并號召全國擁護國民政府,結成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
　　經(jīng)過努力,12月24日,西安與南京終于達成了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釋放愛國人士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權利､聯(lián)共抗日等項協(xié)議｡
　　當晚,在端納和宋氏兄妹陪同下,蔣介石和周恩來終于坐在了一起｡寒暄過后,蔣介石又端起了校長的架子,說周恩來曾經(jīng)是他的部下,應該聽他的話｡周恩來表示,只要他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不但他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指揮｡宋美齡一再感謝周恩來千里迢迢前來斡旋｡面對周恩來誠摯的言語,蔣介石也顯得很激動,終于明確表示了三點意見:停止剿共,聯(lián)共抗日,統(tǒng)一中國,軍隊受他指揮;由二宋及張學良代表他與周恩來解決以前商談好的問題;他回南京后,周恩來可以直接和他談判｡
　　即使在緊張的談判日子里,端納也保持著樂觀的心情｡25日,是西方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圣誕節(jié)｡這天清晨,為了讓蔣介石高興,端納還將壁爐裝飾成一棵圣誕樹｡在壁爐上掛著端納的兩只高爾夫襪子,每一只上都系著一根繩｡一根繩子的一端掛著一架給蔣夫人用的手提打字機,另一根上掛著供蔣介石躺椅上用的毛毯｡這使得睡覺時還悶悶不樂的蔣氏一家人心情變得愉快起來,蔣介石終于笑了,這是自他被扣以來第一次露出笑容｡
　　25日下午,張學良不顧身邊人員的勸阻,執(zhí)意護送蔣介石回到南京｡至此,“西安事變”以和平的方式得以解決｡回到南京后,宋美齡總結此次事件時,認為是“端納打下基礎,子文兄弟筑好墻,我蓋上了屋頂｡”端納也因為營救蔣介石有功,被南京國民政府授予大綬采玉勛章一枚｡
　　
　　蒙冤出走,落入日軍魔掌
　　
　　端納十分肯定“西安事變”取得的成果｡他在1937年1月給他的老朋友霍克希爾德的信中說:“……重要的事情就是停止了打共產(chǎn)黨｡內戰(zhàn)已自動停止了……所以,從理論上講,少帥獲得了勝利｡”遺憾的是,張學良在護送蔣介石一回到南京,就失去了自由,被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這令曾在西安為他安全擔保的端納異常氣憤和失望｡他幾次向蔣介石替張學良求情,都吃了閉門羹｡為此,端納常為自己的“言而無信”深感愧疚｡特別是國民政府從漢口西遷重慶時,對蔣介石仍抱一線希望的張學良又給端納寫信:“你和子文曾以人格擔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失去了自由,比犧牲我的生命還要悲慘,希望你和子文盡量設法實現(xiàn)你們的諾言,冀�；謴臀业娜松碜杂�｡”張學良的來信再次讓端納心如刀絞,對蔣介石的背信棄義大失所望｡他對張學良說蔣介石“是個騾子,很難跟他講､很難把他說服”｡
　　端納不厭其煩地為張學良求情終于招致蔣介石對他的不滿,并開始冷落他｡此外,端納性情耿直,對舊中國官場那根深蒂固的腐敗和無能總愛提出質問和批評,這就難免得罪許多有權勢的人｡“西安事變”剛結束,南京的親日派就通過《中央日報》攻擊端納是張學良的同謀,指控他“出賣中國”,要求把他押送出境｡戴笠還趁機將他與一日本人的談話錄音通過技術處理后,作為端納是日本間諜的“證據(jù)”呈給蔣介石,致使蔣介石對他產(chǎn)生了懷疑｡當他再一次呼吁蔣夫人對蔣宋家族大發(fā)國難財?shù)牧盂E加以“抑制”時,這位他一生最崇敬的蔣夫人卻對他大發(fā)雷霆:“端納你可以批評中國政府或別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你是不能批評的!”從此,他們再也不信任端納了｡無奈之下,端納于1940年離開了蔣氏夫婦｡
　　此后,端納在香港的一家飯店暫住下來,不久又到了太平洋上的塔西堤島,以實現(xiàn)自己兒時暢游大海的夢想｡可是好景不常,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此后,端納急忙乘一艘美國郵輪返航｡不料在途經(jīng)菲律賓馬尼拉時,他被日本占領軍關進洛斯巴尼斯集中營｡端納隱姓埋名,混跡于其他白人囚犯中｡雖然一些人認出了他,然而無一人出賣這位日本人重金通緝的“幫中國人反擊東洋的西方魔鬼”｡
　　
　　無盡的中國情義
　　
　　1945年2月,蔣介石通過盟軍海軍情報系統(tǒng)等部門和人員的證實,方知錯怪了端納,于是馬上請求遠東地區(qū)盟軍司令麥克阿瑟采取特別營救行動｡2月23日清晨,麥克阿瑟將軍組織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動,集中營的“囚犯”們還未排好隊,幾架美機就從天而降,全副武裝的美國傘兵包圍了集中營,救出了端納,并立即將他送往美軍珍珠港海軍醫(yī)療中心進行治療｡
　　日本投降后,蔣介石親筆簽署了一份電報送到端納手中,歡迎他回到中國｡此時,經(jīng)過四年的集中營折磨,端納的身體已受到嚴重的摧殘,他深感自己在世的時光不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越加思念中國,于是端納答應了蔣介石的要求｡當迎接端納的飛機在上海江灣機場降落時,宋美齡､孔祥熙等人專門前往迎接,他們將端納安排到虹橋醫(yī)院治病｡經(jīng)仔細診斷,端納被確診患有晚期肺癌｡治病期間,蔣介石也多次去醫(yī)院探望端納,并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在端納彌留之際,宋美齡還親自在其床側為他誦讀《圣經(jīng)》｡1946年11月9日,端納溘然長逝,終年71歲｡
　　端納一生,與中國有無盡的情義｡他積極支持張學良易幟,維護全國統(tǒng)一｡他堅定不移地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暴行,以致日本特工部門專門建立了“W.H.端納檔案”,稱他為“中國的幽靈”｡他從1903年到香港,到1946年病逝于上海,43年沒有回過一次故鄉(xiāng),他的澳籍前妻曾對他說:“端,與其說你是跟我結婚,倒不如說你是同中國結婚｡”端納去世后,根據(jù)他生前希望能長眠于中國的愿望,宋美齡專門在宋家墓地辟出一角,安葬了這位在中國活躍了近半個世紀的澳大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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