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馬里,海盜與土匪并行:索馬里海盜

        發(fā)布時間:2020-03-14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為了探尋鄭和船隊的遺跡,我誤打誤闖進入索馬里,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片天地……      在當今世界,如果說哪個國家最“自由”,最無政府,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馬里當之無愧。在那里,陸地上土匪可以橫行,海洋上強盜肆意猖獗。
          
          提起海盜,
          肯尼亞船長大驚失色
          
          我第一次聽說索馬里海盜是2002年3月初在肯尼亞海島城市拉木。那時為了踏尋鄭和在非洲的足跡,我專程從南非去拉木群島采訪。在拉木,當地人告訴我索馬里南部港城基斯馬尤附近有鄭和船隊當年留下的遺跡,我很感興趣,并當即決定前往采訪。未料,在海上奔波了大半輩子的老船長阿巴斯聽后大驚失色,連忙擺手表示無法前往:“索馬里海盜泛濫,看見外國船只就搶,連人帶船扣下,開口就要幾百萬美元贖金,太可怕了。別說我們沒有那么多錢,就是有我也不敢去。”我仍不甘心,請阿巴斯進一步了解情況。
           第二次,是我與五名逃避戰(zhàn)亂來到拉木的索馬里人談論索馬里海盜。
          2003年5月,我再次去拉木,阿巴斯將幾名逃難多年的索馬里商人帶給我,這幾人愿意帶我前往基斯馬尤,他們認為自己是索馬里人,會講索馬里語,海盜不會找他們的麻煩。但阿巴斯船長還是擔心“有去無還”,堅決主張不能去。事后證明他的擔心是對的。我2003年11月第三次去拉木時,聽說那幾個索馬里人此前不久回國時,被海盜抓為人質扣留數日,只因身無一文又會講索馬里語才躲過一劫。
          
          置身機場,
          我頓感自己成了“外星人”
          
          從肯尼亞乘船北上索馬里行不通,就只好走陸路。2004年8月4日,我憑著執(zhí)著的職業(yè)感,冒著生命危險從內羅畢飛往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只身深入戰(zhàn)火紛飛、無政府狀態(tài)的索馬里。
          當飛機在跑道上滑行時,我能清楚地感受到,機場多年失修,地面是粗糙、甚至是凹凸不平的。與非洲多數機場相比,眼前這個機場面積并不算小。可是,除跑道不平、沙石裸露外,機場沒有圍墻,更談不上航站樓了,僅有兩座相距百米的“房子”。較大的那座位于跑道旁邊的雜草叢中,屋頂早已不翼而飛,徒有墻壁;較小的是茅草屋頂,沒有門窗,一個大洞充當門。乘客們走下飛機后紛紛涌向停在機場的兩輛破爛不堪的小公共車,我手提行李茫然不知何去何從。
          正當我躊躇之時,一位穿著整潔、中等身材的和善老人手提塑料袋走了過來,問我在等誰,受哪個公司的邀請。當知道我沒人接,沒人邀請時,他不解地直搖頭,似乎是自言自語,又好像是善意地提醒說:“來到這里,沒有人接待,那真麻煩了。”我頓時感到不妙,琢磨著是否轉身登上飛機馬上離開這塊是非之地,因這架班機是經摩加迪沙飛往迪拜的,我可以先到迪拜,安全了再說。看到我面帶難色地回頭望著嗚嗚作響的飛機,老人又開腔了:“我是管移民的,先跟我去辦理入境手續(xù)。”
          幾十米開外的茅草屋位于機場出口處,面積僅有四五十平方米,泥土地面上坑坑洼洼,零亂地擺放著二三十個白色塑料椅子,入口的墻角有一張白色的塑料圓桌。老人示意我坐下,我這才意識到,這里就是候機室,這張桌子就是他的辦公地點。他把塑料袋漫不經心地放在桌子上,從中掏出一本發(fā)票和一個破舊的小塑料袋,“拿你的護照來,請交25美元入境費。”他翻了翻護照,找出空白頁,從小塑料袋里掏出一個橢圓形章子就蓋,印油不足,字跡模糊。他看了看,猶豫著把護照還給我,收起印章起身要走。這時,飛機起飛了。
          我急不可待地問道:“城里安全嗎?”
          “安全,但要有人保護。”
          “有沒有中餐館?”他搖頭不語。
          “有沒有中國人?”他還是搖頭。
          “您是政府移民官吧!”他驚奇地瞅了我一眼,沒有搖頭,沒有點頭,也沒有作答。只是說,你就坐航空公司的車去城里,但“你不要相信任何人,更不要一個人獨自上街。當地人見錢就變臉,你要小心謹慎啊!”我上車前,他向我要了小費。
          
