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電影,北斗插曲【民主進行曲】

　　民主是人類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卻不是一次性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甚至也不限于某一個地方。民主的大樹從破土而出到枝繁葉茂，足足花了25個世紀。每當談到民主的起源，人們?nèi)詴�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遙遠的古希臘和古羅馬。
　　
　　面朝大海，民主花開
　　
　　古希臘由包括雅典、斯巴達在內(nèi)的數(shù)百個獨立城邦組成，并非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每個城邦都有自己的疆域和自治權(quán)。大約在公元前507年，面朝愛琴海的雅典采用了一種民選政府的制度，盡管兩個世紀后雅典被馬其頓征服，但是雅典創(chuàng)造的民主卻留傳下來。
　　與此同時，在古羅馬也出現(xiàn)了與雅典相似的民選政府。羅馬最初也只是個小城邦，當它征服周邊許多地方后，羅馬政府甚至也將公民權(quán)賞賜給那些位于邊遠地區(qū)的臣服者，然而，由于傳播和制度設(shè)計的缺陷，當中絕大多數(shù)人并不能真正以公民的身份參與管理――因為作為權(quán)力中心的公民大會在羅馬廣場上，雖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但是，對于那些居住在帝國圓周上的公民來說，親自到羅馬廣場議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簡單說，這里涉及“權(quán)力半徑”和“民主半徑”的問題。一方面，帝國的戰(zhàn)車可以輕易抵達邊境，畫出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力半徑，另一方面，由于沒有發(fā)明建立在民主選舉之上的代議制政府體制，也沒有便捷的交通和足夠大的廣場，民主半徑則只能緊緊圍繞著羅馬城，處于一種萎縮狀態(tài)。其實，現(xiàn)代國家也仍然需要解決權(quán)力半徑與民主半徑如何重合的難題。
　　
　　顯而易見，無論古希臘還是古羅馬，當時的民主只具雛形。雅典政府的核心部門是公民大會，每個公民都可以參與其中選舉重要的官員；至于其他的公職人員的遴選，則是通過抽簽產(chǎn)生。據(jù)說，按人口密度計算，理論上每位公民一生都會有一次機會當官，有點“村長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味道。
　　有人或許會問：中國有沒有民主資源?答案應(yīng)該是肯定的。在中國還沒有長成秦朝這個大一統(tǒng)的國家以前，民本思想也曾經(jīng)空前繁盛。孟子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或許可以解釋為“人權(quán)高于主權(quán)，主權(quán)高于政權(quán)”的古代版。只可惜星火不曾燎原，民本的種子終于被飛鳥銜走，變成歷史的有機肥，卻始終沒有長出民主制度的大樹。
　　
　　積極公民與消極公民
　　
　　必須承認，民主的發(fā)展同樣是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畢其功于一役的民主．在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即使是那些今日看來玉樹臨風的民主國家，其公民權(quán)的普及同樣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拉拉扯扯。
　　如美國1776年《獨立宣言》就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但事實上這里的“人”并不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甚至未包括占人口半數(shù)的婦女。美國廢奴運動持續(xù)了近90年，最終還是通過內(nèi)戰(zhàn)，黑奴才成為自由人。直到三四十年前《民權(quán)法》通過，黑人的公民資格才得到真正的承認。
　　同樣，公民權(quán)的普及在人權(quán)與人道主義故鄉(xiāng)的法國也有著相同的坎坷。1791年法國憲法僅賦予450萬人以選舉權(quán)，不到當時法國人口的1／5。盡管該憲法以《人權(quán)宣言》為序，名義上取消了等級，卻又采取政治隔離政策將公民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凡不符合財產(chǎn)規(guī)定的消極公民都沒有選舉權(quán)和被選舉權(quán)。
　　盡管政治平等的原則在1789年已經(jīng)被法國的“公民們”接受，然而事實上，包括盧梭本人在內(nèi)，沒有哪位啟蒙思想家贊同一人一票。顯然，此時的權(quán)利更多是面向經(jīng)濟意義上的有產(chǎn)者，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公民。專事普選史研究的法國著名學者羅桑瓦龍在《公民的加冕禮》里寫到：此時的社會更像個大企業(yè)，積極公民就是社會大企業(yè)的股東，他們具有投票權(quán)，而消極公民則是那些被排除在政治權(quán)利之外的人。
　　大革命前后占法國人口1／12的家仆是沒有選舉權(quán)的。在許多人看來，他們沒有主見，而且，既然主人已經(jīng)去投票了，他們的投票就只能是重復(fù)票，仿佛他們是不知權(quán)利與思想為何物的“鸚鵡公民”。當然，有一點似乎是“公平”的，既然沒有選舉權(quán)，他們也不必納稅。梭羅因為抗稅而引起的那些麻煩事倒也免了。
