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一代|被偷走的一代 電影

　　2008年2月12日,澳大利亞第42屆議會在堪培拉開幕｡濃郁的土著文化色彩成為此次會議的最大特點｡澳大利亞土著長老瑪?shù)贍査?豪斯表示:“這是對我們?nèi)嗣竦某姓J,是對我們祖先和神靈表示尊重,他們開創(chuàng)了這片土地｡”
　　1788年,當英國人在堪培拉建立第一個殖民地時,豪斯的祖先們已經(jīng)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七萬年,他們是澳大利亞最古老的居民｡但在澳大利亞議會107年的歷史上,人們還是第一次見識這樣的儀式｡新一屆議會的第一項議程就是由政府向土著作出首次正式道歉｡總理陸克文說:“對于被偷走的一代,我要說以下的話――作為澳大利亞總理,我說對不起;代表澳大利亞政府,我說對不起,代表澳大利亞議會,我說對不起｡對你們,我毫無保留地作出道歉｡”
　　“被偷走的一代”,這是澳大利亞歷史上一群充滿悲劇色彩的人｡從1910年到1970年,澳大利亞政府對土著實施同化政策,全澳有近十萬名土著兒童被政府從家人身邊強行帶走,接受白人文化教育｡他們被稱為“被偷走的一代”｡而他們的悲劇,在過去一個世紀都被忽視或遺忘｡
　　一本暢銷書的出現(xiàn),讓人們開始重新關注這段歷史｡1996年,多莉絲的著作《防兔籬笆》一面世,就在澳大利亞引起轟動,六年后,由這本書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各大電影節(jié)上獲得好評無數(shù)｡故事主人公的原型正是多莉絲的母親――莫莉?克雷格｡一條長長的籬笆穿過莫莉生活的吉嘎龍部落,那是政府為了防止野兔破壞農(nóng)作物所筑起的籬笆,縱貫澳大利亞全境｡莫莉的媽媽是土著人,爸爸是負責看護籬笆的英國人｡
　　1931年,14歲的莫莉和妹妹戴西､表妹格雷西被白人警察強行從母親身邊帶走,送到了遙遠的摩爾河土著兒童訓練營｡在那里,她們不允許說土著語,只能說英語,并接受白人文化教育｡當時,負責西澳大利亞土著事務官員內(nèi)維爾被孩子們稱作“惡魔”｡他相信,只有將混血兒童“漂白”才能確保澳大利亞的未來｡
　　莫莉無法忍受訓練營的生活,她帶領兩個妹妹踏上了沿著防兔籬笆回家的漫漫長路｡最終,莫莉和格雷西回到了母親的懷抱,戴西卻被帶回營地,從此杳無音信｡
　　影片的結(jié)尾,年老的莫莉拄著拐杖走在家鄉(xiāng)的土地上,看上去非常安詳｡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莫莉的悲劇并沒有就此結(jié)束｡幾年后,她和兩個女兒又被強行帶回摩爾河營地｡第二年,莫莉再一次逃回吉嘎龍,但這次,她只帶上了18個月大的小女兒安娜｡
　　誰能想到,兩年后,安娜再次被從母親身邊帶走｡悲劇就這樣不斷地輪回｡時隔21年,1962年,已經(jīng)結(jié)婚生子的大女兒多莉絲才再次打聽到母親莫莉的音信,母女重逢｡而從小以為自己是孤兒的安娜,卻不愿像姐姐那樣面對過去,直到2004年母親去世也沒有與母親相見｡
　　1997年,澳大利亞獨立機構(gòu)人權(quán)和公平機會委員會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長達60年的同化政策,給那些被迫與親人分離的澳大利亞土著兒童留下了巨大的心靈和肉體的創(chuàng)傷｡對土著居民來說,被偷走的不僅是他們與家人原本應該共享的生活,還有土著身份的認同和土著文化的傳承｡文化斷裂給他們帶來的長期傷害,也許比肉體的折磨和分離的痛楚更大｡
　　其實不僅是“被偷走的一代”,自從歐洲殖民者18世紀登陸澳洲,整個澳大利亞土著族群都遭到侵犯和掠奪,至今仍是澳大利亞最貧困的｡目前,澳大利亞生活著45萬土著居民,占總?cè)丝诘?.7%｡其平均壽命比其他澳大利亞人短17年,嬰兒死亡率高一倍,犯罪率是其他族群的13倍,失業(yè)率則是3倍｡因此,在很多土著人士看來,道歉只是政府邁出的第一步｡
　　2月12日,新議會開幕當天,大約500多名土著居民和他們的支持者在議會外集會,要求政府終止時任總理霍華德宣布的聯(lián)邦政府對北部區(qū)的60個土著定居點所實施的干預法案｡很多土著人認為,政府的做法讓他們回憶起當年“被偷走的一代”所遭遇的白人家長管制,而土著族群真正需要的是有助于當?shù)匕l(fā)展的投資､建設,以及傳統(tǒng)文化的恢復｡
　　自1970年同化政策廢除以來,澳大利亞政府一直拒絕向土著居民道歉,理由是現(xiàn)政府不應該為前任政府的錯誤政策承擔責任｡新上臺的陸克文政府終于打破堅冰,說出道歉,他說這是為了去除“澳大利亞靈魂上的污漬”,永不讓過去不公平的歷史重演｡不過,要彌合歷史的創(chuàng)傷､建成一個真正達成和解的社會､恢復土著文化的生機與活力,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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