          前往首都,
          我被荷槍實彈“押運”
          
          我對眼前發(fā)生的一切感到茫然。
          背著相機包,提著行李箱,好不容易擠上滿員的小公共車。這時,驚魂未定的我回頭才發(fā)現,機場沒有大門,出入口處擺放著一道鐵絲網,由荷槍實彈的保安把守著。
          約半個小時后,汽車開動了,共有四輛。前面運行李的大卡車上站著持槍人員;中間是兩輛小公共車,載滿了乘客;后面是越野車,六名胸前佩帶長排子彈、手持沖鋒槍和機關槍的武裝人員坐滿了后車箱,監(jiān)視著前后左右四個方向。汽車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顛簸行駛,路面不時出現大坑,車隊就掉轉車頭,從玉米田和叢林間穿行,真可謂地上本沒有路,行的車多了,也就成了路。
          沿途不時遇到私自設立的關卡,問當地人是什么人設置的路障,回答是誰都可以設置,只要他愿意。每遇到關卡,后面的越野車就沖到最前面,關卡人員看到武裝到牙齒的押送隊伍,便主動移開路障。目睹其他三輛車順利通過后,越野車又緊跟其后。
          經過三個多小時的顛簸,我終于來到首都,下榻在相對安全的薩哈菲賓館。賓館經理阿韋斯這樣介紹,賓館有75個房間,150名工作人員,其中絕大多數是武裝保安;賓館大院內十分安全,24小時有武裝人員在四周保衛(wèi)。但是,“絕對不能獨自走出大門,外出必須要有武裝保安跟隨,晚上外出則需二三十名保安。”
          
          站立街頭,目睹無政府現狀
          
          在首都街頭,人畜并行,互不相擾;垃圾隨地亂扔,甚至堆積成山;來往車輛隨時隨地可以停下,紅綠燈早已無蹤無影。
          走進小巷,手持槍支的武裝人員隨處可見。內戰(zhàn)期間,軍隊的武器散落民間,現在幾乎家家都有一桿槍,可謂“全民皆兵”了。
          有一次,我和賓館經理談起了耳聞目睹的索馬里“自由”狀況,他沒有直接插言,而是迂回地問我:“你想要索馬里護照嗎?”看我面帶疑惑,他又嚴肅認真地說:“我可以給你辦理,要多少本都行。”接著他又問道:“你想當索馬里總統(tǒng)嗎?”我不禁笑出聲來,他還是一本正經地說:“給報社一點錢,明天報紙就會報道你是總統(tǒng)。這可不是和你開玩笑。”
          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索馬里社會中,沒有組織,缺乏規(guī)矩,大家要活命,就只有“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了。經過十多年的動蕩不安和不規(guī)則的調整組合,如今的索馬里社會已經形成一定的“規(guī)矩”,達到一種暫時的畸形的“平衡”。比如,戰(zhàn)爭摧毀了電力資源,一些小社區(qū)就自發(fā)組織起來“自救”,購買一臺小型發(fā)電機,這使日本和韓國的小型發(fā)電機得以暢銷。戰(zhàn)爭摧毀了國民經濟,政府被推翻,國家機器被砸碎,人們就把政府機關、公共設施、國有資產和個人財產化整為零、據為己有,機場、港口等遭到哄搶后也被自動“私有化”,工廠、學校、醫(yī)院當然也不例外。據說,那些不法之徒先是打砸搶掠,將公共財物搶劫一空,接著就開始挖門窗、揭屋頂,直到糟蹋成殘垣斷壁。對大型建筑物,他們連僅有的墻壁也不放過,還要據為己有,外人、特別是外國人,無錢勿入。
          可以說,索馬里的公共建筑物無一不遭遇被搶劫的厄運,中國大使館和中國援建的國家大劇院也不例外。
          