　　此外，“流放家中”的婦女同樣沒有選舉權(quán)。甚至像盧梭這樣自稱被人類拋棄了的平等派，依舊認為婦女不過是“有缺陷的男人’，解放婦女只會使婦女墮落。
　　如羅桑瓦龍所指出，此時“就婦女的地位本身而言，在人類學上沒有完成；就家庭的認識而言，在社會學上沒有完成。”在這個“情欲放縱悖論也放縱”的世界，一方面男人們熱烈地追求女人的愛戴，并自稱是愛女人的，另一方面卻又讓她們手無寸權(quán)。直到1801年，法國甚至還出現(xiàn)了禁止婦女讀書的法案。“理性希望每種性別各在其位……理性希望婦女保持禮儀方面的優(yōu)勢，不要向往政治方面的優(yōu)勢�！憋@然，這里的理性是瘋癲，這里的禮儀是花瓶。
　　英國也不例外。17世紀中葉，英國“平等派”戰(zhàn)士為了實現(xiàn)成年男子普選權(quán)甘愿把牢底坐穿，然而即使到了19世紀，平等邏輯仍只是對少數(shù)人才有效。一則來自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資料表明，平等派運動結(jié)束近200年后的1831年，英同20歲以上投票人數(shù)的比例仍只占總?cè)藬?shù)的4．4％，直到1931年，這個比例才擴大到97％。從平等派起義到97％的投票率，英國足足花了300年時間。
　　
　　眼鏡蛇不是鴿子
　　
　　為什么實行民主?21世紀的今天，在經(jīng)歷無數(shù)歷史的磨難之后，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出許多理由。比如，民主可以避免暴政，可以保障國民基本權(quán)利、普遍自由、獨立思想，可以讓人性在寬闊舒展的環(huán)境中健康成長，可以讓社會在政治平等的條件下走向和平與繁榮，等等。不民主的惡果同樣顯而易見。在極端的年代，“意識形態(tài)屠殺”和“種族屠殺”一起將人類推到了苦難的極致，使人類文明瀕臨破產(chǎn)。
　　從1789年美國建立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到今天全世界60％以上的國家實現(xiàn)民主化，民主的大發(fā)展是顯而易見的。當然，世界上不乏民主國家，同樣不乏“冒牌民主”國家。
　　遙想薩達姆先生當年手握槍桿、威風凜凜，甚至要為美國窮人捐款時，伊拉克是何等的民主與團結(jié)!伊拉克民眾不但可以參加選舉，而且還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萬眾一心地投獨裁者的贊成票。全票當選?真可謂“給民主一個機會，還領(lǐng)袖一個奇跡!”然而，誰都知道，此時的投票不過是槍桿子指揮筆桿子交朝廷作業(yè)。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么在美軍壓境時，這個全民擁護的總統(tǒng)先生，竟無人救駕，甚至忠心耿耿的共和國衛(wèi)隊也都用腳投票――跑光了。
　　對于這種冒牌民主國家，羅伯特?達爾在《論民主》中這樣評價：“一條眼鏡蛇不會因為它的主人說它是鴿子它就成了鴿子。無論一個國家的領(lǐng)袖們和宣傳家們說得多么動聽，只有當它具備了民主所必需的全部政治制度，這個國家才有資格被稱為民主國家。”
　　
　　暴君與群氓
　　
　　沒有民主的推動，就不會有真正的憲政；沒有憲政的堅守，也不會有可持續(xù)的民 主。今天我們不難理解民主與憲政之間有著怎樣緊密的聯(lián)系，憲政約束但不反對民主，它鞏固和加強民主體制。
　　然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包括盧梭、潘恩和杰斐遜在內(nèi)的時代風云人物都認為民主與憲政水火不容――因為憲政強調(diào)現(xiàn)在對過去的某個靜止狀態(tài)的遵循，而民主則更多是著眼于未來，關(guān)系到變化與進步，具有一個動態(tài)的視角。
　　反對憲政的民主主義者認為憲政是死人設(shè)計出來的，而民主卻是活人參與的。如果人們在追求民主的同時，卻要服從憲政的條條框框，那么就這無異于做了一場“蝴蝶夢”，讓活人接受死人的管束，讓死人折磨活人。正因此，憲政被視為死人統(tǒng)治活人的工具。主張“每一代人都要來一場新的革命”的杰斐遜相信憲政是反民主的――“地球是活人的天下，不是死人的天下”。言下之意，接受憲政就意味著今人坐古人的牢。
　　與此針鋒相對的是，反民主的憲政主義者則相信民主是一種“暴民的統(tǒng)治”，其最后的結(jié)果是走向無政府主義。由此出發(fā)，憲政主義者的理想是打造一個公正有序的政府。
　　然而，這種對立并非不可救藥。歷史的風云際會使人們漸漸達成一個共識：民主將受到憲政保護并使后者有尊嚴地運轉(zhuǎn)。顯而易見，有的轉(zhuǎn)型國家之所以像微軟推出Windows新版本一樣馬不停蹄地修憲，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在憲法制定過程中沒有充分吸納民意，并獲得一個實用的、具有前瞻l(fā)生的法律文本。
　　在民主與憲政的理論融合方面，佛羅倫薩政治學家布隆代爾曾有深刻挖掘。在他看來，憲政與民主實際上分別代表了對人類兩種天性的防范與弘揚。憲政所面對的是人l生悲觀的一面、惡的一面，憲政的目的就是通過制度建設(shè)約束人類。相反，民主所面對的則是人性樂觀的一面、善的一面，民主主義者相信通過民主參與人類將擁有美好未來。他們相信，這個美好未來掌握在多數(shù)人手里。
　　今天，當我們回顧人類歷史，最大的悲哀或許就是，我們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里的時候，結(jié)果少數(shù)人成為了暴君；而當多數(shù)人成為“烏合之眾”時，群氓的非理性同樣制造了災(zāi)難性的后果。
