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筆記》事件】 死亡筆記l的真名

        發(fā)布時間:2020-03-16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在中小學生中流行許久的“死亡筆記”終遭查繳。5月25日,全國“掃黃打非”辦下發(fā)通知,要求各地開展一次為期一周的查繳日本漫畫《死亡筆記》等恐怖類非法出版物專項行動。   《死亡筆記》,特別是由這本漫畫延伸出來的“死亡筆記本”遭到了許多教育工作者和專家的口誅筆伐。在媒體相關報道中,常出現(xiàn)這樣的畫面:
          幾個月前,王女士給上初一的兒子收拾房間時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本黑乎乎的筆記本,封面上寫著“DEATHNOTE”,打開來一看,里面寫的內(nèi)容讓她手腳發(fā)軟――“2007年4月21日上午9點,馮××去超市買水,被汽車撞飛,當場斃命!薄拔艺娌桓蚁嘈,一向不愛說話文文靜靜的兒子會寫出這么可怕的東西……”王女士哽咽著說。
          目前,江蘇、上海、河南、廣西、新疆、福建、湖北、四川、重慶、廣東等地的文化執(zhí)法人員均已查獲大量非法出版的《死亡筆記》以及“死亡筆記本”,全同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中小學周邊的相關店鋪進行了拉網(wǎng)式清查。可以預料,在短時間內(nèi),它將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
          
          病態(tài)而過激的正義
          
          《DEATH NOTE》(死亡筆記)是2003年12月開始在日本《少年Jump周刊》連載的心理懸疑漫畫作品,至今累計發(fā)行近千萬冊。這部由小佃健創(chuàng)作的漫畫在一些漫畫迷中反響熱烈。近兩年被翻拍成同名電影,被許多中國“DN迷”所推崇。
          夜神月是個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他為人正直,希望所有罪犯都得到應有懲罰。然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并不如其所愿。當罪大惡極者可以通過法律內(nèi)外的各種途徑逍遙法外,他終于意識到法律的正義是有限的正義,并在絕望中扔掉了《六法全書》(日本收載現(xiàn)行主要法律的書籍)。就在這個時候,一本黑色封面的筆記本不約而至,闖進夜神月的生活,筆記本上赫然寫著“DEATH NOTE”。“使用說明”告訴他只要名字被寫在上面的人都會死。盡管不相信,夜神月還是在筆記上記下了在電視里看到的誘拐殺人犯的名字。沒想到,第二天那個男人果然暴死在監(jiān)獄里。一切似乎都應驗了,如筆記本上所說,一個人名字被寫上以后,會在40秒內(nèi)因心臟麻痹而死。神奇的力量突如其來,夜神月斷定自己將可以借助這本死亡筆記簿伸張人間的正義,實現(xiàn)平生理想――“我要用死亡筆記徹底改變這個世界!我要成為新世界之神!”
          于是,憑著父親是警察的便利,夜神月開始有計劃地“筆殺”從警局檔案室里查到的壞分子,以及那些在電視新聞或者他在生活中遇到的為非作歹者。夜神月驚奇地發(fā)現(xiàn),這個筆記簿不僅可以讓人死亡,而且讓他們按照自己預設的方式和步驟死亡。
          
          中國人抱怨:“修橋補路瞎雙眼,殺人放火子孫全”。作為罪惡的終結(jié)者,夜神月認為只要有了死亡筆記這個正義之簿,乾坤會在他的筆底倒轉(zhuǎn),因為“誰都不做壞事的話,世界就會向好地方發(fā)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代替死神行刑若干次之后,權力給予這個中學生的迷醉顯然遠遠高于他對正義追求的渴望。所謂“身懷利器,殺人自起”、“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為了與警察斗智斗勇,他不惜殺死了追查兇手的警員,甚至連自己的女友都不放過。故事由此展開,直到夜神月最后被逮捕歸案。
          以筆殺人,代行人間正義。夜神月的扮演者藤原龍曾經(jīng)主演過以殘酷著稱的電影《大逃殺》,當被問到如果有這樣一本死亡筆記會否像主人公那樣使用時,藤原龍的回答是干脆利落的“不”字。在他看來,夜神月所追求的是一種病態(tài)而過激的正義。
          
          反烏托邦
          
          古往今來,人類在心靈上向往一個美好的世界。為實現(xiàn)它,人們將其訴諸理性,于是便有了琳瑯滿目的烏托邦實踐。從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到善男信女眼里的天堂,從莫爾的烏有之鄉(xiāng)到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個中悲喜,牽動整個人類歷史。
          哲學家尼采說:大家一起去做超人。不過,接下來的問題,當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擁有了近乎上帝的權力,可以清除人世間的所有“垃圾”,為世界做“排毒養(yǎng)顏”,他們又將如何運用自己的權力?以及,如何避免文明的馬車在暴戾的驅(qū)趕下翻轉(zhuǎn)或如伏爾泰所警示的“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
          20世紀既是人類“真刀實槍”實踐烏托邦最瘋狂的世紀,同樣是反思烏托邦最深刻的世紀。關于后者,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扎米亞京的《我們》,所有這些反烏托邦作品,無不都是在理性與心靈層面讓人類重新同到了大地,放眼一點一滴的改造。
          沿著這根邏輯鏈條,如果我們能夠以“權力批判”或“正義論”的角度來理解《死亡筆記》,就不難發(fā)現(xiàn),《死亡筆記》不但不是荒誕不經(jīng)的恐怖題材,反而是一部嚴肅的反烏托邦作品,意創(chuàng)筆隨,令人深思。
          權力用到極致,就是讓一個人在肉體上消滅。既然《死亡筆記》是在批判權力,那么死亡便只是一種隱喻。事實上,世界電影史上的著名影片,許多便是與死亡有關。
          比如,在《第七封印》這樣的作品里,死神更是從片頭搖晃到片尾,甚至還會親自跑去鋸樹,好讓死期將至又自覺高人一等的演員從樹上掉下來摔死。
          