          走進中國大使館,
          牛犢和孩子結伴相迎
          
          中國駐索馬里大使館、中國援建索馬里的國家大劇院都在老城,相距不足一公里。一天下午,在旅館六名保安荷槍實彈的護衛(wèi)下,我深入老城采訪。老城原是首都最繁華地帶,但戰(zhàn)亂中遭受了最為嚴重的破壞,成了摩加迪沙最危險的區(qū)域。剛一進入老城,保安組長就提醒我不能拍照了,車窗玻璃也要關嚴實。駛近國家大劇院,我看見幾名抱著槍的人員懶散坐在門前吸煙。車停在街道上,保安一再叮嚀我不要下車,他們先與看守人員交涉,以便能夠允許拍照。中國大使館則由另外一支武裝組織占領,拍照需要另行談判。經過近一個小時的討價還價,對方最終將每個建筑物的拍照費從50美元降到40美元,還一再強調,這是給中國記者最優(yōu)惠的價格,如果是西方記者,價錢比這要高出二三十倍,最少不能低于1000美元。
          眼前的國家大劇院已是面目全非,前壁被炮彈炸了個大洞,所有門窗都被挖走,劇院大廳的座椅全部不翼而飛,固定座椅的鋼筋僅剩下半寸多高,墻壁上惟有一幅富有民族特色的繪畫殘存下來。房頂被拆,上面的鋼筋三角架暴露在外,出現斑斑銹跡,高級劇院變成了露天劇場。
          中國大使館的命運似乎比國家劇院好,可能是因為大使館是三層高的大樓。使館的大鐵門依然完好,淺藍色的油漆上銹跡斑斑。步入大門,雙腳如踩在彈簧上,發(fā)出雜亂的響聲,一層厚厚的干樹葉和泥土混合在一起,好像給整個大院鋪了一張大地毯,上面是橫七豎八的干樹枝和各種垃圾。門口兩層樓的接待室已無門窗,空蕩蕩。雙腳尚未邁進,一股臭氣沖鼻而來,接待室已成臨時廁所。
          使館大樓門還算完好,用鐵鏈子鎖著。室內則灰塵污垢密布。后院堆放著大垛垃圾,幾乎成為小山丘,當地孩子不時上上下下玩耍。一根斜系著的繩子上曬著衣服,一名懷抱嬰兒的中年婦女站在門前,正叫喊著在墻角漫游的一頭牛犢和兩個孩子。看到陌生人走來,牛犢抬頭望著,孩子們也停住腳步。三樓的陽臺上,不時有人來回走動。據介紹,一名軍人攜家人已將中國大使館變成了他的“官邸”,拒絕陌生人進樓觀看。
          這就是中國駐索馬里大使館。環(huán)繞大樓一周,細觀一番,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和感慨。
          