　　簡而言之，民主與憲政并非一對天然矛盾，它為人性的善惡而設(shè)，其目的就在于“阻惡揚善”。人們通常以為，憲政的目的存于限制公權(quán)、保障民權(quán)，理解這一點并不難。但是憲政的作用并不止于此，因為它不僅要限制公權(quán)，同時也要為民主設(shè)一個底線，防止出現(xiàn)“多數(shù)人的暴政”。
　　殊途同歸的是，無論是限制“唯一政府”還是限制“多數(shù)民眾”，無論是立足憲政還是民主，一切目的莫不都是為了保護具體的個人，使其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免受來自政府與社會的侵害。
　　
　　社會的成長
　　
　　“人類作為社會和政治的存在，必須要有功能正常的社會，正如人類作為生物的存在，必須要有空氣以供呼吸…--沒有人會把船只失事時一群無組織、驚恐奔跑的人叫做一個‘社會’。那兒盡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會。事實上，這種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于社會的崩潰；而克服這種恐慌的唯一途徑，是要用社會價值觀念、社會紀律、社會權(quán)利和社會組織來重建一個社會�！报D―德魯克如是說。
　　無疑，民主不只是選舉，不是幾年趕一次集匆匆投票了事。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民主的意義更在于培育與促進社會的成長。21世紀的今天，當中國人開始意識到“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時，我們同樣看到，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功能正常的社會，而沒有“社會”，“社會主義”從何談起?
　　民主國家社會力量的強大是有目共睹的。以美國為例，除了由國家政黨、總統(tǒng)政治以及官僚機構(gòu)等操持的“政治”外，還有一種廣泛存在于街坊鄰里之間的民主。如果說前者是吸引眼球的“華而不實的想象”，它使公民成為旁觀者而不是腳踏實地地參與，那么后者則更像是“后院里的革命”，雖然悄無聲息，卻在一點一滴地哺育這個國家，小河有水大河滿。
　　社會民主無疑是民主生活最重要的組成，它與政黨政治一起構(gòu)成民主生活的兩翼。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談到，貴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從農(nóng)民到國王，結(jié)成一條長長的鎖鏈，而民主制度則打斷了這條鎖鏈，使其環(huán)環(huán)脫落。當社會進人散兵游勇般的陌生人狀態(tài)，沒有人能夠單槍匹馬維護自己的自由。為此，社會必須在獨立中合群，重新組織以求自治。
　　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看到今日美國活躍著百萬余非營利性組織，它們的活動不僅為美國貢獻了1／10的國民生產(chǎn)總值，而且成為美國最大的“就業(yè)機構(gòu)”。
　　
　　民主與社會主義
　　
　　今天的中國，如何重新評價民主社會主義?推崇者認為中國過去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批判是“唯我獨革”、“唯我獨社”、“唯我獨馬”的僵化思維，不能以開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吸納世界，其結(jié)果是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窄。
　　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日前在《炎黃春秋》上撰文指出，一個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中國制度不能夠阻止把50萬人打成右派，不能阻止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瘋狂，當“文化大革命”廢止中國憲法，停止議會活動時，中國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謝韜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tǒng)，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民主社會主義在哪?不少人將目光投向了以北歐為代表的福利國家實行的社會民主主義。這種制度在政治體制上強調(diào)民主。與西方其它國家一樣有條共同的民主底線，與此同時，在經(jīng)濟上比較照顧弱勢群體的利益。此外，中國曾經(jīng)取經(jīng)的“新加坡模式”也是一種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新加坡前副總理拉賈拉南總結(jié)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上的資本主義。新加坡本土學者認為，新加坡模式更像是一種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融合，即利用資本主義手段去創(chuàng)造財富，通過社會主義方法來分配財富。