          “死亡通知”
          
          在媒體跟進的相關報道中,《死亡筆記》被簡化為:主人公從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筆記》,只要在上面寫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種方式在什么時間死去,就會讓這個人在指定的時間內(nèi)以指定的方式死亡――這似乎也是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死亡筆記本”的主要功用。
          也有人認為,《死亡筆記》挑動學生“復仇”。漫畫《死亡筆記》和孩子們手中的死亡筆記本因此變成了“巫毒娃娃”,變成了一個詛咒的道具。有關方面的判斷是:“非法出版物”《死亡筆記》中包含了神秘主義、死亡、報復等諸多內(nèi)容,這些黑色感情將對孩子幼小心靈產(chǎn)生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嚴重影響孩子的人格發(fā)育。未成年人看后會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響,從而走向頹廢、死亡甚至報復,會產(chǎn)生不著邊際的幻覺。
          “這是孩子們承受過大壓力的外在宣泄。”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尹韻公認為,我們的教育有些忽視了對學生排解壓力的引導和關切。面對激烈的升學競爭拼命學習,遇到壓力卻沒有合適的宣泄途徑,因此很容易受到一些非積極宣泄方式的誘惑。
          北京市精神文明辦公室未成年處副處長李建國表示,如想讓“死亡筆記”乃至更多的不健康游戲銷聲匿跡,需要從兩方面抓起,一方面加強對市場的管理,徹底切斷這些不良物品的來源,另一方面更要逐漸改善學生受教育的環(huán)境。
          另據(jù)《?谕韴蟆穲蟮溃瑸轫憫霞売嘘P部門的號召,海南省組織播放“愛國主義影片”狙擊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筆記》。為大、中、小學生提供豐富多彩的電影文化大餐,掀起一個看愛國主義電影、抵制腐朽思想的高潮。
          然而,既然有關部門認為《死亡筆記》 影響的只是未成年人,那么就應該建立起一種分級體制,保留成年人享用這些文化產(chǎn)品的權利。當然,分級的條件是我國合法引進了《死亡筆記》,而非目前的非法也即盜版狀態(tài)。人們并不反對對“非法出版物”的查繳。
          但問題似乎并不止于此。人們注意到,即使是在實施了電影分級制度的日本,《死亡筆記》的電影仍是G級,即大眾級。該級別的電影內(nèi)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沒有裸體、性愛場面,吸毒和暴力場面非常少,對話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經(jīng)常接觸到的。
          雖然中日兩國傳統(tǒng)對“死亡”的理解有差異,但為什么該片到了中國后竟然成了“毒藥”?差異真的這么大?相關行為仿佛是從準備自殺的孩子手里搶奪藥瓶子,究竟是中國孩子過于脆弱,還是中國大人過于敏感?
          
          “貞潔城堡”
          
          1973年,墨西哥著名導演奧圖魯?利普斯坦曾經(jīng)拍過一部名為《貞潔堡壘》的電影。據(jù)說該片改編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爾?利瑪靠著制售老鼠藥為生,為了避免外面“骯臟世界”的污染,他紀律嚴明,從不讓妻子和3個孩子走出家門半步。整整18年,為了這個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純潔”,他甚至將3個孩子的名字分別改為“將來”、
          “烏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將包辦孩子的精神、思想與未來。
          顯然,利瑪將自己對外面世界的恐懼強加給了自己的孩子。這種例子很多,套用心理學上關于“恐怖癥”的一些理論描述,在此不妨稱之為“戶外恐怖癥”或“開放恐怖癥”。前兩年,有則關于“母愛”的新聞足以令人悲嘆:哈爾濱一個叫姜濱藍的母親,因為害怕自己和女兒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與傷害,于是釘死房門足不出戶,與女兒一起過了15年與世隔絕的日子。
          在這個父母掌握了一切話語權的世界里,具體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經(jīng)驗沒收孩子的經(jīng)驗,用自己的知覺代替孩子本可自主理解這個世界的知覺。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腦,而且只能作為大人肢體的延伸而存在。
          當媒體大張旗鼓地宣稱《死亡筆記》“入侵校園”,我們是否同樣受到“文化恐怖癥”的干擾?在貞潔程序啟動之時,一方面,孩子被放進“貞潔堡壘”隔離,另一方面,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在保護孩子時,實際上連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給剝奪了。
          如上所述,在文化與價值被包辦的社會里,每個人都是未成年人。當政府以國民監(jiān)護人和心靈導師出現(xiàn),這個國家其實是永遠長不大的國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樣一種角色才顯得尤其重要。
          比如,在家長與學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業(yè)中越俎代庖?我們在為孩子制造一個貞潔世界時,是否真的體認了孩子的感受?去年,有文化官員指責觀眾帶著一種扭曲的心理在觀看超女――然而,子非魚,安知魚之心理扭而且曲?
          顯然,對于一個國家文化心理的成長來說,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讓公民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環(huán)境中成長,而不是與外面“骯臟的世界”的絕對隔離。事實上,這也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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