          “望洋興嘆”,何以出現海盜
          
          索馬里是“自由”的,從陸地到海洋,無政府無管理,一切都顯得那樣隨心所欲。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不守規(guī)矩的外國船只也趁火打劫,混水摸魚。他們把船只開到索馬里的近海捕撈,事半功倍,滿載而歸,因為索馬里海域盛產金槍魚等名貴海產品;他們把有毒物質和垃圾運到索馬里近海任意傾倒,因為無人問津無人管理。目睹這種情形,索馬里漁民最初只能“望洋興嘆”,后來就自發(fā)組織“執(zhí)法”隊伍,懲罰那些外國船只,維護本國的海洋利益,這就是海盜的雛形。
          索馬里民族具有自己的典型特征:當外敵侵犯時,他們能夠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保衛(wèi)自己的家園和國家利益。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遭遇的“索馬里綜合征”就是例證。我在2004年兩次采訪索馬里時,談到這一情況,索馬里人普遍認為,即使在他們國家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現今,一旦有外敵來犯,他們也會團結起來槍口對外。正因為如此,當靠近索馬里海岸的外國船只越來越多時,海盜的規(guī)模也隨之水漲船高。
          戰(zhàn)火連綿、民不聊生的殘酷現實逼良為盜,也迫使一些人鋌而走險,加入海盜的行列。在索馬里采訪時,每次都需要持槍保安護衛(wèi),可當我為那些小伙子照相時,或提出與他們合影留念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擺手搖頭,原因是“我們本意并不想干這一行,這是為了生計而被迫為之的臨時職業(yè),誰也不想讓外人看到現在這一形象。我們的國家和平穩(wěn)定了,我們肯定不會再干這一行了”。保安與海盜,一個在陸地,一個在海上,除收益差別外,心態(tài)是相同的。
          當然,巨大的利益誘惑、新貴的生活方式也強烈地吸引著一些年輕人走上賊船,搖身一變成為海盜。索馬里北部半自治的邦特蘭省港城博薩索是海盜活動頻繁的地方,一名當地商人這樣談論海盜:“他們很招搖――開名貴的跑車,用價格不菲的手機和電腦,住寬敞的豪宅,娶漂亮的妻子。”不言而喻,海盜是一個暴利行業(yè)。一些年輕人看到自己的同齡人過著這種一擲千金的貴族生活后,就搶著來分一杯羹。
          現代化的通信設施、先進的武器裝備使海盜常常能夠出其不意地屢屢得手大獲全勝,海盜的隊伍于是不斷壯大。海盜擁有自動步槍、火箭筒、全球定位系統(tǒng)、衛(wèi)星電話甚至雷達。他們駕駛著用漁船改裝成的“母船”,在極其隱蔽的情況下用船上裝載的快艇發(fā)動襲擊,出其不意地使襲擊目標成為網中之魚、翁中之鱉。海盜使用的這些先進武器,在今日的索馬里很容易就能買到。
          陸地上的無政府狀態(tài)、大海上的無人管理,稱王稱霸而無后顧之憂,花天酒地而不問“今夕是何年”,這一失常的社會秩序和變態(tài)的生活方式促使海盜的隊伍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海盜成為索馬里惟一“繁榮興旺”的“產業(yè)”。索馬里目前海盜總人數在1100多名以上。據東非海員援助組織稱,在亞丁灣一帶目前就有1000多名海盜活動,而2005年僅有100多人。據國際海事局等機構統(tǒng)計,今年在索馬里海域發(fā)生的海盜襲擊船舶事件有100多起,相當于去年的三倍,其中有40艘船被劫持。據推算,海盜今年獲得的贖金總額累計已達3000萬美元。
          
          談論海盜,索馬里人情感紛亂
          
          如何看待這一奇特的海盜現象,索馬里人心情復雜。一方面,他們普遍認為海盜現象產生的初衷是無可厚非的,可發(fā)展到今天這樣無法無天、橫行霸道讓人難以接受;另一方面,他們覺得海盜為個別地方帶來了經濟繁榮,“海盜產業(yè)”也讓處于戰(zhàn)亂中的一小部分人得到實惠。而海盜們則自認為是“英雄”,“這樣做是為了擺脫貧困。劫持船只不是非法行為,我們不過是在收過路費,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控制自己海域的中央政府”。
          不管索馬里人怎樣看待自己國家的海盜現象,自從索馬里海盜制造了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船舶劫持事件――在肯尼亞外海約450海里的地方劫持了沙特超級油輪,海盜現象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和憤怒。為打擊索馬里海盜,多國軍艦云集亞丁灣……然而,海盜問題的根子不在海上,而在索馬里國內,沒有這個國家的和平穩(wěn)定,海盜也就不會自然從海上絕跡。
          索馬里海盜現象,需要全球為之會診。多方協(xié)調、共同努力實現索馬里的國內和平,才是最終解決海盜問題的惟一出路。否則,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式的打擊措施,實難解決根本問題,也不可能長期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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