　　反對派則將民主社會主義的矛頭直接指向前蘇聯(lián)的“破產(chǎn)”，他們認為短短6年的時間，戈爾巴喬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會主義”非但沒有給蘇聯(lián)百姓帶來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導(dǎo)致亡黨亡國，政治上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爭論歸爭論。其實無論是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都應(yīng)有一個共同底線。如秦暉先生所說，共同底線是個不可妥協(xié)的領(lǐng)域，簡言之就是“權(quán)界要劃清”、“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權(quán)責要對應(yīng)”。顯而易見，在威權(quán)主義、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泛濫時是沒有這種“共同底線”的，因為它們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自由。
　　為此，不妨關(guān)注―下最近發(fā)生的“土耳其大選風波”。由于遭到維護世俗勢力的土耳其軍方的抵制，5月1日，土耳其憲法法院以議員出席人數(shù)不足為由，宣布大國民議會4月27日進行的第一輪總統(tǒng)選舉投票結(jié)果無效。此前軍方暗示可能因為反感總統(tǒng)候選人居爾的妻子戴頭巾要政變。顯然，無論軍隊多想維護世俗政體，也不能以踐踏民主 為代價，因為懲罰政府的職責在選民，而非軍隊。《經(jīng)濟學人》為此發(fā)表封面文章《為土耳其之魂而戰(zhàn)》，說到底也是為了守住一個國家的共同底線。
　　
　　好東西?壞東西?
　　
　　民主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相關(guān)爭論由來已久。從民主在雅典生根發(fā)芽，到羅馬共和國的建立，25個世紀以來的民主歷程不可不謂艱難困苦。有史料記載，斯巴達的民主其實比雅典還要早100年，只不過中途夭折，從此以專制的面目跳上歷史的擂臺。
　　20世紀，民主更經(jīng)歷了前所未有的慘敗，其被專制政權(quán)取代的例子不下70起。直到20世紀下半期，伴隨著蘇聯(lián)解體與柏林墻的倒掉，局面方有所改觀。在民主浪潮“第三波”(亨廷頓語)的席卷之下，在某些地區(qū)非民主國家變成了被民主國家包圍的“飛地”。
　　如羅伯特?達爾所說，“所有對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煙消云散，蛻變成稀奇古怪的殘存物，要么退出原來的領(lǐng)域，龜縮進它們最后的堡壘中去。”20世紀，不僅讓建立在排他性參政權(quán)之上的中央集權(quán)君主制、世襲的貴族制、寡頭制在人們眼里喪失其合法性，同樣讓那些披著進步馬甲的反民主體制消失在給人類帶來深重災(zāi)難的戰(zhàn)爭廢墟里。
　　民主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用于改善自己命運的工具，當然并非全能。如有學者指出，民主化并不必然帶來經(jīng)濟增長、社會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諧、自由市場及“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jié)”，更不可能導(dǎo)致弗蘭西斯?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jié)”。然而，民主政權(quán)有著良好的自我糾錯能力和自組織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考慮產(chǎn)油國，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裕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而幾乎所有最窮的國家，除了印度及其他一兩個特例外，都是非民主國家。
　　無論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民主首先是個為人所用的“東西”。今天，歷史翻過極權(quán)的一頁，從價值理性上說，絕大多數(shù)人都相信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是，從工具理性上說，認識到民主在一定條件下會變成“壞東西”，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畢竟希特勒是通過競選握住了第三帝國的權(quán)柄。
　　認識到民主是個“好東西”，所以人們不惜冒險犯難，堅守民主的價值；同樣，認識到民主可能衍生出“壞東西”，民主才有進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
　　民主進步史，就像飛機發(fā)明史。我們不能因為偶有飛機失事而否定人類的飛行理想。時光永遠流逝，不難想象，后人站在未來觀看我們，就像我們坐在波音寬敞舒適的機艙里透過云層回望1903年萊特兄弟制造的“飛行者1號”一樣。今天，我們看到了雅典民主的粗陋，也在漫長的時光長河中見證今日民主獲得了怎樣的成長。作為工具，民主并非十全十美，可以不斷進化與修正；作為價值，我們看到的則是人類想飛的信念始終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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